中國學者關于淮海地區研究簡史（宋以前）
周運中
《尚書·禹貢》：“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海維揚州”。《禹貢》不是禹的作品，而出自東周人的偽託。《禹貢》認為東海（今黃海）、淮河和泰山之間的部分是一個大區，淮河和東海之間的部分是另外一個區域，淮河是天然的界限。但是西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一段有名的議論中說道：“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他沒有把南北界綫定在長江或淮河，而是把江淮之間的區域看成一段模糊的邊界。實際上今天江蘇省所在地區幾千年來一直是文化過渡區，從東南部蘇州典型的吳文化區到西北部徐州典型的中原文化區，中間的文化是在不斷過渡中的，我們可以把這片過渡地區稱為淮海地區。
西漢的徐州大致是今日江蘇省北部和山東省東南部。東漢、曹魏和西晉的徐州北界比東漢南縮，東晉後不斷縮小，到南北朝末期只有今天徐州市區附近大小。隋朝統一後，又曾經劃分九州，《隋書·地理志》把彭城、魯郡、琅邪、東海、下邳五郡看作徐州，把漢晉時屬于徐州的隋代江都郡地列入揚州。實際上不管是哪一種徐州，都只是一個政區，而非文化區，因為《史記·貨殖列傳》把今日江蘇省除徐州市、豐縣、沛縣以外的地區稱為東楚，并且說：“朐、缯以北，俗则齐。”朐縣在今江蘇省連云港市，繒縣在今山東省蒼山縣，那時的東楚和齊兩個文化區的界綫剛好大致就是今日江蘇省和山東省界綫。所以，本文的淮海地區不等于漢、唐間的徐州，大致相當于今江蘇省北部。
一，古代研究文獻
本地區明清以前的方志無存，可以參考劉瑋毅的《漢唐方志輯佚》和王謨的《漢唐地理書鈔》。明清留存至今的方志可以參考《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該書記錄全中國各地收藏的地方志，明清的方志里有殘存的宋元方志片段。[①]很多明清地方志已經影印出版，其中和本地區有關的重要方志叢書有：《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中國方志叢書》、《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稀見中國地方誌匯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故宮珍本叢刊·江蘇府州縣志》。[②]
古代地方叢書有冒廣生輯《楚州叢書》二十三種、陳恒和輯《揚州叢刻》二十四種、韓國鈞輯《海陵叢刻》二十種（見《中國叢書綜錄》[③]），最近江蘇省、揚州市、淮安市都出版了地方文獻叢書，[④]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
清代人關于本區地理的考證文章已有很多收錄在《清人文集地理類彚編》里，京杭運河江蘇段的史料也已經彚編。[⑤]
二，考古研究資料
金石資料可以參考最近出版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歷代碑誌叢書》，簡牘資料可以參考《中國簡牘集成》。近幾十年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有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可以參考《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書刊目錄索引及概要》、《文物五百期總目索引》的江蘇部分。[⑥]
將軍崖巖畫（《連云港將軍崖巖畫遺跡調查》，《文物》1981年第7期）是中國東南地區極少的巖畫之一，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李洪甫有《將軍崖巖畫遺跡的初步探索》（《文物》1981年第7期），龐樸有《人·鱟·貝——將軍崖巖畫漫筆》（《文物》1983年第1期），《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有蕭兵、蓋山林、陸思賢的三篇文章。
花廳遺址是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和江南地區良渚文化結合的產物，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相關論文有：高廣仁的《花廳墓地“文化兩合”現象的分析》（《東南文化》2000年第9期），欒豐實的《花廳墓地初論》（《東南文化》1991年第1期）、《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匯聚點——讀〈花廳——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文物》2004年第4期），黃建秋的《花廳墓地的人類學考察》（《東南文化》2007年第3期）。
藤花落在連云港市云臺山之間的谷地，是中國少見的濱海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址，參見《江蘇連云港藤花落遺址發掘紀要》（《東南文化》2001年第1期），《2003—2004年連云港藤花落遺址發掘收獲》（《東南文化》2005年第3期）。
尹灣漢簡保存了大量有關行政制度、數術、文學的資料，已有很多研究論文和專著，其中重要的有《尹灣漢墓簡牘》、《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周振鶴《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⑦]
連云港地區其他重要考古成果有：南京博物院的《江蘇新海連市錦屏山地區考古調查和試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3期）、《江蘇邳海地區考古调查》（《考古》1964年第1期）、江蘇省文物工作隊的《江蘇新海連市和東海縣新石器時代、商、漢遺址》（《考古》1961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的《江蘇連云港市海州網疃莊漢木槨墓》（《考古》1963年第6期）、《海州西漢霍賀墓清理簡報》（《考古》1974年第3期）、《江蘇連云港市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考古》1975年第3期）。
徐州地區漢墓的著述有《江蘇徐州漢畫像石》、《徐州漢墓建筑》、《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⑧]
徐州地區重要考古成果有：南京博物院的《1959年冬徐州地區考古調查》（《考古》1960年第3期）、《江蘇徐州十里鋪漢畫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江蘇省銅山丘灣古遺址的發掘》（《考古》1973年第2期）、《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江蘇徐州奎山西漢墓》（《考古》1974年第2期）、《徐州茅村畫像石墓》（《考古》1980年第4期）、《銅山龜山二號崖洞墓》（《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徐州博物館《江蘇新沂瓦窯漢畫像石墓》（《考古》1985年第7期）、《徐州獅子山兵馬俑坑第一次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12期）、《徐州市韓山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9期）、《徐州繡球山西漢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第3、4期）、《江蘇銅山縣荊山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12期）、《徐州市東郊陶樓漢墓清理簡報》（《考古》1993年第1期）、《徐州後樓山西漢墓發掘報告》（《文物》1993年第4期）、《江蘇銅山縣李屯西漢墓清理簡報》（《考古》1995年第3期）、《江蘇徐州市清理五座漢畫像石墓》（《考古》1996年第3期）、《江蘇銅山縣班井村東漢墓》（《考古》1997年第5期）、《江蘇邳州市九女墩二號墩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11期）。
淮陰地區重要考古成果有：南京博物院的《江蘇淮安青蓮崗古遺址古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58年第10期）、尹煥章、張正祥的《淮陰地區考古調查》（《考古》1963年第1期）、《洪澤湖周圍的考古調查》（《考古》1964年第5期）、南京博物院的《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9年第5期）、《江蘇泗洪重崗漢畫像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淮陰市博物館《淮陰高莊戰國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
鹽城地區的重要考古成果有：南京博物院的《江蘇射陽湖周圍考古調查》（《考古》1964年第1期）、江蘇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的《江蘇鹽城三羊墩漢墓清理報告》（《考古》1964年第8期）、陳武坤的《記鹽城縣頭墩西漢木槨墓》（《文博通訊》第23期，1979年）、熊涵東的《江蘇鹽城出土的半兩錢》（《考古》1989年第8期）、建湖縣博物館的《建湖縣沿崗地區出土漢墓群》（《東南文化》1996年第1期）、俞洪順、梁建民、井永僖的《江蘇鹽城市城區唐宋時期的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張明芳的《江蘇鹽城市龍岡商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9期）、鹽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鹽城市博物館的《江蘇鹽城市建軍中路東漢至明代水井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11期）。鹽城市區發現戰國秦漢的錢幣近一萬枚、古代水井300多口，其中戰國到東漢的陶井就不下150口，另附近地區有多個漢墓。
揚州地區的重要考古成果有：龍虬莊遺址考古隊的《龍虬莊：江淮東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9年）、南京博物院的《江蘇海安青墩遺址》（《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胥浦六朝墓發掘隊的《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的《揚州七里甸漢代木槨墓》（《考古》1962年第8期）、《江蘇儀征石碑村漢代木槨墓》（《考古》1966年第1期）、揚州博物館的《揚州邗江縣胡廠漢墓》（《文物》1980年第3期）、《揚州東風磚瓦廠漢代木槨墓群》（《考古》1980年第5期）、《江蘇省邗江發現兩座南朝畫像磚墓》（《考古》1984年第3期）、《揚州城東唐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88年第6期）、《江蘇邗江姚莊101號漢墓》（《文物》1988年第12期）、《揚州邗江縣楊廟唐墓》（《考古》1983年第9期）、《揚州近年發現唐墓》（《考古》1990年第9期）、朱江的《揚州唐墓清理》（《考古》1958年第6期）、吳煒的《江蘇揚州五臺山唐墓》（《考古》1964年第6期）、李則斌的《揚州出土兩方唐墓志》（《東南文化》1989年第4、5期）、揚州城考古隊的《揚州城考古工作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江蘇揚州市文化宮唐代建筑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4年第5期）、姚遷的《唐代揚州考古綜述》（《南京博物院集刊》1981年第3期）。
周曉陸的《秦封泥所見江蘇史料考》（《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研究了西安新出秦代封泥中和江蘇郡縣、鹽政有關的史料。
地域性考古學專著有王迅的《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欒豐實的《東夷考古》，王書主要分夏商周三代論述，又研究了東夷和淮夷的關系，東夷和淮夷的禮俗，欒書也是按時期論述，从舊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欒豐實的《太昊和少昊傳說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認為本地區是太昊氏的原居地，但這只是他的推測，并無確證。另外高廣仁、邵望平的《海岱文化與齊魯文明》涉及本區的北部，這是該地區考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⑨]《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館考古文集》收錄了眾多與本地區有關的考古學論文，羅宗真的《探索歷史的真相》收錄的68篇論文以江蘇地區為主。[⑩]
三，歷史研究
秦漢時期本地區歷史研究不多，因為那時本地區在中國的位置還不是很重要，陳寅恪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揭示了道教與東部沿海地區的關系，陳文總結說東漢的興亡都是青州、徐州濱海地區的妖巫引發的。王子今的《秦漢區域文化研究》上編第五章“濱海文化區與濱海文化”把本地區納入濱海文化區。[11]
魏晉南北朝時期，本地區因為處在南北政權的交界地帶，所以本地區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研究也多了很多。
方詩銘《曹操·袁紹·黃巾》第十四章劉備“爭盟淮隅”研究了漢末徐州的政治史，指出陶謙利用家鄉的丹陽兵統治徐州，但是徐州本土豪族最終扶植劉備當政，劉備因無能而喪失徐州。田余慶的《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一文研究了青州、徐州地區豪霸勢力的始終、曹魏政權與其矛盾演變、廣陵之役的歷史地理背景和客觀作用。王永平的《臨淮步氏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述論》、《漢末流寓江東之廣陵人士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考述》二文關注的是在漢末混戰中遷徙江南的徐州士人與孫吳政權的關系。[12]
章義和的《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一書的第一章“晉末宋初的京口集團”和第二章“青徐集團的始末”和本地區有關，前者研究了“京口（今鎮江市）集團”的興亡以及和劉宋政權的關系，後者研究了“青徐集團”對于宋、齊兩代政治的影響。韓樹峰的《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第一章第三節《“淮蕃海捍，本出北豪”的形成及其破壞》探討了劉宋、蕭齊時青齊豪族南遷淮海後的地位變遷，陳金鳳的《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一書研究范圍也是南北政權的交界地帶，其東部正在淮海地區，該書第四章以宋魏爭奪淮河以北地區為研究中心。李萬生的《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第四章第二節“東魏北齊侵梁”討論了東魏取得淮南的三種情況和北齊取得淮安的曲折過程。[13]
1980年連云港孔望山東漢佛教造像被發現後，很多學者提出佛教從海路來到中國的觀點，榮新江的《陸路還是海路——佛教傳入漢代中國的途徑與流行區域研究述評》（《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認為華東的佛教造像和楚王劉英有關，不是海路傳來。
唐代後期揚州成為全國最繁華的都市，關于揚州的研究也有很多。史念海的《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分為揚州的地理條件、發展過程、最繁榮時期和蕭條四個部分。李廷先的《唐代揚州史考》是關于唐代揚州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該書分十四章，揚州大都督及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的編年占全書一半篇幅，另有揚州城區、農業、手工業、商業、漕運、賦稅、道教、佛教、寺廟、學者和作家、藝術家、詩人等各方面的研究。[14]曲英傑的《揚州古城考》（《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考察了春秋到唐代的揚州城。朱江的《唐人墓志地名錄并注》（《文博通訊》第19期，1978年）、《唐人墓志地名錄（續完）》（《文博通訊》第22期，1978年）考證了唐代揚州江都縣、江陽縣、楊子縣的三十方墓志中的地名，陳彝秋的《唐代揚州城坊鄉里考略》（《揚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利用墓志彚編考證出唐代揚州的46個坊鄉鎮。顧風的《唐代揚州與長沙窯關系新探》（《東南文化》1993年第5期）提出唐代長沙窯的興衰源自揚州的興衰。彭安玉的《隋唐時期江蘇境內經濟的崛起》（胡阿祥主編《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研究了隋唐時期江蘇經濟發展。
入唐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本地區的重要著作，因為圓仁自揚州登陸後，活動于楚州、海州等地，留下了寶貴的記載。中國有顧承甫、何泉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和白化文等修訂校注、周一良審定的日本小野勝年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兩種點校本，其中有關歷史地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徐琛的《圓仁入唐求法通如之旅路綫考》（《東南文化》1995年第4期），本文詳細考證了圓仁在長江口的活動路綫。另李濟滄的《圓仁與李德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記揚州的李德裕》（《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探討了圓仁與李德裕的交往。劉懷玉的《唐代淮安與日本、韓國的交往》（《淮安文史》第10辑，1992年）考證了唐代楚州新羅坊的位置。
何劍明《南唐時期江蘇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論要》（《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考察了南唐江蘇各產業發展，指出南唐時期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奠定了基礎。吳煒的《揚州唐五代墓志概述》（《東南文化》1995年第4期）分概況、墓主籍貫、性別和壽限、墓主和撰文者的身份、從墓主葬地看唐代揚州三縣的地域區分、其它五個部分。李之龍的《南唐姚嗣駢墓誌初考》（《東南文化》1995年第1期）揚州出土的南唐墓志銘中有關南唐歷史的部分作了考證，吳煒的《對李之龍先生〈南唐姚嗣駢墓誌初考〉一文的幾點補充（《東南文化》1996年第3期》）對李文作了補充。
四，歷史地理研究
本地區歷史地理的綜合著作有吳必虎的《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該書分緒論、環境演變、人口增長與遷移、政治地理、聚落分析、災害研究六章，在緒論里作者主要介紹了研究區概況和已有進展；第二章主要論述的是地貌演變，作者分為“早全新世和中全新世”、“范公堤期”和“黃河奪淮期”三期；第三章除分析人口總體的增長和遷移外，還有高郵州人口增長個案和文化地理分析；第四章主要以圖說的方式介紹了政區過程，在地緣政治和戰爭一節中，作者簡要分析了淮安、揚州和射陽湖三個地區；第五章分為考古聚落、鄉村聚落和城鎮聚落三節，作者采用了地名分析、地域比較（興化縣和鹽城縣）以及個案研究（戴溝幫村）的方法。災害一章中，作者將災害分為旱災和蝗災、潮災、地震、水災四類，作者還分析了伴生災害和救災系統。[15]總之，本書是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典范，具有不可磨滅的開創性功績。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其中一些問題：
（1）沒有明確的“蘇北平原”的概念說明及范圍劃分，也沒有在其中劃分小的區域，不同地方使用的研究范圍不一致。
（2）歷史政區的考證有出錯的地方，比如政區設置時間一圖中未能區分始設時間和復設時間（第97頁），清代和民國的東臺縣界錯誤（第91、92頁），把民國時期設置的很多縣誤認為是1949年以後設置。
（2）關于文化地理和經濟地理的分析較少，在城鎮聚落一章，只關注了中心城市，沒有研究在傳統社會中占重要地位的市鎮。
鄒逸麟主編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也是一部綜合著作，在該書中，本文所說的淮海地區被納入黃淮海平原，該書分歷史氣候、歷史植被和土壤、歷史災害、水系變遷、湖沼演變、海岸變遷、人口變遷、農業發展、城市變遷九個部分。[16]該書在歷史氣候等方面填補了吳必虎一書的空白，但因為不是研究淮海地區的專門著作，所以不可能太具體。目前還沒有專門的江蘇省、山東省的歷史地圖集的出版，本地區歷史地理的研究還有很多空白。
在本地區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地理學者參與較多，歷史學和歷史地理學者很少參與。陳金淵的《南通地區成陸過程的探索》（《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迄今為止唯一完整論述南通地區海陸變遷的論文，為後世很多人採用。但是本文還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實際上早期長江口地貌方面的材料還有一些沒有使用。
張忍順的《歷史時期江蘇海岸綫的變遷》（《中國第四紀海岸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主要采用歷史資料考證江蘇歷史海岸綫的變遷，但是這篇文章有很多問題，夏祥在《〈歷史時期江蘇海岸綫的變遷〉糾誤》（《江蘇地方志》1994年第3期）中做了指正，但是後者沒有得到學界重視，很多學者仍然沿用張忍順的成果。張忍順的《歷史時期江蘇岸外沙洲（五條沙）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涉及唐代以前的不多，他對《南兗州記》、《元和郡縣圖志》裏鹽城在海中這一記載給出了解釋，但是他誤把東晉南朝的《南兗州記》當作唐代作品，而且在轉引中出錯，所以把“海中洲”錯誤地解釋為《嘉靖兩淮鹽法志》的海洲。周運中在《鹽城在海中考》（《鹽業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古書中之所以記載鹽城在海中，是因為古代鹽城市區西部存在一個“小海”。
黃志強、楊達源和張傳藻的《江蘇北部海岸與湖泊的演變》（《歷史地理》第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少數幾篇研究連云港地區歷史時期海岸和湖泊的文章，本文的貢獻在于對艾塘湖的發掘，但是對文獻的解讀還有很多問題，比如把唐代劉長卿《宿懷仁縣南湖寄東海茍處士》詩中“一水不相見”的“一水”誤解為艾塘湖，但這里的“一水”顯然是東海縣和懷仁縣之間的海峽。
徐士傳的《沭水北魏正光改道和前沭河》（《歷史地理》第六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極少的關於沭河史地研究文章之一，但是該文對《水經注》的解讀仍然值得商榷。
申洪源、朱誠的《鹽城地區東漢至明代古水井變化與海面波動NSH》（《海洋地質動態》2004年第3期）根據鹽城歷代水井的深度變化研究歷史海面波動，這是一種創新思路，但是如果考慮到同時期也有不同深度的水井，所以其研究的可行性也值得懷疑。
歷史地理學者關於本地區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較多，專著沒有，只能從全國性著作中尋找，比如周振鶴先生的《西漢政區地理》、李曉傑先生的《東漢政區地理》、胡阿祥先生的《六朝疆域與政區》，毋有江的《北魏政區地理研究》，後二者中關于南北朝疆域變遷的部分尤其和本地區有關。[17]另外，禾子（譚其驤先生的筆名）《秦泗水郡治》（《歷史地理》第三輯）以《史記·高祖本紀》劉邦起事時沛縣無守斷定秦初以沛縣為泗水郡治，後移治相縣，所以《水經注》出現了兩種說法。署名木子的《後漢東漢厚丘未嘗改隸琅邪辨》（《歷史地理》第十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根據厚丘縣遠在開陽、臨沂諸縣之南而判斷《後漢書瑯邪孝王京傳》中的以厚丘縣與東海郡易地的說法錯誤。鄭威的《西漢東海郡所轄戚縣、建陵、東安侯國地望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2期）考證了三個侯國的地址。郭黎安的《江蘇境內東晉南北朝時期僑州郡縣考略》（《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分南徐州、徐州、南兗州、北兗州、冀州五部分，具體考證不是很詳細。胡阿祥先生的《東晉南朝江蘇境內的雙頭州郡》（《江蘇地方誌》1994年第1期）列出東晉南朝江蘇境內雙頭州郡的兩種類型和三種名稱，并附表列出所有五個雙頭州、二十四個雙頭郡。
鄒逸麟先生的《淮河下游南北運口變遷和城鎮興廢》（《歷史地理》第六輯）指出淮河和泗水、邗溝交匯點在西晉以前不是重要聚落，東晉以後淮陰、山陽因為軍事原因成為重要城市，隋代開通大運河後，通濟渠注入淮河的汴口又發展起來，成為泗州的治所。《唐宋運河考察記》是一部有趣的考察記錄，第三章邗溝、第四章唐宋汴河與本地區有關。《運河訪古》所收錄這個考察隊員的一些論文與本地區有關，不再列舉。[18]
關于本地區歷史地名研究的文章不是很多，文朋陵和許建國的《數理統計方法在地名研究中的應用——以江蘇村鎮命名類型區域劃分為例》（《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把蘇北分為四個地名區：多圩、埭的靖江區、多店、鎮的啟東區、多墩、舍的大豐、東台、建湖、射陽區和其他地區。周運中的《江蘇省的地理和地名區》（《中國方域》2006年第3期）把本區分為黄淮、漣海、泗州、里下河、鹽城、通州、揚泰六個地名區。
總的說來，地理學者關于文獻的解讀存在一定問題，而歷史地理學者對于唐宋以前的本地區不是很關注，所以本地區歷史地理研究還需要不同學科的共同努力。地區史的研究也很薄弱，以後還需不斷加強。本文沒有提及的研究著述還有很多，可以根據本文涉及的目錄類書、期刊、人名、出版社等相關信息查詢。
--------------------------------------------------------------------------------
[①]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年。
[②] 劉瑋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1961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0—15冊，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重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7—10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一期1—46號、第二期128—177號、第三期393—473號，成文出版社（臺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0—17冊，上海書店，1992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誌匯刊》第10—14冊，中國書店，1992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4、25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故宮珍本叢刊》第87—91冊，海南出版社，2001年。
[③]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彚編·郡邑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16—423頁。
[④] 薛正興主編《江蘇地方文獻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廣陵書社編《揚州地方文獻叢刊》，江蘇古籍出版社、廣陵書社，2002年後陸續出版。淮安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淮安文獻叢刻》，方志出版社，2006年後陸續出版。
[⑤] 譚其驤主編《清人文集地理類彚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後陸續出版。《京杭運河（江蘇）史料選編》第一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
[⑥]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二編》第19冊，敦煌文藝出版社。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49—1966）》，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80—189頁。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資料信息中心編《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71—1982）》，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7—194頁。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資料信息中心編《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83—1990）》，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頁。《考古》雜志社編《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書刊目錄索引及概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文物》編輯部編《文物五百期總目索引》，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⑦] 連云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周振鶴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⑧]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徐州漢畫像石》，科學出版社，1959年。周學鷹：《徐州漢墓建筑——中國漢代楚（彭城）國墓葬建筑考》，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徐州博物館、南京大學歷史系：《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王愷：《徐州獅子山楚王陵》，三聯書店，2005年。
[⑨] 王迅：《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欒豐實：《東夷考古》，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高廣仁、邵望平：《海岱文化與齊魯文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⑩] 徐湖平主編《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館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羅宗真：《探索歷史的真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11]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年。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 方詩銘《曹操·袁紹·黃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3] 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4] 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 吳必虎：《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16] 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17]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學苑出版社，2005年。毋有江：《北魏政區地理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18] 中國唐史學會唐宋運河考察隊《唐宋運河考察記》，陜西省社會科學院，1985年。唐宋運河考察隊：《運河訪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