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部]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复制链接]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赵云田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地域和当时实施的背景来看，它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有密切关系；从改革的进程和内容来看，它也可以自成系统。以往研究清末川边改革的著述，多探讨赵尔丰的治边政绩，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从清末川边改革的整个进程讲，似乎缺乏完整性，从内容上说，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本文拟把清末川边新政改革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末川边改革的具体原因



    清政府在川边推行新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川边有密切关系。清末川边，指的是四川省和西藏邻近的藏族居住区，即今四川省甘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帝国主义对川边藏区的侵略，是从派遣传教士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传教士首先进入川边藏区，先后在康定、巴塘、盐井、道孚、炉霍等地建立教堂。随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也来到川边藏区，在康定、巴塘等地建立教堂。这些外国传教士以威胁、利诱、讹诈、强占等方式，在川边藏区大肆掠夺藏族人民的土地，然后再把这些土地出租，进行封建剥削。据档案资料记载，在盐井地区，法国教堂设立50多年来，“诱置民间之地甚多”，仅在噶打、宗格、宗格中、清隆、力本、格拉六个村庄，就掠夺了可以播种6石2斗5升种子的土地114块。1 美国在巴塘的教会也掠夺了近200亩的土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传教士又在巴塘以年租170藏洋和39年的期限，强夺土地55亩，垒墙筑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还采用欺骗手段抢占藏民房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牧师就曾骗取藏民的产业，将6间房屋议定租期3年改为6年。

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还在川边藏区不断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恶毒挑拨藏汉民族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道孚汉民王志仁开垦荒地，与藏民严四洪发生争地纠纷。王志仁入了耶稣教，严四洪进了天主教，于是，在双方教会的操纵下，两边“抗不遵断完结”，教会主教、司铎还“迭次致函”当地清政府官员，“颇形要挟”，“强词夺理，旋允旋翻”。2 法国司铎为了诱人入教，竟向道孚百姓扬言：如能全体信奉天主教，定将王志仁所垦之地争回。与此同时，他又煽动说：王志仁开垦道孚河坝官地，严四洪等既不挡于开挖之际，又不阻于开挖之时，及至稞麦成熟，始行出头滋扰。企图制造藏汉民族之间的仇恨，从中渔利。

除了传教士以外，帝国主义分子还以游历为名，在川边藏区进行侵略活动，甚至屠杀当地百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沙俄政府派遣科兹洛夫等3人，带领随从20余人，行抵距察木多8站的琐图地方，“百姓并未滋事，洋人竟枪毙百姓男女二十一命，受伤十九名，烧毁房屋，抢去马匹，其余琐图百姓逃亡殆尽。”光绪三十三年，美国驻重庆领事德门内在从巴塘到达维西纳姑地方时，无故开枪打死藏民，引起当地百姓极大愤慨。3

清末帝国主义分子在川边的活动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侵略西藏。正如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所承认的：“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争夺满洲，……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4 清政府官员也认识到这一点，“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且尺地寸土，有关国家权利”，1 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清末川边实施新政，就是为了固川、滇门户，保西藏藩篱。

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也是清末川边实施新政的重要原因。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驻藏大臣有泰奏陈川藏交界地方情形折中，曾谈到川边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土司，二是寺院。四川总督锡良的奏疏中也持同样看法。关于土司问题，有泰认为：“生长蛮方，不无桀骜情性，遇有锥刀之末，亦起争端。”这里是说土司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至于寺院，则是“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众横行；托庇居民，肆其鱼肉；邻里借贷，间出其中，该喇嘛则重利以剥之，多方以胁之，如约不偿，则查抄备抵；甚至纵使无赖番僧，沿途抢掠，控其追究，反索规礼。” 这里是讲寺院的所作所为已经危及社会。由于土司和寺院存在的上述问题，致使川边“巴塘、察木多交界之乍丫一带，盗案如林，客商裹足。”2 不仅如此，瞻对暂归西藏管理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在瞻对“暴虐异常，瞻民不堪其苦”，后来“愈肆强横，瞻民更遭荼毒。”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还威胁川边其他土司，以至于巴塘、里塘、霍尔、瓦述等十余土司，都以川省威令不行，相率依附瞻对。因此，“早收瞻对为固川之计，即为图藏之机。”3

很显然，只有解决川边藏区的问题，才能做到保卫四川，应援西藏。



二、清末川边改革的前两阶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光绪帝谕示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4 十月，四川总督锡良议复在巴塘招民开垦，并以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督办垦务。锡良在奏折中说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藏固川”，5 从此拉开了清末川边新政的序幕。

清末川边实行新政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是开始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以四川总督锡良为首的四川地方官员，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是在巴塘地区试办屯垦。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四川布政司、商务总局等详复川边开办屯垦商矿情形，认为巴塘一带气候温和，地势亦较平衍，可先将垦事筹维举办，商矿各务兼可次第讲究。十月，锡良拣换巴塘粮员、都司前往宣谕土司，教牖番民，并派打箭炉同知刘廷恕督率其事，建昌道则常往炉城考察。锡良表示：“巴塘垦务即办，他处如能耕作，推行较易，牧政、矿政又当次第考求，似于边务总有起色。”6 光绪三十年正月，巴塘粮员吴锡珍提出开办垦务办法6条，包括委员宜速赴差、经费宜预筹备、办法宜分缓急、募民宜示区别、营兵宜酌拨用、线路宜量安设等内容。五月，吴锡珍、都司吴以忠议就开垦章程12条，对招雇农夫等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安排。7 二是调整行政建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锡良及成都将军苏噜岱奏请将原属雅州府分驻打箭炉同知改为打箭炉直隶厅，径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事务照旧管理，巴、理塘粮员归该厅察举优劣，核转案牍，前归雅州府属的沈边、冷边等土司及泸定桥巡检，一并归该厅专辖。光绪三十年三月，清政府决定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以便居中策应。

第二阶段，从光绪三十年十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是深入实施并受到挫折阶段。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改革措施，以及清政府平定巴塘事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凤全轻骑减从，酌带弁勇出关，于十一月十八日行抵巴塘。他以里塘盗风甚炽，进藏大道不靖，并筹划收回瞻对，奏请变通驻地，留驻巴塘半年，打箭炉半年，屯垦练兵。凤全（？—1905年），满洲镶黄旗人，以举人入赀为知县，“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1 他在川边推行新政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勘办屯垦。凤全在巴塘连日逐处履勘，落实可耕而易成土地五、六千亩，随即加派差遣委员四川已革候补知县秦宗藩、贵州试用巡检陈式钰，拨勇加工，会同核实开办，计划1年间约可成田1，000余亩。饬炉厅同知刘廷恕在炉霍试办垦务。二是整顿军制。裁汰关内防军两营，归并一营，合前募之军，共1，000人，分扎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七防三垦，饷章营制悉仿湘军。三是筹办收回瞻对。凤全认为，瞻对本川省藩篱，收还实保固根基。他建议应请饬下办事大臣有泰设法开导商上，早为定义，迅赴事机，实为第一要义。四是抑制喇嘛教的发展。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他在奏疏中写道：“里塘地方土司积弱，日以浚削番民为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抢劫频仍，半以喇嘛寺为逋逃薮，致往来商旅竟向喇嘛寺纳贿保险，即弋获夹坝，辄复受贿纵逸。”凤全认为：“惟是尽绝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即此不图，相率效尤，恐以后办事亦多掣肘。”他最后提出：“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暂缓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家属领回还俗。”2 凤全这里说的旧制，是指雍正初年清政府平定罗卜藏丹津青海之乱后的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3 但是，雍正初年和清朝末年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凤全援引旧制，用意虽好，却是行不通的。

果然，凤全抑制喇嘛教发展的意见首先遭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反对，泰宁、巴塘、里塘的喇嘛也群起攻之。达赖喇嘛不欢迎凤全任驻藏帮办大臣，派人到巴塘进行煽动阻挠。由于达赖喇嘛集团的煽惑，巴塘正副土司竟称“凤全教练洋操，袒庇洋人，应即加之诛戮”。巴塘的喇嘛主使当地藏众“出而掳掠，并声称阻止练兵开垦等事，扰及近台。”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集团签定条约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害怕清政府在西藏以及川边藏区实施新政会危及到它的利益，便对达赖集团施加压力，对清朝中央政府极力诋毁，使清政府“威望尽失，此事亦足以增加巴塘之骚动”。5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了巴塘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巴塘丁林寺喇嘛放枪击伤清政府官兵，此后又焚烧垦场，纠结日众。二十八日，“番匪乘机焚毁教堂，勇丁被拒杀者二十余人。署巴塘都司吴以忠，随员秦宗藩并死其难，粮署亦为劫掠。众番汹汹，解喻不散。”三月初一日，凤全及其随行人员50余人由巴塘移驻里塘途中，在红亭子地方，“即见番众埋伏突出，前后截杀，凤全督勇博战，相持良久，终以匪众勇寡，遂与随员勇役等五十余人尽遭戕害。”6

凤全自光绪三十年四月接替桂霖任驻藏帮办大臣后，募勇出关，勘办屯垦，议收瞻对，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感怀时局，激发忠诚”，“于巴垦、炉矿以及筹议瞻对等事，莫不殚精区划。”然而，他最终连同法国两传教士一起被藏民所杀，巴塘天主教堂也被焚烧。对此，清政府官员和巴塘百姓有不同的看法。

锡良在奏折中说：“惟喇嘛骄玩日久，骤欲分其势以恤番民，无如番俗素崇释教，不明凤全保爱之意，转予喇嘛以煽动之端。”1 巴塘百姓的意见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说：“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有凤大人随带兵勇人等到台，随即吩谕教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又私开汉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户口名册。因巴塘上年安设有法国教堂三处，自该外国洋人在台之后，行动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是以年来人物患疾，代降灾异，五谷荒旱，比先年收成一半无有。正值百姓饥饿寒苦时节，忽来兵勇多人，吴统领又招聚外处土工多人，地方所产粮食尚不足本地人民度活，今又来往别处办运粮食，一味靠着就地之粮。又吩示所卖粮食概不准百姓买卖，尽被官员发给兵勇、土工吃用，不管百姓有吃无吃。兼之，地方官民自度维艰之时，尚勒令估卖粮食。官民等万般无奈，即将养瞻公粮一并呈缴空虚，自用亦无所存。又吩谕如有不卖者，定使兵勇、土工人等去吃大户。所有自凤大人到台以来，迄今数月，应支汤、打役、牛、羊、鸡蛋、柴草、豆料，总共百姓算来二千余两。此乃百姓应支差项，此苦此情，无处诉告。所有众百姓在巴早晚诚敬佛门，遵奉黄教经典。……今凤大人到巴以来，不以释教为重，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二百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众百姓闻此之下，公议递具夷禀。……孰料具禀之后，不惟不准，反以恶言斥责。又诬百姓为盗，以寺僧为窝户主谋，全不怜惜众僧百姓性命。一面私自申发文书，调兵运粮、军火枪药。……勇丁等在街传言去调兵，来时先打寺院，后灭百姓等语。……凤大人与吴统领商办将巴塘汉夷百姓僧俗尽归与洋人管辖。……”2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凤全在巴塘实施新政的举措，因为社会环境的复杂，各种矛盾的交叉，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危及到了喇嘛寺院的利益，藏族百姓又多信仰喇嘛教，所以没有得到藏族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喇嘛寺院反而煽惑藏民反对凤全的改革。此外，外国传教士和教堂在巴塘的活动，引起了藏民的不满，而凤全对外国传教士和教堂的保护性措施，使当地藏民感到愤慨。还有，凤全在巴塘的一些征购性措施，直接损害了藏民的利益，使他们本来就已经很艰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最后，凤全及其部下一些带有威胁性的言行，激化了本已就很尖锐的矛盾，对被喇嘛寺院操纵的反对清政府的势力铤而走险客观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总之，凤全在川边推行新政，态度有些急进，方法过于简单，没有顾及藏民心理承受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达赖喇嘛集团企图保住并扩大在川边的势力，因而唆使川边喇嘛和土司伺机生事。正是这些多种原因，酿成了凤全被戕的巴塘事件，清政府在川边推行的新政也受到了挫折。

巴塘事件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稳定川边形势的措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四川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赵尔丰奉命率领军队开赴川边藏区，同时以巴塘、里塘隶于建昌道。四月下旬，赵尔丰等抵达巴塘，很快查清了凤全被戕事件的原委，并把这一事件的主从凶犯申奏清朝中央政府。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到六月，清军先后攻克泰宁、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蹈七村沟，泰宁寺安分喇嘛则梵修如故。巴塘形势稳定后，马维骐奉调回川，赵尔丰任炉边善后督办，统兵留驻，办理善后，根据新的形势，对军队重新进行了部署。



三、赵尔丰在川边全面实施新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初，四川总督锡良上折密保赵尔丰，称他“坚忍卓绝，忠勇无伦”，“开诚布公，信赏必罚”，特别强调他在用兵里塘过程中，“不强之来降，惟徐结以恩信，各番遂先后归顺，逆势以孤”。3 同月，锡良等奏请设立川滇边务大臣，认为这样可以“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4 于是，清政府决定照宁夏、青海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为首任。七月，赵尔丰正式上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清政府复派赵尔丰护理四川总督兼边务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又委任他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清政府为了支持赵尔丰，使他办事不掣肘，又特将其兄赵尔巽由东三省将军调任四川总督，“以免杆格，而便联络”，“无分畛域，随时接济”，1 利用四川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经营川边藏区和西藏。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免除赵尔丰驻藏大臣职务，“仍专任边务”，“为藏声援”。2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川边新政进入了全面展开的第三阶段。

赵尔丰（1845—1911年），字季和，奉天（今辽宁）铁岭人，隶汉军正蓝旗，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他在奏疏中曾讲过这样的话：“中国幅员辽阔，凡于边地，非事羁縻，即成瓯脱。从前闭关自守，四境义安，任其优游于化日光天之下，同蒙覆帱之深恩。乃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侵侵以辟地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所有从前属地而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所觅殖民地，强为占据。以现在局势而论，尺寸之土，皆当早为经营，不可再落人后。惟边地从未设官，久失纪理，为藏番侵占而无所稽考者，已不知凡几。而彼占去地土，除苛虐百姓，别无所事外，远者则不暇兼顾，几与弃地无异。从前藏人恭顺，全藏皆为我之属土，虽偶有盗窃，朝廷一视同仁，悉置不问。乃自已革之达赖喇嘛阿旺朗结陡思叛逆，时起异谋，不惟藏人耳目心思为之一震，即外人虎视之心，亦炽不可遏。盖阿旺朗结所依附者在俄而不在英，人所共知。今日之藏，实为印度屏蔽，英人视之，有如卧榻之侧，岂肯令俄人占据，其不能一日忘藏者情也，亦势也。……英人觊觎藏地已非朝夕，盖以其山川蓄积富厚，得之利将不赀。”3 这段分析时局的言论，反映了赵尔丰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警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他在川边实施新政，正是这种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赵尔丰在川边实施新政进行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概括说来，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

首先，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从巴塘、里塘开始，到革什咱等处改设丹巴县止，在时间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约有6个年头；在方式上，有的使用了武力，有的采用了和平手段。

赵尔丰平定巴塘、里塘后，“百姓皆愿设置汉官，再不愿土司管辖”。于是，他令巴塘粮员吴锡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清查户口，规定粮税，疏通大道，以便转输”。4 以贵州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委员，前往招安，兼征盐厘。委四川候补州判姜孟候赴乡城一带晓谕，抚绥地方。并决定：“正当改流之始，所有夷民田产，不准施送喇嘛，私相接受；及嗣后执业田产，均须请发印契，永为世业。”5 后来，改巴塘为巴安府，盐井为盐井县，三坝为三坝厅，乡城为定乡县。改里塘为理化州，稻坝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丞。改中渡为河口县，打箭炉为康定府。设炉安盐茶道，驻扎巴安府，统辖新设各府州县。炉安道设兵备兼分巡道1员，加按察使衔，兼理刑名。康定府设知府1员，管理地方钱粮词讼，以理化1厅，河口、稻城2县隶属。巴安府设知府1员，以三坝1厅，盐井、定乡2县隶属。贡噶岭县丞1员隶于稻城县。理化设同知1员，三坝设通判1员，四县各设知县1员，并管监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德格土舍多吉生格情愿将全境土地、人民纳还朝廷，赵尔丰奏称应准其所请，将德格全境收回，设官分治，并拟请赏给该土舍都司官职，准其世袭，每年由德格征粮项下，拨银二、三千两，以资其用度之费。德格土司原有二品顶带花翎，该土舍照旧戴用。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高日、春科两土司均情愿将印信、地土、百姓交还朝廷，赵尔丰奏请改土归流，并在郎吉岭设官管理。贡觉所属僧民人等，因受藏官苛虐，也愿改设汉官。宣统二年正月，江卡九地土百户等禀诉，希望朝廷收回江卡全境，听从汉官管理，不再属藏。1

宣统二年三月，赵尔丰、赵尔巽会奏：拟在登科地方设知府1员，名登科府，在龚亚设知州1员，名德化州，在杂渠卡设知县1员名石渠县，在白玉设知州1员名白玉州，在同普设知县1员名同普县。地方钱粮、词讼、监狱一切事务，由各该管地方官专管。两州两县均隶于登科府。拟在登科府治设分巡兼兵备道1员，名边北道，统辖各府州县，以资督率。赵尔丰等还制订了拟设道府州县设治章程18条，其中规定：所设兵备道1员，禀承边务大臣命令，考核所辖府州县并兼理刑名事务，府州县命盗各案均由该道核转，遇有兵事，准调遣境内边防各军，一面知会该军统领札饬各营遵照，无事该道不得随意调用营勇，有事该统领亦不得故意阻挠。道府州县各衙署，不准有书吏名目，准由内地招募文理通顺生监学生等出关，设为司事、司书，分科办公。司事分吏治、外交、民政、农工商、度支、礼、学、邮传、军政、法、检验等科。2

宣统二年五月，察木多、乍丫、类乌齐三呼图克图带领各部头人到赵尔丰大营，陈恳情愿改流。赵尔丰奏称拟将察木多设知府1员，名昌都府，乍丫设知县1员，名察雅县，思达塘设知县1员，名思达县，类乌齐与西藏未定界以前，暂归该县管辖，将来桑昂、杂瑜改设县治，同归昌都府管辖，以资联络。六月，麻书土妇禀请将麻书地方改土归流。3

宣统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奏陈收服桑昂曲宗，及西南各部设官分治，改桑昂曲宗为科麦县，杂瑜为察隅县，妥坝为归化州，原梯龚拉为愿梯县，木牛甲卜为木牛县丞。

宣统三年正月，三岩剿平，赵尔丰提出改流设官。拿获潜逃土妇央机，追回孔撒、麻书两土司印信号纸，赵尔丰奏请将孔撒、麻书两土司改流设官。4

宣统三年二月，会议政务处议复提出：道府州县设治章程18条，分设科目过繁，且地方官只理民教、词讼，不得谓之外交，礼、学两科及法科、检验科等均可酌量归并，道员有兼管兵备、督率府州县之责，权限亦与府州县不同，应予划分清晰。打箭炉为古康地，既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而道缺仍称炉安，殊嫌未协，应定名为康安分巡兵备道，该道兼理刑名，按察使现已改为提法使，应即改加提法使衔，以归划一。5 不久，民政部奏准将各省土司改流设官，指出川边土司未改流者十之六七，如瞻对、察木多等处拟办而未实行，应即改流设治。6 从此，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纳入全国统一进程的轨道，从而促进了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进程。

从宣统三年二月下旬起，到同年闰六月止，川边藏区相继改土归流的有：得荣、东科、白利、朱窝、罗科、瞻对、灵葱、绰斯甲、革什咱、明正、孔撒、崇喜、鱼科等土司管辖之地。瞻对五土司地方归并为怀柔县。灵葱土司全境由登科地方官管理征收粮税。罗科、朱窝归并炉霍，改为炉霍县。孔撒土司地方设甘孜县。鱼通、木雅、孔玉、木居城子改为康定府。冷绩、沈村、咱里改为泸定县。菩萨龙、三安龙、墨地龙、麦地龙、三盖龙、八阿龙、迷窝龙、洪地龙、湾坝龙改为九龙县。白孜、夺浪中、巴衣绒、宜马宗、八角楼、崇喜改为河口县。鱼科、泰宁、渣坝三村改为道孚县。巴底、巴旺、革什咱改为丹巴县。俄洛改为果罗县。色达改为达威县。绰斯甲改为周来县。察木多粮员改为同知。乍丫设理事通判。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代理边务大臣傅嵩  奏请建立西康省。他在奏折中指出：“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焉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边地未开办以前，藏距川远，藏人时有不轨之谋。”“边地改设行省，编练重兵，建威即可消萌。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由此可以看出，筹建西康行省和西藏形势有密切关系。奏折中还提到了建立行省的条件，以及应改官制的情况：“边地所设府厅州县，各管地面，皆地足以养民，民足以养官。所征粮税，可敷各属员司廉俸办公之用。”“边务大臣，改为西康巡抚。原设边务收支局，改为度支司。原设关外学务局，改为提学司。原设康安道，改为提法司。”1 虽然，由于后来时局的变化，终清之世西康建省未能实现，但是，它却反映了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行政建置变革的轨迹，并为民国年间建省奠定了基础。

其次，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川边地区藏民多从事农牧业，很少耕种，加之原来土司不准民间私自开垦，所以各处都有许多可耕的荒地，仅桑昂到察隅620里沿途上，就“土壤之膏腴，水道之便利，林木之蕃盛，地势之平衍，随处皆是”。“大小平坝二、三十处，有十余里为一坝者，有四、五里为一坝者”，可置良田数万顷。2 其它地方，也多水土沃美。川边垦荒主要采取官招民垦方式，垦荒者要到地方官那里承领执照，方准耕种。由官给工食的，垦地所产稞麦一概归官，第二年若能自备口食，官只借给籽种，准照五成纳粮外，再将籽种还官，平出平入，不取利息，第三年后照章按等完粮。自备口食开垦的，第一年免其纳粮，第二年后即照章按等完粮。所谓照章按等完粮，是指下种1斗者，纳官粮1斗，或1斗2升，按土地肥沃程度，定纳粮多少。作为官佃，这些垦地准许垦夫世世耕种，如垦夫犯法，官府可立时夺佃驱逐。官招民垦一般都订有垦务章程，章程中对垦务如何进行有明确规定。

除官招民垦外，也有军垦。赵尔丰曾在内地招募3营，“稍加训练，率之出关”，一面试行垦种，一面防守地方，“化出关之兵为民”。3 还有喇嘛垦荒。因连年歉收、实为寒苦的喇嘛，允许其中年壮、年幼以及不肖者还俗开垦，耕种三年之后照章纳粮。

和垦荒结合进行的是兴修水利，种植树木，成立农事试验场、改良所、农牧研究会等。打箭炉南门关外“颇多良田，因乏水源，易形亢旱，难于播种，荒芜日多。昔年寄寓汉民约一千二三百家，后耕稼艰难，谋生不易，迁去四百余户。”打箭炉同知王典章了解情况后，修了永济渠，引支河水灌溉。渠宽5尺，长6，389丈，其中新开段993丈。4 除修渠外，还因地制宜制造灌溉筒车、水碓等器具。

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便栽种树木。所有林木，只有报明地方官勘明，才准许伐用，民间不准私卖。就近官署的林木，则永为官物，不准任何人取用。对于不成材者，民间方可取作柴薪。

为了开化边荒，重农训俗，改良种植，推广进步，川边一些地方成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各种蔬菜果木。其中登科农事试验场比较著名。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该场试验种植的类别有：杂粮类：小麦、黄豆、绿豆、大、小豌豆。菜蔬类：奉天产美国菜豆，奉天产美国白三石菜豆，奉天产日本极长菜豆，奉天产日本赤蔓菜豆，奉天产日本早熟菜豆，矮四季豆，长四季豆，四季豆，小峨眉豆，花四季豆，扁豆，豌豆，刀豆，旱菜，长茄。以上15种均系外国籽种。青菜、白菜、莲花白菜、冬萝卜、红萝卜、白萝卜、莴笋、蒜、葱、韭菜，以上10种均系内地籽种。瓜果类：南瓜，□瓜，京瓜，核桃，桔子，枣子，花椒，梨，菊花，以上9种均系内地籽种。东瓜，丝瓜，地瓜，祜瓜，苦瓜，以上5种均系外国籽种。到宣统三年二月，登科农事试验场试种情况已有结果。杂粮如黄豆、绿豆、包谷等种，萌芽很好，因被霜灾，均未结实。蔬菜成熟的仅10余种。不过，小麦、胡豆、豌豆、外国豆均已成熟。场中出产抵还官地粮资以及场丁口粮外，还有剩余。为了“讲求树艺培植之法，以全种全收为效验”，登科农事试验场附设农事改良所和分所，讲求积肥、整地、制造农具、改良水田等。所设所长、董事，分所设保正、董事，定期召开会议，商讨改良等事。1

同普农业试验场成立于宣统三年二月。该场成立后，曾派人到雅安、荥经等地采购各种杂粮、菜蔬、花草，教民播种；还购买马铃薯、大豆、燕麦，分发各县试种。2

宣统二年七月，为了改良当地农牧业，定乡设立了农牧研究会。3

垦荒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川边地区的荒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乡城正斗村地方，原四川乐至县人张录明，三年之内，带领其妻等3口人，开成熟田10余亩。炉霍屯南各处，20余户汉民，两年之内垦出土地三、四百亩。巴塘桃园子、茶树山等处，自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元年，垦地991亩2分。松堆等15村、215户，开地252亩。4当然，和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相比，川边地方垦荒还是很不够的。二是有关技术传到了川边地区。垦夫内有泥、瓦、木石、金、银、铜、铁各种匠人，他们除垦地外，也可受雇于当地百姓，“随雇随到，不准假故推诿”。5这些匠人的技艺对川边地区有一定影响。此外，有关农业技术，通过农事改良所等机构，也在川边地区有所推广。

川边地方盛产牛皮，实施新政以前，因为不懂得制革技术，致使大量牛皮行销海外，所需熟皮反而以重价从国外购买。实行新政以后，为开通藏民风气，振兴地方实业，收利权以备军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巴塘设立了制革厂，由四川省制革厂内调用谙练匠人前来传授制革技术，同时选派聪明俊秀的藏族子弟到四川省制革厂学习制革方法。巴塘制革厂由边务大臣委员负责管理，具有官商合办性质。该厂生产的各种皮革、军用靴鞋、图囊等物，在南洋劝业会展出时，获得超等文凭和银奖牌。宣统二年，登科制革厂设立。该厂用藏地制革法生产，产品卖给当地藏民。

川边地方生长构树、漆树和竹，它们都是造纸原料。稻城委员冷家骥以关外设治伊始，衙署、局所、行营、学堂都需要纸、墨，便在宣统二年六月，在稻城试办造纸厂和制墨厂。同年十一月，鸡贡地方也试办了造纸厂，到十二月时，已造纸1千余张，到宣统三年，更生产细纸10，458张，粗纸2，520张。宣统三年二月，商人宗锡钧也在稻城创办了造纸厂，既能造粗纸，也能造细白纸。6

川边地区矿产丰饶，内地商人向以道路艰险，不肯投资开厂。边地藏民又惑于神山风水之说，以致弃利于地。实施新政以后，这些矿藏得到了开发。一是金矿。光绪三十一年，泰宁设立了金厂，淘金工多至六、七百人，少亦有二、三百人。德格地区扩络垛金矿很旺，地方官员在这里开办金厂，招工开采。当地百姓到厂学习，每人月给口食藏元10元，一、二月学成以后，自备口食，在厂开采，得金只准卖与本厂委员，委员照市价收买。毗连乡城、贡噶岭的水落、燕溪河两处金矿质地较好，从光绪三十二年起，贵州修文县监生刘光烨就到此勘察。宣统元年七月，他自备经费，不借公款，不招洋股，探办金矿，开办金厂。宣统二年二月，毛丫头目阿聋、噶吗及商民范长兴等自费试办金厂，其中的长兴厂地面宽至300余丈，有二、三十名工人。范长兴还兴办了大兴金厂，厂地东西300丈，南北260丈，有工人2棚计30人。宣统二年七月，商人周荣山、贺藩卿试办纳利石金厂，每棚定15人，不拘棚数，得金之日起即起课，每棚月纳金4钱。据宣统元年闰六月里塘粮员统计，金厂认课者总计46棚，，其中有资本稍丰金矿可常年开采的，也有资本无多冬天溪水少时就停办的，还有二、三穷民率家人随地开采维持生计的。在开采金矿的人中，藏民多于汉民。清政府对金矿采取的政策是，棚数较多的照章令其纳课，五、六人以内不及半棚且只是家人没有雇工的，免予纳课。1

二是铜、煤、银等矿。察木多、纳夺、德格等处有铜矿。为了开通风气，补救民生，广辟利源，宣统元年十二月，德格铜厂成立，最初只用土法器具开采，以后才逐渐添用新的器械。继德格铜厂之后，江达、素波等地也都开办了铜厂。察隅有银矿，矿渣40斤可得净银1两，每一炉烧矿300斤，可得净银10两。梭里山银矿办有银厂，每100斤炼银4两3钱6分，净矿210斤，煅出净银十足库平9两2钱。毛家沟煤矿储量很多，宣统二年曾集股开办，被明正土司阻止，后决定由炉厅车务处试办。2

再次，在交通、通讯方面，修筑道路，办理邮政。从成都到西藏有数千里的路程，到处皆山，崎岖险阻，不仅调员、募勇、招商百呼莫应，就是运粮、输饷、送械也是困难重重。只有将道路修治宽平，可以行车，才能有利于边务，处理西藏事务也不会受到妨碍。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和四川总督锡良等会筹边务情形时就曾指出：宜辟治道路，修建桥梁，安设店站，以广招徕。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札饬由成都到打箭炉沿途各州县各修各界，因山高岭峻，未易施工，各州县仅以敷衍了事。后来又会商决定，由西藏至察木多一段车路，由西藏担任；打箭炉至察木多一段，由川边拨款兴修；由成都至打箭炉一段，由四川省担任。每段需款约20余万。路幅仿照边、藏办法，以宽1丈5尺，能容牛车两辆往来为度。设立车路监工委员，用以保证修路工程的顺利实施。路边修有站房，以利商旅。到陕西采买驾车骡马，并在陕西觅雇造车工匠。“川藏道路险阻，转运维艰，筹修车路，实系交通上切要之图。……边、藏为西南屏障，车路乃转运所需。方今时事多艰，筹边孔亟。便交通以固疆宇，既谋蜀之要图，惠行旅以广招归，尤实边之至计。”3 当时人的这种认识，说出了修筑道路的重要意义。

和修路相联系的，就是建筑桥梁。中渡地方是打箭炉通往边、藏的要道，该地即所谓雅砻江，江面宽至数十丈，水流湍急，每当盛涨，舟船不能径渡，不但影响行旅，而且影响转输饷械，非建桥不足以资便利，非仿照西法修筑钢桥，不能以期坚固。通过和比利时华法公司订立合同，购置了钢料等物。宣统二年，延聘比国工程师在雅砻湾处安装吊式钢桥。宣统三年八月，工程正在吃紧之际，突被“明正叛匪二百余骑劫据河口东岸”，作工器具、材料及工匠，“被匪劫掠逃散”，4 钢桥未能修成。

除修桥外，还有造船。登科竹旦直卡、石渠夕午等渡口是商贩往来运茶必经之地，向来都是用皮船过渡，水势汹涌，经常失事。赵尔丰在这两个渡口各造木船1只，专人摆渡，大大便利了行旅和商运。

在邮电和邮政方面，有关设施也开始兴建。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由打箭炉安置电线，向西直到里塘。光绪三十二年，炉线设至巴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赵尔丰致电邮传部：“川藏电线，关系紧要，必须亟修，以通声气。”1 他还提出：由巴塘至拉萨五、六千里，中间安设电局须八、九处，以在官路安设为宜，工料运脚需银20万两。同年夏秋，邮传部派人勘测巴塘至拉萨之间的电线线路，整个线路分巴塘至察木多、察木多至拉里、拉里至拉萨等若干段落。宣统元年正月，巴塘至察木多通电。不久，赵尔丰又准备由巴塘北至德格转察木多另安一线，再由巴塘接云南阿墩子线，后因无款划拨，未能动工。

川边改土归流以来，各县兴学、开垦，汉人渐多，因交通阻滞，且无邮政，公文都是派专差塘递，公务人员往往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不能与家中通信，极为不便。宣统元年二月，赵尔丰致电军机处，提出在川边速设邮政，请指令四川邮局就近速行安设，这样既可以增加邮传部的收入，也可以极大地方便商民。宣统三年五月，西藏邮局开通，该局准备将西藏邮政接到四川打箭炉，与内地邮政连成一气，以免外人觊觎，而我亦可操纵自如。随着打箭炉至察木多恩达邮政的开通，川边地区的塘站也进行了调整，两站并为一站，每站用藏台兵2名，马2匹，汉人号书1名，以辅助邮政。2

最后，在文教卫生等方面，兴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川边实行新政以来，由于藏民不熟悉汉语，看不懂文告，而官员通过翻译办理事件，又多有不便之处，尤其是徙贫民实边，主客猝难相洽，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这就需要设立必要的办学机构，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赵尔丰上奏在打箭炉设立学务局1所，作为兴学的总汇之区，管理筹拨学费，考查规制，采购图书、仪器及延订教习，派员劝学等事，由在籍度支部主事吴嘉谟充当总办。宣统二年十一月，打箭炉直隶厅成立了教育会，作为厅属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以本厅教育普及为宗旨。凡各学堂教育管理员及热心教育的人，不论本籍、客籍，均可入会，每年缴纳藏元2元。教育会议决的事件有：筹集每年学务经费的决议，关于各学堂划一教科的决议，关于各学堂存废的决议等。应理的事件有：设立教育研究会，设立师范传习所，设立各处宣讲所。宣统二年五月，稻城、贡岭两地设立了宣讲所，宣讲员由司事及学堂教员担任。听讲人是各村纳粮的百姓，从收粮收税之日起，到粮税完毕之日止，每天宣讲2小时。宣讲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官兵锄暴安良的，土司蛮官暴虐的，以及改良农业、振兴商务等。宣讲的目的是使百姓忠君爱国，知道礼、义、廉、耻，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宣统三年五月，稻城委员提出设立教育研究会，以促进教育改革和进步。打箭炉成立了师范传习所，招集川省西南两道明白事理的子弟及川省藏文毕业生，还有炉厅附近通藏语而兼识汉语的人，入所学习，以通贯语言为宗旨，以熟悉藏族社会风情为主要内容。每学期造就两班，每班40人，身体健康、志趣端正者为合格。毕业以后，先留堂补习，遇有需要师资的地方，即派前往。所以，师范传习所实际上就是培养师资的学校。它后来改为藏语专修学堂。

随着各种教育机关及师范传习所的设立，川边许多地区都开办了学堂。这些学堂有普通、专业、实业等区别。普通学堂主要是学习语言，普及文化知识。专业学堂是学习专门知识。实业学堂则学习具体的业务知识。据统计，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二年，川边地区男女官话学生毕业26堂，总计848名。宣统二年，开初等小学14堂，女子初等小学3堂，官话40堂，女子官话8堂，实业学3堂，专门通译学校2堂，共计70堂，男女学生1，949名。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开办的藏文学堂，在专业学堂中是比较著名的。该学堂以铸造边徼办事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专为练成边材起见，招生时参用选募军人章程，不合格者不取。课程有10门，学习期限为2年。学堂教育中最重德育，尤以养成爱国心最为重要，所以以修身、伦理为先，藏语、藏文列为第二，英语、英文列为第三，学习的内容还有国文、历史、川滇边事、藏卫沿革以及印度史、地理、测绘、体操等。1 宣统二年在巴塘设立的巡警学堂，也是一所专业学堂。该学堂专选藏民中官话毕业生，16岁以上，20岁以下，能通汉、藏语言、诚朴耐劳的人入学。学生毕业后给予凭照，分派新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或巡长。2 巴塘设立的制陶学校是典型的实业学堂，实行的是职业教育。该校主要培养陶工，所制陶器有灯盏、饭盆、砚、碟、花瓶、茶壶、砂罐等，均坚实适用。有些学堂虽然是普通学堂，但是由于所在地区有特产，因而所学课程也有实业的内容。比如河口地区的学堂，因为学校附近野桑甚多，居民取以饲牛，学生便试行采桑育蚕，河口各校遂添设蚕桑一科。3

清末新政期间川边地区办学以及所办学堂的具体情况怎样呢？上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以下这些记载更可有助于我们的了解。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四区成立学堂共十八所”，“暑假以后，逐渐推广，先后又成立十六所，统计本年已成立学堂共三十四校，男女学生一千零二十五人。”4 “办理边学，届今四年。统计成立学校：东、南两路已逾百五十所；加以西、北两路及炉厅各属计算，实二百有余，规定处所，尚不在内。”5 “巴、里塘各处已遍设初等小学堂”。打箭炉城内“设一夷民学堂，即照蒙养学堂或初等小学办理”，“每乡亦筹设夷务学堂一所，即照城内夷学办理”。“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夷民入学以后，与汉民子弟读书者一体优待”。6 “巴塘一隅男女学生等，先学汉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女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7 绒坝官话学堂，男学生30余人，女学生20余人，有人“一刻即能认熟教科书中十余字、二十余字不等。其学生有中等质性亦可一时认熟八九字”。8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对于贫苦的学生，学校给予一定的照顾，尽管办学章程中没有这一规定。稻城学堂对实在贫苦无依的学生，量给口食，“以免贫寒不能向学之苦”9 贡噶岭学堂有极贫学生26人之多，准予每名月给大麦5升，青稞5升。10 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比如《三字经》是川边学堂教材之一，它的一些提法尽管有不妥之处，内容却紧密联系了川边藏区的实际，这里引录于下：

川藏间，有瓯脱，炉里巴，地廖阔。土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炎帝裔，伯夷甫，迁于斯，作初祖。黄帝子，曰昌意，居若水，亦其地。当上世，号文明，论种族，皆弟兄。迨唐虞，捐西鄙，不百年，为戎矣。历三代，阻边陲，民族弱，它族滋。秦西羌，唐土蕃，互雄长，可得言。贞观中，始□□，两尚主，卒交哄。李德裕，与韦皋，威绝域，著勋劳。炎宋兴，赵太祖，大渡河，划玉斧。西南徼，弃不取，三百年，无宣抚。元世祖，始置司，乌斯藏，郡县之。明代兴，许互市，封法王，黄教兴。市茶布，今炉关，界藏卫，宁静山。番僧□，溺经咒，尊活佛，习俗囿。崇德间，朝盛京，知中国，有圣人。夷慕化，此最早，膺天褒，同覆帱。康雍乾，数西征，臣准廓，濯王灵。历史事，约略备，今归□，有数利。昔土司，压制多，改郡县，无催利。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尔边远，少知识，入学堂，知大义，其要旨，两言总，一忠国，一尊孔。圣天旨，□□□，勤向学，莫忧贫。若巴城，与乡城，地温暖，宜农耕。若理塘，药材富，毛与革，工艺茂。产金矿，甲五都，输百货，打箭炉。区域广，万山峙，天然界，二千里。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我有利，莫外溢，我同种，莫立异。别姓氏，通婚姻，化蕃汉，笃尊亲。民智开，设行省，川滇藏，庶无梗。尔学生，各勉旃，入版图，亿万年。1

川边地区官印刷局的设立，对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起了促进作用。川边向来没有印刷机构，也从来没有印刷过汉文书籍。宣统二年七月，巴塘成立了官印刷局，购买机器，从内地招印刷工匠、雕刻工匠，印刷学堂书籍等，比较及时地满足了各种学堂对课本的需要。

川边地区向无医药，实施新政以后，练兵、屯垦、兴学、招商，内地人纷纷来到川边，生病之后，医药难求。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派人由内地购买了大量药材，又选派了许多医生，在里塘、乡城、巴塘、盐井等地开设药铺，给人看病，不取分文，药品则按多少贵贱收费。光绪三十四年，还从内地延请牛痘科医生，前往里塘、巴塘、乡城、盐井等地为民间藏族儿童放种牛痘，给患痘症的藏民医治，不收费用。数以千计的病人解除了痛苦。鉴于川边地区藏民得痘症的人很多，死亡率又比较高，在购买药品、延请医生的基础上，赵尔丰又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和十月，以及宣统元年，分别在里塘、巴塘、定乡、盐井、稻坝、德格、河口、登科等地设立了医药局，诊治施药。医药局定有章程，每局设内科医生1名，牛痘医生1名，医工2名。内科医生专治汉、藏人一切病症，牛痘医生随时下乡点放小儿牛痘，医工专炮制药品，帮同内科医生管理药材。2

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是改良卫生，建立厕所，打扫街道，提倡孝敬父母，提倡一夫一妻制，改变丧葬方法等。3



四、简短的结语



清末川边地区的新政改革，通过改土归流，建置府县，废除土司制度，取绨寺庙干预政治的特权，加强了清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直接统治，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交通邮电，密切了西藏、川边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川边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兴办学堂，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提高了川边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团结。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社会进步。





      （资料来源：原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

 
作者： 马菁林  撰写时间： 2001-06-20 09:27:52  来源： 西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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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上世纪初叶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一直是藏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繁荣，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取得了不少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综合历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笔者以为多数学者由于把分析的切入点定位在对事件本身及其是非功过的评价上，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往往错误地套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标准苛责古人，所得结论确有失之偏颇，影响了对这一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偶然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隐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决定作用。认识、分析和评价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也是如此。只有把它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历史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去认识和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规律，才能对它作出准确、客观的历史结论。

　　一、羁縻制度：“改土归流”产生的根源

　　研究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首先必须溯本求源。由此追溯明、清两代之“改土归流”，由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追溯元以来土司制度，由上司制度追溯肇始于唐代的羁縻政策。按照这一线索，才能真正弄清楚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沿革史中，最后一次“改土归流”发生的历史根源。

　　羁廉政策是唐代以来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渊源于西汉时期的羁縻政策，并在唐代臻于完善和定型。唐代中央政府既想把统治中原地区的经验推广到边疆地区，又不影响到少数民族自身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便照西汉时期匈奴降汉时中央政府未派官前往治理，而是册封匈奴单于，由单于作为朝廷命官施治的先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设了羁縻府州县，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划。这是中国羁縻制度和羁縻政策作为一项治理国家基本政策制度的开始，其历史影响深远。

　　唐代中央政府设置与管理羁縻府州县，区别于中原地区府州县的特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以其故地设治。对于那些愿意内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唐中央政府按照其现有的地域就地设置行政区划，所谓“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①第二，以本民族、本部落首领领治。所置羁縻府州县的都督、刺史、县令由该民族该部落的首领担任，并且“皆得世袭”。②如果用现代国家政治理论去理解，这便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羁縻制度传承至宋并未产生多大变化。至元立国之后，由于元帝国是以北方蒙古少数民族立国，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少于顾忌，凡有条件实施有效管辖的少数民族地区，元中央政府皆以行省之制“分镇藩服”，切实纳入中央集权体系之内，“唐所谓羁縻之州，……今皆赋役之，比之于内地”。③但对于行省之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也并非是等之于内地，一些地处偏远且管理难度较大的地方，仍然沿用了唐以来的羁縻政策，委用土著各族酋长、首领为土官，以世袭之制辖制地方军政事务。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中央政府在维持土官原有统治方式的同时，将士官称谓、额员数量给予定制，纳入正规官制序列，以便节制。是谓土司制度援代羁縻制度。

　　明承元祚，土司制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甚至土司的袭替也被纳入管理范畴，须有皇帝的钦准，并且土司所领兵员也被纳入到全国军队的统筹范畴，士兵应召远离本土作战，为江山社稷效力，在明代为常事。

　　清代在土司制度实施方面没有太大的变革，但这种旨在羁縻（“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④）的制度。承三代积弊，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清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

　　实际上，“改土归流”在明代就已在贵州地区有过先例。改撤土司，设置由朝廷任命的流官，是对羁縻政策、土司制度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从理论上讲应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扬弃，而不是彻底推翻这种旨在采取渐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的特殊政策。羁縻的最终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在天子之外保存一批不受皇权节制的小皇帝，而是在国体初定，视统一与稳定为第一要任的客观历史背景下，谋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天下统一的具体谋略。同时，也是通过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和特有民俗习惯的实际，在不激化社会矛盾的前提下，将少数民族地区先行纳入统一的国家管理体系，在增强交流，提高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逐步达到边地、内地一体，实现和强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对控制。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并未按照它的设计者的初衷运行下去。虽然实施羁縻政策所获之苟安使清中央王朝迅速实现了“大一统”的目标，但土司制度自身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及与中央政体不一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暴露和激化，给清中央政府的边疆施政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迫使朝廷下决心“改土归流”。

　　雍正朝清中央政府命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大计，在云南、贵州、湖广、四川等省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通过“改土归流”，使土司势力膨胀的趋势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完善了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并通过在“改土归流”中对土司统治地区旧制陋俗的改革，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改土归流”以后，“向之土司存其名号而已，无尺寸之柄。跋扈倔强者诛殛放流，俯首听命则建官惟贤。制度之详，卓越前代。”⑤可见，清中央政府强化边疆地区施政的目标，通过“改土归流”基本实现了。

　　不过，雍正朝清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也并非一刀切地将全国上下的土司尽数废除而改设流官。在那些地处偏僻或条件不成熟的土司统治地区，土司制度仍得以保留。川边藏区的土司制度就是雍正朝“改土归流”未曾涉及的地区之一，正因如此，才会有这一地区的清末“改土归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绝对不是一朝一帝一臣之作，而是前朝“改土归流”措施的合理延续。赵尔丰等人为“改土归流”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是对前朝末尽事业的继续执行，其中一时一事的处理或许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但就整个事件而言，则是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行为。

　　二、清末新政：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有清一代，虽历经强势，但却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发展到清朝末期，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已变得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晚清时期，为了免于陷入灭亡境地，不得不施行改良以挽救危局。为此，曾有过三次新政：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其中清末新政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自救性变革，影响范围最大，且以其在经济领域的诸多举措，对边疆地区政策的改变产生了深刻而又强烈的影响。

　　清末新政从其实质上讲是清王朝谋求的一次政治变通、改良，目的是力图自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二日，已经逃亡西安、深陷危局的清王朝深感“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⑥于是痛下决心，上谕“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交治民主、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切实施行”，⑦由此便拉开清本新政的序幕。为此“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厉行新政”。⑧

　　清末新政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在政治上，裁减冗衙，改革刑律；在经济上，设立商部，主管工、矿、交通等行业，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并通令各省设立商会，公布商务、铁路、矿务、银行等章程；在军事上，改革军政，设立练兵处，扩编新军；在文化教育上，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兴办学堂，废除科举，选派留学生出洋。此外，中央政府还新设了财政处、外务部、巡警部等机构，以适新政之需。针对地方事务，清中央政府也颁布了外官制草案，要求地方仿照中央机关进行改革，新设、裁并、改组机构设置。

　　清末新政的内容与戊戌变法维新并无太大的差别，但由于它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发动的，又与当时许多重臣边吏的呼吁主张相吻合，便很快得到朝野内外的响应。除了京畿、中原诸省的积极响应外，各边疆重地，尤以新疆、西藏、蒙古、川滇边区为主，新政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行起来。

　　清末新政在边疆地区主要围绕两方面核心进行，即筹边改制与开发图强。筹边改制的主要措施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遍设州县，改建行省；开发图强则以招垦边地，兴办工矿、邮电、交通、文化教育为主，发展边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实边政策。

　　在新疆，乘行省初建之际，实行“奖励实业，广开利源”的政策。伊犁将军长庚提出了“一练兵，二蕃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的主张，因地制宜，农、蚕、林、牧、渔诸业并举，提倡新的农业经营意识。同时，开发独山子石油、喀图山金矿，兴办工厂，修建铁路，发展电讯，开通邻国商务，使全疆经济迅速发展。并大力发展教育，置提学使司，设“蒙养学堂”、高等学堂等，至宣统二年（1910年）末，共建成学堂600余所，开新疆近代文化教育之先河。

　　在蒙古，筹边改制方面，一些大臣提出在内、外蒙古各设二行省，改蒙古地区王公札萨克统领下的盟旗制度为郡县制的主张，但由于触及到蒙古王公的权益而遭到强烈反对，建省之议未能实现。即使如此，随着新政时期垦务的推行，这期间蒙古各地仍设置了26个府厅州县治所。在经济开发方面，则任命垦务大臣，放垦蒙地，大幅度扩大农业种植区域；大力开发煤矿、金矿，兴办各类加工厂；架设电报线路，开辟邮政线路，开办邮政业务；发展交通，新修铁路，发展汽车运输和黄河航运。同时，由清中央政府或边疆大吏主持兴办或由盟旗自办了大批新式学校，并创办石印蒙文报纸《婴报》。

　　在西藏，自1906年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开始，张荫棠—联豫新政全面推开。在政治体制上，张荫棠—联豫新政提出裁撤驻藏大臣衙门，改设行部大臣，委以重权，便宜行事，达赖、班禅等均归节制。行部大臣下设左右参赞、左右参议，分理内治外交各局事务。行部大臣署内设立交涉、督练、财政、学务、巡警、裁判、工商、路矿、盐茶农务9局，负责举办新政事宜。在西藏地方基层管理体制上，择要酌设委员，其中，设驻曲水委员1员，扼西藏西路要冲；在藏北设驻哈喇乌苏委员1员，通西宁边路；在藏南设驻江达委员1员，控制贡布，并设驻山南委员1员；在藏东设驻硕般多委员1员，招抚波密，并通边藏消息；在三十九族设委员1员。这些委员的职责包括管理刑名词讼，清查赋税数目，负责筹办振兴学务，招练商贾，经营屯垦，调查矿山盐场等事宜。在文化教育方面，张荫棠—联豫新政时期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藏文报纸——《西藏白话报》，在百姓中倡导爱国尚武，开通民智，并兴办初级小学堂，以冀普及教育。此外，还设立汉文传习所、藏文传习所各一区，培养通晓汉藏语言的翻译人才，并翻译印刷了《圣谕广训》及其他实学之书，印行《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本小册子，以期改良陋俗。在经济上，倡导实业，发展生产。提出了修建通川道路的设想，架设了拉萨第一条电报线路，组建了邮政传递机构。对矿产、藏医药的开发，垦荒、水利及畜产品加工等，均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只是由于后来清政府的垮台，许多构想未及付诸实施。

　　正是在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轰轰烈烈的新政运动中，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得以迅速推行。同其他边疆地区新政运动一样，川边藏区新政也是由筹边改制和经济开发两方面构成。筹边改制在川边藏区以实行行省制为最终目标，其中“改土归流”作为建省的一个具体的手段和必要前提，完全服从于建省的需要。只有去除封建土司的地方王权，实行中央直接控制，才可能具备建省的基础。清中央政府在官员的任用上，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位同封疆大吏，实际上就是为建省作人事准备。及至民国时期西康省的成立，实际上也是在清末新政“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实现的。至于川边藏区新政中的经济开发，也与其他边疆地区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修路筑桥，发展交通；敷设电线，开办邮政；招夫垦荒，发展工矿盐业；兴办学堂，发展教育，等等，旨在促进当地经济的加快发展。

　　由此可见，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从当时全国新政运动的大背景来看，只不过是边疆新政当中作为川边藏区筹边改制的一项十分具体的工作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赵尔丰等人是站在国家民族图强的高度推行这一措施的。由于它触及到封建土司、头人的个人利益，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就成为必然。而这种矛盾冲突，与赵尔丰等人的个人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少数个人或集团利益、大局与小局之间的强烈冲突与碰撞。

　　三、外患内忧进逼：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直接诱因

　　包括清末新政在内，清末全国的许多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与遭受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烧杀肆虐，逼得大行避祸西安有关：由此所引发的国耻民侮面前，举国上下痛下决心，变革图强。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当然也是在全国一致的大气候下所实行的一项具体措施。只不过从抵御外侮方面，面对列强的进逼，显得更加紧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英帝国主义在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将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展，先后把尼泊尔、锡金、不丹、克什米尔等南亚国家纳入殖民统治范围。然而，英帝对此仍不满足，把推进“日不落帝国”的战略直逼我西藏地区，妄图从沿海和西南陆路同时进逼，实现吞并中国大陆的梦想。为此，英帝先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与清政府签定的《中英烟台条约》中，以要挟、胁迫的方式，取得了进入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等地藏区“探访路程”的权利。在基本摸清西藏地理情况以后，便分别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和三十年（1904年）发动了两次在西藏地区向我入侵的战争。在战争取得胜利后，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拉萨条约》。与此同时，沙俄帝国在侵占了我国东北、西北、蒙古地区大片领土后，也不甘心让英帝在西藏地区独享好处，派人进藏探险、测量，以期把势力推进到西藏地区。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法、意、德、美、瑞士等，也以派遣“探险家”、“传教土”等名义，插足西藏地区，以实现其侵略扩张目的。一时间，各帝国主义分子在藏区粉墨登场，妄图在这里打开瓜分中国的又一突破口。

　　除了武装侵略外，各列强还在西藏地方上层打主意，谗言达赖左右，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僧俗官吏和贵族中间收买民族败类，培植亲帝分子，企图实施内部攻破，以坐收渔翁之利。帝国主义分子大肆煽动：“英人人藏，名虽侵略，颇怀固藏之心。你们藏人如愿与英和好，守望相助，我英人惟有格外扶持，所有你们藏中向来一切大小政事，仍照旧章办理，并不教你们改变丝毫。”⑨以无损一已私利，诱骗西藏地方上层分子丢弃民族大义，认同其侵略行为。为了转移西藏地方上层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目标，他们还把西藏上下当时尚不知为何物的西方式民族主义思想加以歪曲，灌输给少数不顾民族大义的上层败类，唆使他们反中央政府，破坏我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在外患紧逼、清中央政府疲于应付的情况下，当时的十三世达赖虽然没有大张反对中央政府的大旗，却在少数地方上层官吏和贵族的怂恿下，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把整个川边原属四川总督治下的藏族居住地区争夺过去，纳入噶厦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为此，驻瞻对西藏地方官吏或以宗教关系笼络和收买川边藏区上层人士，或趁机强行占据地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借清政府平定瞻对土司之乱以后将瞻对暂交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际，以瞻对为据点，西藏地方政府驻瞻官吏“侵占章谷屯夷村一处，理塘夷村三处，近更占革什咱土司一全部落。……瞻番竟敢知会德格土司争袭之事不必听汉官之语，应遵彼处断。且近来该番欲干涉各主司词讼，其蛮民之黠者，遂告赴瞻兴讼，彼即偏袒，而土司亦无如之何，是土司亦渐失管理之权。”⑩更有甚者，他们故意破坏内地至西藏交通，阻挠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文报往来，唆使一些寺院武装反叛清政府，使之“远依达赖，近附瞻番”，一时间给清政府的川边施政造成极大的威胁。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清中央政府及各边疆大吏为国家社稷计，自不能坐视不管，纷纷献策，筹谋边圉稳固。时任川督锡良在奏请设川滇边务大臣驻巴塘练兵电中认为：“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甚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因此，他建议在川边藏区“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11］而真正让朝廷下决心筹划川边的，除了大臣们的奏议外，关键还在凤全事件的发生，让清中央政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凤全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经营川边藏区，致被当地喇嘛头人杀害，其中固然有凤全施政急功近利、缺乏谋划的一面，但是堂堂一朝廷命官可以随意被地方势力杀害，可见政府在川边藏区的权威已经降低到极点。这种明目张胆地向中央政府的挑战，肯定要激起统治者的极端恼怒，于是清廷才痛下决心，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经营川边，重新收回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这一行动，正好与张荫棠—联豫之西藏新政遥相呼应，由此才有了“改土归流”行动的开始。

　　四、简短的结论

　　关于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这一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本文未曾论及，对其中的是非功过未作任何评价。本文意在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考证，表明“改土归流”事件所涉及的具体人和事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改土归流”在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发生却是必然的。在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赵尔丰，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毕竟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和苛求一个世纪以前的古人。

　　“改土归流”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而未取得应有的效果。然而，即使后来土司制度在川边藏区重新复辟，也并不能泯没“改土归流”作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所应有的历史意义。（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②《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③《元史·地理志一》。

　　④《史记·索隐》。

　　⑤乾隆《贵州通志·秩官志序》。

　　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327页。

　　⑦《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02页。

　　⑧《清史稿》第三十册，第8929页。

　　⑨《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第一册，《西藏三大寺古噪禀盐井程大老爷杀戮百姓残毁佛像及勘界情形》。

　　⑩《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第二册，《电军机处为瞻对番官恃势侵占川边各地拟勒令退还或酌予赏项收回否则不惜于用兵请伐奏》。

　　［11］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作者简介］马菁林，现任职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外宣局。

西藏“宝藏”银币始末
西藏“宝藏”银币，先后有过“乾隆宝藏”，“嘉庆宝藏”，“道光宝藏”和宣统年间的
“宣统宝藏”。本文着重讲述前三种“宝藏”银币，而“宣统宝藏”另撰文讲述。“宝藏”银币“乾隆宝藏”始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道光十八年（1837年）“道光宝藏”停铸，西藏“宝藏”银币一共铸行45年。“乾隆宝藏”是中国货币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银币，它在以铜钱和银两并行的大清朝是非常特殊的，它是怎样出现和消失在我国西藏的呢？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拜顺治皇帝，顺治赏给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两。后康熙皇帝规定由打箭炉（今康定）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五千两，作为僧众养赡。加上各朝驻藏官员的薪俸都是白银支付（清末每年都十万两），就使得白银大量流入西藏。而这些大批白银都是银锭，在实际使用时非常不便。十六世纪中期，与西藏相连的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三个尼瓦尔土邦（巴德冈，加德满都，帕坦）铸造的银币开始在西藏流行。加德满都土王马亨德拉.马拉与西藏地方缔结了一个向西藏提供银币，并从西藏换回白银的条约。其他两个土邦也相继参加，开始了持续二百余年的藏尼银钱交易。易换的办法是用同等重量的银币换同等重量的银子，不再加收铸造费。而尼瓦尔土邦的铸币一直搀杂，巴德冈土邦最后一个土王铸造的搀铜接近一半的劣币大量运往西藏，仍然换白银等量，引起西藏人民强烈不满。劣币充斥市场，藏汉商人均挑剔使用，使商业贸易受到影响，商人利益受到威胁，引起了很大混乱。进而藏尼之间未能统一用新钱收回旧钱的办法，及时解决藏尼银钱纠纷。一七八八年尼瓦尔土邦的廓尔喀族人攻占加德满都登上尼泊尔王位，统一了尼泊尔全国（故清代称尼泊尔为廓尔喀）。一七九零年廓尔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税增额，食盐糅土，派兵从聂拉木侵入西藏，围攻坚守协葛尔宗的西藏军队。清驻藏查办官员巴忠私自与廓尔喀王朝议和岁许币银五万两。一七九一年廓尔喀王朝以西藏没有缴纳岁银派兵数千人从聂拉木侵入西藏，廓尔喀兵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震动西藏。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进军西藏反击廓尔喀军队，在战争进行期间分析了战争形成的原因，指出西藏地方长期使用廓尔喀（尼泊尔）货币“尤属不成事体”。 令“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鼓铸官钱”。禁止廓尔喀（即尼泊尔）货币在西藏流通，西藏“旧有廓尔喀（即尼泊尔）钱文，概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御批要在善后事宜内考虑在西藏设局铸钱的问题，奠定了西藏地方正规币制的基础。
清大将军福康安率索伦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入藏，六战六捷一直打入廓尔喀国境七百里，距廓尔喀国都阳布（加德满都）仅一日路程。廓尔喀国王二次遣使议和，清军胜利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后，福康安会同西藏地方政府详细分析西藏地方经济，贸易实际情况，于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朝廷提出西藏不宜铸造铜钱，而应制银币的建议。其理由有三，第一“藏地素不产铜，造铜钱的成本太高。西藏每年铸佛像须买熟铜四五千斤，价值三四千两白银，可知在西藏鼓铸铜钱的成本比内地高数十倍”。第二即使铸出铜钱，也还是不能使用。藏族人民没有使用铜钱的习惯，内地铜钱只行使到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打箭炉至拉萨沿途居民行用碎银，卫藏地区（卫：拉萨，山南地区 藏：日喀则地区）则使用廓尔喀（即尼泊尔）银币。第三造银钱，“可使廓尔喀无所居奇”，可保证商民交易公平，有利于今后与廓尔喀（即尼泊尔）的通商。
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批准了福康安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议定的《钦定章程》（即著名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官员的任命，国防，财政，外事等重大问题一一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关于西藏地方的货币制度，《钦定章程》规定：1 设立造币结构 成立铸钱局，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委任两名孜本（俗官），两名孜仲（僧官）为铸钱局负责人。西藏饷银解至藏库发交商上，铸钱银由商上拨发。2 明确规定西藏地方铸造“银钱”，用“纯粹汉银”。3 “银钱”图案，规格 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四字，背面铸藏文译音“乾隆宝藏”四字。规格以一钱（四克），五分（二克）两项搭配铸造。4 兑换办法 每纹银一两兑换一钱新币九枚，五分新币十八枚。新币兑换余下的一钱白银，作为铸造费用。5 奖惩制度 监铸人员勤忖出力，由驻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搀杂假料，即严加办理，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按《钦定章程》铸造的“乾隆宝藏”银币，一钱银币重四克，直径二十六毫米，厚一毫米。正面铸汉文“乾隆宝藏”四字，边廓星状间铸“五十八年”四字，背面铸藏文“乾隆宝藏”四字，边廓铸藏文“五十八年”，正反面均套以藏族人民喜欢的吉祥图案云状花纹。五分银币重二克，直径二十二毫米，厚零点八五毫米，花纹与一钱银币相同。
乾隆五十九年，一钱银币继续按照《钦定章程》规定一枚四克铸造。乾隆六十年一钱银币铸有大版和小版两种规格，大版与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颁布以前铸造的一钱五分
币同大，小版与原一钱币同大。两种版面重量均为三点八克，实为克扣而成。乾隆六十一年铸有一钱大版“乾隆宝藏”银币。五分银币只有乾隆五十八年铸造的。乾隆之后，嘉庆和道光年间继续按照《钦定章程》的规定铸造“嘉庆宝藏”，“道光宝藏”。三种“宝藏”银币都是用手工业的制造方法锻打制作，先将白银化开铸成银薄板，放在钱范内用锤敲打而成。新币制在西藏地方广泛实行，“乾隆宝藏”一钱，五分银币在西藏畅通无阻，深受藏汉人民欢迎，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发展。因银币为纯银铸造，人们“宝而藏之”。
    道光十八年，“道光宝藏”银币因汇兑中的弊病所致而停铸。光绪二十七年二月驻藏大臣裕纲在奏折中分析“宝藏”银币停铸原因称：自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福康安奏定章程，西藏饷银解至藏库发交商上铸钱，由驻藏大臣派员督同葛布伦等督造，每银一两易换一钱重之银钱九元，以多出之一钱作为工匠物料之需。嗣因番商等向粮员求兑，因两有裨益，铸钱之例遂停。

２、蒋介石苦心经营
　　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也作过不少努力。但他将西藏
　　纳入自己统治的理想一直没有得以实现，从清朝灭亡后二十年
　　来，只有１９２０年国民政府委派甘肃省朱秀进藏，但没有一点收
　　获。１９２６年他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府，仍继续孙中山提出的
　　“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使达赖对他的政府产生了若干
　　幻想。
　　１９２９年７月，蒋介石派刘曼卿进藏会见达赖喇嘛，申明国
　　民党政府的各项主张，同时在行政院下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于
　　第二年召开蒙藏会议时，噶厦政府表示愿意“ 恢复旧制”派人
　　参加了这次会议。１９３１年还在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这
　　些措施虽然结束了西藏和内地近二十年的不正常关系，然而西
　　藏还没有真正在蒋介石权力管辖之下。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十三世达赖病逝，西藏噶厦政府按以往惯例
　　当即向中央报告。蒋介石得到呈报后，认为真正让西藏回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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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治下的时机到了，于是以国民党政府名义追赠十三世达赖
　　以“ 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封号，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派
　　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蒋介石在黄慕松临行前叮
　　嘱他说：“ 你告诉噶厦，西藏为我国领土，所有应行解决之各种
　　问题，均属内政范围，应由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避
　　免外人干涉。西藏过去如有与外国订立条约未经中央承认者，应
　　呈报中央审核处理。”
　　他强调说：“ 告诉噶厦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之统属关系，你
　　要坚持仍照前例安设驻藏办事长官，西藏改派负责代表，设立
　　驻京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之最高级官吏，应照旧例呈请中央
　　任命；西藏地方政治组织如有示臻妥善之处，应依据中央法令，
　　参酌当地特殊情形，详议改善办法；汉藏人民通商旅行，应准
　　予绝对自由；西藏地方建设事业，在经济上，人才上中央尽量
　　予以协助。你进藏后要明确康藏界址，告诉噶厦政府太昭嘉黎
　　以东三十三县原为清末西康建省区域，但他们颇多异议。如果
　　我刚才所提的第一项统属问题如能解决，界址问题中央不防酌
　　予让步。你一定要注意，昌都位于西康中部，为川、康、藏、滇、
　　青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尤占重要地位，必须划入西康范围以内。
　　康藏界址确定后，你必须督促噶厦政府立即树立界碑，以免日
　　后纠纷。”蒋介石想了想说“：另外西藏地方军队应确定名额，告
　　知噶厦，西藏地方军队由中央派员指导训练，专负维持地方治
　　安之责；西藏西南边界之国防建设及国防军之统率由中央统筹
　　办理。西藏地方为自己计所需枪械由中央发给，不得向外购买。
　　以上三条原则为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之最高原则，其具体办法
　　由你与西藏地方当局评商拟定，呈候核夺。”同时批准在达赖未
　　转世和掌政之前，由西藏噶厦政府和民众大会推出的热振活佛
　　摄理西藏政教事务。
　　黄慕松到藏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按照清朝驻藏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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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先到大、小昭寺朝佛进香，又给三大寺的喇嘛发放布施。
　　另外随行所带杂技团在祭完十三世达赖后，为拉萨市演出杂技，
　　尔后经常为噶厦官员们演出，想借此进一步让西藏人民了解祖
　　国内地文化。同时增进藏汉关系。
　　黄慕松入藏以后由于热振摄政西藏噶厦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削弱了西藏噶厦政府中亲英势力。国
　　民党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下设一部无线电
　　台；随后创办拉萨小学、一所诊疗所和一所气象观测站。
　　蒋介石终于在西藏有了个立椎之地。
　　１９３９年冬，西藏地方政府找到了达赖的转世“ 灵童”，向国
　　民党政府作呈报，蒋介石立即委派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藏，会同热振及其他僧俗高级官员决定免
　　去制签手续，确认出生于青海的拉木登珠（ 入藏取法名丹增嘉
　　措）为十四世达赖，蒋介石为其亲签坐床。
　　吴忠信奉蒋介石之命进藏后巡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
　　昭寺、色拉寺、哲蚌寺等大小寺庙，为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
　　莲台，十三世达赖灵塔奉献三色长绫哈达，并给各寺庙经堂佛
　　像敬献哈达、点酥油灯，为僧众发放布施。吴忠信到色拉寺和
　　哲蚌寺敬佛时，给每个僧众布施藏银十五两（ 相当于白银一
　　两），同时还给寺庙布施大量的茶叶，并赠送中华民国国旗一面，
　　给各位堪布赠送了绸缎。同时还委托其属员给甘丹寺僧众布施
　　同样礼物。在拉萨传召期间给每个僧众布施藏银七两伍钱，并
　　给热振摄政王赠送一枚重九钱的金质纪念章、一套银质餐具和
　　绸缎、地毯、银器、茶叶等；给卸任司伦朗顿·贡噶旺秋和十
　　四世达赖的父亲、噶伦丹巴降央、平雪、平康、基巧堪布阿旺
　　丹增各赠一枚重七钱五厘金质佛像纪念章和内地土特产品。又
　　根据“ 译仑”和“ 孜康”提供的噶厦政府官员名单，按官员职
　　位分别赠送礼物。吴忠信离藏前向达赖辞行，送给达赖一只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2
　　圈用珍珠镶嵌的怀表。
　　在达赖坐床典礼的那天，国民党办事处还宴请噶厦要员及
　　百官，宴后人人都赠以贵礼。
　　为了随时掌握西藏噶厦的动态，蒋介石从１９３４年黄慕松入
　　藏起，便开始在西藏设置特务机构。１９４２年３月，蒋介石又命
　　戴笠到兰州警官学校，从第三期毕业生中挑选常希武（ 入藏时
　　改名汪藻）、王均、李梦明和原曾于１９４０年和吴忠信入藏、１９４１
　　年回内地担任甘肃夏河县县长的胡明春、从南京挑选的蒋剑秋
　　组成一个特工组。任命胡明春任组长，王均任副组长，汪藻为
　　电台台长、李梦明为报务员，蒋剑秋为会计。配备两部两瓦特
　　特工机，每人配备一支二十响驳壳枪，从青海入藏，增强在藏
　　力量。这些人临行前戴笠对胡明春和汪藻作鼓动，说：“ 西藏是
　　边疆重地，现在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藏人中有亲英分子，受英国
　　人的煽动、利用，西藏地区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以目前形
　　势来看，在战略上西藏将会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我们做特工的
　　人员，服从纪律是天职，更应牢记委座‘艰苦卓绝’的教诲，到
　　最艰苦的环境中去奋斗，德国的第五纵队是很成功的，你们要
　　学他们的成功精神，但是，德国的第五纵队是侵犯别人的国家，
　　损害别国的主权，我们则是保卫自己的国土。要整顿好西藏内
　　部，才能防范、遏制英、印势力的入侵。你们是先锋队，必须
　　做好本职工作。江孜是通印交通要道，你们的任务很重要，切
　　勿有负本局希望。”
　　从１９４３年以来，日本侵入缅甸，威胁着印度。英国人平常
　　是不准他人去侵染印度的，见日本气势难以阻挡，便求助美国
　　指使蒋介石派兵支援印度。蒋介石便想趁援印之机修筑康藏公
　　路，这样可以进一步控制西藏。但由于噶厦亲帝势力的影响此
　　计划未能实现。
　　蒋介石在修筑工路计划落空后，明白军政势力难以伸入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3
　　藏，他决定要加强在藏的情报组织， 于是，又多次派遣情报、电
　　讯两个系统特务人员，或是化装成僧侣，或依附于行商，由青
　　海、西康两地秘密进入拉萨、日喀则、昌都、甘孜、山南等地，
　　刺探、搜集西藏当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情
　　报以及地方风土人情，更主要的是了解、掌握西藏噶厦政府与
　　英、美、印之间的关系，储存各种情报和信息，一旦有时机，蒋
　　介石便要控制西藏噶厦政府，把它彻底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在西藏的特工人员，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４年光军统局直接派
　　进藏的就有１５人，在当地吸收试用的情报员有十几名。
　　有了这么强的特务机构，蒋介石觉得还不够，决心要使在
　　藏一切机构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国民党原任驻藏办事处
　　处长孔庆宗在藏四年，与西藏噶厦政府感情不甚融洽，活动能
　　力亦不强，致使蒋介石设在拉萨的办事处工作收效不大，为了
　　扭转这种局势，蒋介石打破了驻藏办事处处长人选必须由蒙藏
　　委员会提出的程序，破例从他的侍从室中提出他的亲信沈宗濂
　　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并亲自规定了驻藏办事处的任务：１、宣扬
　　；　　中央德意，联络感情；２、沟通文化； ３、勘察康藏公路；４、设
　　立无线电网；５、设立医疗所；６、　作电影宣传； ７、探察英人对
　　藏的活动。再就是进一步设法帮助一心维护祖国统一的热振摄
　　政王恢复摄政，扭转噶厦亲英，亲帝的局势，阻止西藏在英、美、
　　印怂恿下搞“ 独立”。但是沈宗濂的很多计划都没有付之于实，
　　他刚到达拉萨一个多月，一心支持达扎摄政王一伙搞西藏独立
　　的英人随即派印度驻锡金的行政官右德（ 英国人）立即携带厚
　　礼入藏，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亲英派，打击和瓦解倾向国民党政
　　府的人士。但是沈宗濂想尽办法接近达赖的父亲。国民党召开
　　国民大会，邀请西藏派人参加，沈宗濂获准带领代表回南京，为
　　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西藏的势力，他事先与十四达赖的父亲
　　商议好，将十四世达赖之兄嘉乐顿珠送到印度，等他到印度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4
　　与他汇合，由他带其去南京求学。要将嘉乐顿珠培养为秘密骨
　　干。嘉乐顿珠到达南京之后，西藏噶厦才知道，受到很大的震
　　动。此后英国人也更加密切注视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的行动，致
　　使国民党办事处活动非常困难。热振事件后十四世达赖的父亲
　　时常怀念热振，对达扎极度不满，他本人倾诚中央，经常流露
　　出对达扎不满的情绪。达扎怀恨在心，想尽各种办法排斥他，连
　　年仅十三四岁的达赖也受达扎及周围人员的影响对其父亲不
　　满，回到家时常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他。有一天达赖父亲生病，达
　　扎的管家假装讨好趁机送来一剂药，达赖父亲服后便被毒死，这
　　又削弱了国民党在噶厦政府中的力量。沈宗濂到内地后再也没
　　有返藏，蒋介石在西藏噶厦政府的力量也由此受到削弱，他控
　　制西藏噶厦政府的能力也减弱了。摄政王达扎及噶厦亲英和搞
　　独立的势力进一步发展，不可一世。
　　３、驱汉事件
　　在美国人的唆使下西藏噶厦政府以“ 独立国”的姿态参加
　　１９４７年３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泛亚洲会议”。英国人也趁热
　　打铁，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负责人里查逊对噶厦“ 外交局”总
　　管索康索巴·旺清次登说：“ 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团出席会
　　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世界形势来看，
　　如今正是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
　　代表团启程后，里查逊又通过“ 外交局”向摄政达扎建议：“ 作
　　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
　　旗备用。”于是噶厦又匆忙赶制了一面藏军平时打用的“ 雪山狮
　　子旗”，作为西藏“ 国旗”，派专人送给了抵达亚东的代表团。
　　１９４７年１０日，在美国的幕后策划和支持下，先由美国商人
　　牵线，西藏噶厦政府背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组织了一个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5
　　孜本·夏格巴为团长的六人“ 商务代表团”，表面上是想赴美、
　　英等国作“ 商务考察”，并借以建立贸易关系和获得金银通货以
　　支持其发展经济，实际上当时贫穷落后的西藏并没有什么商务
　　需要到欧美去旅行，其目的是西藏分裂势力与美国政府进一步
　　加紧勾结，建立所谓“ 友好关系”借以造成个实际上独立的
　　既成事实，趁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崩溃的时候，乘机“ 独立”。但
　　美国在西藏地方当局面前耍两面派手段。“ 商务代表团”原来打
　　算要晋见美国总统，递交西藏信件和像片等，而当时中国驻美
　　国顾问（ 国民党政府顾维钧大使）坚持认为谒见时他应该在场，
　　美国对此表示同意，因为当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关系密切，不
　　能为了一个西藏而得罪蒋介石，从而影响它同国民党政府的关
　　系。美国商务部仅派一名低级官员同他们略谈一下所谓的“ 商
　　务”。西藏“ 商务代表团”在美国活动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１９４７年８月，印度宣告独立。西藏噶厦政府以达扎为首的
　　亲英派眼睛红了，盼望走印度的道路，因而更加靠拢英印及美
　　国。噶厦政府组织所谓“ 商务代表团”访问美、英等国，在旧
　　金山、华盛顿向新闻界大肆宣扬“ 西藏独立”，要美国承认西藏
　　是“ 独立国”，接着又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进行游
　　说活动。迫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美国没有分开承认西藏是独
　　立国，英国也未公开反对美国的观点，致使西藏噶厦“ 独立”派
　　愿望没有实现。
　　１９４８年，虽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
　　胜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已摇摇如坠，但它还占有大半个中
　　国，还有三百多万美式装备的军队，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西
　　藏噶厦政府还不敢冒然提出脱离国民党政府，他们深知蒋介石
　　的残忍，害怕蒋介石的飞机与数百万军队，害怕“ 独立”不成
　　反而将手中现有的大权也丢了。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４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6
　　月２３日解放国民党盘踞２２年统治中心南京，西藏噶厦的分裂
　　独立派认为这是摆脱国民党政府统治走向“ 独立”的时机到了。
　　恰在这时英国商务代表里查逊给噶厦“ 外交局”局长札萨柳霞
　　·土登塔巴出主意说：“ 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
　　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并且告诉说闵志成、江新
　　西、周铭、曾天才等人就是共产党。土登塔巴听后非常感激里
　　查逊，并立即将此事呈报达扎摄政王。达扎一听立即拍手大叫：
　　“ 好，好，好。”两个札萨莫明其妙。达扎说这下他要将国民党
　　和共产党一齐驱出西藏，这是脱离国民党统治的一个好机会。马
　　上叫噶厦的尼堆（ 侍卫官）土登列门通知四大噶伦及基巧堪布
　　明天在罗布林卡开会。
　　第二天，有噶伦、基巧堪布、孜本等１５人参加了会议，为
　　了保密，连送茶水的人都不准进会场。达扎主持会议，主要研
　　究国共两党的形势，认定国民党失败已定，共产党必胜，共产
　　党实行的是苏俄的制度，是要消灭宗教，西藏仍佛教圣地，与
　　共产党水火不容。研究了几天，一致认为为拒共产党于藏外，必
　　须在共产党进藏前驱逐一切汉人。并对驱汉的方法、步骤、离
　　藏时限、路线和护送的藏兵等作了具体安排。考虑怕国民党一
　　旦死灰复燃而对西藏噶厦政府采取报复，决定以驱逐共产党为
　　名，驱逐一切汉人离藏。
　　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早上，藏军包围了所有汉人居住的地方，
　　并将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电台拆毁以免他们和外界联系，限定驻
　　藏一切汉人两周内必须离开西藏。
　　国民党在藏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所有特工人员和在藏经商
　　及从事其他行业的一切汉人，在噶厦政府武力威逼下分两批离
　　开西藏，绕道印度回到祖国内地。
　　美国于１９４９年８月派出特务头子汤姆斯父子二人，以“ 广
　　播公司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王达扎进行密谈，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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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的信件。汤姆斯鼓励西藏当局成
　　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
　　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汤姆斯１０月返回美国，接着美国便将
　　一大批武器弹药通过印度运到西藏，支持达扎独立。
　　驻藏一切汉人离藏后，噶厦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给
　　驻广州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发了一封假惺惺的说明驱汉原委
　　的电报：
　　噶伦堡即转广东李代总统宗仁：
　　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战争正在进行，凡中国政府官员及其
　　政府所在地，亦即产生共产主义与动乱，因此，吾人不能听任
　　中国驻拉萨代表冒此种可能发生之危险，更有许多传说形迹可
　　疑之人及巴塘人均系由中国西部来到拉萨，欲将彼等从别人当
　　中检查出来，实属困难。如万恶之共产主义竟或走进众生幸福
　　源泉之西藏佛法圣地，此西藏全体人民所引为忧虑者也。
　　为中藏双方政府利益，并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
　　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检出可疑之共产
　　党秘密工作人员不使彼等任何一人乔装寄迹于西藏，西藏民众
　　大会特请中国代表及其随员、无线电报员、学员、学校教师、医
　　院工作者及一切其他可疑之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各自返回
　　原籍、以免妨碍现存中国与西藏间之法主与檀樾关系。
　　吾人已通知在拉萨之中国代表及随员、无线电报员、学校
　　教师、医院工作者及可疑之中国人与巴塘人立即各自回返原籍，
　　吾人将特予优给旅费、坐骑、驮畜引导护送中国代表及随员、无
　　线电员、学校教师及医院工作者至印度边境。吾人希望中国政
　　府对此为大众福利之重要举措，予以适当谅解，并勿以为冒犯
　　为褥。
　　拉萨噶厦九日电
　　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将电报转给李宗仁后，李宗仁虽然心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78
　　国民党已维持不了多久，但出于维护中华民族统一之心，给噶
　　厦政府回了电，希望维持现有关系。
　　９月２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英美
　　印侵略者制造阴谋事变，妄图侵吞我西藏领土》的论文，指出
　　这是由英印一手扶持西藏噶厦政府企图独立、从而妄图侵吞中
　　国西藏这一片广大领土而发起的事件。谴责了英印妄图侵吞中
　　国领土的野心，也谴责了噶厦政府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但是，不论是李宗仁的劝告、要求也好，共产党的谴责也
　　好，达扎根本不理，不断为他的西藏“ 独立”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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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川边的土司[原编、申精]
会员 山东游子 发帖于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2007-01-04    评论0条 浏览155IP
清代川边的土司[原编、申精]




编者按：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人们会常常听到或想起“土司”这个词。在人们的印象中“土司”就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的地方统治者，至于“土司”是怎样来的恐怕有很多的人不甚了了。为此，编者专门查找了有关资料，在我所订的1984年第4期《历史知识》杂志里找到了任建新先生的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在此向任建新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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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土司”？土司包括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专官司及土千户、土百户等称号。因为是封建王朝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官职，故冠以“土”字，习惯上把它们都称为“土司”。土司与流官不同的一个主要点就在于它是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代代世袭相传（有个别仿流官的土司），而流官则是三、五年一任，任满另由政府拣选充任，也有连任的。因此，土司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俨然是个小国王，其势力根深蒂固。




土司是封建社会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封建王朝推行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为缓和民族矛盾，自汉唐以来封建王朝往往在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行“羁縻政策”，收买拉拢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慑，奔走惟命”（《清史稿.土司传》）。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到元代正式发展为土司制，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分三路征大理国，经过川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招抚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以世袭官职并颁给玺书及金银符，于是有世袭的宣抚司等土司出现。明清两代虽曾一度推行过“卫所制度”和“改土归流”，但总的来说是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并有所发展。在川边地区清代封赏的土司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




所谓“川边”，作为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藏语称为“康”，意思是大地。“川边”二字来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因赵尔丰管辖的地区是这片地方，故清末以来将此地区成为“川边”。清代在川边地区设土司的地方占十分之五，主要在金沙江以东（只有纳夺土司在江以西）。




清代土司设置以川、滇、贵、桂、甘等省最多，但经过雍正初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后，以四川保留的土司最多。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以“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奏请对云贵等省土司改流，清廷批准了鄂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废土司、置流官的改土归流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使这三省原有的大部分土司被废除。在这次大改流中四川仅将靠近内地的天泉六番招讨司、酉阳宣慰司等少数几个土司改流，其余土司不仅未受影响，且新授了部分土司，例如著名的霍尔五土司就是在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高潮中，被新授予安抚司等职的。乾隆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公元1752--1776年）清廷次第征服杂谷土司和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旋废杂谷土司，置杂谷老等五屯，设杂谷直隶厅辖之；废大、小金川土司，置绥靖、懋功等五屯，设阿尔古、美诺两厅辖之（后并为懋功厅）。这次改土归流使川西北的一些土司被废，但川边地区这个时期却继续升赏和新授了一批土司。据嘉庆时编撰的《四川通志》记载，当时仅位于川边的打箭炉阜和协属下，就辖土司一百二十多员。真正对川边实行改流的是发生在光绪至宣统年间的改土归流。




康区在土蕃时期被吐蕃王朝占有，是所谓的藏区四部之一。吐蕃王朝崩溃后康区为若干个自治部落割据，到了元代部分部落被招抚。明代因袭元制，除土司名称略有变动外，并增封了一批宗教领袖为法王、国师等给与一定地区的权利。明代末年，康区被青海之蒙古和硕部首领固始汗占领，固始汗派营官驻此，征收粮赋，土司也受制于营官，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杀死欲与他争权的明正土司，清廷乘势派兵进剿，杀昌侧集烈，恢复明正土司，并乘胜驱除固始汗在康势力，招抚打箭炉以外，雅砻江以东的巴底、单东革什咱、下瞻对、喇滚等大小50余部落，分别置安抚司五、土千户一、土百户四十八，其中除对瞻对等五个安抚司直属化林协管辖外，其余土千户、土百户四十九员划归明正土司属下。当时称这新收抚的地区为“西炉”，清廷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分化林营兵575名驻打箭炉以资震慑；建泸定桥以便交通；升化林营为协，设副将一人，统管西炉各土司。于是这部分地区成为四川管辖之地。




康熙区十八年（公元1719年）为防备准噶尔侵扰，清廷令都统法喇率兵进驻打箭炉，相机收复里塘、巴塘等处。法喇以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前锋，擒里塘叛乱头人，招抚里塘、巴塘等地。次年清军大举进剿扰乱西藏之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部，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两处兵马出打箭炉前进，噶尔弼用岳钟琪“以夷制夷”之计，沿途招抚江卡、察德龙、贡觉、乍丫、察木多等处，重赏僧俗首领，令其率当地民兵为向导，故一路顺利，直入拉萨，评定准乱。事定之后除巴塘、里塘设安抚司2员外，察木多、乍丫等处仍赏给当地活佛管理。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在全部驱除了和硕特部在康藏地区的势利后，清廷命川、藏、滇会同勘定内地疆界，雍正四年四川提督周瑛会同滇、藏官员于江卡、巴塘之间的宁静山顶树立界碑，将山以东的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山以西的江卡等地划归西藏。周瑛遂于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陆续将康区北部的德尔格忒（德格）、霍尔格部（孔撒、麻书、白利、章谷、东科、竹窝等）及林葱、春科、纳夺等都招抚，旋即授予宣慰司、安抚司、专官司等职，同时还对来投的许多中小部落首领给予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至此清廷在打箭炉以西，金沙江以东的这部分地区内几乎全部推行了土司制。到雍正七年，西炉边已共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员。为了管理这众多的土司，清廷升雅州为府，统辖西炉各土司；移雅州同知于打箭炉，设打箭炉厅（后升为直隶厅）“以理夷情”，并于巴、里两塘设粮务各一，管理川藏军粮运转，兼管当地土司。此后除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征剿瞻对土司班滚事竣后，将瞻对土司的各地分赏给投诚头目时新授了十几个小土司外，川边的土司再没有增加了。相反，由于互相兼并的结果，有些较小的土司被较大的土司吞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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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土司隶归兵部，这是因为清代在民族地区用兵，往往征调土司率士兵参战。故川边的土司多隶属于阜和协副将（驻打箭炉）管辖，阜和协原有一千多兵马，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后来只有三四百名兵丁，且多为虚额，已根本无法作为“震慑”土司的一支军事力量，关外土司多妄自尊大，不把其放在眼里。




土司按例应缴纳所管地方的赋税，但这种赋税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有的完全是象征性的，像拥有四十八家土百户的明正土司，每年贡赋为银一百六十多两；地方富庶的巴底土司每年仅纳银八两。至于像巴塘、里塘这样的按流官例（即不世袭，由头人中拣选）任命的土司，清政府每年支付几百两银子的“养廉银”。




清代川边的土司中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衔的宣慰使司，它们共有四个，即：明正、德格、巴底、巴旺土司，其次为宣抚司（正四品），共两个，即巴塘、里塘二土司，再次为安抚司（从四品），计有十四员，如孔撒、麻书、章谷登土司，最低为六品之专员司，也有十多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土千户、土百户品级不等。有的土司因功被赏以更高的品级和官职，但都是虚衔虚职，有名无实。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控驭土司的力量削弱和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在边远地方也有土头自封为土司的。清朝规定土司一至三年一朝贡，但川边的土司大都未切实遵行。




土司羁縻政策对土司的要求只是“保境安民”，只要它不叛乱，清政府一般不干预其政事。川边地区由于介于川藏之间，清廷对保护南北两条进藏大道十分重视，设有许多塘站，土司的活动只要不干预大道的畅通，清政府也就不予查究。即使土司间征战连年，清廷也以“蛮触相争，不足为虑”，听之任之。因此，川边土司往往夜郎自大，在自己的辖境内穷奢极欲，残酷压榨人民，实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在那里正像有句藏族民谣所说那样“天是土司的天，地是土司的地，人是土司的人”。




土司制度极大的压抑了川边地区生产的发展，使这里长期处于非常贫瘠落后的境地。土司间的争权夺利，弱肉强食，常常酿成长期战乱，使社会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在瞻对赏藏后，更为加剧。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占领了哲孟雄（锡金），而俄国则派遣特务，拉拢达赖，策划分裂西藏的阴谋。在英俄交相窥藏，西藏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为了“固川保藏”，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在川边改土归流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鹿传霖。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攻取了藏官盘踞的瞻对，收缴了章谷土司的印信，将德格土司羁押到成都，准备以瞻对、德格为基础将川边土司次第改流，设官治理，使川边地区建成为四川的坚强门户，西藏的巩固后方。但是，鹿传霖的措施收到许多官僚的反对，大赖也提出控告，清政府害怕引起康藏地方的混乱，中止了鹿的改流活动，免去他川督职务。放回德格土司，仍将瞻对赏藏，只有章谷土司无人承袭，改为炉霍屯。几年之后鹿传霖升任军机大臣，又利用他的权力，积极支持了赵尔丰对川边地区的改流，实现了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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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炮制了非法的“拉萨条约”，赤裸裸的暴露了要把西藏置于英国势力“保护”下的野心。在此形势下，清廷中重又提出了治理川边的主张，准备以屯垦、练兵入手逐步改流土司，但遭到土司和寺庙的反对。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清廷派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兵进剿。赵尔丰在血洗七村沟后，奏请将巴塘改流，此年又攻占乡城桑披寺，评定里塘土司叛乱，将里塘土司废除设委员管理，清廷见赵尔丰进展顺利，委他为川滇边务大臣专门经营川边地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更升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率大军首先进剿德格，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德格土司多吉僧格请求献地改流。赵尔丰军行所至将春科等土司一并改流。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赵尔丰奉命护送川军进藏，乘势将江卡、贡觉、桑昂、杂瑜等地收归边辖，这些地方无土司，原由西藏派营官管辖，赵收抚后委汉官暂管，奏请设县。此后赵尔丰陆续将乍丫、贡觉、三岩、得荣等地收管，设委员治理。这时丹达山以东的原西藏管辖地方，纳入了川边范围。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赵尔丰任四川总督，以赵之心腹付嵩炑代理边务大臣。赵尔丰离边赴任前同付嵩炑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土归流工作，沿路收缴孔撒、麻书等土司印信，以其地设甘孜委员，逐去瞻对藏官，设瞻对委员，又缴林葱、白利、鱼通、单东等各土司印信，一并改流。离开打箭炉后，赵尔丰还收缴了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的印信。赵尔丰赴川后，付嵩炑又收缴了沃日、崇喜、巴底、巴旺等各余下土司的印信，只有毛丫、曲隆土司乞缓未缴。至此川边的土司全部被改流。清廷批准赵的奏请，在川边地区设置两道五府二十一州县。后付嵩炑请改川边为西康省，设二十一县。川边这一名称被西康省代替了。




川边土司虽被赵尔丰所改流，但民国以后川边战乱频繁，土司多暗中恢复，有的虽未恢复土司职衔，但仍行使土司职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民主改革前，民主改革后才彻底废除了土司制。

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