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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现代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



所谓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概言之，是指体系内各个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联系及其组合状态。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物质实体——城镇的空间组合形式，也是地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对地域中心的空间作用结果。其表示一般从分布密度、联结形式和形态特征三方面来反映。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反映到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上，也充分表现了体系内城镇分布、排列、组合的地域差异和不平衡特征。从狭义的城镇分布密度而言，仅仅是指城镇的地域空间分布状况。然而，探究导致这种空间分布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理基础的影响。因此，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具有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两大特征。

一、中国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分布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空间分布形态一直呈现自东而西，由密到疏的扩散发展特征。建国后国家尽管加强了中、西部地带城镇的建设，但其分布的地域差异仍然具有如下特征：



（一）城镇分布东密西疏



从我国目前城镇网密度看，城镇体系内城镇密集东部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表现为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总特征。

据1985年统计资料，我国现有城镇7928座，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有8.26座城镇。由于我国正处于城镇经济大发展时期，城镇网密度的分布既继承了历史上城镇分布的基础，又受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自东而西推移的影响，表现为代表历史遗存主流的城镇网密度密集于东南的格局基本未变；同时作为新城市（镇）迅速崛起的“三线”建设地区，其城镇网密度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两大特征。

1.城市网密度

从1985年全国城市网密度看（表8-1），台湾省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省区，每万平方公里有5个城市；上海、江苏、山东、安徽、河南、辽宁、浙江等省、市，是我国城市分布次密集地区，城市网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1个城市以上；湖南、天津、广东（包括港、澳地区）、福建、湖北、江西、吉林、山西、河北、宁夏、北京等11省、市、区城市网密度居中，达每万平方公里0.5个城市以上；广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等8省、区城市网密度较低，在每万平方公里0.1～0.5座城市之间；而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区城市网密度最疏，每万平方公里还不到0.1座城市。采用中位数法将各省区城市网密度分为四级并绘成“中国城市网密度示意图（1985年）”，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城镇体系的城市网分布表现为西疏东密，城市网密度从东向西逐渐递减（除河北、北京地区为低谷外）的规律（图8－1）。

2.镇网密度

从全国镇网密度看，就省区而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表8－1）。位居东部沿海地带的上海、浙江、山东三省、市，是我国镇网密度最高的省区，每万平方公里镇数均在40以上；其次是中部地带的山西、湖北、湖南等省区，镇网密度也达到了每万平方公里20个镇以上；再次是辽宁、江苏、广东（包括港、澳地区）、台湾、福建等沿海省区和陕西、贵州、云南、四川、江西、吉林、广西等中部地带

表8-1  我国城镇网密度分析表（1985年）





续表



注：①台湾省为1983年统计资料。



省区（它们多为“三线”重点建设地区），镇网密度在每万平方公里10—20个镇之间；其它省区镇网密度最低，一般均在每万平方公里10个镇以下。

从局部地域看，这种差异更大。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省，苏南地区的苏州市域，平均每24.5平方公里就有一个镇；而苏北地区平均69.8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山区或边远地区，镇分布更疏，如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每18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镇，内蒙古的乌拉特草原22000多平方公里仅有一座



海流图镇。

3.城镇网密度

然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建国36年来，由于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向西转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偏集东部的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变；尤其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在地域广大的西部地带的川、黔、滇、陕等省区和中部地带的“三西地区”（豫西、鄂西、湘西）的广大内地地区，相应建成我国的后方工业基地。据资料统计，共建成29000多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并建设了一批城市和镇，从而提高了这一地域城镇网密度，表现出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分布结构日益均衡的巨大潜力所在。

如从全国城镇网密度（表8－1）看，全国平均每1210.6平方公里有一个城镇，而东部地带每438.6平方公里拥有一个城镇，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为1049.3平方公里和2531.6平方公里拥有一个城镇，总体上仍然表现为东密西疏的城镇网分布规律。而从各省区城镇网密度图看（图8－2），我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如黔、滇、陕、豫、鄂、湘及川等省区，城镇网密度与城市网密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尤以湘、鄂、黔、滇四省区最为突出，整个“三线”地区的城镇网密度几乎可与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各省区城镇网密度相伯仲。全国城镇网密度表现为环渤海湾最密，东部、东南沿海、陕、鄂、湘次之，豫、皖、赣、桂、川、黑再次，西部地带最疏的特征。



（二）城市偏集中纬地带



城市空间分布测度的另一形式是经纬网内分布状况。我国疆域辽阔，所囊括的经纬度跨度较大（自南而北跨纬度49度多，从东到西跨经度60多度）。从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分布看，城市主要集中于北纬20—40度及东经105—125度的地区。



从城市的经向分布看（图8－3），我国城市以东经110—125度内最为集中，几乎占城市总数的70％左右，其间分布了全国70％的特大城市、90％的大城市、80％的中等城市和将近一半的小城市；东经100—110度次之，约占城市总数的20％，其中分布了全国30％的特大城市，以及少数大、中城市和较多的小城市；而东经100度以西的广大地区，城市数量很少，仅占全国城市总数的6.4％，城市分布寥若晨星（表8-2）。



若以我国城市集中分布的北纬35度纬线为基准，我国城市经向分布的线密度为东经110—125度间，东西垂直距离约每5.9公里就有一个城市，东经100—110度间，东西垂直距离约每13.2公里一个城市，东经75—100度间，东西垂直距离约103.5公里才有一个城市，分别是东经110—125度间的2.2倍和17.5倍。

再从城市的纬向分布看（图8-4），我国城市又以北纬30—40度间最为集中，其间共有城市150个，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3.6％，集中了我国60％的超大城市（人口300万以上），70％的特大城市，

表8-2  我国城市经向分布统计表（1985年）





51％的大城市，62.7％的中等城市，以及67.5％的小城市。据计算，在这一区间内大约平均每一纬度分布有15个城市，城市间平均南北垂直距离仅约6公里；其次是北纬20—30度地区，现有城市123个，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35.8％，集中分布了40％的小城市和部分大、中城市，平均每纬度约有12.3个城市，城市间平均南北垂直距离约8公里；再次是北纬40—50度地区，共有城市67个，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9.5％，集中分布了我国36％的大城市和部分特大、中、小城市，平均每纬度约有6.7个城市，城市间平均南北垂直距离约



11.7公里（表8－3）。

根据我国城市体系的经向、纬向分布特征，求得我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座标为东经116.06度，北纬33.43度，大约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城附近地区。明显向东南偏离我国国土的几何中心（约东经103度，北纬37度，即兰州市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表现为我国城市体系地域空间分布偏集东南沿海的基本倾向（表8－4、8－5）。

表8-3  我国城市纬向分布统计表（1985）





表8-4  我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经度计算表







表8-5  我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纬度计算表

二、中国城镇体系的地理分布特征



上述中国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一方面固然是各地区社会、经济、人口和历史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又是受地理条件深刻影响的反映。因此，中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也具有相应的地理分布特征。



（一）城镇集中分布平原丘陵地区，高原山区分布很少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西部的山地和高原面积很大，而东部丘陵和平原占地比重相对较多。我国主要城镇（城市和大于5万人口的镇）集中分布于海拔高度小于500米的东部丘陵、平原地区，平均海拔高度500—2000米的中部低山，中山地区分布较少，西南内陆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中、高山地区分布更少。城镇体系地域空间分布表现为“低密高疏”的垂直分异规律和“东密西疏”的水平分异规律（表8－6）。

由下表可见，我国第一阶梯的u值分别为第二阶梯的14倍和第三阶梯的110倍左右。可见我国主要城镇偏集海拔高度小于500■

表8-6  我国城镇垂直分布统计表（1985年）





米的丘陵、平原的倾向非常突出。



（二）城市偏集亚热带、暖湿带地区



由于季风和降水的影响，我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不但不像世界同纬度许多地区那样是荒漠或干草原，而是由夏季风在高温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带，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分布的集中地区。此外，暖温带、中温带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分布比较密集区域（表8-7）。

由表8-7可见，我国城市主要分布于亚热带、暖温带和中温带，尤其在亚热带几乎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城市。从城市分布数与国土面积u值比率可见，亚热带最高，其次是热带和暖温带。再从城市等级规模的地域分布看，在亚热带中、小城市比例高于大城市；在暖温带大、中城市比例高于小城市；中温带则大城市比例高于中小城市；热带地区尽管在我国分布面积不大，但城市分布密度较大，仅次于亚热带地区；寒温带和青藏高原地区城市分布密度最低，现仅有3座城市。

表8-7  我国气候区域市分布统计表（1985年）





（三）沿河城市组群正在形成



城市是生活、生产的集聚地，河流也如动力、交通一样，是城市生存的生命线。尤其在古代，河流既是人们取水的渠道，又是水上运输的航线，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城市分布与水系分布密切相关。据资料统计，在绝大多数河流分布的东南半壁，集中了我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在水系不发育的西北内流河流域，城市分布却很稀少。我国淮河流域以南和云贵高原以东地区河网密度大，分布了我国的大部分城市，尤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河网密度最大的区域；也是我国城市网密度最大的地区。概观我国城市按流域分布（表8－8），从北向南可以粗略地看出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都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不同阶段的城市密集区，沿河城市组群正在形成。

表8-8  我国城市按流域分布表（1985年）







（四）城市分布与人口分布相适应



由于我国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导致了我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东南半壁人口高度密集，西北半壁人口非常稀疏（迄今大约还有1/10的国土范围内没有常住居民）。明显地表现为人口数量分布由内地向沿海集聚，人口密度分布自内地向沿海递增的人口分215布总特征。

我国现代城市（镇）是人口分布的一种主要居住方式，也必然表现为与全国人口分布基本相适应的总特征。现按各气候区统计（表8-9），明显可见我国人口分布与城市分布的u值均在1.00左右，即为一佐证。

表8-9  我国城市与人口空间分布对照表







（五）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分布差异明显



城市是国家经济中心和集聚地，其分布的地域差异，必然也是国家经济空间开发的具体体现。概观我国的经济景观，自东向西，从沿海至内地到边远地区，呈现为高度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落后地区的基本空间形态。依据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在保持各省、区、直辖市行政区完整性的基础上，大致可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这三大地带中，城市的空间分布如下表（表8-10）。

由下表可见，我国无论城镇数量还是城镇人口，都偏集东部沿

表8-10  我国三大地带城镇分布表（1985年）





说明：东部地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含港澳）及广西12省区，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省区；余为西部地带。

海地带。在这一地带，占全国14.2％的国土面积，分布了近40％的城镇和将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国土面积与城市数、镇数、城市非农业人口、镇非农业人口的u值在2.5～2.8左右，是我国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在中部地带，占全国29.2％的国土面积分布了30％以上的城镇及城镇非农业人口，其u值也都在1.15—1.38之间，显然城镇发展已趋均衡。在西部地带，占全国56.6％的国土面积，仅仅分布了20％左右的城镇和城镇非农业人口，其u值仅在0.3～0.5之间，城镇分布密度仅是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带的1/10和1/5，是我国城镇分布稀疏地带。

就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分布而言，也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差异（表8－11）。具体表现在：在东部沿海地带，集中了仅有的5个3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54.4％的大城市和46.1％的中等城市，表现为大、中城市集中分布的地域特征；在中部地带，大中小城市分布比较均衡，它们的城市数均占全国分类总数的30—40％；而在西部地带，小城市也才占全国的29.7％，大、中城市比例更低（分别为14％和14.7％），表现以小城市占优势的地域城市分布特征。

表9-11  我国三大地带城镇空间分布表（1985年）

三、中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类型



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是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概观国家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具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为核心，沿海、沿江为枢纽，形成的具有“T”字形的点——轴地域结构系统；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派生而成的以各省会（或首府）为核心，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约125公里范围内，见图8-5）集聚的若干大、中、小相结合的城市群体，形成第一层次以下，具有我国特色的多核心（有些亦已形成次级发展轴线）区域空间结构。一、二层次的有机结合，正在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点——轴——面”城镇有机空间组织系统。



（一）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类型的定量划分



长期以来，有关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类型的划分，都是建立在定性描述的基础上的，但由于城镇体系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地域空间结构的类型也具有渐变、模糊的特性，往往导致类型划分上的混乱。在这里我们将城市（包括镇）视为区域的中心点，运用点的平面分布统计方法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随机分布、均匀分布和集聚分布。其测度采用R指标表示①。当R=0时，即意味着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为0，成为聚集于一点的平面分布；R＞1时，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分散程度，如正四边形分布R=2.0，正六边形分布R=2.149。用R值表示点的空间分布结构图如下（图8-6）。

我们首先根据各省区面积、城市数，计算出各省区城市的平均



最邻近距离（de），再据各省区核心城市按125公里、250公里、375公里、500公里四个层次划出各省区城市距核心城市分布状况，分别求出这些地域内城市间平均邻近距离（表8-12）。

由表8-12可知，我国各省区距核心城市125公里范围内，R值均小于1.00。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各省区（除青海，西藏外）在以核心城市为中心，12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的城市分布都是属于集聚型分布，它们均围绕各省区核心城市形成了一簇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当距核心城市距离增大到250公里时，仅呼和浩特城市群、郑州城市群、上海（含苏、浙）城市群、福州城市群、重庆城市群、昆明城市群和乌鲁木齐城市群的R指标大于1.00，表现为集聚倾向，而其它省区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则趋于分散。当距核心城市距离增加到375公里时，仅有上海（含苏、浙）城市群，重庆城市群，乌鲁木齐城市群R值小于1.00，仍表现为集聚倾向。从我国城市分布现状看，尽管重庆城市群、乌鲁木齐城市群的R值小于1.00，但主要是由于四川盆地和北疆地区平均最近邻距离较大引起的，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城市连绵区带。因此，据R值指标计算，上海（含苏、浙）已形成我国延伸最长、城市最多的城市连绵带。



（二）城市群地域空间结构类型



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依据其分布形态、核心城市多寡、城市数量的多少，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1.块状城市集聚区

这种类型的城市群体分布地域范围较大，由若干个大、中城市共同组成城市群体的核心，是我国城镇群地域空间形式发展的高级形式。我国沿海和沿江地区，由于拥有多方面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基础，始终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也是块状城市集聚区形成、发展的主要区域。迄今为止，我国东部地带自北而南已经形

表8-12  我国分省区城镇分布及指标计算表（1985年）





续表



说明：（1）青海、西藏二省区未计入；

（2）台湾城市数为10万人口以上的市镇数。



成或正在形成的这类城市集聚区有：

（1）辽中南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沈阳、大连为核心，已形成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营（口）——盘（锦）——瓦（房店）——大（连）块状城市连绵带。

（2）首都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京、津、唐为核心，正逐步形成包括内圈（京——津——唐——廊坊）、外圈（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的首都块状城市圈。

（3）长江三角洲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为辅心，已形成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南京）、镇（江）、扬（州）——马（鞍山）、芜（湖）、铜（陵）的巨型城市连绵带。

（4）珠江三角洲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广州、香港为核心，正在形成包括澳门、东莞、佛山、中山、深圳、江门、肇庆、珠海等城市组成的块状城市集聚区。

（5）台北盆地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台北为中心，已形成包括基隆、新竹、三重、新庄、板桥、中和、永和、淡水、北投、桃园、南坎、中坜、松山、景美、树林等城市（镇）组成的“大台北”城市集聚区。

2.条状城市密集区

这种类型的城市群体所组成的城市数量一般不多，大都以一个主要城市为核心，已基本形成块状城市集聚区框架，但城市群的轴线仍在形成、发展之中。这一类型多见于现代交通线沿线地区，它们是：

（1）胶济——津浦（山东境内济南以南）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济南、青岛为两核，以胶济、兰烟和济南以南津浦铁路为骨干，正在形成龙（口）、烟（台）、威（海）、莱（阳）、青（岛）——淄（博）、青（州）、潍（坊）——济南——泰（安）、（莱）芜、新（泰）——济（宁）、兖（州）、曲（阜）等城市组成的“■”形条状城市密集区。

（2）闽东中部沿海城市密集区。本区以福州、厦门为两核，正形成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城市组成的沿海条状城市密集区。

（3）滨洲——牡佳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哈尔滨为核心，以滨洲铁路、牡佳铁路为骨干，正形成包括齐齐哈尔、大庆、安达、肇东、哈尔滨、阿城、牡丹江、绥芬河、鸡西、七台河、佳木斯、双鸭山、鹤岗等城市组成的“■”形条状城市密集区。

（4）郑州京广——陇海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郑州为中心，以京广、陇海“十”字形交叉铁路为骨干，正在形成包括三门峡、义马、洛阳、郑州、开封、新乡、许昌、漯河、平顶山等城市组成的“十”字形条状城市密集区。

（5）湘中湘黔、浙赣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湘黔、浙赣铁路为枢轴，正形成包括江西省新余、宜春、萍乡，湖南省醴陵、娄底、邵阳、冷水江、新化等城市组成的条状城市密集区。

（6）成渝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成都、重庆为两极，成渝铁路为枢轴，正形成包括绵阳、德阳、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等城市（镇）组成的条状城市密集区。

（7）宁夏黄河灌区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银川为中心，包兰铁路为轴线，正在形成包括临河、乌海、石咀山、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等新城市组成的内地条状城市密集区。

3.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

这种类型的城市群体分布是以一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结合其周围若干个中、小城市（镇），共同形成的初级城市群体地域空间结构类型。这一类型目前多见于地域经济发展还比较薄弱的地区，城市群体作为区域经济开发的极核刚刚形成。概观全国城市分布图，现比较明显的有长春、太原、西安、合肥、武汉、南昌、南宁、贵阳、昆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11个城市群。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可用表8-13反映如下：

表8-13  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构成表

第九章  中国现代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



地域城镇体系，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大、中、小不同规模的经济集聚点。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反映到地域城镇群的规模组合、区域地位上，就有一定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不言而喻，所谓地域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即是体系内上下不同层次、大小不等规模城镇在质和量方面的组合形式。

一、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





（一）城镇体系的层次系统



我国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已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尤其自秦汉以来，县制一直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最基本单位，长期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各级行政管理中心。建国以来，随着地区级省派出机构和省辖市的设置，自然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的等级系统。迄今为止，我国城镇体系的层次体系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五个层次，即：首都——省会——地区中心或省辖市——县城或县级市——建制镇。截至1985年12月31日资料，我国城镇体系的层次体系如下表（表9-1）。



（二）城镇的规模等级系统



综观世界各国，尽管其国情千差万别，划分城市等级的标准也

表9-1  我国城镇体系层次系统表（1985年）





续表



大不相同，但却都是从城市人口的多少为主要依据的。我国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也是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主要依据的，共分为特大城市（大于100万），大城市（50—100万），中等城市（20—50万）和小城市（20万以下）四个等级。鉴于研究的需要，为避免现状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上特大城市没有上限，小城市没有下限和城镇分级过于笼统的弊端，拟将我国城市（镇）的等级划分标准分为300万以上、100—300万、50—100万、20—50万、10—20万、5—10万、3—5万、1—3万、0.5—1万以及小于0.5万10级。



（三）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



城镇体系的层次系统与规模系列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我们运用分级分类的统计方法得表9-2。由表可见，我国城镇体系层

表9-2  我国城镇层次系统与等级规模系列关系对照表（1985年）





说明：（1）台湾省县城及建制镇未列入；（2）大陆建制镇中有612市辖镇，497个县辖镇缺人口统计资料，故未列入；（3）城市按非农业人口统计；城镇按总人口统计。

次系统与等级规模系列关系明显。第一层次，首都，它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首位城市，城市人口规模也位居第一级（大于300万以上）；第二层次，省级城市，它们是我国的次级城市，人口规模以100—300万为主，也有部分50—100万的城市；第三层次，地级城市，这类城市大部分是省派出机构驻地和省辖市，其人口规模以中、小城市为主，一般都在10—50万人之间；第四层次，县级城市和县城，这类城市一般都是由县城非农业人口超过10万晋升为城市或因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特殊的职能而新设的城市，人口规模以10—20万为主，也有部分在5—10万和20—50万；这类城市中另一亚类是县城，其绝大多数人口规模在1—5万，尤以1—3万为主，其中还有21个县城人口规模已超过10万，218个县城人口规模达到5—10万，在不远的将来都可能逐步晋升为城市；第五层次，建制镇，我国现有5656个建制镇（不含县城），约占我国城镇总数的71.4％，其人口规模以1—3万为主体（约占50％左右），3—5万、0.5—1万之间的镇也占较大的比重。

我国城镇体系的层次系统与等级规模系列的关系，简言之，即层次愈高，规模愈大，数量愈少；反之亦然。

二、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地域城镇体系发展状况，实质上是地域城镇化进程的客观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的城镇体系，具有不同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现就我国城镇体系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县城等级规模结构、小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市镇等级规模结构分述



（一）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1984年我国共拥有城市306个①，城市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特大、大城市数占16％，中等城市占27％，小城市占56％，以小城市为主体的总特征（表9-3）。其中，占城市数7％的特大城市却集中了

表9-3  我国城市规模分级及比得表(1984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城市未列入。



我国40％左右的城市人口；占10％的大城市也集聚了我国20％的城市人口；而小城市尽管城市数量占全国城市数的56％，但人口却不及城市总人口的17％。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城镇体系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为：①城市数量分布由高层次到低层次表现为正金字塔形分布；②城市人口分布由高层次到低层次却表现为倒金字塔形分布（图9-1）。



（二）县城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我国1984年有县城（包括自治县、自治旗驻地）1921座，其等级



表9-4  我国县城规模分级及比重表(1984年)





说明：台湾省县城未列入。



规模结构表现为人口规模大于5—10万者占12％、3—5万者占24％、1—3万者占52.6％、小于1万者占10％，以1—5万人口规模的县城为主体的总特征（表9-4）。从县城数量和人口的等级规模关系看，12％的5万以上的县城集中了30％的县城人口，77％的1—5万的县城也集中了65％的县城人口，而10％的1万以下的县城仅占有2％左右的县城人口。我国县城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为：县城数量和人口分布由高层次到低层次均呈纺锤形分布（图9-2）。



（三）小城镇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我国1984年拥有建制镇5656座。由于台湾及港澳地区建制镇人口资料缺乏，而且大陆也有612个市辖镇，497个县辖镇缺乏资料。仅从现有的4294个建制镇统计，我国小城镇（不含县城）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以1—3万人口规模的小城镇为主体（其中人口规模大于5万者占4％，3—5万者占13％，1—3万者占47.7％，1万以下者占35％）的总特征（表9-5）。从小城镇数量和人口的

表9-5  我国小城镇规模分级及比重表(1984年)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小城镇未计入；

（2）大陆612个市辖镇，497个县辖镇因人口资料暂缺也未计入。



等级规模的关系看，占小城镇总数4％的5万以上的小城镇集中了16％的城镇总人口，13％的3—5万的小城镇拥有25％的城镇总人口，48％的1—3万的小城镇占有48％的城镇总人口。也就是说，占小城镇总数65％的1万以上的小城镇，囊括了近80％以上的小城镇总人口。我国小城镇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为小城镇数量和人口分布由高层次到低层次也如县城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一样，呈现纺锤形分布（图9-3）。





（四）市镇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城市（镇）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1985年底，我国已有设市城市344座，建制镇7511座。现根据1984年统计资料列表9-6。我国市镇等级规模结构中，拥有300万以上的超特大城市4座，100—300万特大城市16座，50—100万的大城市30座，20—50万的中等城市81座，10—20万小城市122座，5—10万的城市（镇）446座，5万以下小城镇5820座。其5万以上城市（镇）等级规模分布呈金字塔形分布，5万以下的小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呈倒金字塔分布（图9-4）。

表9-6  我国市镇规模分级比重表(1984年)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城镇未列入；

（2）大陆612个市辖镇、497个县辖镇因人口资料暂缺也未列入。





概观我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具有如下三条基本特征：

（1）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就体系内城镇数量的等级规模分布而言，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等级齐全，等级规模分布结构符合大城市少，小城市多，小城镇更多的一般体系等级规模分布规律。但从城镇的等级规模组合结构看，仍明显地表现为50万以上的大城市数量较多，中、小城市数量较少的特征。大、中、小城市及城镇，这四类城镇数量比为1∶1.62∶2.44∶125.32。

（2）人口比重大城市偏重，中、小城市偏轻。就体系内城镇人口等级规模分布而言，我国大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非农业人口41％，中等城市占16％，小城市（5—20万）占19％，小城镇（5万以下）占24％。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比为1∶0.39∶0.46∶0.58。表明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大城市人口比重偏重，中、小城市人口比重偏轻，小城镇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

（3）城镇体系处于初级阶段。参照城市化不同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①，可以说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即大城市发展时期。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还将经历小城市发展，中等城市发展，以及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三个时期。因此，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战略，将以积极发展小城市为重点，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逐步调节体系内的等级规模结构，使体系渐趋均衡发展。

三、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在地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研究中，各等级规模的城市分布一般遵循一定的规律。根据统计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的概率分布模型①。

从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状况看，其统计分布模型以幂函数分布模型最适合，理论模型为：

式中P为城镇规模，R为城镇等级序列，b0和b为参数。



（一）全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根据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四年份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统计资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求出我国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幂函数模型为表9-7：



（二）我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根据上述同样方法对我国各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状况进行回归模型计算，得表9-8。

我们知道，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幂函数模型P=b0Rb，当b＜0时则与布腊德弗德和肯特1977年创建的等级——规模分布模型②Pr=P1R-q（式中Pr为r级城镇人口规模，P1为首位城市人口规模，R为等级序位，q为常数）相对应。因此，很显然，两式

表9-7  我国城镇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说明：（1）我国设市标准以非农业人口规模10万人为下限，而实际上有一些非农业人口规模没有达到10万，但由于其它特殊原因而设市。这一部分城市在回归计算中由于其特殊性，失真严重，故删去。

（2）式中等级系列R=实际序位+2，避免Lnl=0，首位城市在回归方程中作用减弱。



表9-8  我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幂函数模型





续表



说明：西藏、青海、宁夏三省区取部分城镇人口计算。



中b与q也具有对应关系。

在布腊德弗德——肯特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中，如果q＝1，则表示了戚夫（G.K.Zipf）提出的等级规模法则：Pr=P1/R；如果q＞1，表示城镇体系中大城市占优势；如果q＜1，则表示城镇体系中中间城市占相对大的比重；如果q＝0，则表示城镇体系中各城镇规模相等。据此，我们依据表9-8中（-b）常数的不同可将我国各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表9-9）。

表9-9  我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类型表

四、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的不同，地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



（一）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系列区域差异



从我国各省区来看，城镇等级规模系列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根据1984年资料分析，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中，各省区的城镇等级规模系列如下表（表9-10）。

由表9-10不难看出，我国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中，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带和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带，等级规模系列相对完整，尤其辽宁、江苏（含上海）二省区最为完整。而在经济不够发达

表9-10  我国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系列表(1984年)



续表



续表



说明：（1）台湾省及港澳地区资料暂缺；

（2）大陆612个市辖镇、497个县辖镇因人口资料暂缺也未计入；

（3）等级规模按城镇人口统计分级。



的西部地带，城镇等级规模系列均不够完整，有些以小城市、小城镇为主，如西藏、青海、宁夏三省区。有些大城市特别发育，但大、中、小各级城市（镇）比例结构失调，如云南、甘肃、陕西等省区。



（二）分省区城市首位度的地域差异



城市首位度（urbanprimacyindexes），是运用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人口规模比例关系，来衡量一定地域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的指标。我们为了探究分省区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人口规模关系的差异程度，通过计算得表9-11。

表9-11  我国分省区城市首位度指数表（1985年）







按照我国分省区城市首位度指数大小，可将分省区城镇体系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

（1）双极型。经济发达水平居中的各省区，城市首位度指数较低，一般都在1.0～2.0之间。由于它们是经济发展中的省区，受近代交通因素作用明显，省区城镇体系在等级规模关系和地域空间结构方面都呈双极发展型式。如山东的济南——青岛，广西的南宁——柳州，宁夏的银川——石嘴山，京、津、冀的北京——天津，吉林的长春——吉林，山西的太原——大同，内蒙古的包头——呼和浩特，安徽的合肥——芜湖，河南的郑州——洛阳，四川的重庆——成都等。

（2）均衡型。在经济发达的省区，中心城市作用明显，且城市等级规模系列比较完整。因此，城市首位度指数居中，一般介于2.0～4.0之间，如江苏（含上海）、辽宁、台湾、广东（含港澳）、浙江等省区。此外，有些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居中，但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城市等级规模系列，其城市首位度指数也介于2.0～4.0之间，如福建、湖南、江西和黑龙江等省区。

（3）极核型。在经济发展中的省区，由于中心城市刚刚形成或正在形成，次级城市非常薄弱，城市首位度指数一般都比较高。如中心城市已经形成的省区：湖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等；中心城市正在形成的省区：新疆、贵州、西藏等。



（三）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调整对策



根据1984年分省区城镇体系内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数统计，不难发现，若依据地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与地域城镇化水平相对应规律，参照我国各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系列和城市首位度的区域差异特征，可将我国分省区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划分为城市化前期、大城市发展时期、小城市发展时期、中等城市发展时期和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时期五个不同的类型。依据不同类型的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提出我国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调整对策如下表（表9-12）。

表9-12  我国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调整对策

第十章  中国现代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



众所周知，每个城市（镇）都具有自身的职能。在一个地域城镇体系中，各城镇职能不再仅仅是反映各城镇本身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担负的作用，而是通过各城镇职能的有机组合，共同构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地域综合体。这种城镇体系内各城镇职能的有机组合，我们通称为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

地域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的形成，是以一系列不同职能城镇的结合为基础的。由于各地域城镇发展条件的差异，开发历史的不同，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以地域组织为特色的不同地域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类型。因此，地域城镇体系职能组合结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城镇基本职能类型的研究；城镇职能组合系统研究；以及城镇职能地域分布系统研究等。

一、中国城镇的基本职能类型划分依据



克利斯泰勒（W.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的一般职能是它的中心性①。迪肯逊（R.E.Dickinson）则把这种地域中心的职能视为城镇的地域职能②。我们认为，城镇作为地域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在其利用地域资源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城市区域。这种城市区域与其核心——城市存在着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也正是这种联系强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城镇在特定地域的地位和作用，是城镇职能确定的主要指标。更进一步讲，城镇作为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利用为特点，以集聚效益为目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的本质是无庸置疑的。现代城市（镇），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含政治、文化等）和物资三位一体的有机实体。因此，在中国城镇体系内城镇基本职能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以下三个主要方面①：

1.作为社会实体的城镇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城镇作为社会实体，3000多年来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社会活动，也就具有显著的政治职能和文化职能。这种强有力的政治（行政）职能对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中心作用。因此，我们将其划分为以行政职能为主的综合性城市，其中包括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三个层次。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网络形成和“市带县”管理体制的全面铺开和落实，这类以行政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职能将逐步向以行政——经济职能（或经济——行政职能）为主转化，而且将进一步得到发展，成为我国城镇体系的中坚部分。

2.作为物资实体的城镇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城镇作为物资实体，其不仅是物资（商品）的生产者，而且也是消费者。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流和流通发生紧密的联系，城市（镇）必然就具有交通和流通的职能。自先秦以来，我国城镇体系内这类城市即有所发展，至近代由于轮船、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的发展，交通型和流通型城市已成为我国现代城镇体系对外开放、物资和“能量”交流的所在。根据城镇体系内各城市（镇）对交通方式的不同依赖性，我们可将这类城市（镇）划分为以交通职能为主和以流通中心为主两种城市。

3.作为经济实体的城镇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尤其现代城镇体系内，城镇作为经济实体，是现代生产力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上有着高度集中、高度专门化分工和高度协作的经济网络，其在地域上的地位和作用必然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具有突出的经济职能。在我国古代城镇体系中，这类城市不多，其经济职能大都是寄生于行政职能为主的城市之上的。自近代以来，尤其现代城镇体系，由于近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镇）基本都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据点。据此，我们将这类城市划分为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依据对制成品原料采集、加工和流通三大环节，又可细分为矿业城市、加工业城市和流通城市。鉴于流通城市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对行政中心的依附性，遂将其划归另一类城市。

此外，在我国城镇体系内，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历史发展基础，还具有一批特殊职能的城市（镇），如旅游城市（含历史文化名城）、科学城等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

根据我国城镇现状特征，将其职能划分为如下基本类型（表10-1）：

表10-1  我国城镇基本职能类型表





续表



注：①非金属矿业城市不包括煤矿城市和石油城市。

二、中国城镇职能体系



在我国现代城镇体系中，城镇职能的组合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多种城镇职能子系统；其二是以地域资源开发和生产协作为基础形成的块状城镇职能组合结构。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城镇职能体系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类型：



（一）政治中心体系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自古以来即相应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各级行政管理中心。其系列特征为：首都——省会——地区中心——县城——乡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中心体系是我国城镇体系区别于世界其它国家城镇体系的最明显特征之一。

1.首都——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是我国政治中心体系的核心，也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政治、文化和管理中心，其对国家城镇体系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省会城市——省区首位城市及政治、文化中心

省会城市是我国各省区的行政中心，省域的政治、文化和管理中心。这类城市在建国36年来有了快速的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边境地区增长更快。在城镇体系中这类城市异军突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基础；其二是政治职能和行政管理中心带动了各类经济因素的发展，随着传统城市的改造和现代城市发展因素的渗透，这类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城市，经济职能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几乎都已形成为各省区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以行政中心为主体的综合性中心城市（表10-2）。

表10-2  我国省会城市主要职能表





续表



诚然，这类城市由于其省域腹地大小不同，经济开发水平差异较大，仍表现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如西藏首府拉萨、青海省会西宁、宁夏首府银川等城市，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都比较薄弱；而沈阳、广州、哈尔滨、武汉等省会城市，都已成为我国大区城镇体系的核心，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3.地区中心——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我国按行政级，省会城市以下为地级城市。它们通常是历史上传统府城的沿续。这类城市在我国现代城镇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据1985年统计，这类城市有162个。其中作为传统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77个；作为省内大区（几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有25个；作为跨省边区的中心城市有13个（表10-3）。此外，还有18个这类城市，尽管它们仍为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但城市职能则在原有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基础上加强了某一、二个经

表10-3  我国的地区中心城市（1985年）





续表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城市未列入。

济部门，发展成为以部门经济职能为主的地区中心城市（表10-4）。

4.县级市和县城

我国县制是一个历史悠久、长期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县级城市一般都是在县城的基础上晋升建置的，1985年这类城市有30个。与此同时，我国还有2046个县城60000395_0256_0①。这类城市和县城都已成为



表10-4  我国变异型地区中心城市（1985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城市未列入。



我国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主体的地域城镇体系的骨干部分，由于它们职能变异不明显，仍表现为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地方中心城镇（表10-5）。

此外，我国还有6823个建制镇①，它们也多是以行政职能为主

表10-5  我国的县级城市（1985年）





的城镇，构成了我国政治中心体系的基层。



（二）交通中心体系



现代城市（镇），交通运输业已成为生产、流通的中心环节和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城镇体系的交通中心体系，由铁路枢纽、港口城市（镇）、公路中心城市（镇）三个亚体系构成。

1.铁路枢纽城市亚体系

尽管铁路建设在我国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作为新兴的铁路枢纽城市，它既是铁路运量的集中地和列车交接站，又是组织铁路运输生产的中心环节。它们大都形成具有全国、大区和省区意义的政治、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水陆联运中心。这些城市与国家铁路网结合，共同形成了我国自近代以来比较完整的一种新型交通中心体系。

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现已初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枢纽，包括天津、哈尔滨、沈阳、郑州、上海、武汉、株洲、广州、兰州、成都、重庆、贵阳等12个一级铁路枢纽城市；石家庄、集宁、太原、齐齐哈尔、

表10-6  我国铁路枢纽城市及运量统计表（1984年）



续表



说明：（1）台湾省及香港枢纽未列入；

（2）括号内为枢纽级别。“*”为中心枢纽；“Ⅰ”、“Ⅱ”、“Ⅲ”为一、二、三级枢纽；

（3）“[]”号内为运量资料缺。



吉林、锦州、济南、南京、南昌、西安、昆明、柳州等12个二级铁路枢纽城市；大同、白城、牡丹江、佳木斯、图们、通化、长春、大连、新乡、洛阳、青岛、徐州、蚌埠、杭州、襄樊、衡阳、怀化、鹰潭、来舟、武威、吐鲁番、宝鸡、安康、黎塘等24个三级铁路枢纽城市（镇）。正是这48个铁路枢纽城市（镇）与195个铁路通过城市有机地交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我国铁路枢纽城市亚体系（表10-6）。

2.港口城市（镇）亚体系

港口城市，如同铁路枢纽城市一样，在我国城镇体系中不仅把生产和流通有机地组合起来，而且对于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把局部地区和全国经济乃至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起来，增加国家城镇体系自身的对外开放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港口城市（镇）亚体系是以众多的港口城市与江河干支流和滨海地带相连，从广大内陆腹地到沿海出口，共同联结有机组合而成的。我们根据其港口属性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海港城市（镇）子集和河港（包括湖港、运河港）城市（镇）子集。

（1）海港城市（镇）子集。我国沿海现有大小港口城市（镇）和装卸点158个，渔港300个左右。其中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8个，重要的海港城镇15个。在这些海港城市（镇）中，能停靠万吨级以上船舶的大港16个，停靠5000吨级以上船舶的中型港口28个，停靠1000吨级以上船舶的小港或站点116

表10-7  我 的海港城市（1985年）







续表



说明：（1）主要海港城镇有：葫芦岛、龙口、石岛、日照、羊角沟、张家埠、定海、沈家门、三都沃、涵江、八所、防城；

（2）台湾及港澳地区所辖海港城市未列入。

个。年吞吐量50万吨以上的海港城市（镇）27个。

（2）河港城市（镇）子集。我国现拥有具备内河港口运输能力的城市84个，其中武汉、南京、苏州是我国三大内河港口城市。此外，年客货运量在1000～2000万人·吨的河港城市8个，500—1000万人·吨的河港城市11个，200—500万人·吨的河港城市20个，100—200万人·吨的河港城市13个（表10-8）。它们与长江、珠江、

表10-8  我国的河港城市（1985年）







续表



说明：台湾省、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年）。



大运河、黑龙江等河运网相连，有机构成了我国河港城市子集系统。

3.公路枢纽城市（镇）亚体系

自20世纪初公路开始修筑以来，我国已逐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各城镇为节点，国家、省际和县乡三级公路相连的全国公路网。从各城市公路干线交汇数量看，在我国交通运输城市体系中已形成北京、石家庄、沧州、沈阳、长春、杭州、临沂、商丘、广州等9个6条及6条以上公路干线交汇的公路枢纽城市，以及承德、天津、大同、赤峰、朝阳、哈尔滨、淮阴、济南、潍坊、济宁、武汉、韶关、遵义、兰州等14个5条公路干线交汇的次级公路枢纽城市（表10-9）。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以北京为交通中心，由一系列铁路

表10-9  我国公路枢纽城市（1985年）





枢纽、港口城市、公路枢纽为节点，以铁路、水路和公路为骨干的交通中心城市体系正在形成。



（三）矿工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城镇体系



在我国现代城市体系中，现已具有相当数量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类矿业和加工业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是以消费一定数量的矿产、自然资源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它们与政治中心体系，交通中心体系不同，即具有明显的地域组合特征。根据这些城市主导工业部门的不同，我们又可将矿工业城镇体系分为能源工业、原材料及重加工业和轻加工业三大城镇亚体系。

1.能源工业城镇亚体系

我国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体，油气和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建国36年来能源工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相应形成了一批以煤炭、石油、水电开发组成的能源工业城市亚体系。

（1）煤炭工业城市子集。这类城市是在煤炭资源开采、利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类能源工业城市。从现状工业部门结构看，这类城市职能结构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单纯型煤炭工业城市；以煤炭开采为中心的多职能复合型城市；煤炭开采逐渐衰落，其它职能替代的变异型城市。现根据年煤炭产量列表（表10-10）如下：

表10-10  我国煤炭城市及其类型（1985年）





（2）石油开采城市子集。自本世纪以来我国已探明20个油区180多个油田，在油田开发的基础上相应建成了大庆、东营、玉门、克拉玛依、濮阳、茂名等石油开采城市。

（3）水电开发城市子集。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建成了17处主要水电站，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椒江、三门峡、宜昌、丹江口、青铜峡等5座新兴的水电城市。

2.原材料及重加工工业城市亚体系

原材料既是现代化工业的重要生产部门，又是重加工工业的物质基础。原材料生产与重型加工工业两类城市子集的有机地域组合，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原材料及重加工工业城市亚体系。

（1）原材料工业城市子集。我国原材料工业主要包括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包括铜、铅、锌、铝、钨，以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和粗加工，与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相适应，正在形成以矿业城市为主体的我国原材料工业城市子集（表10-11）。

表10-11  我国原材料工业城市





（2）机械工业城市子集。我国城市的机械工业都比较发达。据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全国297个城市12个工业部门中，机械工业产值比重最大，占总产值的1/4以上。全国城市（未包括台湾及港澳地区）除合山、克拉玛依两城市外，机械工业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我国现已基本形成了上海、北京、哈尔滨、长春、太原、洛阳、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型机械工业生产基地。但从城市的主要职能看，它们大都是我国大型综合工业基地，似不属于我国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加工工业城市。按1985年城市工业部门的产值结构统计，机械工业产值占城市总产值35％以上的城市有31个，其中35—40％者有12个，40—50％者有13个，50％以上者有6个。这些城市与上述大型工业生产基地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机械工业城市子集（表10-12）。

表10-12  我国主要机械工业城市（1985年）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工业的兴起，属于机械工业部门之一的仪器仪表制造业，也逐渐分化出新兴的电子工业部门。全国正在形成怀化、海口、深圳、珠海、三亚、绵阳、都匀、凯里等以电子工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将逐步形成四川省的成都、重庆、绵阳、广元、陕西省的西安、宝鸡、咸阳，甘肃省的兰州、天水，贵州省的贵阳，以及沪、宁、无（锡）五大电子工业城市组群。

（3）化学工业城市子集。我国的化学工业生产布局一般都从综合利用资源出发，与其它工业部门组成联合企业，如石油炼制——石油化工，钢铁——煤化工，有色冶金——基本化工，煤炭采掘——煤化工等。因此化学工业部门在城市经济中仅占一定的比重，真正形成化学工业城市的往往很少。1985年《城市统计年鉴》表明，吉林市是我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城市，现已形成我国重要的以化肥、电石和苯为主的多种化工原料，以及煤炭、石油化工两大生产系统的大型综合基本有机原料基地。此外，沧州、运城、二连浩特、衢州、河池等城市化工部门产值已占全市总产值的30％以上，形成了我国以化学工业为特色的重加工工业城市。

3.轻加工工业城市亚体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既具有极其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又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轻工业品消费市场，为我国轻加工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从总体看，我国轻加工工业城市亚体系主要由纺织、食品和轻工三大工业城市子集组成。

（1）纺织工业城市子集。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的而且分布特别广泛的轻加工工业部门，其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目前全国共有大、中型棉纺织工业企业约120余个，分布在60多个城市（镇）中；桑蚕丝纺织工业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毛、麻、化纤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下六大纺织工业城市集聚区（表10-13）。此外，在我国西北的兰州、西峰、乌鲁木齐、伊宁、和田，西南的昆明、贵阳等城市也发展了毛纺和棉纺织工业，尤其西峰、伊宁、和田的纺织工业已成为城市的主导工业部门。就目前国内毛纺织工业看，上海、天津和北京三大城市仍不失为我国三大毛纺织工业中心。东北哈尔滨是我国亚麻集中产区，历为全国最大的亚麻梳、纺、织、染中心。随着我国新兴化纤纺织工业部门的兴起，金山卫、仪征、辽阳等城市（镇）正形成为我国化纤纺织工业中心。

（2）食品工业城市子集。食品工业在我国包括粮食加工、食用油脂、肉类加工、制糖、制盐、制茶、卷烟、罐头等20多个行业。据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分析，我国以食品工业为主导工



表10-13  我国纺织工业城市的地域组合





业部门的城市达39个，居各类主导工业部门城市数之冠。根据食品工业的类型列表如下（表10-14）。由此可见，我国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工业城市正在形成、发展之中，如“甜城”莆田、漳州、内江；“盐都”自贡；“烟城”许昌、玉溪、蚌埠；“茶城”屯溪；“酒城”泸州、绍兴等。

（3）轻工业城市子集。我国轻工业主要包括造纸、皮革，以及其它日用轻工业品的加工制造业。东北是我国造纸工业最为集

表10-14  我国食品工业城市（1985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城市未列入。



中的地区，图们，扎兰屯以及江西井冈山成为我国三个以造纸工业为特色的轻工业城市。内蒙古是我国畜产品重要基地，草原新城锡林浩特正逐渐发展成为以制革为主的轻工业城市。江西的景德镇、湖南的醴陵，陶瓷生产也成为它们的主导工业部门，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日用轻工业城市。

（4）林业城市子集。我国森林采伐加工业是一种特殊的轻工类型，与之对应的林业城市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南林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内蒙古自治区的牙克石市。此外，安徽的黄山市，福建邵武市，以及广西的凭祥、百色等城市森林加工产值也占重要比重。



（四）旅游中心体系



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多彩的国家，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质量之高，堪称世界第一。我国各地壮丽的山河自然风景和灿烂的文化历史古迹互相交融，共同构成了具有自然、人文特色和风格的旅游区、旅游城市、旅游点系统。自1984年首设五大连池旅游城市以来，先后设置了黄山、镜泊湖、平遥、井冈山等旅游城市。根据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全国297个城市平均游人比①为6.71∶1，其中有41个城市达到或超过这一指数，相应形成了我国具有旅游职能的一类城市（表10－15）。概观我国旅游体系，具有旅游职能的城市和旅游热线、旅游点，我国现状旅游中心城镇体系的构成如表10－16。当然，随着全国旅游区、旅游热线和旅游点的不断开辟和设置，我国这一城镇职能体系将得到不断完善、充实和加强。

表10-15  我国具有旅游职能的城市（1985年）







续表



说明：（1）台湾省及港澳地区城市未列入；

（2）部分传统旅游城市游人比低于全国平均数。

表10-16  我国旅游中心城市体系的构成







续表

三、中国城镇职能体系的地域组合类型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区域经济开发历史不同、经济资源分布差异明显的国家。城市（镇）作为社会经济实体，必然由于这种社会经济背景和地理背景的不同组合，在空间上呈现多层次的变化，从而塑造了复杂多样的地域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究其本质特征，可大体分为矿产资源型、农业型、重加工型、轻加工型和综合发展型等几种基本类型。

根据上述我国城镇职能体系分析，不难看出，矿工业城镇体系实质上是我国地域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具体体现。也正是由于这两类资源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从而也进一步形成了我国城镇职能体系的地域组合类型。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东北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沈阳为中心，大连为“开口”，地域城镇职能类型以重加工业为主体，主要包括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林业等矿工业城市，形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工型城镇职能亚系。

（2）华北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京、津、唐为核心，天津、秦皇岛、青岛等港口城市为“开口”，地域城市职能类型以能源工业城市为主体，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煤矿、电力和石油采掘城市，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型城镇职能亚系。

（3）华东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上海为中心，沿江、沿海港口城市为“开口”，是我国传统的发达农业区，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市类型特别发育，形成为我国最大的轻加工型城镇职能亚系。

（4）中南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武汉、广州为中心，长江和京广铁路为“开口”。这一地区拥有十分优越的矿产、水能、林产、农副产品资源，水陆交通方便，城市职能类型以开发型和加工型并重为特色，是我国正在发展中的以原材料为主体的城镇职能亚系。

（5）西南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重庆为中心，北海（防城）为“开口”，是我国建国后“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现状城市职能类型以机械、食品工业为主体，是我国正在崛起的新兴机械、电子工业为主的城镇职能亚系。

（6）西北城镇职能亚系。这一城镇职能亚系以兰州、西安为中心，城市职能类型以资源开发为主体，将形成为我国又一重要的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城镇职能亚系。

总之，从全国城镇职能体系结构看，我国轻、重型工业城市的地域分布，具有由东向西，由东南向西北，自轻至重的地域演变特征。在东部地区，城镇职能的地域组合比较复杂，以加工型为主体；而在中西部，城镇职能的地域组合比较单一，以资源开发为特色。

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城镇体系的网络系统结构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业和商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形成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焦点，产生了近代、现代城市和城镇体系。如前所述，这个体系在规模结构上有大、中、小城市；在职能组合上有综合性的城市和以某种职能类型为主的城市；在影响范围上有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中心城市和地方小城镇。但是，由于土地、自然资源、人口是面状分布的，社会经济活动不可能都集中在一地，在城乡分离、城镇发展构成有机体系的基础上，现实的经济活动必然经过城市内各部门各类企业之间、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一种上下有机联系，左右分工协作的网络系统结构。我国现代城镇体系的重要标志，正是要形成城乡通开的网状有机经济联系和开放系统。

一、中国城镇联系形式与网络系统类型



城镇联系是网络系统的前提，网络系统是城镇联系的具体体现，两者具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



（一）城镇联系的基本形式



按照现代系统理论，系统内部结构决定系统功能，而系统的结构又是由系统要素间的联系形成的。任何系统一旦失去要素间的联系，实体系统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镇体系与任何系统一样，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体系内各城镇之间的有机组织，是通过城镇间的联系网络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传输增长“脉冲”（im-pulses）的。也就是说，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是通过城镇间的联系和运动实现的。

我国城镇体系内城市（镇）间的联系，主要有自然、经济、技术、社会和行政管理五种基本类型，各种类型又具有不同的城镇联系形式（表11-1）。

表11  城镇联系的基本形式





鉴于我国城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大系统，这些诸如自然、经济、技术、社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联系，在城镇体系内部又呈现多种形态：有发生在生产过程的，也有发生在流通过程的；有按照隶属系统从上到下的纵向联系，也有经济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有以一个经济单位，一个经济部门为中心形成的，也有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群体为中心形成的。



（二）城镇体系主要网络系统



所谓城镇体系内的网络系统，主要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围绕不同层次经济中心（城市或镇），通过城镇间联系开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城市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点、线、面”结合的网状有机联系系统。概括我国城镇体系内这些网络系统，主要有行政管理网络、交通运输网络、生产协作网络、商品流通网络、信息传输网络和横向经济联系网络等多种。

1.行政管理网络系统

我国自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国家管理即采取国家——州——卒——连属之分的行政区划系统。以后历代王朝都延续、改革、设置了国家——郡（州、路、府、省）——县——乡镇的全国行政区划系统。不言而喻，国家行政区划是便于行使国家政治职能而划分的多级行政区域，它既是行使国家主权和推行国家任务的各级行政单位，又具有若干层次，并设置相应的行政机构，形成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然而，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与派驻，又都是在城市（镇）内进行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的行政管理网络。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按宪法规定，将全国分为省、自治区、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我国城镇体系的行政管理网络与之相对应，也形成首都——省城（直辖市、自治区首府）——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县城——镇的五级行政管理网络系统（表11-2）。

表11-2  我国城镇体系行政管理网络系统





说明：①海南、台湾及港澳地区行政区体系未列入；

②括号（）内为城镇体系行政管理网络外内容。

2.交通运输网络系统

交通运输是沟通城乡生产、流通的先决条件。在城镇体系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镇）为节点，通过交通线联系，便形成了







城镇体系的交通运输网络。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恢复、发展了城镇间的交通运输，不仅作为节点的城市（镇）数量不断增加，而且结节间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全国综合运输网长度已达139.26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了近8倍，其中铁路增长2.4倍，公路增长11.68倍，内河增长1.48倍，航空增长21.2倍，并新发展了管道运输。交通线密度从每百平方公里1.9公里提高到14.5公里。一个以纵横交错的铁路为主干，水运（内河和海洋）、公路、航空、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线路相结合，遍布全国的综合运输网络系统已基本形成（图11-1a、b、c）。

3.生产协作网络系统

在我国城镇体系内，各城市（镇）工业企业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和扬长避短、择优发展的原则，以骨干企业为依托，发展城市（镇）间生产协作，形成了如下三种生产协作网络系统：

（1）市——县城——镇自上而下的城镇工业扩散网络系统。这种网络以骨干企业为依托，发展城市（镇）的企业之间产品加工和技术扩散作用，自上而下逐级扩散，最终形成市——县城——镇自上而下的城镇工业经济网络。

（2）镇——县城——市自下而上的集聚式深加工生产协作网络。这种网络以原材料加工、矿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为基础，随着技术和精加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逐级由下而上呈集聚式，形成城镇体系内生产的深加工协作网络。

（3）横向联系密切，协同发展的城镇群生产综合体经济网络系统。这类网络系统是城镇群经济组织的高级阶段。它们围绕同一、两种资源，统一分工、协作配套，形成有机联系且具有地域特征的生产联系网络系统。

4.商品流通网络系统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商品流通既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落实，城镇间原有简易的、地区性的流通市场，正日趋形成开放性的、广泛联系的网络。商品流通网络系统正日益成为我国城镇体系内联系生产和消费，联系各地区乃至全国的不可缺少的经济桥梁和纽带。其主要形式有：

（1）城市商品批发流通网络。就我国商品批发流通而言，全国现以各省省会城市形成一级站，商品流转环节形成了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零售店网络系统，其流转环节及价格形成如下图（图11-2）。



（2）城乡商品流通网络系统。我国城镇体系中，大城市往往是体系内外经济交流的据点，在流通领域中这类城市居于主导、中枢的地位；中小城市尽管经济实力、综合服务能力和交通通讯条件不及大城市，但它们往往是相应经济腹地的经济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它一端连着大城市，一端连着众多的小城镇，在流通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是我国广大农村的经济中心，也是城市流通网络的末梢，它上连城市，下靠农村，成为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在商品流通中，小城镇既是农副产品收购贩运的起点，又是城市工业向农村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终点，同时也是我国农村内部交换的中心。由此可见，在我国城镇体系内的商品流通，已基本形成了全国性流通中心（大城市）——地区性流通中心（中等城市）——地方性流通中心（小城市）——农村商品流通中心（县城）——农村商品流通末梢（小城镇）五级商品流通网络。

此外，在我国城镇体系中还存在着信息传输网络，科技文化教育中心网络，医疗卫生中心网络，金融信贷网络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二、中国城镇体系网络系统流特征



城镇体系是实体系统，仅具有上述关联性是不够的。因为在城镇体系这样的目的性系统中，只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才是完成系统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流通又是体系内各子系统，以及系统要素（城市、镇）发生联系时，由物质、能量、信息流通的类别、数量、流向、速度、时间等的总体构成的。诚然，城镇体系结构的严密性，并不取决于体系内部各种联系是否都非常频繁，而是决定于由某些联系引起的作用大小，即对大系统功效的增长速度。无庸置疑，城镇间的经济联系是形成我国城镇体系网络系统结构的关键。据此，可以认为，经济流及其网络系统是形成与发展我国城镇体系网络系统结构的前提条件。我国城镇间的货流、客流和信息流特征基本反映了我国城镇网络系统流的特征。



（一）城镇间货流及其特征



货流是反映我国城镇体系网络系统内各城镇间、城镇与子体系间、体系与外部环境间物质、能量交换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也是形成城镇体系网络的直接手段之一。

1.城镇间货流特征

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货运量总计27.06亿吨，比1952年货运量增长了8.6倍，货物周转量增长了21.8倍，充分说明了建国36年来我国城镇体系内各城镇间的交流量增多，而且联系范围不断扩大，联系频率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体系内货流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1）货运量构成以燃料（煤炭、焦炭、石油等）、原材料（钢铁、木材、盐等）、建筑材料（矿建材料及水泥等）和冶炼矿物（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等）为主，城镇间联系深度及有机性不够，表现为以初级产品流通为主体的总特征。从1984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货物发送量构成看（表11-3），燃料发送量占45.4％，建筑材料占16.1％，冶炼矿物占10.6％，原材料占9.9％，可见我国城镇间初级产品的流通已占总量的82％。若再除去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运量3.2％，化肥及农药2.2％，全国城镇间流通的二次产品至多亦不超过12.5％。

（2）货源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山东省、华中的河南省和西南的四川省等地区（表11-4）。从货物发送量看，东北三省约占全国总发送量的25.1％，华北及其毗邻地区（包括山东、河南）约占全国39.3％。这些地区成为维系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网络和有机联系的关键地区，也相应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网络空间的集聚核心地带。

（3）货流基本流向由北往南、由西向东。我国能源、原材料、

表11-3  我国城镇间货物发送量及其构成（1984年）





说明：西藏、台湾及港澳地区未计入。

资料来源：1985年交通部统计资料。



表11-4  我国分省区货物发送比重（1984年）



单位：%



说明：西藏、台湾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1985年交通部统计资料。



冶矿资源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而加工工业长期偏集东部沿海，这是形成我国城镇货流流向的物质基础。根据1984年我国分省区货物到达量计算，我国省际货流分布重心在北纬35.81度，东经115.85度（表11-5），大致位于山东省郓城县附近（菏泽市东北约75公里处），偏离我国几何中心经度12.85度、纬度1.19度，直线距离约1430.45公里。说明我国城镇体系内城镇间货流的内聚倾向偏于我国沿海，尤其东南沿海加工工业发达城市。

表11-5  我国城镇货物到达量分布重心计算表（1984年）





续表



说明：西藏、台湾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1985年交通部统计资料。



（4）货物运输平均运距逐年延长。就一个国家城镇体系而言，货物平均运程既取决于各城市（镇）工农业生产力的布局，也反映了城镇之间经济联系范围与强度。自1949年以来，我国货运平均运距已由159公里延长到1985年的616公里（表11-6）。究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内地新城市（镇）的形成，初步改变了我国城市偏集沿海的局面，内地新工业城市发展快于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导致了我国沿海向内地由东到西长途货物（设备和轻工产品供应）运输；其次，我国西部内地资源型城市不断增加和北方能源型城市建设，以及南方地区加工型城市对资源、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大量的内地资源和北方能源又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长途调运；再次，西南地区铁路网、公路网建设和这些地区城市工业生产的发展，都大大地增加了货物平均运程。正因为如此，我国城镇体系内部各城镇的经济联系强度也得到了不断加强。

表11-6  我国货物运输平均运距逐年变化表



单位：公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5）货流运载方式以铁路为主，公路、水运次之，管道和民用航空仅占很小比重。据1985年资料，我国铁路货运量及货运周转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9.51％和63.69％；公路货运量大于水运货运量，但公路货物周转量却不及水运周转量，表现为公路以短途运输为主，水运以中、长途运输为主的特点（表11-7）。据此，可以认为，我国铁路货流分布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城镇体系内的货流分布状况（图11-3）。

表11-7  我国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构成表（1985年）





说明：（1）水运不包括远洋运输；

（2）管道输送天然气按每1000立方米合一吨计；

（3）货物周转量包括公路运输中社会车辆完成数量；

（4）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



2.城镇间货流分布

如图11-3所示，我国城镇体系内的货流分布表现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1）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京沈铁路一端维系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核心地带——以京津唐为核心的首都城市圈，一端维系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铁（岭）城市群。货运密度上行达4000万吨/公里，下行达5000万吨/公里，成为我国货运密度最大的铁路线，也是沟通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和枢纽。

（2）南北向联系。在我国目前货运量中，东北和华北的钢铁、煤炭、木材、石油制品及其它物资的运量，约占全部运量的60％以上，其中仅煤、石油即占40％左右。这些燃料、原材料的大量南运，形成了沿京广、津沪、哈大三条铁路和沿海海运一条水路的自北向南的四条仅次于京沈铁路的强大货流。

纵贯南北的交通中轴——京广线。京广铁路是我国综合运输网的中轴，对我国南北、东西间地区经济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与16条干支铁路相交，通过6个主要交通枢纽，联系海河、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水系，通过华北、长江中游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平原，成为维系京津唐、珠江三角洲两大城市群的重要纽带。全线通过能力次于京沈、京沪铁路，但北段现行货运密度上行超过4000万吨/公里，下行亦达4000万吨/公里，货运密度已位居全国第二，成为我国最大的南北向通道。

东部沿海交通大动脉——津沪线。津沪铁路沿线经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区，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经过许多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大型煤、铁、石油基地，以及粮棉集中产区、水产基地，而且还北接京沈线与东北区相联，中交陇海线与中南、西北区相通，南至沪杭、浙赣线与中南、西南相系，而且有长江天然运输干线直接进入我国内地。货物运输下行以钢铁、煤炭、木材、棉花为主，上行以机械设备、机电、仪表、轻纺产品为主。货运密度下行大于上行，某些路段下行已超过5000万吨/公里，而上行一般在1500万吨/公里，成为我国第二条南北货运大干线。

东北铁路网骨架——哈大线。在东北铁路网中，以沈阳、哈尔滨为中心，自哈尔滨经长春、四平、铁岭、沈阳、辽阳、鞍山、瓦房店、金州到大连。成为纵贯南北、连结东北地区50多条干支线的铁路网骨架。把东北地区的主要工矿企业、农林牧业基地和重要城市



（镇）联成一个有机经济整体。其货运密度上行（苏家屯——沈阳）达4000万吨/公里，下行3000万吨/公里，仅次于京沈铁路和京广铁路，位居全国第三。

海上交通大动脉——沿海货运干线及港口。我国沿海货运干线紧邻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密度最大、资源消耗量最多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我国9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的集、疏、运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整个沿海运输干线货运量计约担负全国北货南运量的1/3，而且具有明显的北航区大于南航区的特点。

（3）东西向联系。尽管我国的城市和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京广线以东的地区和东北地区，京广线以西正处于开发或待开发阶段，但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相向递度差异，也相应形成了陇海、京包、石太——石德——胶济、沪杭——湘赣和滨洲——滨绥等五条铁路货运干线和长江干支流水运干线，成为城镇体系内东西向联系的主要通道。

“黄金水道”，东西运输枢轴——长江水运干线。长江流域既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每年都有大量物资通过长江干支流集散，或转铁路和海运输向全国各地，并承担大量进出口物资的运输，成为我国东西交通的最大动脉。货运总流向东运大于西运。

晋煤外运干线——京包线和石太——石德——胶济线。我国山西煤炭基地由西向东的晋煤大量外运及出口，主要经过两条干线。其一为北线，由京包铁路东接京沈线，西接兰新线，沿线自京津唐城市群，经大同煤炭基地到包头钢铁基地，尤其东端大同——张家口——北京——天津——秦皇岛，是我国由西向东的主要晋煤外运干线和出口通道。其货运密度上行明显大于下行，尤其沙城——大同段上行密度已达5000万吨/公里以上，下行仅在1000万吨/公里左右，成为我国东西向铁路货运密度最大的区段。其二为石太——石德——胶济铁路的中线晋煤外运及出口通道。其上行最大货运密度也达4000万吨/公里，下行一般在1000万吨/公里左右，成为东西向仅次于京包、陇海二线的东西通道。

沟通东西的全国铁路网横轴——陇海、兰新线。陇海线是我国铁路网东西大动脉，横贯全国中部，与津沪、京广、太焦——焦枝——枝柳、宝成、包兰、兰青等铁路相交，位居我国煤炭基地分布中心地域，为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和汇集线。货流特征为三门峡以东、徐州以西上行大于下行，三门峡以西下行大于上行，上、下行货运密度一般都在1500万吨/公里左右。

南方横贯东西交通大动脉——沪杭、浙赣线。此线自上海起，横跨我国东南、中南、西南三大地域，与长江航运线、陇海线平行，组成我国东西向的第三条货运干线。承担着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三大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整条线路货流以向东为主，货运密度上行一般在1000万吨/公里以上，下行多在1000万吨/公里以下。

此外，在东北运网中的滨洲——滨绥线东西向铁路，与哈大线成“T”形相交，成为东北地区东西货运最重要干线。尤其是大庆——牡丹江沿线，货运密度已达3000万吨/公里左右，成为我国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木材生产基地，大庆油田、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以及呼伦贝尔盟农副产品的主要货流汇集线。

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区段货流密度详见表11-8。

从1984年统计资料看，全国省区际货流相当频繁（表11-9）。省际货流量最大者为山西省，达1.1亿吨以上，最小者为青海省，货流量仅及山西的1％。



（二）城镇间客流及其特征



客流的产生，主要取决于国家城镇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交通

表11-8  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区段货流平均密度表（1984年）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铁道部1985年资料整理。



运输方便程度，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等因素。因此，城镇间客流也是反映我国城镇体系内各城镇间联系的标志之一。

1.城镇间客流特征

建国以来，我国新老工业基地之间、市郊城区与工业镇之间客流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文化科学技术交流日益频繁，旅游事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旅客运量有了很大的增长。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41.4倍和27.6倍。城镇间客流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客流较经济发达国家为低。以铁路客运量为例，1985年我国铁路旅客运量为11.211亿人次，接近于美国1916年（10.19亿人次）的水平，仅为日本1976年铁路客运量71.8亿人次的15.6％。从人均旅行次数看，差距更大。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人均年旅行总次数为5.45次，其中铁路为1.08次，公路为4.10次，水运为0.25次，民航为0.007次。而苏联1974年人均乘火车即达13次，1978年美国人均乘飞机1.2次。可见我国城镇间客流频率就世界范围而言是比较低的。

（2）客流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以及四川、河北的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表11-10），尤其在我国华说明：（1）海南省包括在广东省内；（2）台湾省、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地区因资料暂缺，未列入。资料来源：交通部1985年统计资料。

表11-9  中国省区际货流统计表（1984年）



单位：万吨





说明：(1)海南省包括在广东省内；

(2)台湾省、西藏自治 区及港澳地区因资料暂缺，未列入。

资料来源：交通部1985年统计资料。



表11-10  我国分省区客运量统计表（1984年）



单位：万人



续表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交通部1984年统计资料。



东地区、中南地区，几乎集中了我国年客运量的61.06％，是我国客流主要发生地区。

（3）长途客流以公务旅行和国外旅游者为主，短途客流（主要包括铁路区间内客流、内河港口和公路短途客运）以农民为主；市郊客流以职工通勤、学生通学居多数。因此，市际间客流以因公出差、开会、参观学习、技术文化交流为大宗。

（4）客运量以公路客运为最大，客运周转量则以铁路为大宗。表11－11说明我国城镇体系内城镇间客运以公路为主，城市间客运以铁路为主。因此，也可以认为，我国铁路客流分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城镇体系内市际之间的客流分布状况（图11－4）。

2.城镇间客流分布

如图11－4所示，我国铁路客流如同货流相类似，主要集中分布在京哈、津沪、京广、沪杭、浙赣，以及陇海、石德、胶济等8条铁路干线上。形成了北京、沈阳、济南、石家庄、郑州、西安、徐州、上海、

表11-11  我国客运量、客运周转量构成表（1985年）





说明：（1）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2）铁路运输量包括中央和地方铁路，公路运输量是公路专业运输车辆完成的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株洲等铁路客流中心。据1985年资料统计（表11-12），全国铁路开行10对以上客车的72个区段，有51个区段分布在津沪、京广、京哈、沪杭等铁路干线。这些铁路客运干线区段的客运密度已超过全国平均客运密度的5—10倍。尤其北京——天津、锦州——沈阳、德州——济南、宿州——南京、南京——上海、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开封——郑州、渭南——西安等铁路区段，日到达列车对数均超过30对以上。尽管如此，我国客运列车能力仍然不足，超员现象严重。据典型调查，津沪、京广、京哈、胶济、浙赣、沪杭、沈大、沈吉等20多条主要干线上的25对特别快车和直通快车几乎次次超员，最高达100％。上海、郑州、沈阳、济南、南昌、广州等铁路局的列车超员更为严重。

我国水运客流主要有长江与沿海两条航线。长江为我国东西长途客流的最主要水运航线，其沿线地方各港完成的客运量约占全国地方水运企业客运量的50％以上。其中以南京——武汉段客流量最大，武汉、南京已形成我国内河水运客流中心。沿海航线以南北流向为主的水运长途客运干线，地方客运量约占全国客运量的48％。尤其是北方航线，以上海——青岛、上海——大连、大连——



表11-12  我国主要铁路区段日列车到达对数统计表（1985年）





资料来源：《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1985年）。



烟台等北方沿海城市航线最为重要，客运量占我国沿海客运总量的绝大部分，上海、大连、广州也成为我国海上客运中心。从客运量与旅客周转量比较看，沿江客运量大于沿海，但客运周转量沿海则大于沿江，表明我国沿海港口城市疏于沿江港口城市，旅客出行多属区际联系，而沿江客运仍有很大部分区内联系（表11-13）。

表11-13  我国沿江、沿海地区地方水运客运量统计表（1985年）





注：①沿江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8省区；

②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广东、广西7省市区。

说明：本表统计数据不包括交通部直属企业客运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三）城镇间信息流及其特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几乎遍及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愈来愈成为城镇体系内各城镇间信息交流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对每一个城市而言，无论是电报电话通讯，还是报刊发行、信件来往的信息交流，既反映了一定地域内城市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强度，同时也自然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内的信息流网络系统。

建国36年来，我国已逐步建立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联接全国城乡，沟通国内外联系的电信网、邮政网。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邮电业务总量已达29.60亿元，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5倍；函件、报刊期发数、电报、长途电话分别增长7.81、22.1、19.4和42.4倍不等。我国城镇体系内信息流增长迅速，从总体看，我国城镇间信息流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1）我国现状城镇间公用通讯网络比较薄弱。衡量一个国家通信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是电话机普及率。至1985年底，我国公用电信网共拥有话机6259829部，其中县以上市内电话4761107部，占76.1％；全国平均每100市镇人口才有话机1.245部。全世界1981年电话平均普及率为每100人11.3部，可见我国现状电话普及率仅为世界平均普及率的1/10（表11-14）。

表11-14  世界部分国家电话普及率统计表（1981年）





（2）我国邮电业务量构成，邮递以函件为主，电讯以长途电话为主。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函件、长途电话分别占邮电业务总量的83.51％和6.83％，报刊期发数、电报分别占5.39％和3.9％，包件及传真均不及0.5％（表11-15）。与1952年我国邮电业务构成相比（函件占95.07％，报刊期发数1.6％，电报1.4％，长途电话

表11-15  我国城镇间邮电业务量构成统计表（1985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1.9％），可以明显看出，目前我国城镇体系内信息交流以中心局体制的邮政网已形成雏形，函件传递比重仍保持在83.51％，而电话的信息传递比重有了非常明显增长，由1.9％上升为6.83％，一个全国范围联结各城镇的五级交换网络结构的电话网络基本形成。

（3）信息源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分省邮电业务总量占全国百分比超过4.5％者有9个省，除四川省外，8个省区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整个东部沿海地带邮电业务总量约占全国的半数以上（53.40％）；中部地带9省区约占全国1/3弱（29.8％）；而广大西部地区除四川占6.2％外，合计仅占全国的10.6％（表11-16）。

（4）人均信息传递频数差异较大。根据1985年资料统计，我国人均邮电业务总量约每年5.4件（份）。北京、上海、天津为我国三大邮电业务中心；其次为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的人均函件、报刊期发数、电报、长途电话次数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再次为西北地区的青海、新疆、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人均报刊期发数、电报也都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广大的中南地区（除广东）、西南地区，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及各种人均邮电业务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这些地区城镇体系内各城镇间的联系相对薄弱（表11-17）。

表11-16  我国分省区邮电业务总量统计表（1985年）



单位：万件（份）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2）邮电业务总量主要包括函件、包件、报刊期发数、电报、传真、长途电话等。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表11-17  我国分省市区入均邮电业务量统计表（1985年）



单位：件（份）/人



续表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三、中国城镇网络系统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城镇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的各种规模、服务等级和经济活动强度的城镇作为系统结节点，不同强度的系统流所维系、支撑，综合成为一个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级城镇为节点，组成经济上相互联系、职能上互有分工、规模上具有等级系列特征的综合城镇体系网络系统。这种网络由于其结节作用不同，城市（镇）规模不等，在城镇网络联系方面表现为相近的等级——规模城市（镇）联系密切的特点，形成为不同层次的网络系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区域”的类型一般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三大类别。就我国城镇体系而言，也相应地形成了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三级城市（镇）网。其构成为：



（一）全国性（首位）城市网络



我国首位城市网络，由城镇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具有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与大区系统流组成。简单的显示方法，可由国家航空客流网络导出（图11-5）。据1984年资料，这个客流系统中有两条路线非常突出，即北京——广州和北京——上海，其民航客运量几占全国客运量的60％，成为我国城镇网络的最重要部分。国家铁路货流，客流和信息流强度也证实了这一点，联系这三大城市的京广铁路与京沪铁路，无论是货流，还是客流，都几占我国总货流、客流的一半左右，构成了我国城市网络的两条南北向通道。

此外，从民航客流量看，我国首位城市网络还应包括东北地区的沈阳、哈尔滨；华东地区的南京、杭州、福州；华中地区的武汉、





南宁；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等城市①。民航与京哈、京沪、沪杭、鹰厦、京广、湘桂、宝成、成昆、陇海、兰新等国家铁路干线相组合，共同构成我国的首位城市网络。

如图11-6所示，我国的首位城市网在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比较发育，与毗邻的西北地区西安，西南地区重庆、成都等核心城市，共同构成了我国南北向的东部沿海北京——上海——广州三角形网，和东西向中部沿海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西安菱形网。从我国信息流强度看，绝大部分信息源、信息交流均在这一地区。而在东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首位网络还不够发达，呈分离结节单链形式发育，尤其向西北的结节单链上，结点具有随距离的加大呈现逐渐衰减的特征。



（二）区域性（次级）城市网络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存在着一批具有大区域性、次国家级的体系核心。它们在国家城市网中具有一种独特的“内层”（inlier）作用。这些区域性城市网络的范围，可从各省区煤炭流量流向表（表11-18）和铁路客流分布图（图11-4）中看出。

（1）东北地区城市子网络。我国东北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貌单元，煤炭的流量流向除与内蒙古东部地区有联系外，几乎很少与全国其它省区相联系。从铁路客流图看，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东北地区以京哈铁路为枢轴，相应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以沈大铁路、哈佳铁路、滨洲铁路、滨绥铁路、沈吉铁路、长（春）图（们）铁路为主要支络的东北地区城市子网络。

（2）华北地区城市子网络。华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产

表11-18  中国各省区煤炭流量流向统计表（1984年）

单位：万吨







说明：（1）海南省包括在广东省内；

（2）西藏自治区、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资料（1985年）。



地，尤其山西省与全国各省区的联系较密切和广泛，但从大宗煤炭流量流向看，仍不失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若从铁路客流图看则更为明显，现状已形成以北京、天津为核心，京沈（至秦皇岛段）、津沪（至德州）、京广（至邯郸段）、京包、石德、石太、同蒲等铁路为支络的华北地区城市子网络。

（3）华东地区城市子网络。这一地区位居我国长江、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是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发展最高的地区之一。从省区煤炭流量流向统计表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铁路客流图也显示这一地区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津沪（德州以南）、沪杭铁路为枢轴，胶济、东陇海、浙赣、鹰厦铁路和沿海水运干线为支络的华东地区城市子网络。

（4）中南地区城市子网络。这一地区的河南是主要的能源输出省，煤炭以供应湖北省为主；湖南及两广基本自给。因此，就货流看，这一地区的联系是比较松散的。但从铁路客流图看，现已形成两大客流放射网，即以郑州为中心的“十”字形客流网；和以株洲为中心的“大”字形客流网，相应构成了以郑州、武汉、长（沙）、株（洲）、（湘）潭和广州为节点，京广铁路为枢轴，陇海、湘黔、湘桂、汉丹等铁路干线为支络的中南地区域市子网络。

（5）西北地区城市子网络。以省区煤炭流量流向统计表和铁路客、货流看，我国西北地区也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尤其新疆、宁夏与甘肃的联系更为密切。目前已初步形成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核心，陇海铁路（西段）、兰新铁路为枢纽，包兰、兰青线为支络的西北地区城市子网络。

（6）西南地区城市子网络。建国以来，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地区，已建成一批新兴工矿城市和区域交通骨干网。从铁路客、货流图可以看出，本区现已形成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为四大节点，宝成、成昆、成渝、川黔、贵昆等铁路干线为脉络的西南地区城市子网络雏形系统。



（三）地方性（三级）城镇网络



根据我国城市等级——规模关系，我国具有地方中心功能作用的城市一般为地区级城市，其人口规模多属于中、小城市。这些城市围绕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条件，与县城、城镇共同形成我国城镇体系第三级网络系统——地方性城镇网络。

概括起来，在我国围绕各种不同的城市经济区域建立和形成的地方性城镇网络不外乎两种基本形式，其一，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主体，小城市为依托，同郊区工业镇、远郊卫星城镇相结合的以现代工业发展为主体的地方城镇网络；其二，以中等城市为核心，以小城市为骨干，县城为主体，小城镇为基层的现代农业发展为主体的地方城镇网络。就我国多数地域而言，它们的地方性城镇网络大都由上述两类网络有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地方性城镇网络的第三种类型。

第十二章  中国新城市发展分析



协同学在描述由大量子系统协同合作所形成的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行为时，以无规行走作为随机过程的典型研究对象。它通过分析并在逐步约束条件下，导出了概率分布随时间变化的方程：



式中m、m′分别表示在t和t′时刻粒子的位置，w表示跃迁率。不难看出，在城镇体系中，城市m在t时的跃迁概率主要受城市将来发展潜力



。新城市发展主要表现为现有城镇自然晋升和新城建设两个主要方面。

一、城镇自然晋升城市的分析



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城镇自然晋升为城市需具备下列两方面的任何一个条件，即城镇非农业人口达10万以上；或地区级城市的设置。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城镇自然晋升为城市的，包括以下三部分城镇：



（一）县城晋升为城市分析



据1984年城镇人口资料分析，全国现有县级行政单位2046个，其中县城1907个。它们中非农业人口大于5万的有115个，有些县城非农业人口已达10万人；非农业人口近5万的51个。预计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这166县城都将可能自然晋升为中、小城市（表12-1）。

从下表可以明显看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可能晋升城市的县城绝大多数集中在黑龙江、吉林、广东、辽宁、江苏、四川、浙江和湖北等9个省区。这些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地域经济的开发对县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加速县

表12-1  我国县城晋升城市分析表（1984年）



单位：万人



续表





注：“*”号者为1987年底已设城市。

说明：（1）表中各县城总人口均超过5万；

（2）辽宁省金县1987年划为大连市金州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编，《中国城镇人口资料手册》，地图出版社，1985年。



城晋升城市的步伐。



（二）小城镇晋升城市分析



在我国，尤其在沿海经济对外开放地区、内地工矿点，以及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省区，小城镇异军突起，城镇人口和城镇经济发展很快。根据1984年城镇人口统计资料，在全国4294个建制镇中，已有55个总人口规模超过5万，有的已近8万人①。在不远的将来其人口规模达到设市标准当信无疑。而且，这些小城镇与县镇相结合，必然将会加快我国城市建制设置的步伐，成为我国新设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表12-2）。



（三）新兴地方中心城市设置分析



现代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城市形成与区域发展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关系。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繁荣，必然将导致一批新兴地方中心城市的设置。

（1）行政“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我国行政“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稳定的行政区域单位，地区驻地成为这一区域的行政中心。同时，地区驻地的设置往往又是这一地区的几何中心和交通中心。建国以来，由于地区驻地的行政中心和交通中心职能的集聚作用，促进了这一类城镇的发展。据1985年统计，全国有地级行政单位165个，其中已有123个地区驻地设置了地区中心城市。不难分析，随着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到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所剩42个地区驻地都将可能陆续发展为城市，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表12-3）。

（2）地理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我国除上述行政区域外，由于各种地理要素差异也相应地形成了一定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单元，一般情况下与行政地区相一致，但在行政区界相交接的地区，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割裂。尽管如此，因为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遵循客观的规律，在这类地理区域内也必然相应形成自己的地方中心城市。初步分析，我国这类地区约有60个，它们也将

表12-2  我国小城镇晋升城市分析表（1984年）





注：“*”号者为1987年底已投市。

资料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编，《中国城镇人口资料手册》，地图出版社，1985年；

（2）邵秦：“略谈台湾城市人口与城镇化特点”，《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5期。



表12-3  我国地区中心城市设置分析表（1984年）



单位：万人



注：“*”号者为1987年底已设市城市。

说明：荆州、加格达奇、毕节、榆林、安康等地区驻地参见表12-1。

资料来源：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5），测绘出版社；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编，《中国城镇人口资料手册》，地图出版社，1985年。

是我国地方中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表12-4）。

表12-4  我国地方中心城市设置分析表（1985年）





注：“*”者为1987年底已设城市。

二、新建城市分析



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除了上述继承历史遗存，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自然晋升和设置城市外，更主要的是依据国家地域经济开发的要求和进程，合理科学地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水力资源、农副产品资源、旅游资源等，发展新兴矿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和旅游城市等。据初步分析，至下世纪中叶，我国将可能新建三百多个这类城市。



（一）新兴矿工业城市发展分析



我国地大物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迄止1985年底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496.41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铁矿产地1800多处，广布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个县内，相对集中于鞍本、攀西、冀东、太古岚、宁芜、白云鄂博、鲁中、邯郸、舞阳（河南境内）、鄂东、鄂西、庐枞、赣西、石碌山和镜铁山（甘肃境内）等16个矿区。我国也是世界上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现已探明大中型矿床近80处，其中铜矿22处，钨矿5处，锡矿5处，锑矿2处，铅锌矿6处，锰矿6处，镍矿2处，钼矿3处，铝矿13处，金矿7处等。非金属矿



产尤以煤炭、石油为最重要。据地质普查资料，全国1500个县均有煤田分布，其中约80％集中在北方的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安徽等省150多处煤炭富集地区。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呼伦贝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松辽平原、西北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以及环渤海湾地域的20多个油区180多个油田。其它非金属黄铁矿、石膏、重晶石资源居世界首位；石棉、萤石、磷矿、滑石、云母、石墨、高岭土、菱镁矿、盐、石灰岩、膨润土等资源也居世界前列。此外，我国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全国水力蕴藏量10000千瓦以上的大小河流3019条，总计水力理论蕴藏量达6.76亿千瓦，其中可开发3.79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目前仅利用7％左右）。随着我国这类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疑将形成一大批新兴矿工业城市。据初步分析，至下世纪我国将可能新建如下矿工业城市（表12-5）。

表12-5  我国新兴矿工业城市设置分析表





续表



续表



注：“*”者1987年底已设市。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二）新兴交通枢纽城市发展分析



随着地域经济的发展，地方矿产资源的开采，以及农副产品、水力资源的开发，国家综合交通网将逐步建立，一批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也将迅速发展起来。据初步估计，至下一世纪，全国将有69个交通枢纽新城市得以形成与发展（表12-6）。

表12-6  我国新交通枢纽城市设置分析表





续表



注：①“*”号者1987年底已设城市；

②“[]”号者在其它类型已统计。





（三）新兴旅游城市发展分析



我国历史悠久，山河壮丽，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为我国新兴旅游城市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首先，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在自然景观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有许多山色不同、神态各异的山地风景，经人文附丽而成为闻名于世的名山胜地，具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游览中心、休疗养中心和学术活动的广泛场所，乃至形成新兴的山地风景游览城市的前景。其次，我国江河纷布、湖泊锦绣，构成世界少有的观赏画面；海岸带是可供开辟海滨游览的地方，它们不仅组成了我国优良的海滨浴场和避暑胜地，而且也为我国滨水旅游城市（镇）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场所。再次，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令世界上许多国家望其项背，叹为观止。许多旅游资源不仅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丰富人文旅游内容意义极大，而且还有部分形成为我国新兴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镇。概观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将可能形成以下以旅游职能为主的城市（镇）（表12-7）：

表12-7  我国新兴旅游、文化城市设置分析表





续表



注：“*”者为1987年底已设城市。



此外，由于特大城市工业和人口的郊外扩散，也将必然导致近郊城镇小城市化，远郊城镇中等城市化，从而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外围的卫星城市（表12-8）。

综上分析，我国至下世纪，将可能有200多个城镇自然晋升为城市，近百个地区中心分别设市建制，并新建300多个新兴城市，加

表12-8  我国特大城市卫星城市发展分析





上1985年全国城市基数349个（包括台湾省及港澳地区），届时城市总数将可能突破1000个大关。

第十三章  中国城镇人口发展预测



在城镇体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预测不同时期可能达到的城镇人口，以便根据城镇体系中不同等级规模系列进行国家城镇人口的时空再分配。要比较科学地预测我国城镇人口的发展，首先必须建立我国城镇人口的预测模型，分析制约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限制条件，并且预测适合我国国情的城镇人口上限。

一、城镇人口预测模型





（一）城市化发展阶段



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和历史继承决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总面貌。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9年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LogisticCurve）①，并将其城市化全过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城镇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

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城镇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

后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镇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而是城镇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根据我国1949—1985年37年来的资料，绘成中国历年城镇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曲线图（图13-1），可以明显看出这两根曲线都具有生长理论曲线的特征。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受政策因素影



响较大，如1964—1982年1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3％，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7.4％，粮食年增长率为3.7％，人口年增长率为2.1％，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超过了人口年增长率。然而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只是由14％上升为14.4％，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8.4％上升为20.6％，在曲线上表现为明显的下凹特征。从城镇人口的历年增长曲线看，除1959—1963年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外，基本上比较完整的呈生长理论曲线形态，成为我国城镇人口发展预测的基线。



（二）逻辑斯谛曲线模型



既然逻辑斯谛曲线能够比较适合地反映国家或区域城镇人口的增殖规律，那么如何运用这曲线进行城镇人口的发展预测呢？

这一规律的描述，即城镇人口发展预测模型，后来由比利时数学家维哈尔斯特（Verhulst）归纳提炼成一般的数学表达式。维哈尔斯特假定，“人





人口的增长速度与P成比例地连续增长，但是，当P大于1/2K时，1-P/K小于0.5，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减慢。根据以上的假定，人口增长的速度为：





很显然，运用生长曲线模型预测我国城镇人口，最首要的前提是预测我国城镇人口最多能达到的上限K。

二、制约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限制条件分析



城市（镇）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晶，也象征着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发达水平。很多人认为，如果城市（镇）代表了进步的话，农村便意味着落后，这种城乡差异必然导致城市化的趋势继续下去，以至于直到大部人口都集中城市（镇）为止。

然而，上述这些说法的可靠程度愈来愈值得怀疑。1987年5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大都市会议上反映出，由于整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日益都市化，引起诸如住房、交通、就业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弊端。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城市化并不是现代化，更不是发达的象征，尤其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爆炸现象，带来了国家社会经济的贫困化①。诚然，否认城市化是现代化、是发达的象征，那是过于偏激，但城市化水平的盲目提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须基于：农村生产的粮食或从国外进口的粮食，足以维持城市（镇）人口膨胀的需求；愈来愈多的人能在城市（镇）中得到生产性就业的机会。这是城市化的基本前提条件。



（一）口粮问题



在我国，每变一个乡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就必须相应地从国家的某个农村地区多生产出一份粮食。这一基本规律在几千年前我国第一批城市形成之日起，贡赋制度就已确立了。即使19世纪中叶后，近代城市与商品经济的脱颖而出，也没有摆脱这一基本规律。

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总报告分析，我国将来耕地面积不会扩大，只有可能缩小，其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垦的农田能否抵补用于非农业活动的土地数①。再从世界粮食贸易看，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一直是同北美谷物外运量的巨大增长密切联系的，其外运输出量年增长率7.7％，到1980年世界大多数城市，从列宁格勒到拉各斯，从墨西哥城到孟买，从开罗到东京都需要依赖北美外运的谷物作为部分城市人口口粮的供应来源。可是人们对北美目前谷物出口增长趋势再能维持多久也已开始有所怀疑。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和城镇人口口粮问题，应立足于国内现有耕地、草原面积的基础增产解决。粮食增产速度与城市化成正比。



（二）就业问题



经济底子比较薄弱，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多，这是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力”。然而，在城镇工业中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比在农村安排一个劳动力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科林·诺尔曼估计②，在美国创造一个工业就业岗位，平均成本为20000美元。在基础设施不很完善的国家成本可能更高，如南非纳塔尔省的黑人区，在30家工业企业中创造2500个就业岗位，每个就业岗位约需投资33000美元。就我国而言，0—16岁的建设费用，农村为2950元/人，小城镇为6400元/人，城市为9200元/人。因此，国家基建投资数量也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

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稳定而合理的提高，城镇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农业生产提供商品粮能够养活的城镇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事业的投资规模，所能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所决定。

三、中国城镇人口上限（K）预测



预测中国城镇人口上限（K），是建立在我国总人口、农业发展提供的商品粮和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基础上的。



（一）总人口发展预测



1.理想适度人口

进行我国总人口的长期预测，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面临今日人口过多和增长过快所形成的挑战。我们拟以环境人口容量作为国家总人口长期预测的战略目标。

所谓环境人口容量，是指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可再生资源，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国家资源能够长期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当然，环境人口容量并非指环境最大可负载的人口数，因此，又称作适度人口。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都存在一个最大限度。人口学告诉我们，制约这个极限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是资源开发的规模f（S），劳动生产率f（P），人口的数量n～N，以及生活水平f（L）。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



不难看出，这个着极限是随资源开发规模加大，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

在我国近代首先讨论中国适度人口问题的是孙本文教授。他于1957年明确提出这一科学命题，并依据我国自然资源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认为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①。

1979—1980年，田雪源、陈玉光从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长、消费资料增长、劳动力人口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认为在100年后的现代化社会中，我国总人口数量应保持在6.5—7.0亿之间对经济发展最有利②。

1981年胡保生、王浣尘、朱楚珠、李维岳又运用系统工程中的多目标决策技术和方法研究了中国未来的适度人口数量，经过综合分析粮食生产、动物蛋白食品鱼肉供应量、生活和工交占地、淡水与能源供应、平均收入以及人口状态和人口老化程度等因素，认为中国百年后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10亿为好③。

与此同时，宋健、宫锡芳、宋子成、孙以萍等的“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④，以我国食物生产预测和淡水资源为基础，认为从食品供应看，下一世纪后半期我国适度人口应在7亿或7亿以下；从我国淡水资源和发达国家用水标准看，适度人口应在6.3～6.5亿之间。

1984年胡焕庸、张善余教授合著的《世界人口地理》也概略地探讨了我国各项自然资源及其对未来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制约作用。认为“一个国家和整个地球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所能供养的人口是有限的，精确地回答这个限度在哪里当然是困难的”⑤。“我们不应该以消极的眼光来看待理想适度人口问题”。同时也将7亿人口作为我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现实可能性的调整和控制人口目标。

综上所述，我国理想适度人口在10亿以下，最好在7亿左右。人口规模的确定为我国制定各项人口政策和总人口预测奠定了理论基础。

2.总人口发展预测

当前我国的人口状况和趋势同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面临着人口急剧增加的严峻局面。从1985年的资料看，尽管自然增长率已从1974年的1.7％降至1.1％，但由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生育高峰，人口绝对数却从9亿增加到10.45亿（尚未包括台湾及港澳地区人口）。现状总人口正处于急剧增长时期，即使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总人口数量仍会继续上升，还不可能向理想适度人口数量发展。

关于我国总人口发展预测，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机构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仅引用其结论，作为预测我国城镇人口的参数。

（1）世界银行的三种人口预测。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采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方法，对我国1980—2100年总人口进行了三个方案的预测（表13-1），其中预测（B）的推算同我国政府为2000年所订的人口目标为12亿相吻合，根据这一推测，2000年时我国总人口为11.96亿，2050年为14.497亿①，到2100年趋于不变，稳定在15亿的水平上；预测（C）则按我国总生育率1.5计，一直维持到2040年，然后再回到更替水平。根据这一预测，2000年人口约为11.8亿，2050年约为10.85亿，及至稳定时（2100年）可望下降到8亿左右，接近于我国的理想适度人口。

（2）按不同生育率的总人口预测。1979年底宋健等根据当时

表13-1  世界银行1980—2100年的三种人口预测方案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2）总生育率为育龄妇女所生育子女平均数。

资料来源《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总报告），第181页。



所能得到的不完全资料，采用生育率=1.0、1.5、2.0、2.3和3.0五种生育率，对未来100年内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作了多方案预测（表13-2）。

由表13-2可见，今后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如果为2.3或3.0，今后10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21—43亿。但若生育率取2.0以下，与中国妇女的临界生育率相比较小，因此采用不同时期不同生育率的方案，更切合实际，第一方案，若育龄妇女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下降

表13-2  我国按五种生育率的百年总人口预测





说明：（1）生育率为全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数；

（2）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引自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论》第235—240页。



到1990年的1.70，从1995年以后长期保持在1.50，我国总人口2001年达11.91亿，2025年12.21亿，2049年10.26亿，2079年7.09亿人；第二方案，若育龄妇女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逐年下降，1990年降到1.70，1995年降到1.5，2001年开始恢复到2.0，则我国总人口2001年达11.91亿，2025年13.23亿，2049年12.78亿，2079年11.67亿。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以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我国总人口发展2000年约12亿，2025年12.5—13.0亿，2050年约13亿，2080年11.5亿，2100年达到8.5—11.5亿。这样，既符合了人口发展趋向理想适度人口的要求，也是切实可行的。



（二）农业发展可提供商品粮预测



我国1985年粮食产量为7582亿斤，人均粮食725斤，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36.6％。建国36年来，我国粮食平均年增长速度保持在3.5％（表13-3）。考虑到在有限的耕地上的粮食增产限度与畜牧业增长率相抵消，我国粮食增长率预测采用3.5％、3％、2.5％、2％、1.5％五种增长率，并拟定将来粮食商品率达到20％（建国以来一直保持在15％左右），城镇人口人均占有粮食按700斤计，推算我国粮食可供养的城镇人口如表13-4。若按粮食增长率1.5％计，届时我国人均占有粮食4942.78斤/人①。再代入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化水平回归预测模型，城镇化水平达91.18％。参考2100年我国总人口数，我国城镇人口上限（K）可达7.5亿。



（三）城镇发展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测



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过剩。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有约3000万农村劳动力已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乡镇工业

表13-3  我国历年粮食产量及其增长率





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生产或在城镇做临时工。而事实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更大。根据1976年材料，世界主要国家农村劳动力平均耕地数，美国1244亩，加拿大1092.4亩，苏联135.5亩，法国118.7亩，罗马尼亚40亩，南斯拉夫28.7亩，印度也达19亩，而我国仅5亩。有人预测到2000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可达15亩，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2亿人。根据世界银行、宋健等对我国劳动力的预测（表13-5、13-6），2100年我国劳动力总数约5.1～8.9亿人，即使维持劳动力耕地15亩的水平（即1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有4—8亿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这说明我国城

表13-4  按可提供口粮预测城镇人口（2100年）





说明：本表预测未考虑我国人民食物构成变化及种植业结构变化。据专家们预测，我国种植结构将由“粮食——经济作物”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结构，其种植比例将由目前的8∶1∶1调整为6∶2∶2。这样，预测本世纪末将达到产粮5亿吨，肉类3000万吨，奶3000万吨，鱼1000万吨，蛋类1500万吨，油料4亿多担，棉花1亿担。按小康水平消费（即人均年需粮食425公斤、棉花4.25公斤、肉25公斤、蛋12.5公斤、奶25公斤、鱼10公斤的80年代初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人口数可达11.7647亿人。据此，远期口粮可能不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转化的限制因素。（详见《人民日报》1986年8月19日，“按小康水平需要调整农业结构”。）



镇的潜在人口来源很大，关键在于城镇各部门的吸收能力。

据资料统计，建国36年来，我国每年的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约300亿左右，约形成200亿左右的固定资产（表13-7），加上工农业总产值按1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再考虑到生产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因素，参照我国目前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平均费用6000—8000元，这样按生产发展实际需要增加的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在200万左右。再从发展第三产业看，我国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很少。据国家统计局1985年底统计数，我国城镇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只占全部城镇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6.37％。而1981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美国为64.8％，日本54％，西德49.2％，英国59.4％。目前一般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国家，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为工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就业人数的200％，苏联在1959年即达到

表13-5  世界银行1980-2100年的三种劳动力（15-64岁）预测方案





资料来源：《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总报告），第183页。



80％，而我国198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仅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26.17％。若将这个比例提高到70～100％，每年城镇又可新增就业岗位140～200万个。再次，从乡镇企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状况看，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员1980年为2999万人，1981年为2969万人，1982年为3113万，1983年3235万人，1984年3848万人，1985年4152.14万人。5年平均每年增加230.63万就业岗位。按照上述速度递增，到2100年我国可新增就业岗位如表13-8。

根据表13-8，若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500—700万，则到2100

表13-6  宋健等对我国百年劳动力预测（四方案）



单位：人



说明：（1）方案一，妇女平均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逐年下降，到1984年下降为2.40，1990年下降到1.70。从1995年以后长期保持1.50；

（2）方案二，妇女平均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逐年下降，到1984年下降为2.40，1990年下降到1.70，1995年下降到1.50。但从2001年开始全国平均生育率恢复到2.0；

（3）方案三，妇女平均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开始逐年缓慢下降，到1984年降为2.40，1990年下降到2.0，此后永远保持在2.0的水平上；

（4）方案四，妇女平均生育率从1982年的2.63到1984年下降到2.40，以后一直保持在2.40的水平以上。资料来源：《人口控制论》，第244—245页。



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



表13-7  我国国营企业年底资产原值



单位：亿元









年城镇就业人数将达到7—9亿，基本上可吸收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

四、中国城镇人口发展预测



根据我国2100年城镇人口上限和1949—1985年历年城镇人口统计（剔除1959—1963年非正常年份点），求得逻辑斯谛应用模型



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R=-0.94545223。

根据逻辑斯谛应用模型P1和P2预测我国1986—2100年城镇人口得表13-9。

表13-9  我国城镇人口发展预测（1986-2100年）



单位：万人



续表



续表



说明：据《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补白1.3），我国预计2000年和205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32％和66％。即（1）在2000年我国总人口按12亿计，城镇人口约3.84亿，与P1模型预测相吻合；（2）在2050年，我国总人口按15亿计，城镇人口约为10.5亿，与P2模型预测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