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
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
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
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
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
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
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
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
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
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
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
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寖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
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
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
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http://yugong.fudan.edu.cn/article/list.asp?id=29 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59-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擅长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已出版研究专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并有论文集《逸言殊语》、《周振鹤自选集》、《学腊一十九》及学术随笔集《随无涯之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岛的历史地理背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治过程对行政区划变迁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及国家教委社科项目《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研究》的研究。曾多次赴日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著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逸言殊语》、《上海历史地图集》（主编）。有论文集《周振鹤选集》、《学腊一十九》，随笔集《中人白话》等。〖周振鹤〗 设为首页
周振鹤，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1958年考入厦门大学矿冶系，
196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矿冶系。
1978至198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获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是为文科首批博士之一。
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任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旁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以及中外语言接触史、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长于逻辑思维，精于考证。擅长将断了环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将分散的史料集中条理之，互为矛盾的史料化解之，缺佚的史料推理补缀之。从人所习见的史料中读出人所未见的结论来，揭示出暗昧不明的史实。又由于不愿在自己已经解决的问题上重复劳动，追求在文章和著作中都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善于发现新的史料来源，故不断在新的研究领域探索。从微观的地理、史实考证到宏观的理论构建都有所涉猎，因之，除在本专业范围内出版了研究专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等著作外，在专业之外的语言接触史、近代新闻史方面也出版有论文集《逸言殊语》、学术随笔集《随无涯之旅》等。同时还在《历史研究》、《方言》、《中华文史论丛》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随笔数十篇。研究论著多次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优秀人文社科论著奖项，部分论文结集为《周振鹤自选集》、《学腊一十九》等出版发行。
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岛的历史地理背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现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治过程、自然环境对行政区划变迁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及国家教委社科项目《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研究》的研究工作。多次赴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并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研究法》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并指导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两个方向的博士生。
完成的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汉语方言岛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研究（批准号：49371028）
此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汉语方言岛的自然与人文背景，从实证的角度来控寻汉语方言岛的形成原因、维持条件和消亡机理。研究方法分两文献，一是深入实地调查考察，二是充分利用历史与地方文献。实地调查内容包括方言岛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言岛内外两种方言的特征及其对比。人文环境包括生产生活方式以至民情风俗，以印证移民背景、方言调节器查以语方、词汇为主，以看出岛内方言和包围方言相互影响的和度。利用文献方面包括搜集方言岛所在的地主文献，以及检索数量颇多的历史文献，以追寻方言岛居民的来源。
方言岛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地理现象。过去对方言岛的研究只是语言学者的单独行为，因此只停留在描述方言岛的语言现状而已，不能对其地理背景作出应有的解释。因此实地调查与利用文献这两种手段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是全而研究方言岛现象的一种比较科学的手段，不但能理解方言岛的存在以及方言岛的地理形态，而且能够理解方言岛的成因类型，以及将来的演变趋势。方言岛产生的最主要的动因是移民活动。由于历史上移民活动的频繁发生，与移民方式的复杂多样，使得全国范围内存在相当数量的汉语方言岛。此课题完成了十个方言岛的调查与研究，并写成报告。
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到了一些全新认识，基本上弄清了方言岛形成、维持和消亡的背景原因，具体地说，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形成原因：方言岛的产生均为移民运动所造成，移民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因战争避难或生计逼迫的迁移，有因军队驻防的迁移或犯罪的调迁，有因经商或仁宦的移徙，但要形成方言岛其充要条件必须是在短时间内一般相当数量的人口的集中迁移，并且在新居地形成聚居的方式。对几乎所有方言岛的背景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侄过来，对极个别的影星原因不太清楚的方言岛我们也可以断定它必定由某种移民活动所造成，如江西赣州老市区的官话方言岛。
维持条件；方言岛的维持有几方面的条件：
[1]自然环境相对闭塞，成为保护方言岛不被包围方言所消融同化的屏障。
[2]人文因素则比较复杂：
一是心理，即对方言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是出于凝聚力的需要，体现出方言认同就是文化认同的特点（如客方言）；
二是方言的优越感，有政治上的支持（清代长乐的旗下话）；
三是方言岛人群文化水平较高；
四是方言岛内人口较多、经济水平较高；
五是方言岛自成一行政区划单位，甚至有旧时的城墙作屏障；
六是岛内外的方言特征差异大，如官话方言岛与包围闽方言差异大，不容易被渗透、融合或同化。
消亡机理：对比起包围方言来说，方言岛由于地域小，人口少，而且必须与岛外进行不断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于是岛内方言不断受到包围方言的侵蚀渗透而逐步失去其原有特征，岛内居民先是成为双语人，最终则放弃了母方言。因此一般而言，方言岛的前景都是逐渐萎缩以至于消亡。但少数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浙江省苍南县蒲城所内瓯语就保持了数百年之外，赣州市老城区的官话方言岛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该项目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于人文地理学与语言学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历来比较薄弱的人文地理学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此项目于1994年启动，1996年12月完成。其研究成果之一“客家源流异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优秀奖二等奖。
个人主要文献目录： 专著：
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体国经野之道棗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
逸言殊语，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
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合著：[/b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编较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地图出版社，1999
论文集
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主要论文
汉武帝朝鲜四郡考，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象郡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
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地理的关系，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合作）
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地理背景，方言，1985年第4期（合作）
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中国文化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
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
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棗中国文化地理差异的考察，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
中国历代移民大势与汉语方言地理关系，国外人文地理，1988第1期
秦一代为四十八郡说，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第9辑，1990
行政区划改革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民政，1990年第4期
方志所见16-19世纪上海方言，顾颉刚纪念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
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棗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复旦学报，1992年1期
王士性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地理学报，1992年第1期
明代卫所屯田的典型实例，中华文史论从，第51辑，1993
一九一三年俄人波列伏依的中文报刊目录，出版史料，1993年第3期
汉郡再考，文史集林，第1辑，远东出版社，1994
地戏起源臆测，道儒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日本外务省对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调查资料，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
假如齐国统一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
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历史上行政区划的等第变迁，中国方域，1995年第2期
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棗中国历史代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复旦学报，1995年3-4期
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棗洋泾浜英语研究之一，上海文化，1995年第3期
从汉代“部”的概今来理解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棗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中国研究，1996年第1期
客家源流异说，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
秦汉风俗区划浅议，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存史”应是评判方志质量的主要标准，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4期
中国古代划分行政区划边界的两大原则，中国方域，1996年5-6期
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棗以历史、经济、封建三译语为说，传统与现代化1996年6期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中国方域，1997年1-2期
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棗两汉风俗地理区划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官绅新一轮契约棗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
同时代的人对容闳的看法，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晚清上海书院西学与儒学教育的进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遐尔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词库建设通讯（香港）第19辑，1999年3月
澳门与MACAO得名缘由，辞海新知，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6月
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15辑，1999年10月
家谱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国牒谱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
《六合丛谈》综述，中华文史论丛，第6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