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25 9:28:00 南方日报 共有评论0条 进入理财大学 [liujuan]
西部大开发十年届满,将再度出发,南方日报陆续推出“西部十年启示”系列报道,用车轮和脚步度量祖国的西部国土,提供深入的思考,此为开篇。
核心提示
2月6日到2月20日,整整两个星期,作为茫茫回乡过年大军的一分子,我们驱车从广州出发,跨越湖南、湖北、河南回到位于陕西西南角的故乡商州商南。
来回往返共计4000多公里,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直奔西部的贫穷地区,不但切身体验了春运的艰辛,而且带着调查的眼光,默默观察和一路思索。
行色匆匆,所见所闻难免会失之偏颇,这些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正式的调查报告,姑且称之“山野调查”罢。
西部开发十年,发展冲击到社会各个层面,而这个全新的西部却与沿海在经济上紧密衔接,无论是资金流还是劳工流,每一个动向和苗头都影响着千里之外的广东
流动
中国式经济流的涌动与阻塞
京珠北是广东北上的瓶颈之地,不仅仅是对回家的路人,对“广货北上”亦是如此。
保障了春运的正常就是保障了经济流动的正常,“人行千里”的意义就是“经济无忧”、“国家无忧”,国家层面上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我们一行四人开私家车回陕西,早晨8时出发,一上京珠高速,沿途尽是喜气洋洋回家的车辆,进入京珠北后,双向六车道缩减为四车道,车速大大放缓,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堵车接连出现。
在韶关外围,一次堵车就足足有个把小时丝毫没有移动的迹象,一些内急的旅客,在马路边“放水”,几个女孩子冒着细雨爬上了山坡去山后解决。下午 5时后,方走过这艰难的一段进入湖南境内,算了算,仅京珠北一段就已经花了8个小时,这直接让我们在武汉附近休息的计划落空,当晚不得不在长沙附近休整。
那天我们只看到了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滚滚车流一直向北,后来的数据却显示北上的车辆创历史高峰:2月6日,京珠高速韶关段流量单日91921车次,破历史纪录,2月7日,80000车次,是每日20000辆的设计流量的4倍。2月19日,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京珠高速韶关段车流量达 112658辆次,再创纪录,当日,沿线几个加油站的97号油和93号油甚至出现了脱销。
这车流的背后是2009年车辆销售的火爆。
为了“促内销保增长”,中国全年不断推行车辆消费刺激政策,中国汽车全年销量世界居首,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汽车增长量可想而知。
数据显示,2009年广东新乘用车上牌683799辆,同比增31.04%。
春节前的京珠北,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新车正在承载着“衣锦还乡”的梦想,行驶在延绵千里的车流里。
这滚滚北上的车流,是一年一度中国最大的经济流动。
亲人团聚的节日传统,形成了这滚滚的归家春运大潮,将中国东部与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紧紧衔接,这一拉动作用超过了全年的任何一个促进内需的政策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先天比西方国家平白多出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平衡手段。只要中国春节的吸引力一天不衰落,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步伐就一天不会停滞,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的节奏和步伐就会天天趋同。
只是,运力的瓶颈严重阻碍了这一经济潮流动的顺畅,不仅是铁路的承载能力超过极限,公路的承载能力也到巅峰。
道路车辆的稠密程度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状况,而道路的通畅与否则反映一个地方商品流动的情况。
我们所走的从广东到陕西2000余公里的高速公路,所见的状况实证了推测,广东段的车辆最多,越往北越少,陕西段的车辆最少,与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十分趋同；而京珠北的阻滞最严重,也与广货北上的出省步伐迟滞遥相呼应。
从广东到陕西全程高速只有京珠北为双向四车道,是这段旅途中道路最狭窄的地段,不用说这里也是经济潮流动中最大的瓶颈之地,不仅仅是对回家的路人,对“广货北上”亦是如此。
金融危机发生后,广货出国出口的海路通道被阻塞,广货北上的“陆路”在这里频频卡壳,产品北上“出省”成了问题,北上的步伐因此迟滞,京珠北成为广货北上的脆弱地带。
我有一个判断,一天不解决京珠北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广东接通北方省份的高速公路,广货北上的步伐就会继续在迟滞中迈不出灵巧的步伐。
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如此、京津冀理应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解决春运的问题就是解决内需的问题,解决东西部经济流动的问题,解决发达区域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带动问题。保障了春运的正常就是保障了经济流动的正常,“人行千里”的意义就是“经济无忧”、“国家无忧”,国家层面上怎么重视也不为过,即便是把它纳入到国家战略中解决,也并非不可。
小城
小县漫山霓虹的怪异与喜悦
开始进入城区时,路灯开始闪耀,一株株道旁树“火树银花”,LED做成的“流星”不时一片辉煌。
商南经济发展的这一切,似乎正在验证着“浪费致富”的古典经济学,使得孟德维尔手捧“蜜蜂寓言”而拈花微笑。
第二日继续北上,进入沪陕高速,路况大异,车辆稀少。
这是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承接西部大开发的使命而成,2008年末通车,不用说自然是国之财政的倾斜和支持,对东西部的衔接意义非常。财政倾斜带来道路发展提前于经济发展造成的道路空旷和快速。
傍晚赶到陕西商南。这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只是从2008年5月后不曾回来。
在商南县城外围,突然被面前的景色所迷惑:满山遍野都是星星点点的灯火,开始进入城区时,路灯开始闪耀,一株株道旁树“火树银花”,LED做成的“流星”组成了“流星雨”不时地这里那里穿过树冠。
我在北京、广州见过的霓虹与星火,跟这满山遍野人工星星的气派相比,竟然小得有些可笑。在前行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竟然迷路了,连忙下车,用生疏的乡音问明方向。
然而,当白日到来,我才知道这只是商南变化中的一个微小插曲。
这个平凡的小县样本更具有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贫困县的某种代表意义。
商南发展最快的就是西部大开发的这差不多十年,主要得益于“沪陕高速”和“西合铁路”的跨境建设及其完工,还得益于连续数年公务员加薪,以及财政分配向西部的倾斜。
大型基础建设的跨境建设,不但让经济和外界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也让地方财政有了更多的游刃余地,而财政分配向西部的倾斜也让政府各个部门资金充盈,这直接导致了城区的建设开始跨越式发展,城区面积飞速扩大。
在这里能明显看出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1996年到2005年,城市出现了第一次扩张,速度比较缓慢,多数是县城里的富裕户出现第一次置业盖房潮,从2005年到现在,速度飞速扩张,城区面积已是之前的数倍,之前近城的农村如今已成城中心,而之前长满荒草的河滩如今已经房屋密布,不断有外地打工赚钱归来的“山里人”、“乡下人”到县城里置业买房,房地产开发在十年内已经从无变成了与大城市相差不大的成熟,数十层高的小区开始出现,电梯楼比比皆是,而这即便是两年前还算是这里的“新生事物”。
如今,新城道路建设完毕,土地平整中正待拍卖,城市的布局已经初具轮廓,而之前流经城市中间的那条小河,也正在一段段地打造人工湖底,据说准备建一个水上乐园。
商南显然已经开始处于一个微妙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加速的阶段。所幸的是,2010年1月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给商南这个小县城享受完基建带来的经济拉动推力后,再给了一个经济前行和持续的动力,让商南的未来清晰而又明确。
但显然发展会带来不同的声音。在商南的采访中,有人告诉我,满山的太阳能人工星星是浪费,是面子工程；有人告诉我,人工湖泊是胡闹,花政府的钱；有人告诉我,数年前,政府部门按人头的吃饭钱非常紧张,如今每人一年的招待费已经上5000元了,部门一年花将下来还有节余,政府越来越铺张浪费了。
不过作为经济观察者,我正满心喜悦地看待着这一切。
因为我知道,这是财政在向这里倾斜出现时必然出现的利益空间。浪费也罢,面子工程也罢,都将最终以各种形式回报于经济。可怕的是财政倾斜终止,从此再没有了浪费的空间,那这里的经济将会重归死水一潭。
我看到了,满山遍野的LED霓虹灯来自沿海,可能是广东,也可能是浙江,资本正从东部沿海进入国家财政流动到西部然后以某种形式回流沿海,并刺激着内地消费和沿海产业的发展,尽管这期间效率有所牺牲；我看到了,财富正从基建和政府消费中进入二次再分配进程,激活了当地经济,带富了当地人民,尽管在这经济和民生双重进步下,公平有所牺牲。
商南经济发展的这一切,似乎正在验证着“浪费致富”的古典经济学,使得孟德维尔手捧“蜜蜂寓言”而拈花微笑。
村庄
被经济发展携裹和改变的农村
“沪陕高速”正从村庄西边最肥沃的平地中横穿过去,村庄旁边整块的平地寥寥可数,村子的土地一片狼藉。
耕地流失的轨迹竟然清晰可见,由小及大,8亿亩的中国耕地红线一样在经济飞速发展中飘摇。
如今我的家就在商南县城,1989年,我们全家从农村搬入县城后,再也没回到老家,2000年,父母在父亲的单位买了房,老家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
不过父亲乡土观念重,20年来,故乡仍然难离,每逢过年便要回老家北河口住几日。
我曾在北河口生活过8年,在农村的土壤田野里撒欢刨食。商南是秦岭南脉山地丘陵地貌,土地都是依山傍河的洼地,资源稀缺。
1988年,北河口270多口人,人均耕地面积1.3亩,当时出外打工者寥寥无几,有体力的人创收的方式就是上山找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垦荒耕种。
这次回家,看到了“沪陕高速”正从村庄西边最肥沃的平地中横穿过去,加上村庄面积扩大,宅基地的范围不断向外延伸,村庄旁边整块的平地寥寥可数,村子的土地一片狼藉。
村民告诉我,这些年“退耕还林”、修路占地、建房占地让耕地一减再减,如今北河口人口380多人,耕地270多亩,人均土地只有0.7亩,考虑到修路补复的耕地在河滩上,大水一来就没了,实际人均耕地比数字还要少。
耕地流失的轨迹竟然清晰可见,由小及大,8亿亩的中国耕地红线一样在经济飞速发展中飘摇。
0.7亩的人均耕地,跟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相差甚远,也与中国人均1.3亩有着不小的距离,显然已经拉响了土地缺乏导致粮食稀缺的警报。
不过采访时村民告诉我,土地里耕种的粮食勉强够吃。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如今村子里常驻人口不过一百五六十,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3个, 其余占比最多的就是小孩和妇女,常年在外打工的多数是年轻人,人数超过了100人,这些人在外打工自然也在外生活,用不着村里的口粮。
我私下偷偷估算了一下,从1988年到2010年中,北河口村人口从270人增长到380人,增长110人,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18.5‰,据官方数据,2006年结束的十五计划期间,中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就降到了9‰,乡村人口增长率的高企,折射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滑。
当年在北大经济学课堂,经济学教授对人口的担忧在这里得到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出现了一种呼声:在稳定严格农村计划生育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城市高收入、高学历者的生育限制。
在村子里走马观花,另两个发现引人深思:
一是,虽然从1988年到2010年人口增加了,但由于常年出外打工,实际上农村的常驻人口未见增多,只不过是常驻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问题是常驻人口虽未增加,但村庄的建筑面积却足足扩大了一倍,出外打工者带回了财富,盖起了亮堂的小楼房,然后继续出外打工,空荡荡的房屋里日常只有老人和小孩在游荡,房产隐形的闲置居高不下。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刺激农村建房政策,意图利用中国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再造一个住房市场,割裂经济对大城市房地产经济的依赖。我对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建房的赞赏和支持,却动摇在这个农村的住房现实中:对于这个日趋空壳化的农村,我怀疑到底有没有继续刺激建房住房的意义?
二是,这个村庄里,“古老”的二三十吋的CRT电视机仍然是主流,执行了一年的家电下乡以及以旧换新政策,似乎从来就没有“刮”到这里。
县城的一个家电卖场负责人告诉我,“下乡”的家电多为库存,而以旧换新也不过是提高些价格,然后再将现金返还而已。村里人却说,年轻人真要买就买好的一步到位,那些年龄老些的则是抱着旧电视能看一天看一天,似乎也没什么更换的兴趣。
乡亲
被福利被幸福被损害和被改变的人
“皇粮国税”取消后,村干部说,如今村子有点事、派点活,越来越难了,做与不做全在于有没有钱发和发多少。
在我仅仅几日的调查中发现,糖尿病等富贵病已经奔袭这个偏僻的城市和农村。幸运的是,新农合作开展得不错,受到广泛拥护。
我不得不重点提一下“人”,经济改变人生,发展改变人生,社会也改变人生。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将满,经济飞速前进,发展速度极高,社会处于转型的边缘,因此对人的改变和异化可想而知。
感慨首先起源于途中司机的一次牢骚。
那个年过半百的司机,显然有着愤青一样的情怀,闲聊之中,对当前的低保政策非常不满,他说到村子里和前几年相比,吃低保的户数从2户增加到十几户,“低保范围的扩大不是个好事情”,一是有一部分低保户根本不够低保的标准,“有的家庭有年纪轻轻的壮劳力,吃什么低保?养了懒汉,多了游手好闲。”另外还“有干部让沾亲带故的亲友吃低保”。
对他的说法,我不以为然。
低保范围的扩大,让我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也让我看到了政府在社会公平中间的努力,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远不到福利社会的标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太大,农村中处于贫困线上的人还有很多。对农村困难户的补助额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补助的范围也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
“低保养懒汉”的说法,国内国外都会有,对中国而言,对我调查所接触的几个村庄来看,这还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还不能被称为社会的问题。
农村的生活毕竟越来越好过了,近几年取消了延绵千年附加在农业上的“皇粮国税”,自然是赢得了农民兄弟的一片喝彩。不过这也使得村子里的头头脑脑就有了新的烦恼。
如今,村子有点事、派点活,越来越难了,做与不做全在于有没有钱发和发多少。“整个社会被利益化了。”一个村领导闲谈的时候对我说,“按我说, 就不应该完全取消缴税,取消了缴税让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了,缴税多少倒在其次,关键是可以每年给大家提个醒: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还有义务。现如今, 义务意识非常淡薄,什么都拿钱说事。以前全村一起修围绕村子的防洪堤坝,谁提过一个钱字,都是你家多少活,他家多少活,是任务,现在没钱根本派不动。”
抱怨的对错倒在其次,关键是两个出自不同人的抱怨,却揭示了西部农村的人在经济大发展中出现的异化和改变,无论是“养懒汉”还是“义务意识淡薄”。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人告诉我,有些村子的人外出打工,并不是真正的打工,而是“偷偷摸摸”,据说有一伙在天津“专干这事”,并有好几个人因此被抓服刑。不过这都是听说,未经调查核实；不想赚辛苦钱的年轻人面对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人生轨迹发生扭曲,这样的案例已经在国内报道中屡见不鲜了。
然而,对人的异化不仅仅是思想、精神或者认知层面的,经济和生活的变迁对肉体的异化也在随之发生。
在我仅仅几日的调查中发现,富贵病已经奔袭这个偏僻的城市和农村。不断有人告诉我,之前我认识的谁谁得了糖尿病,谁谁有高血压,谁谁中风了…… 与1995年我因读大学离开这个小地方时糖尿病都算稀奇事情相比,已大不相同,富贵病的爆发趋势和爆发力度都十分的惊人。在我商南家那栋家属楼的楼上楼下,42户,糖尿病人就不下5个。其中,有一家夫妻双方都是上了年纪得的糖尿病,与我同学并同龄的儿子在西安工作,据说最近也查出糖尿病。
农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一个表嫂前几年就死于高血压和中风,此次回家又听说同村我叫“佬妈”的一个可敬的老人,也已不在人世,原因是糖尿病。
不过幸运的是,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春风已然刮到,以前“看不起病”、“一病回到解放前”的境况已经基本不存在。老乡们介绍说,农民都可以参加“大病统筹”的医保制度,每年每人只用交20元钱就可以参加。如果遇到大病,需要到大医院去看,差不多能够报销45%的医疗费用。这项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农民患大病的后顾之忧,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赞扬。
富贵病的高发,也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开始注重保健和养生,注重减肥和健美。如今商南的消费,猪肉、大油已经被排除在一些注重健康的人的食谱之外,而原生态零污染的土鸡、鱼、粗粮、蘑菇、木耳、粉条俨然成为餐桌上的主流。
南方日报记者张波陕西报道
原以为“阔绰”、“衣锦还乡”、“放手买卖”、“回乡抢购”的我,回乡后竟只剩下谨慎、仔细和捉襟见肘。
如此高的消费,容易让人误认为商南的收入很高。其实不然。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为什么能远远走在前面?
跟居住在老家的家姐进了一趟县城超级市场,发现商南食品衣服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并不似想象那样比广州低,姐姐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已经在我之上。原以为“阔绰、“衣锦还乡”、“放手买卖”、“回乡抢购”的回家之旅就只剩下谨慎、仔细和捉襟见肘。
商场里商品充足,购买年货的人在收银台前排起长长的人龙,显示出强劲的购买力。货架上显示出广货北上的强大影响力,广货随处可见。
我留意了一个细节:一盒跟康师傅碗面相同大小和规格的“老孙家羊肉泡馍”方便杯的价格是8.9元,已是康师傅价格的两倍以上,这或许直接可透视出背后的消费能力。
随后的观察证实了我的猜想,姐姐的桌面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各种女孩子使用的护肤品,那些基本上都是我几乎从未听闻的品牌,我偷偷询问相对比我 “内行”的太太,她告诉我,这些都是国内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二三线品牌,质量难言保证,但令她惊奇的是,价格个个并不低廉,小小的一瓶“爽肤水”都上百元, 价格直逼国内大城市普通白领消费品牌的同类产品水平。
与化妆品相类的是服装,整个县城的状况基本上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产品低档,价格不菲”。小小县城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容纳程度,一线品牌、知名品牌很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市场在悄悄变化,没及时跟上市场变幻的步伐。而消费力得到扩张的人,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市场的供给,开始借出差出行的机会,去商州或者西安等更大的城市去采购通过电视广告了解的相对陌生的名牌。
就在我回家之前,姐姐在西安给老爸买了件恒源祥羊毛衫,折扣完900多元,真金白银,付现。而我穿回家的最贵的一件折扣完1200元的羊绒大衣,在姐姐看来,“还算可以,男人就应该要穿好一点”,要知道姐姐给老爸买的上千元的衣服已经不是一件两件了。
大年初二的时候,老爸的一个姓李的老同事来家里拜访,言谈的时候,直接批评老爸穿得“寒酸”,说前几日在街上遥遥望见,就想自己不得不来说几句,“如今日子好过了,也去把那几千几千的衣服多买几件,穿得体面些”。“省一辈子了,退休了,每个月的工资用来干嘛?自己不把自己穿得利落些体面些,让人瞧不起。”
如此高的消费,容易让人误认为商南的收入很高。其实不然。姐姐的工资大概是两千多一点,老爸退休了,工资在三千左右,而来家里闲坐的李叔,还在岗,工资不会超过四千。在这种收入水平下,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显然远远走在了前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年初一,姐姐给我的小孩包了个红包,里面压岁钱是2000元,几乎倾其一个月的收入。我当时就思考:在广东,如我辈或者比我更好的人,有几个会倾其一个月的收入来包一个红包。亲情的背后消费能力可见一斑。
城里的消费能力强,农村也并不落后。
年轻人外出打工,割裂了整个农村社会:年老的人,依旧固守在村庄里,“掰着铜板”过日子,节俭而清苦；但新生代青年俨然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抽着名牌香烟,穿着数百元一套的衣服已经常见,一年下来赚的钱花得七七八八,留存不多,而这又成为年老的人责备年轻人越来越不会过日子的“口实”。
这种消费能力和收入的割裂是社会病态吗?
一方面,西部大开发让沪陕高速公路和西合铁路跨境建设经过商南,使得资本大量涌入并留存当地,进入经济的第二次再循环,商南的商业和服务业因此成为第一波受益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价格也成为西部落后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率先“接轨”的地方。商业的兴盛带富了一大批的人, 而这些人又反过来带动了社会消费能力的扩张和消费心理的超前。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累积使得商南社会的消费能力实际上超过表面收入。特别是公务人员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收入中占比高,再加上公务员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一定的空间,有引导社会消费的意义,导致了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超前。
现实正是这样。
公务员仍然有铁饭碗似的保障,只要成为公务员,数十年后的养老的问题基本算是得到了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赚钱留存的意义不大；若加上本地的人住房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免去了供楼的压力；再加上一个小城抬脚从东走到西顶多半个小时,买车的意义也不大,省去了养车压力,所以,以姐姐为代表的公务员其可支配收入在工资里的比重就变得非常之高。
此外,因未来的保障可靠,他们的消费心理也是有优势的。所以姐姐可以将一个月的工资花完,不用过多地考虑未来。
但以广东普通白领为例,即使按照每个月一家拿到手的收入粗略按1万计算,除去供楼的部分3500元,除去养车的部分1800元,再除去对失业和未来不确定生活的预期和存留3000元,实际的可支配收入竟然难与商南的普通公务员相比。
第三方面,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社会消费能力的超前。我觉得这是属于众多小县城目前独有的,也是整个社会接下来或许会全面出现的社会现实:即独生子女的家庭,子女已经安家立业,两位双职工老人都退休的情况。
拜访老爸的那位“李叔”,正属于这种情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仅有的一个女儿已经出嫁,靠不着我,留钱有什么用?”据我的观察,老爸及其周边的退休的或者在退休边缘的同事,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发,子女也不用接济,每个月的钱想花都花不完,所以不管什么多贵的名牌的都消费消费,去买来试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现象,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作为经济报道者,每天过眼的经济新闻和企业报道不计其数,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将“高端高档的产品放在大城市,放在一二线城市,把中低端的产品放在三四线城市”,理所当然地认为高档产品在中小城市里市场狭窄没有出路。
在这里我很想跟他们提个醒:到中国的小县城去看看!
人工
为什么打工的人越来越少
如今留在深圳和海南的那些人,“很多在给内部的小卖部卖卖东西,还有人直接在工厂周围开起了小餐馆”。
前几年出去打工的,是读书少出苦力的人,近两年渐渐多了那些读过些书、上了些学、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了。
北河口村如今在外打工的人超过了100人,但不能忽视的是打工人口出现的新动向:一是打工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二是打工的方式出现了变化；三是打工的人口出现了回流。
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打工的方向,通常是在一个地方打工的成功了,就会带更多的打工者前往,而过年的时间,也是打工者交流工作信息的好时机。
村里人说,北河口前几年去东莞深圳打工的人最多,如今村子里的年轻人在天津打工最多。隔邻几里路的魏家湾村,去海南和深圳打工的人最多,不过,如今留在深圳和海南的那些人,“很多在给内部的小卖部卖卖东西,还有人直接在工厂周围开起了小餐馆”。
打工方向和打工方式的转变,并不能真正说明珠三角在中西部劳工中的竞争力出现了下降,但对珠三角来讲劳工荒的现实是越来越残酷和现实了。
据媒体报道,春节后民工回流珠三角低于预期,珠三角用工缺口超过了200万人。深圳用工缺口超过80万,月工资基本在1700—1800元(含加班费)都难以招满工人；而世界工厂东莞,用工缺口超过百万,近日在东莞举行的一场招聘会,200多家企业进场,岗位4000多个,月薪普遍在1800元左右,才吸引了2000余人进场求职；而中山等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打工方向的变化,或许在区域竞争中通过涨工资来得到调整,但外出的民工队伍也在萎缩,这就难以调整了。
这几年,每年都有人过年回来就“不走了”,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再外出打工现象的背后,是当地经济的发展导致当地不断飞速上涨的人工价格。去外面的“花花世界”赚不了更多的钱,光环开始褪色,东莞深圳等沿海的工资正对这个地区的民工失去吸引力。
去年就选择当地留下了的张华说,这几年的建设,早已拉高了当地人工,自己出外学会了“粉墙”,作为大工,这里去县城里也能拿到每天100-120元的酬劳,这跟广东差不了多少。
2005年初,我在广州的房子装修的时候,包工头给工人的工资是,大工每天80元,小工每天60元。如今,广东的人工也涨了,以泥水匠来说,大工每天150元,小工每天130元,而在广州火车站询问的制衣工价格每天才是80元。
两相比较,留在家乡有房省去了住房成本,有粮省去了吃喝成本,留在手上的不会比外出打工的少,千里出行就缺少了意义和动力。
魏家湾的魏斌也来广州找过工作,他有厨房工作的经验,能烧菜但没有证书和文凭,商南的一个餐馆给他开出了每月1600元的工资,被他拒绝。而这个1600元也因此成为他在广东寻工的标准,结果广东餐馆给的薪水提不起他半点兴趣,他转而进了一个工厂打工,决心赚几年钱,回家开个餐馆过日子。
前几年读书少出苦力的一些人,打了几年工的有点积蓄后,开始回家乡弄点小本生意过日子。近两年新出去打工的人,反而渐渐多了那些读过些书、上了些学、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了。
中职、高职、大学生成为新的主力,他们的学识在本地找不到容纳的地方,自己却又不甘于回乡务农或游手好闲,只好到沿海城市和发达地区去寻找出路。而这或许正昭示着,一个知本红利为特征的企业发展新时代的到来。
而如广东等沿海省份,或将正在由政府主导的主动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变为劳动力市场变化带来的被迫式产业升级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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