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区”呼之欲出 深圳撤关扩容成定局？
转自“倍可亲中文网”
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5/43592.html 香港6月4日电／《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下称综改方案）激发出深圳建设大特区的极大热情。综改方案的操刀人、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和政研室主任蒙敬杭说，综改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意味着深圳特区撤关扩容问题基本定局，接下来仅仅是程式问题。
“一市两法”行将终结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综改方案5月26日公布后，深圳于5月31日召开贯彻该方案的工作会议。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会上表示，接下来要突出一个“干”字，“当前特别是针对延伸特区范围等涉及国家事权的改革项目，要抓紧时间力争尽快尽早上报启动。对推进工作不得力，影响改革进度和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特区撤关扩容被列为2009年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攻坚重点。
目前，深圳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953平方公里，下辖6个行政区和光明新区，其中经济特区面积为396平方公里，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而宝安区、龙岗区和光明新区地处经济特区外，总面积1557平方公里。
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深圳特区内可开发利用土地面积只剩下20余平方公里。扩容之后，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将扩大5倍，接近香港面积(1103平方公里)的两倍。
蒙敬杭说，“正在准备，做好一个专门的呈批件就可以上报了。”
在蒙敬杭看来，特区扩容不仅仅是为扩大范围，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市两法”和城市二元化的问题。“过去，解决‘一市两法’难题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对此有些特区和你攀比，有些省份有意见，很多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最后，我们只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请国务院给予一定的支援。”
早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但特区立法只能在特区内施行，而不能适用于经济特区之外的宝安、龙岗两区。此后的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又赋予深圳市拥有“较大市立法权”，但必须与广东省、国家立法保持一致。
授权特区立法为深圳积极探索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许多法律保障。
但与此同时，“一市两法”也给深圳的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公民权益保障带来诸多难题。比如,同为深圳市民，特区外居民与特区居民在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待遇却迥然不同；特区内外工伤养老保险、交通管理等方面也因法律适用不一样而存在差异；深圳至今还存在着特区内1000元/月和特区外900元/月的两种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遭受诟病最多的，还是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深圳特区内外发展的极不平衡。一方面特区内面积太小、可供经济开发用地不足，另一方面特区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准相对滞后，城市化程度不高，降低了深圳的整体竞争力。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倪星表示，一个城市两种体制是一种政治分隔。目前特区内的发展空间已经受到制约，而特区外与特区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如果现在不加快特区内外一体化，将不利于深圳的长远发展。
“二线关”或撤或移
特区扩容，与“一市两法”相伴相随的“二线关”撤移问题也成为应有之义。蒙敬杭表示：“按道理讲，特区范围扩大了，目前的‘二线关’肯定要撤，但到时候‘二线关’是否需要往后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线关”是指国务院于1983年批准在特区与内地之间设立的具有相应管理设施的陆地管理线，沿途以巡逻公路及高2.8米的铁丝网分隔，在此管理线上分布的14个经济特区检查站成为特区一道特殊的屏障。
在深圳人的眼里，“二线关”就像一道鸿沟，将特区内外人为割裂。
很多人认为，深圳交通拥堵的重要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区内外接驳、设立检查站所致，而“二线关”对人流、物流以及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有限制，对深圳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也有产生影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线关”给深圳人带来不小的心理隔阂。在很多人眼里，关内、关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并成为人们身份识别的一种特殊方式。特区内的人，天生充满自豪感。
事实上，近两年深圳“二线关”对人口流动的管理已逐步放宽，外来人口已不需要办理通行证即可进入特区，其对人口管理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结束。而深圳市规划局编制的《组团分区规划(2005~2020)》将全市划分为11个功能不同的组团，更意味著作为深圳特区标志的“二线关”名存实亡，其障碍性作用正在消失。因此，深圳大学经济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向CBN表示，“二线关”已经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大特区”呼之欲出
特区扩容对深圳关外房地产市场是个利好毋庸置疑，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其影响也有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城市运营中心主任高海燕亦认为，深圳早已启动关内关外一体化建设进程，特区扩容不会对深圳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也不会推动房价上涨。
相比之下，当地居民对破除特区内外“二元化”怀有更高期待。
由制度割裂带来的深圳特区内独特的“二元化现象”，主要表现在特区内外在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水准上存在很大差距，尤其在体现生活服务品质的医疗卫生、生活用水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其结果严重阻碍了特区内某些城市功能的向外转移，使得深圳在特区内土地储备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城市发展空间出现了结构性短缺。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表示，深圳综改如果能够更好地融合特区内外，那将进一步突出深圳“大特区”的功能。特区内外的确应该在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共同的地位和政策。
马敬仁建议，特区扩容后，特区的既有法律要重新梳理，以适应全市的情况，推动深圳一体化，核心是行政上要形成“大特区”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