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冬
国务院决定，全力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消息传来，笔者认为香港金融业至少减寿五年。
香港负责财经事物的高官表示，经过内部评估，港府不担心来自上海的竞争，对香港维持金融业的繁荣持乐观态度。要么港府为维持公众信心而故作镇静，要么港府作内部评估的人士脱离现实、误判形势。笔者认为此项决定对香港经济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港府采取驼鸟态度，于事无补，只会进一步错失机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其实，近年的香港经济是“一好掩百丑”。当年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今只剩下一个半。旅游业在大陆游客的刺激下形势不错，不过除去大陆游客，其它国家游客数量并不理想，当年的大主顾日本旅客的到港人数更是暴跌。
真正还称得上支柱产业的，仅剩下金融业。不过所谓金融业，香港只有股市，近年撑起股市的是中资股，令资本市场赚钱的是中资ＩＰＯ。《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曾将香港评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这对于过去最大野心也不过是区域金融中心的香港，真是莫大的荣耀。中国的崛起，为香港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机会来自Ａ股连年的熊市和不可拖延的银行改革。朱镕基一声令下，香港股市成了中国银行改革的实验场，也打造出香港金融业空前的繁荣。接下来的房地产热、基建热、QDII热，将港股推上一个又一个新高潮。
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软环境，从法制精神到基础设施、从投资银行到监管管治，一切都来得很自然，并无刻意的追求。中国的大环境和Ａ股的不景，是将香港资本市场推上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香港的股市准备好了，抓住了机遇。
股市之外，香港金融业并没有取得甚么新的突破。发展债券市场，一直是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除了在中国大力推动下发行了几次人民币债券外，近年几乎乏善可陈。甚至连发债建立一条政府债券收益曲线，作为债市的基准都一拖再拖。商品市场、黄金市场、能源交易，香港坐在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门口，号称中国的对外窗口，但在市场开拓上一事无成。私人银行业务近年有明显的扩充，但是发展却落后于竞争的新加坡，衍生产品accumulator更使香港的私人银行业务遭受重创，相信业务又被打回原形！
成事不足，败事却有余。上市委员会在上市公司延长股票禁售期上的表现，凸显出管治上的缺陷。港交所明知收市后Ｕ盘交易存在明显的漏洞，却未亡羊补牢，直至汇控股价在收市后对盘被操纵，导致一场波及全球的市场震荡。雷曼迷你债券的销售手法上，存在着监管的盲点，监管漏洞全世界都有，但是监管的当事人不思反省反而抛出“先知先决”论，就令人费解了。一国两制下，北京难以直接插手香港金融事务和监管，在言语上对香港仍十分客气，但是香港的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相信中央是看在眼里的，对于潜在的金融风险，相信中央是急在心上的。
当然，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更有中国经济自身的全盘考虑。中国的国力日强，对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建立起与国家实力相适应，与商业需求相配合的国际金融平台，既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进口国，中国需要在商品市场有更大的话语权。美元信用扫地，贬值风险大增，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有必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过程。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成长，完全有可能容得下两个金融中心。其实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一批交易所已经在被边缘化了，有生命力的股市在减少而不是增多。全世界除了美国的NASDAQ外，亦没有其它成功的第二股市。NASDAQ成为科技企业的上市集散地，特点十分鲜明，而沪、港股市的内容大体同质，区别并不明显，唯一的隔离是人民币政策。
过去中国缺钱，需要进口资金，又不希望开放资本项目。香港的存在为内地提供了一个在不对热钱开放的情况下向海外集资的平台。时过境迁，中国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储蓄国，海外不再是集资的唯一渠道。今天国内既有大量企业有集资的需要，又有大量资金寻求投资的机会，国际金融机构和人才纷纷进驻上海，香港的垄断性优势在减弱，甚至消失。
笔者看来，上海与香港各有一优势一劣势。上海的劣势在于市场的软环境。法制、监管、人才、效率上的提高，远比建金融大厦更困难，也不是几项政策优惠便能解决问题的。在软环境上，香港具有优势，不过上海在迎头赶上。上海政府在做事，拼命地做事，千方百计地做事，每天都在做事。
香港的优势在软环境上，而劣势则是政府的无所作为。整个体制陷于官僚化的、无效率的程序陷阱，没有创新思维，没有改革勇气，缺乏危机感，缺乏前瞻性策略，更缺乏行动效率。想想朱镕基当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批评，看看港府的改进，不知特首作何感想，不知香港纳税人作何感想。
每次笔者谈起香港必须未雨绸缪，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占领新的市场制高点，都有港府官员理直气壮地反问，香港又能做甚么？为甚么新加坡可以在两年内抢走瑞士私人银行上百亿美元的业务，香港却做不到？中国主权基金、大型企业资金在海外面临投资困难，为甚么香港不能主动帮忙，进而成为中国资金海外投资的大本营？港府官员除了在人民币离岸中心上守株待兔外，似乎根本就没有真正动过脑筯。
香港公务员是一个运作极好的机器，但是没有大脑，缺乏独立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考。过去没有大脑不要紧，英国人做主将策略性的工作做了。回归之后，英国人走了，中央政府又没有插手港府运作，香港的政策制订和政策效率就变得手忙脚乱。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把问题归在董建华的管治身上。之后随着内地在自由行的开放和IPO上的输血，危机被暂时掩盖住了。但是整个体制一直在繁忙地做无用功，官僚主义的拖延和立法会的制肘，使得港府没有做出任何真正具有前瞻性、策略性的工作，遇到困难第一时间上北京寻求政策性支持。
当北京宣布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时，香港政坛似乎更关注某些议员讲粗口，负责财经的高官出来见记者也只是讲了些无关痛痒的话。开始笔者还以为他们碍于政治考虑不便多评论中央政策和上海事物，后来发现港府内部评估好象真的没把此事当成一个危机来看待。公务员的薪酬中，退休后的长俸份量最重，所以人们多打定“做少错少”的思想，没人愿意思考、愿意承担，于是推诿成风，得过且过，讨论和评估成了小圈子里的过场戏，战略性决策和执行则能拖就拖。少了金融业，不知香港的高租金、高楼价靠什么去撑？到时候，公务员的高薪靠什么支持？
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前，香港股市还有几年好光景。假如香港能融入珠三角的经济转型，并成为其金融窗口，与上海还能在竞争中共同进步。但是如果香港不思进取，坐吃山空，不仅中资公司会在上海两地上市，汇丰、长实也可能到上海挂牌，届时香港金融业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
笔者看来，香港今天是中国的纽约，以后则是中国的佛罗里达。
（本文原载于经济通，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