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164楼处级干部于2009-10-02 11:19发表的 :
那个汉军、汉人的真实含义是：
汉军是八旗汉军的旗人，汉人是不在八旗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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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组成的军队叫绿营，与汉军旗人迥然有别。我们不妨看看金启孮先生怎么说
北京的八旗，若按现代民族概念来说，八旗内部主要是满族、蒙古族、汉族；若细分之则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费雅喀族、齐拉尔族、苗族，甚至朝鲜族、俄罗斯族，均有在其中。八旗中主要成员所谓“满族最高，蒙族次之，汉军又次之”的说法，也不一定确切。
因为八旗与金代的猛安、谋克一样，它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团体(或说为一“政党”也未为不可)，又是有共同利害的社会集团。内部对民族区分，不是那么重视，不能以今天的概念去看待百年以前的历史情况。 辛亥革命，以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过分强调民族矛盾，其影响于历史著作中的立论者至大，其与当时实情相去也甚远。清代八旗之中，甚至八旗与八旗之外，民族早已混融，至有为历史学家想像不到的事。我这里只以我亲闻兼我亲见和我家有关之二事作为证明，即今日所说之“口传史料”，千真万确之事也。
第一例：乾隆第三子循郡王永璋之子贝勒绵懿，中年艰于子嗣，他私喜一仆妇有孕，绵懿令他福晋诈孕，并欲收仆妇为侍妾。福晋不从，逐此仆妇。绵懿与我上辈荣恪郡王绵亿是亲叔伯弟兄，乃送此仆妇于我家令收养，并嘱绵亿说：“将来若生男，可令为弟府中之包衣，勿令其失所也。”绵亿允诺，收留并善待之。后果生男孩。当时，我家有一老仆妇，姓王，关东人(即东北人，不一定是汉军)，老孀无子，遂抚育为己子，改姓王，起名叫达顺。
王达顺长大以后，已是我的五世祖贝勒奕绘袭爵的时代，对王达顺优礼有加，提拔为府员，并令总理府务。每人见，都赐坐(过去仆人回事都站着)，以族弟礼待之。并令府员都尊称达顺为“王大人”。
这时绵懿已另有子嗣，达顺以绵懿贝勒的长子，竞变成我家的府员，以爱新觉罗氏冒称汉族。后才人旗为汉军。这件事绵懿贝勒家人始终不知道。
达顺在府中威信既高，在家中脾气也大，家人都怕他。他晚年时，他的儿子王玉椿(护卫)得一子，达顺高兴极了。人冬，达顺要赴外县为府中取租，临走时嘱家人说：“你们好好看护我的孙子，假若发生意外，我回来是不会饶你们的!”
达顺走了不几天，不料孩子得了病，很快就死了。家中人大为恐惧，适邻居回族人家生一男孩，因家贫想送人，王家便抱了过来冒充死儿。及达顺取租回来，他并没有发现其孙是假的。后来就给这个回族小儿起名斌魁，官至府中三等护卫。斌魁生三子长福、长禄、长寿，惟第三子长寿与其父斌魁深目高鼻，不类常人，其余仍是普通相貌。余幼时曾及见长寿，他除相貌类回族外，一切言谈举止，俨然一八旗老人。环境使然也。
王达顺先以贝勒世子，不容于家，冒充关东人，继又充八旗汉军，已堪奇异。不料其孙一代又易为回族。这一由满变汉，再由汉易回之曲折，若非我亲闻、亲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绵懿贝勒后人30年代尚与我家来往，与长寿自然见过。他们既不知王家原系他家后人，长寿自己却知道他已不是王家的后代，但仍姓王。
这样的事情，在八旗中一定很多。
第二例：我的一位曾祖母，原籍安徽六安，祖父以贩茶来北京，亏折不能还乡里，遂留于北京。其子在京当“长随，”，生一女一子，女即我曾祖母。曾祖母幼年时家很穷，小弟弟出生后，母亲又没奶。适邻居一宗室(爱新觉罗氏)家生儿即殇，于是她抱小弟弟每天到宗室家中去借乳(吃奶)。时问长了，宗室家人和借乳的小儿发生了感情。有一天，宗室家主妇对我曾祖母说：“回家和你妈说，把小弟弟给我们吧!”时曾祖母艰于衣、食，竟同意将小弟弟送人。所以我曾祖母姓杨，她的弟弟姓荣，取名荣禧。
我幼年犹及见这位宗室荣禧，举止、言谈，乃一娓娓八旗慈祥老人。然每每以宗室自夸于人。盖恐人讥其假冒也。
上举实例中，王达顺以宗室冒充汉人，他的子孙王斌魁、王长寿等又以回族冒充汉军；而荣禧又是汉人冒充宗室，可见现实情况较之历史记载复杂多多。荣禧和王长寿皆我幼时所亲见之人，他们的思想、言谈、举止，无一不类典型的八旗人，没有丝毫汉族、回族的习俗、遗风在他们身上。可见语言习俗在社会上潜力之大，影响左右人类之深也。
由以上之事引导我想起下面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读历史时，所看到记载上的伪太子、伪皇妃、伪皇孙等。如明朝亡后，南北竟出现了两个伪太子。南方太子，明福王定为伪。北方太子，清朝定为伪，几乎成为明末清初之疑案。福王之妃童氏，在福王于南京即位后，曾去找他，立刻下狱，指为冒充。这还是时间较远的事。
较近的，昭梿《啸亭杂录》卷六，记有《伪皇孙事》我们不妨将原文引录于下，让大家看看：
庚子(引者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纯皇帝南巡回銮时，驻跸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驾，云系履端亲王次子，以次妃嫉妒，故襁褓时将其逐出，僧人怜而收养，至于成立。初，履端王讳永城，纯皇帝第四子，出继履恭王后。其侧福晋王氏，王素钟爱。有他侧室产次子，上已命名。时王随上之滦阳，而次子以痘殇告，其邸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秘莫能明也。上亦风闻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讯其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嫡妃言：“其子殇时，余曾抚之以哭，并非为王氏所弃者。”言之凿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重子相貌端庄，颇敦重。坐军机榻上见诸相国，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日：“王申来，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淹没也。”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励堂侍郎成，时为军机司员，傲然近前批其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乃敢为此灭门计乎!”童子惶惧，言：“系树村人，刘姓，为僧人所教者。”其谳乃定……事闻，斩僧人于市，戍童子于伊犁。后又于其地冒称皇孙，招摇愚民，为松相公筠所斩。然闻其邸太监杨姓者云：“履王次子疸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sT-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哭者非真也。然则僧人之教伪童，盖亦有所凭藉，非无因而至者也。”
昭梿记这件事，他虽不明说，含意则甚明：认为这个伪皇孙并不伪。
伪皇孙是乾隆第四子永珹的孙子。王达顺是乾隆第三子永璋的孙子。可见当时这类事并不少。设若永璋之子绵懿无嗣，他百年之后，达顺若回去争爵，焉知不被打成伪皇孙。
封建社会，富贵利害，伐姓伤恩，真是可可怕之至。达顺安身知命，自甘屈于奴仆，所以才能安享天年。
第二个问题，即现代史学讨论会上常发生争论的汉军与汉人问越。其实还有八旗蒙古和外藩蒙古的问题。为什么发生了这个问题呢?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汉军自然比汉人占有优势。辛亥以后，汉军吃了和满洲关系近的挂累(牵扯)，被当做了革命的对象，反欲求为汉人，而不可得(大家不要用今天所见，衡量五六十年以前的事)。民国初年，汉军发饰、衣饰、日常礼节甚至言谈语气，和一般汉人完全相异，一眼可看出来。汉军上层有的采用自请“削除旗档”(即到八旗衙门声明出旗)的办法，表示自己已不是旗人而是汉人了。当时在社会舆论上认为这是无耻的行为，背后遭到旗人甚至汉人的唾骂。汉军下层多小识字，他们没有出旗的。那么汉军和汉人具体的不同在哪里呢?
1.发饰头饰的不同汉军妇女梳旗髻，髻在顶上。节日梳两把头，下层还有梳高板头的。汉人梳汉髻，髻在脑后，老年还有戴冠儿的，或梳“苏州橛”。
2．衣饰的不同汉军和满洲一样，妇女外穿“敞衣”(少妇多红色、粉色，中年穿藕荷色，孀妇穿蓝色)，内穿衬衣，衬衣之袖及领讲究多层露于敝衣之外。鞋则少妇穿厚底，中年以上穿较薄之底。厚底鞋之帮有绣成鱼状者，鞋尖做鱼头状口衔丝穗。
汉装妇女皆穿短衣，下面穿裙，中年以上多穿黑色。新妇有穿红色绣花的。汉装缠足，弓鞋多红色绣花，民国时诸贵妇，弓鞋上甚至缀珍珠。清末以来，提倡满汉通婚，嫁到汉人家的多是旗人江南外任官之女。她们的服装已改用汉装，但裙下天足，鞋多淡色，除新妇外不饰花绣。
男子服装，清代已统一，多衣长袍、马褂，后民国政府一度定为礼服，实皆满装。
3．礼节不同汉军妇女见面请蹲安，年节对客请双安贺节，只有对长辈行跪地以手扶(两把)头翅之大礼。汉人妇女见面对拜，年节见面不论对方为男女，都扶地叩头贺节。新正贺年满屋对拜，地狭人多，有时演成双方两头相撞的喜剧。
4．婚丧仪式不同汉军嫁娶依旗俗，用红呢轿，轿前除鼓乐外，执事(仪仗)仅有高挑牛角灯若干对，上书“喜”字。因旗俗迎娶多在夜间。汉人则用绣花轿，除鼓乐外，执事有金瓜、钺斧、朝天凳、伞、盖、扇等，花样甚多。丧礼：汉军依旗俗，门外立幡(黑龙江沿岸屯落至今沿用)，男左、女右。棺用“葫芦材”，断面呈五角形状，棺盖前方用铁合叶钉一木葫芦，向前，上有穗，平时折叠于棺盖上。“出堂”(即抬出棺材)时，则放下平直伸于棺顶之前。汉人棺用汉材，断面呈形状如六角形，今日尚能见之棺，皆为汉材。
5．语言的不同在我的接触中，感到汉军和汉人在语言上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是旗汉之问的差异，一直维持到二三十年代。后因八旗自动放弃语言的特点，但实质上在北京的偏僻之地仍能听到。举例来说，我家的一位汉族亲戚是清代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孙女，杨家还是京官，这位出身于杨家的老太太直到我上初中时还在。她见着我总说：“你小时请双腿安，请得好看极了，现在为什么不请了?”不知当时八旗人对旗礼避之不遑，她把旗礼看成有意思的表演。当她问我“你们弟兄几个”时，我答“四个”。她很高兴地说：“怎么都跑到你们家去了!”我听着不很受用。因旗俗在这种场合，应说“你父母真有造化”或“真有福气”。还有当时汉族亲戚喜欢说，“到我家去玩玩”或“到我家去玩”，旗人听了深为骇异，因为在旗俗、在京俗，这不是好话，不能说去谁家去玩。而现在这已成通用的客套语了。可见当时旗(包括汉军)、汉语言如何歧异。
我的另一家汉军亲戚，是康熙年间有名的甘肃总兵官孙思克的后人，他家已入正白旗，家中一切风俗、习惯、言谈、称谓，和我家一模一样，只有姓孙是汉人的标识而已。
八旗人的语言，委婉动听而有礼貌，是当时公认的。《北京日报》在“我说亚运”栏中有一篇文章《愿北京人谈吐文明儒雅》，其中举的北京人讲话好听的例子，不少就是包括汉军在内的旗人语言。
至于汉军和汉人的关系，现在讨论文章很多，特别是汉军中出了一个曹雪芹，看法更不一样。我没有十分把握，不想发表具体的意见。只是有一种倾向，即人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有时起很大的作用。
1961年，我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屯作民族调查时，一有一计姓老太太年已60多岁。村干部告诉我说：“她是满族中的惟一汉人。”当我和她接谈时，见她不但外表完全是满族，连说话也用满汉两种语言混用。细一打听，原来她是汉军。 干部是根据现代人的概念，认为这样的汉军就是汉人(虽然与我幼时在北京所见不同)，但这个实例更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现代经常争论的“汉军”与“汉人”的关系了。
总起来说，实际上的民族关系，比书本上说的复杂得多，相互影响，互相融合，乃是一种历史趋势。
过去八旗内部的民族的关系不但经过相互抱养，使不同民族成分归为一家。八旗汉军在清代优于汉人，辛亥革命后又求为汉人而不可得，到今天风俗界限渐臻泯灭，大体已完全相同。八旗蒙古在清代较之盟旗蒙古是中央直属劲旅，辛亥革命后，因不通蒙语不为盟旗蒙古所承认。甚至清代驻京内外蒙古王公也和上述各民族一起，今天都成为北京市的市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