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数 ，营建新区有几个好处：
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上海市区的土地房子很多都卖出去了，大部分是存量房，新房很少，
房价上涨的大部分好处其实被房东个人拿走了。房东个人不劳而获发大财，财政没好处。建设新区投入很大，但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招拍挂取得巨大的收入。这个收入不会扭曲社会财富分配，也不会给人民提供负担，反而降低了房价，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上海的房子。这是最公平的结果。
第二、新区建设的天量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无数的大楼的修建，足以拉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以8%以上的速度持续十年以上的增长，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
第三，可以有效的抑制高房价，同时还能防止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原来的老上海中心城区人口疏散了、房价下降了，新区人口增加了、房价上升了。
第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已经在老城区买了房子的人，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的，因为新区建设时间很长，老城区毕竟生活要方便很多。而寻找就业机会并且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则乐于到新区去工作和生活。每一代人都可以在一个相当公平的起点开始奋斗。
第五、有利于社会稳定。建设新区比旧城改造要容易的多，不涉及到大量的天价拆迁，可以避免很多社会矛盾。现在要在北京二环内把那一堆破破烂烂的平房拆掉，恐怕北京市政府的全部家当填进去都不够，拆迁户更是漫天要价，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武力对抗拆迁，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拆出来无数的亿万富翁，社会舆论还要嘛政府搞强拆没人权没法治，何必呢？山不转水转，城区拆不动就开发新区，方便快捷省事儿。
所以，在技术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通过两个抓手，一个抓手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一个区域的发展条件，另一个抓手就是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的主动迁徙，从老城区迁往新城区。
这两个抓手同时落地，建设新区，就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治理好大城市病。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所谓“两难”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了。
这个办法不是我李晓鹏吹出来的。跟亨利·乔治的空想不同，建设新区在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实践，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抑制房价过度上涨的好办法。
我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好处，全都在现实中反复出现，从郑州的郑东新区到成都的天府新区，从重庆的两江新区到大同的御东新区，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能想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包括搬迁、交通、拆迁等等，也都被地方政府加以解决了。这不是空想，而是成熟的实践。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城市地方政府，都相继决策进行了新区开发，现在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没有开发新区的中等以上城市，还真是非常困难。
实践证明，新区开发，特别是辅之以政府搬迁的新区开发，可以以最小的成本来同时实现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解决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三大功效。如此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伟大创举，它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上亿人口新建了安居乐业的环境，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此伟大的创举，如此伟大的奇迹，却长期以来在主流舆论，包括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相反，却被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媒体，扭曲丑化成为地方政府好大喜功、腐败、浪费的错误行为，导致一系列大力打击新区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为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创造了条件。
我记得十多年前，正是许多地方开始大力建设新区的时候，网络上有那么一类帖子非常火爆，就是把全国各地新建的政府大楼拿出来跟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对比，中国新建的政府大楼全都是几十层的高楼，大部分还是四五个高楼组成的建筑群，非常宏伟，而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则是往往只有一两层的普通建筑。这一类帖子对比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多么腐败无耻，用公民的税收来给自己修大楼，追求气派和自己享乐。其实美国的市（city），行政层级比县（county）还要低，在中国也就是镇的层级。中国一些稍微大一点的社区，居住的人口都比美国很多市管理的人口多，要跟美国比就应该拿社区居委会的办事处去比。
不过这种比较都不用去深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
中国地方政府修这些大楼，到底是不是奢侈，是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大多数地方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都是在新区建设的。大楼建设确实花了很多钱，但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建筑物最主要的价值并不是修建的成本，而是土地价值、区位价值。
同样一栋别墅，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农民家庭自己投入十几万块钱就能修起来，换到了北京中央别墅区，就要价值上亿元。如果我们去农村买个农民自建别墅，也就就城市中产阶级的休闲方式；如果去中央别墅区买别墅，那就是顶级富豪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了。新区开发都是选择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开始之初大部分都还是农村地区，土地成本低的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地方建几栋高楼、修建一个广场，把政府办公地点搬过去，虽然花销也不小，但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奢侈浪费。这些投入其实都是有产出的，产出就是政府卖地的收入。
首先，原来的政府大楼占据了市中心的黄金位置，这个土地空出来以后搞开发，其价值就可能大大超过新建政府大楼的投入。
其次——更重要的是——新区建设的资金一般都是依靠新区土地出让挣回来的，政府搬迁过去，把大楼修好，把政府办公地点和市中心的道路修好，配套的水电气基础设施修好，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开发新区的决心——中国这种体制下，人心就是跟着领导的实际行动走的，政府领导班子和公务员都搬到新区去了，大家就放心了，想到新区买房的人就敢放心大胆的买了，企业家也敢放心的区投资了；
一方面，更直接的，就是会带动周边地区各项配套设施的改进，周边的土地价格马上就会上涨。几栋大楼的建设成本，跟土地出让的收益相比，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这个钱真不是花的纳税人的钱，而是从土地出让收入里边来的。它不是走的收税的渠道。谁最后买了周边的房子，谁才是最后为政府大楼买单的人。我们普通人或者企业交的所得税、营业税最终并不会被用于政府大楼建设，也就谈不上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也许会有人说，修可以，但没必要修那么大那么气派，修几个普通的低层也就罢了，照样可以搬过去办公。话虽这样说，但一栋建筑物使用寿命现在都在一百年以上，今天看起来很宏大气派的大楼，过个十年其实就很普通了，过个二三十年就显得落后了。我们今天来看十年前那些被骂奢侈浪费的豪华政府大楼，其实也就很一般了。因为新区都是高标准建设的，里面这样的建筑物随处可见，比政府大楼修的高大上的建筑太多太多了。
这才过去十年，要是再过十年，那些大楼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修大楼当然要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既然修了，设计使用寿命上百年，当然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跟老城区的普通楼房一个层次，那估计刚投入使用就已经落后了。
我举个例子，在当年流传的帖子里面，成都市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成都之心”是一个被批斗的典型。当时设计了六栋十层的白色大楼，像五朵花瓣一样围成了一圈。就这么一个建筑群，在网上被称为“成都之泪”，说是伤了成都人民的心。这是当年网上流传的设计图。
这个事情经过网上热议，引起了各方面包括中央的关注。最后，楼虽然修好了，政府却不得不暂停搬迁计划，据说有中央领导来了还很生气，拒绝去参观，因为这已经在网上被认定为是浪费工程的典范了，最后又拖了两年才搬迁。
把新政府大楼修建在成都天府新区，是开发新区的一大举措，距离原来的成都市政府所在地、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12公里，位于成都三环外靠近四环的地方。2006年的时候，成都既没有三环也没有四环，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那几栋建筑规划自然特别引人注目。现在看，这个地方现在建成这样了（见下图），高楼林立，附近还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建筑环球中心，气派的很。在这么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中，这么几栋楼算个啥呀？人们路过都懒得看了。
所以说，政府既然要搬迁到新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当然应该跟新区的整体规划风貌保持一致。新区规划一般都要考虑三十年以上的发展，大楼设计得比较高大上一点并不值得奇怪。我们最关心的，显然不是政府大楼够不够漂亮——如果建设投资能够带动一个新区的发展，土地增值的收入不仅能够覆盖大楼的建设成本，还能带动大量的产业和居住项目的开发，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居住空间，修的再大一点再漂亮一点也是可以的。
很多地方在此类工程项目中有腐败现象，我们应该是有腐败就抓腐败，而不是因为存在腐败就彻底否定这种政府搬迁到新楼以带动新区开发的模式。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面积1500平方公里，将来可以为600万人提供居住和就业！居住600万人大概需要200万套住房。政府的搬迁如果能够推动这200万套房子早日建设完成，那么我认为政府公务员的办公面积比以前在市中心大一点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事实证明，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十多年大力新建新区，很多地方在新区建设新的政府办公大楼，主要的方面不是奢侈浪费好大喜功，而是目光长远的正确决策。当年耿彦波在大同搞大拆迁大建设，新建御东新区，政府背负了上百亿的债务，好多人惊呼政府建了个鬼城，房子卖不出去要破产了。结果现在怎么样？御东新区现在已经住满了人，土地拍卖价格也年年看涨，政府早就不担心那点负债了。
比大同更有名的是鄂尔多斯，在远离市中心25公里的地方修建康巴什新区，2004年确定的，2006年市政府就搬到康巴什去了，公务员也跑去上班了。媒体也大力炒作那个地方是个“鬼城”，直到现在都还给康巴什什么鄂尔多斯贴一个“鬼城”的标签。那个时候政府公务员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除了政府办公楼建起来以外，其它啥都没有，没有居住小区没有商业配套，每天跑25公里去上班，晚上还要回东胜老城区。
但现在康巴什30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范围内，已经聚集了15万人，人口密度跟欧洲差不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活相当舒适。现在来看康巴什的市政府大楼和门前的成吉思汗广场，肯定觉得好奢侈好气派，但当年这里还是农村的时候人家就跑来吃苦了。当时就是因为政府最先搬迁，才带动了一大批企业跟着入驻，公务员因为上班，很多生活商业配套才用人消费使用，这个城区才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原来的老城区东胜区的房价就基本不涨了，而且还有所下跌。
房子买成多少钱，几十年后还是值这么多钱，甚至有所贬值，其实这才应该是房地产的常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做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是买了房子自己住上二十年，然后还能十多倍卖出去，不管什么制度，我们都不可能挡住炒房者的贪婪之心。买房子买的是公共服务、生活配套、就业机会，支付价值3000元每平米的价格购买这些服务和配套，然后过几年就变成七八千一平米的配套，这并不是公平合理的现象。
老城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保持现状，这很公平。然后新城区开始建设，年轻人到新区去找工作，房价也不贵，只是生活不太方便，但可以跟着新区一起成长起来。老年人不需要就业，更喜欢生活配套比较方便舒适的地方，就留在老城区。不管是大同的御东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还是郑州的郑东新区，都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机遇。
新区建设的本质，就是以人的流动、空间资源的流动，来代替强制的房屋拆迁推动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同时打破代际之间的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格局。在有效抑制房价的同时，还能保障政府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不会下降甚至增加。因为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是卖地，不是持有地产，存量房二手房的价格上涨，好处都会进入拥有大量房源的人手中，变成私人财富，无法转变成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公共福利开支。
只有新开发的土地价值提高，才能有效的转变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很多人骂土地财政，其实土地财政是个好东西，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中取得收入，天经地义，这是全世界最理所当然和公平合理的事情，美国地方政府的80%的收入也是从土地中来，不过不是卖地而是征收房产税而已。因为地方政府就是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的好经济发展好土地就增值，增值的钱通过卖地流入地方财政再投入城市建设和开发，有什么不对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新建新区来创造大量优质的住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本最小、收益最好的方式。是我国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制度特点，探索出来的一条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房地产调控模式，值得不断的改进提升推广。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存在的诸多偏见。新区建设长期背负着“鬼城”、“铺张浪费”之类的骂名。这种骂名已经影响打了政府决策，给新区建设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比如兰州新区的建设，在距离兰州七十多公里的地方建新区。为什么这么远？因为兰州老城区附近是在没有平坦的土地了，老城区的可建设土地太少，导致长期以来兰州的房价竟然比西安还要高。
这个案例本身也说明，
房价高低并不是由炒房者决定的，就是由实际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决定的。兰州经济发展程度不如西安，地理条件生活舒适程度也不如西安，但就是因为土地供应量比不上西安，长期以来房价就是比西安高。这不是炒房者的过错，当然更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过错。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幅度的改善兰州市民的居住条件，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兴建新区。不仅是居住空间，还必须要同时提供足够大产业发展空间来创造就业。所以兰州新区的建设势在必行，没有其他替代选择。为了促进兰州新区的开发，兰州市政府也跟成都市政府、鄂尔多斯市政府一样，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开发建设的第一线，搬迁到距离主城区七十多公里的新区办公去了。
由于新区开发程度还很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部分公务员晚上——至少是周末——还要回到老城区居住生活，成本很高。但是，这种成本是暂时的，根据新区建设经验，等开发成熟以后，住房和生活问题逐步解决，这种局面就会改变。但在问题解决之前，上级政府就以办公成本太高、存在浪费等原因，命令兰州市政府又重新回到老城区办公。
这个决策实际上大大的延缓了兰州新区的建设——
政府不搬过去，很多资源就不会跟着过去，人心也不稳定，很多想要到新区投资或者购房的人都开始观望犹豫。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一点办公成本的暂时提高，跟加快新区建设所带来的兰州经济增长和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了，并不是说兰州市政府不搬过去，兰州新区就开发不成了。总体而言，我对兰州新区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因为它符合大的趋势。但跟市政府及时搬过去相比，开发速度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重要的资源包括学校、医院等搬迁工作恐怕也会因此大大的延后。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讲了这么多，我想道理很清楚了：房子的价格是由房子周边的空间经济资源的质量决定的，包括就业机会、教育条件、医疗条件、治安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等等。中心城区的高房价问题，不可能通过限购、限贷、营业税、房产税等以打击炒房为目标的调控措施来解决。现在中国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中心城区房价高，二线城市房价也很高，只是相对于掌握话语权的北京上海的精英群体来讲不够高而已，相对于在这些城市工作就业的年轻人来讲也很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大量能够享受到等同于中心城区的高质量空间资源的住房”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如何修建更多的房子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新修的房子也能够享受到相当于城市中心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教育医疗资源、治安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等等。
这个问题古代不可能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但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则很有可能解决。
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的通过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的搬迁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营建新区、新城。在保持老城区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增量、发展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带头搬迁。
所以，
解决北京的高房价等大城市病，就是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让北京市政府搬过去、再设立雄安新区把央企总部和部属高校等资源搬过去。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迁都，不过现在可能条件还不够成熟。如果再过三十年，雄安新区也出现大城市病，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迁都了。
同样的道理，解决上海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
就是把上海周边房价很低的地方——比如嘉兴——划归上海，然后上海市政府搬过去，重新建设一整套以新区为中心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网络，附带着把市政府控制的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企业搬过去。
解决深圳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就是
把落后的惠州地区划给深圳管理，然后把深圳市政府搬过去，带动一大批优质资源搬迁，大力开发附近的大鹏港区和盐田港区，围绕新区建设一整套完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在建一个深圳新城。
解决省会城市高房价的问题，就是把省政府从中心城市搬出去。比如四川省政府可以搬到绵阳，就可以让成都房价不那么高。中国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省，省会城市都应该跟经济中心分离，就像山东济南和青岛的这种模式就很好。
新城新区的建设，大概三十到四十年就会面临新的瓶颈，那个时候就再搬迁、再开发新的新区和新城。这不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我想最多经过两次搬迁，也就是再过六七十年，人类的建筑技术、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能为力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一定比我们现在更有智慧，会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构想出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出来。
这套方案在现行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我认为代价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可能延缓我们打造世界一流大城市的速度。比如迁都，肯定会对北京造成影响，新的首都也不可能短期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城市。如果四川省政府离开成都，成都的经济发展短期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为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人民不再饱受高房价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之苦，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健康了，我们自然会站上世界之巅，短期内少建设几个世界一流大城市，是完全值得付出的代价。
第二个代价就是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新区开发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由于我国长期坚持粮食必须自给的方针，所以很多人担心过度的土地开发会影响这各国家安全在战略。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我也写过几篇文章，结论很清楚：
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4.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9%。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中国的城镇建设用地已经非常集约高效了，整体来看不存在低效浪费的问题，新增一些开发面积并不可怕。就算现在所有的城市占地速度按照过去三十年那样快速增长，再增长三四十年，城市占地面积翻一倍，城镇建设用地也不会超过国土面积的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按照过去的速度发展一百年，也就能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还是要低于美国的国土开发强度。
而且，中国的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好多倍，只需要适度的把农民集中居住，在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也足够我们再发展几十年。还有现存的城镇建设用地中，低矮的平房和单层的厂房又占据了很大部分，通过改造提升，也可以获得很大的空间。
中央划定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但2013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是实际耕地超过20亿亩，中间有2亿多亩的富余。2012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0.20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2.18万公顷。因此，2012年一年，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约120万亩）。按照这个速度，2亿亩耕地可以支撑中国城镇化再发展160年！
所以，新区建设并不会导致耕地短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绝不是土地资源的铺张浪费，而是对现有土地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我们完全可以在保障子孙后代的土地空间的情况下，充分的为当代人的居住生活条件服务。中国现在的耕地保护制度已经很严了，18亿亩耕地红线已经管理的很死了，不应该在此基础上再收紧了。考虑到技术的发展，将来的人们一定可以在更少的耕地面积上，种出更多的粮食出来，过度强调耕地保护而让当代人承受高房价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决策显然是偏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