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让权 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获得更大自主权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成为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其最大吸引力是以“试验”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自主权。
○各方争夺
多省市争当“试验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据悉，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战略价值
试验区就是“新特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2005年6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
○利益剖析
经济“特权”的争夺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毕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尽管目前对于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还是没有眉目的事情，但各地争相抬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一方面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另一方面更是看到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
○专家分析
四方面体现“政策含金量”
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政策方面
例如 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
例如 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大手笔”。
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
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同时还可得到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对试验区还会予以专项补助。中央财政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5年内每年给予10亿元专项补助。
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局限，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融合的动力
例如 滨海新区就承载着“一圈(环渤海)一线(陇海线)”融合发展的强大区域带动功能。
此外，政府架构上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新区展开。另外，试验区的存在也使中央各部门的改革积极性有了施展的空间。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不仅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已经挂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浦东实行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9条试点措施，而且人事部在浦东实行了公务员聘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