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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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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谋变
                      2010-3-30 8:34:18    来源：财经

　　“十二五”期间，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有望以省为单位、分批次进行试点，进而在全国逐步展开。如果付诸实施，这将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来，堪称“里程碑式”的变革

　　李微敖王晨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国人耳熟能详，而几乎成为其代名词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发轫于1980年9月25日。是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g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925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在具体实施中，计划生育的内容虽远不止“独生子女”一项，也一直保留着地域差别、民族差异，但在大多数城镇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中，“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施行，影响至为深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成绩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间延迟了四年，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已然无法回避：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加快、人口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家庭风险额外增加、干群关系紧张等等。这其中个别问题，各级行政部门虽挹注多方人财物力、多年戮力治理，仍成效不彰。
　　而越来越多专家也承认，近年来城乡小学适龄儿童数量迅速缩减、结构性“民工荒”规模越来越大，也与事实上强制一胎化政策之间存在联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人为断层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925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的表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应当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对这一战略设想进行调整，并履行承诺的“时间点”。
　　接下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何处去？
　　《财经》记者从数个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显示：有关部门确已在考虑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进行“完善”。同时，一个拟从2011年开始，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逐步在全国开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见，正在完善中。
　　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财经》记者还走访了北京、山东、甘肃、浙江、江苏、广东、湖南等地，历经近半年时间的采访、调研和观察，试图梳理出此番调整的背景、脉络及预期。
　　2010年1月28日11时50分，还有10分钟，就是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提交的截止时间。浙江省人大代表蔡玉群思忖再三，还是把她的议案——《要求人大修改该省计划生育条例，放宽生育第二胎标准》，提交上去了。
　　本次浙江省人大会议共有42份正式议案，其中建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就有5份。这一议题成为今年“浙江人大代表们集中关注的话题”。
　　并非浙江一省在热议。
　　就在蔡玉群提交报告的前三天，2010年1月25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夫妻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情况，有望被纳入准许生育“二胎”的范围内。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尽管如此，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整整30年后的今天，现行政策变与不变，大改抑或微调，的确成了学界乃至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
　　此轮讨论始于2009年11月，被目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长篇报告，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一个月后，有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之誉的老牌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双独二胎”，事实上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单独二胎”），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到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放开“二胎”生育的声音屡屡响起。
　　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样存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继2009年之后，今年又发表了“严格计划生育，较快递减人口到大约5亿左右”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继续厉行独生子女政策，“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中国人民大学侯东民等学者也认为，目前仍应坚持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

　　政策微调并非空穴来风
　　在现实的行政操作层面，《财经》记者从多位权威的知情人士处获悉，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微调并非捕风捉影。从2011年起，省级“单独二胎”的试点工作就或有开始的可能。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规划意见，对“是否放开二胎”问题，简要表述为：按照总体稳定、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数位权威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在上述基本原则范围内，融合了相关主管部门想法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意见已在紧锣密鼓地修改完善。部分地方领导已获知其内容。如果意见于今年年中或下半年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则有望于2011年付诸实施。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至于非“双独家庭”，也非“单独家庭”，何时开放“二胎”，暂无时间表。
　　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其实到“十三五”时期（2016年-2020年），这就不再是问题了。届时，城市育龄夫妻中已少有不是“双独”或“单独”的组合了，他们大多出生于1985年（男30岁）、1990年（女25岁）之后。
　　《财经》记者获悉，相关意见调研准备工作至迟从2007年即已开始。事实上，为放开“单独二胎”而准备的政策空间，早在“十一五”期间即已预留。
　　2006年下发的“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十一五”期间的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数位参与当时修改意见讨论的人口学家均向《财经》记者表示，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二胎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单独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选取试点的标准
　　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江苏被视为适于放开“单独二胎”的第一批试点，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省份“目前生育率比较低、生育水平比较稳定”。此外，当地政府的政策控制能力，以及地方主要领导对政策微调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以浙江为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省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了严格的“政策加计划”的双轨控制（即符合政策但没有计划指标也不准生育）。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中央政府曾两次更改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目标，由1980年提出的控制在12亿以内，改为13亿以内，最后改为13亿左右。而该省仍坚持完成了按12亿人口目标中下达的分省任务。
　　政策厉行使浙江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财经》记者查阅了连续五年的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大于零即为正增长）在2005年是5.02‰，此后四年一直低于5‰。最新数据为2009年的4.63‰。比较同期全国的平均数据，则介乎于5‰－6‰之间。
　　另一个常用指标总和生育率方面，浙江已长达20年在1.5以下，近年则处于1.4上下。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生育意愿下降。根据该省人大代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翁歆等人的调查，“在允许生育二胎的对象中，自愿放弃的至少在30％以上。”
　　至于该省对于人口政策的控制能力，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校正上即可看出。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在103－107之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一路上扬，从1980年的107.2攀升至2008年的最高峰120.56（详见“少生四亿人背后”）。2010年2月，一位长期担任浙江省人口计生委重要领导职务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个问题是浙江省最早发现，最早重视，并最早开始着手治理的。”
　　浙江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失衡，1990年高达117.1，当时为全国之最。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118。随后，浙江省强力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效果明显。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降到113。另一位浙江省人口计生委的重要官员，其副主任包保根则告诉《财经》记者，经过多年来的不懈治理，目前该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虽然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已被逐渐控制，但独生子女家庭风险、人口质量下降、老龄化程度高等全国性问题，浙江都已遭遇，甚至大都先于全国出现。因此，厉行计生政策的浙江，同时对微调现行政策态度积极。早在2005年，浙江省政府完成的该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就提出建议，“2010年-2020年实施一方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越早越好”。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一位高阶官员也向《财经》记者证实，2008年至2009年，该省人口计生委曾数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协商修改现行计生条例。
　　按照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政府在法律意义上已将“放开二胎”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这位省人大常委会的官员认为，是否修改现行条例，放宽政策，需要从三个因素考量。首先，要做好科学预测，清楚计算放开“二胎”，可能会给浙江增加多少人口。同时，要研究一旦政策放宽，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对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影响——是否会造成不少人为了较宽松的生育，而到浙江落户等情况。最重要的是，尽管在法律意义上修改计生条例的权力在地方，但作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举一动，理应慎重，“要看中央的态度，即国家是否会统一修改或授权我们先行试点”。
　　截至最后十分钟才提交议案的蔡玉群，也向《财经》记者坦承，为示谨慎，“要求人大的工作人员不能将这份议案的具体内容透露给媒体。”
　　但准备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前述浙江省人口计生委受访官员介绍，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要求，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做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的基础研究和准备。而正式公布浙江能否成为首批“单独二胎”试点省份的消息，“最可能的时间是今年六七月份，正式实施则要到2011年。当然最终何时施行，乃至是否施行，有待中央定夺。”
　　多位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还告诉《财经》记者，根据他们从浙江省人口计生部门和统计部门采集的数据计算出，如果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那么浙江未来人口结构性矛盾最为尖锐时期，大致在2030年至2065年之间。届时老龄人口负担系数与劳动人口呈现反向加速发展，老年负担系数（65岁以上老人与15至64岁劳动人口的比值）的“峰值”将与劳动年龄人口的“谷底”重合。
　　因此，浙江省迫切需要提前20年左右开始完善生育政策。也就是说，2010年前后是较好时期。“这一步迈出去了，既可使新增人口负担得到很好消化，也可使新增人口在进入劳动年龄时，刚好为20年后严重老龄化社会提供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减轻那时的养老负担。如果迈不出去，越往后老年和少儿人口增长叠加‘两头沉’局面越严重，届时调整政策的成效将非常有限。”

　　平稳、逐步、有序、可控
　　与浙江等五省相比，北京、上海的条件相仿，却未被考虑进入首批试点。据知情人士解释，主要是两个原因：京、沪两市为特大城市，夫妻中的“单独”数量较多，同时敏感性也更强，难于首先进行“单独生育二胎”试点。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也谈到一个数据，目前北京市“双独”夫妻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只有56％左右。浙江省人大代表翁歆的调查结果也接近，“明确表示会放弃生育‘二胎’的‘双独’或‘单独’夫妻，在30％－40％之间。”且多年的观察表明，实际上的生育率往往要低于生育意愿。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每一步调整，还承载了太多社会压力。比如，对于“公平”的诉求也是逐步放宽计生政策的理由之一。一位人口学家对《财经》记者说，“通俗地讲，‘双独’家庭在生育方面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大于‘单独’家庭，因而优先受到了可以生育二胎的照顾；‘单独’家庭的牺牲及贡献，又大于其他家庭，故也应该优先享受新的政策优惠。”
　　该人士同时对《财经》记者强调，常被公众忽略，但应该明确的事实是，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其实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中。
　　1973年国家提出的政策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不久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国家进一步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1980年《925公开信》之后，施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至1984年之间，由于不分城镇农村地实施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矛盾尖锐、工作压力巨大，于是在1984年之后，调整为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一孩半”的政策（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则不允许生育）。同时，至迟从1986年开始，全国各省份除河南外，又陆续开放“双独二胎”政策。进入21世纪，14个省份相继取消了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时间间隔等。
　　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将主要生育水平目标放宽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此目标也将延续到目前正在编制的“十二五”规划里。
　　这些政策的铺垫，使“单独二胎”试点建立起了一个颇具合理性的逻辑：过去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取得巨大的成效，实现了防止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使政策有了进一步完善调整的空间。另一方面是现行的人口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也使得继续进行调整和完善成为必要。
　　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要求对其进行调整完善时，遵循“平稳、逐步、有序、可控”的原则，以避免出现像1984年前后大起大落的局面。
　　该年农村“一胎半”政策放开之后，此前“一胎化”积压的生育潜力得到释放，又恰逢周期性生育高峰。每年净增人口从1984年的1351万跳至1987年的1795万，增幅超过三成，出生率也从19.9‰跃至23.3‰。高增长一直持续到1989年，才开始逐步回落。
　　“尽管现在调整的建议和方案有很多，包括立即全面放开二胎，从农村开始再到城市逐步放开二胎，从‘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再全面放开二胎等等。在各种建议中，‘单独生育二胎’的政策建议似乎更符合平稳的原则。而在‘单独生育二胎’的方案设计里，也包括以年龄为标准，来进行逐步试点的方案——即夫妻双方年满多少岁之后，可以生育第二胎，但这在操作的简便可行性上，存在疑问。”
　　这位人士最后表示，“理念固然重要，选择什么样的操作路径是适当的更重要。当然，到底什么时候、采取什么种类的政策方案建议，最终要由中央来决定。”

wangbin

八步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0-03-31

人民都注意到了这点但是领导没注意到……

人生就像挤公共汽车，有人一上车就有座，有人却要一直站到终点

大鱼

零陵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0-04-01

真希望这是真的！

北极星301

七星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0-04-02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总算看到点变化了, 但似乎步子太小.

外星来客

百色

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0-04-02

引用第4楼北极星301于2010-04-02 05:43发表的 :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总算看到点变化了, 但似乎步子太小.

步子再大些就等于是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了。

youyuan

千阳

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10-04-02

终于看到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8的字眼，这个才是对的。不管采用什么途径，只要慢慢的提升总和生育率，维持新生婴儿数量的平稳，中国就有希望。大家不要总盯着人口总数、增长率、劳工缺口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主导因素。只有每年婴儿出生数和人口预期寿命才是和预期人口总数直接相关的。

武猛

双湖

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0-04-02

引用第3楼hl926815于2010-04-01 02:49发表的 :
资本还嫌劳动力价格不够低！真希望这是假的！

人口红利阶段，

10年后（2020年后）如果中国发生劳动力资源危机你可以以个人生命承担这个代价、为你这句话负责吗？

2010年—2020年是人力资源成本转型时期，如果不是我把头砍下给你。

当然幸亏中国农民传统文化救了中国，中国农民不直不甘于“只生一个好”的灭种宣传。他们虽不懂经济，但实际上他们生养一个孩子成本5万（农民、教育程度为中专阶段），生三个孩子在边际成本降低情况下成本为12左右，虽然前18年比独生子女家庭差一些（养育孩子成本投入8万，独子养育条件比三子家庭优越几万）。
可是18岁后，孩子步入社会，创造的社会财富比独子多得多，10年后三子家庭创造了30万的社会财富，这30—12万=18万就是人力资本价值、红利，而独子家庭10年后创造12万社会价值，基本与其养育成本抵消

——对于同样的父母来说，你养一个孩子与养三个孩子，在三十年后谁牛逼？

为了说明事理，以上数据仅是假设，具体可能会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