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迪化（今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当时的联共（布），也就是后来的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党员则帮助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决定说：
“1、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3、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由维吾尔族党员组成的俄共基层组织）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4、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5、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15从此 ，维族联共（布）党员和维族红军军人以及苏联武器弹药一律禁止进入新疆，国际在新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对新疆的贸易更加顺畅的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新疆方面的投诉，责令苏联外贸部门，改变拖拉对新疆供货，扣押新疆商人的货物等违规做法），至于关于鼓吹新疆独立等割裂新疆宣传，更受到严格禁止。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稳定了下来。经过实践中的充实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不搞新疆独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权打交道（“向着汉人” ），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 ）；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由于苏联多年坚持，于是这些内容形成了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
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们也深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中亚地区的稳定需要新疆局势稳定，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经受住了几次严峻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发生在2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危机时期。1928年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他的上台，与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面支援是分不开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党，驱逐苏联顾问，断绝与苏联的一切联系。但当时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顾中央的命令，坚持维持对苏友好政策。苏联也没有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对苏联的态度而改变其对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白热化阶段，苏联驻新疆的所有外事机构，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对新疆关系要“维持原状”。苏联有关机构严格遵守命令。这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处于对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而在新疆一隅却维持着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次考验说明，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护，它并不理会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如何，照样维持与新疆的传统关系。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省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今天看来，三区革命尽管有着其革命性，反对当时国民政府统治的一面，但更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泛滥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想将在新疆挑起民族矛盾，建立伊斯兰主义和突厥主义的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