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天博看天津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解放路上的天津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具体展出的内容早已模糊，但是那座美丽的欧式建筑和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才知道，那里在19世纪初曾经是法租界的所在地。
2005年，作为天津美术学院的学生，我第一次咂摸出那些宝贝的“实惠”来，此时天津艺术博物馆已经更名为“天津博物馆”，搬到了城南河西区俗称“大天鹅”的新馆内。儿时的懵懂不再，我感到了面对原作的窒息——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钱选的《花鸟图》……世人难得一见的古画扑面而来，无论绢制还是纸本，笔触清晰得仿佛可以触摸到前人作画的气息。
夜深了，自然没有孙大圣的蟠桃园，我们去南楼吃煎饼果子，石青又发趣言，他说这煎饼果子就像天津，“朴素有嚼劲”。送友人回了旅店，返家的路上车少人稀，凉风中我又想起法租界的梧桐树和高大的西洋建筑，想起他们对天津和天津博物馆的评论。和外地人聊天津，总要聊起这座
城市在近代
中国的百年风云：三教九流、民国政客、教育先驱、曲艺之都……似乎天津还活在故事里；2018年，天津博物馆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
百年以来，博物馆和城市相生相息，相辅相成，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城市
历史上并不多见，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一座（或多座）博物馆对城市的意义何在？100年前，天津博物馆的创立者们可曾想过同样的问题？ 100年后的今天，博物馆的继承者们可曾有了完美的答案？
“天津地处渤海湾，是天然的海港，又在运河边上，得漕运之便，加上属于京畿重地，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晚清时期率先成为南北、中西物流与
文化的交汇之地，比其他城市更早得风气之先，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发端的沃土。”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对我说。
自199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她便在天津博物馆一直工作至今，二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让这个云南人无论对这座馆还是这座城都有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今年以来，百年庆典和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让她忙碌不停，难得坐下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津博物馆与天津城的过往。
清末的天津是一座非常西化的城市，在旧城外东南地区，划给俄、英、法、日等九个国家的租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老城。相比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天津拥有更为多元化的人群，南北盐商、前清政客驻扎已久，如今加上外国使官、洋商代表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形成了中西兼有的历史与地理格局。天津在洋务运动的土壤上发展
交通和现代城市
管理模式，出现了最早的现代化军队、警察、工厂和学校，成为中国最早接触、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城市之一。多元的文化环境使天津居留了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巨匠，诞生了《大公报》这样的传媒机构，成就了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教育沃土，产生了詹天佑、饶毓泰、姜立夫等一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专家学者，培育了曹禺、焦菊隐等戏剧大师，吸引了梅兰芳等艺术名流??总之，这时的天津，具有和欧美同步的文化输入，当然还有博物馆的雏形。
1902年，由伦敦教会创建并得到袁世凯资助的华北博物院成立，但因隶属于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只有贵族和上层阶级才能参观。稍晚，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建北疆博物馆（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这两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以动植物、矿石、古人类等自然科学标本为主要展品，在承担教育义务的同时，也在研究层面发挥了引导作用。
在新学书院任教12年的涂培元先生写道：“博物院中还有300多个装着泥土的玻璃瓶。这些泥土是赫立德和英国教员从华北各地采来的，经过化验分析土质性质，适应于种植哪种农作物，均有标签说明。”这使得当时励志创办博物馆的中国人体会到了收藏与博物学之间本质的区别。
除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东洋求学，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的选择。这个过去我们眼中的蛮夷近邻，因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引起很多理智者的关注和深思。
当时在日本兼具教育家和展览策划人手岛精一名气很大，多次代表日本参与国际大型博览会，他的教育理论对日本工业教育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江苏南通博物苑的创始人张謇1903年访日时，专门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拜访校长手岛精一，因学校放假未能如愿，还专门在日记中表达了遗憾之情。：“二十三日观高等工业学校，时已休假。校长手岛精一，明治初治工学，留学法国四年，归国后时时往欧美考察练习，一二年即返，充工学校长二十余年。明年美国博览会，日廷复遣之往。惜时促不能从容咨访，不能吾心之所问也。”
就在这一年，21岁的严智怡考入该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近现代工业知识和理论，无疑也颇受手岛精一的影响。归国之后，严智怡同时发展实业与博物馆事业，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实业兴国的道路上来，也是对手岛理论的实践体现。
1912年，严智怡担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的领头羊，陈列所是展现天津工业品和实力的重要机构，早在晚清时期已经成立，名为“天津陈列所”，但宣统之后再无更新。严智怡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整个直隶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物产、风土人情和实业状况进行系统、全方位的调查，搜集全省各地的最新实业物品到天津展览。此时，严智怡已经萌生出“在商品陈列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一想法，他曾在一次会议中说“在天津应该建设博物院，以辅助教育的事情”。
对教育的重视来自家传。严智怡的父亲严修为前清翰林、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不同于一般官吏，严修坚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式教育，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后来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者”张伯苓筹建南开系列学校，两人同赴美国考察大学教育，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为天津乃至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严家的子女均受益于“南开”，是南开系列学校早期的学生。早在1905年，严修的学生陈宝泉就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教育品陈列所，1925年由严修倡办的天津广智馆成立，都意在推广社会教育。严智怡受父亲影响，致力于博物馆在教育层面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开启民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是中国博物馆开创者们的重要目的。1915年，严智怡随团参加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南通博物苑的张謇也在团中，他们的交流可想而知。这本该是民国成立以来扬我国威的一次大动作，但对于严智怡和整个代表团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严智怡组织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同仁精心准备，早在前一年就派陆莘农先生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正大博览会”，进行试水。陆莘农原本就是诗书画全能的艺术家，在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中任第十组负责人，专门调查沿海各县民风兼收集水产标本。他对标本制作和工艺美术设计的天赋出类拔萃，在当时没有任何专业可言的策展领域简直是凤毛麟角的人才。
很明显，严智怡、陆莘农都属于做学问的人，强调实地考察和研究。在出访美国期间，他们抓紧一切时机考察各家博物馆，学习博物馆的理念和布展手法，同时，还放眼世界，搜集印第安人生活用具及风俗影印照片多种，并做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中国人最早开始创办博物馆的目的是教育，等到严智怡等人从巴拿马归来，陈列馆的展品已经跨越了历史与自然两大板块，根据1917年筹备处编辑出版的《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说明书》，在博物院成立前共收藏天然物品1400余件，古器2300余件，分为自然和历史两大类，其研究机构的性质已然成形。
1918年6月1日，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在天津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办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附设茶社，出售三套藏品的明信片，发行日刊小报。这是天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从留存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博物院借用门前的公共空间，将古代石雕尽力展示出原有的状态，并制作展签用于说明，展签清晰可辨“石棺”、“石磨”、“经幢”、“石狮”等字样。这与欧美等国在公园中陈列雕塑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说明，天津博物院自成立起就带有平等思想的公众意识。不论是陈列所博物馆，学习博物馆的理念和布展手法，同时，还放眼世界，搜集印第安人生活用具及风俗影印照片多种，并做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中国人最早开始创办博物馆的目的是教育，等到严智怡等人从巴拿马归来，陈列馆的展品已经跨越了历史与自然两大板块，根据1917年筹备处编辑出版的《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说明书》，在博物院成立前共收藏天然物品1400余件，古器2300余件，分为自然和历史两大类，其研究机构的性质已然成形。
1918年6月1日，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在天津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办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附设茶社，出售三套藏品的明信片，发行日刊小报。这是天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从留存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博物院借用门前的公共空间，将古代石雕尽力展示出原有的状态，并制作展签用于说明，展签清晰可辨“石棺”、“石磨”、“经幢”、“石狮”等字样。这与欧美等国在公园中陈列雕塑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说明，天津博物院自成立起就带有平等思想的公众意识。不论是陈列所所在的天津公园，还是后来搬到不远处的种植园（今北宁公园），都有意识地保有植物环抱的自然环境与氛围，拉近了博物馆和公众的关系。
博物馆何以要面对公众？这要先说到收藏。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收藏都是炫富的“高级形式”：你有一个豪宅不算富有，挂满了奇珍异宝才是富有。物以稀为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收藏和博物还有一段距离，首先，收藏比较个人化，博物更公开；其次，收藏相对专一，博物更为广泛。世界公认的最早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1753年开馆，相当于我们的乾隆时期。乾隆时期中国富有，宫廷制造，历代流传，民间搜集，外域进贡，也算是无奇不有。但皇宫里的收藏是皇帝自己的，与公众无关。英国君主立宪最早，跟着是史无前例的昌盛和强大。1851年伦敦举行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博览会，其时咸丰元年，国力已经衰微，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久席卷了半个中国。
自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得以喘息，致力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14年至1991年苏东解体这段历史称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天津博物院自筹备到自成体系，再经历分分合合，正好映照了这个“短20世纪”的种种激变。
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天津博物院的筹备期间，中国局势相对平稳，新文化兴起。1919年6月9日，天津各界人士在天津公园举行大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要求取消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二十一条”。在激情饱满的社会氛围中，大众对知识的渴求空前高涨，成就了中国博物馆创办热度最高的年代：192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1933年，
规模甚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民国首府南京成立……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并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美术馆，创始人兼第一任馆长是比严智怡小12岁的弟弟严智开，他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学习西方美术。1926年，正值全国艺术活动兴盛时期，在美术馆不远处的天纬路上，作为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的北洋女示范学堂，开始设立美术科，同时增设西画、国画、图案画三个专用教室。这样历史的契合点使得中山路的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加之位于三岔河口以北的地理优势，与海河以南的老城形成了新旧文化的并置形态。
在天津老城，古玩收藏热由来已久，在这个时期也为天津的博物馆事业带来了机遇。中国不论收藏还是博物馆的建立，都与英国截然不同。除了故宫博物院，中国极少出现将宫廷收藏直接开放给公众，反而是民间收藏的积累形成了局部荟萃。
据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说：“天津的收藏传统开始于清中期，当时大盐商安麓村住在天津和扬州，许多绘画史上的宋元名迹都曾是他的旧藏。还有水西庄的查家，都有大量收藏。”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业兴盛，主要集中在老城三岔河口一带的估衣街、锅店街、北门余件，展室达36间之多。两馆经常互换展品，共同组织展览。
从受西方博览会的影响到借鉴美国、日本博物馆学的经营和策划理念，天津的博物馆逐渐摆脱了展览会的建制和框架，或者说更加向博物馆在地性的探索。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在博物馆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朱启钤先生，在天津建有一处别墅，每年夏天都在天津度过，严氏兄弟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得知他发现了一批关于“歧阳王世家”的珍贵文物。歧阳王是朱元璋的外甥，这批文物无疑是明代皇室南迁和世俗化的重要证据。在朱启钤先生撰写的《歧阳王后裔入清以后世系纪》、《歧阳王世家图像考》两书的基础上，两馆在1933年联合策划了《歧阳世家文物展》，全面展示了这一重大学术成果，这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考古领域都可谓具有前沿意义的展览。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当初严智怡等人去巴拿马并带回印第安文物的行为，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兴趣，使博物馆在运营十年后在学术层面与世界水准看齐。
1935年，严智怡去世。1937年，天津沦陷，博物馆被日军强行占领，馆藏文物遭到大规模破坏，余存不足原有藏品的百分之一二，专迁市立美术馆保存。1942年严智开在亲历了博物馆的灾难之后去世。虽然战后两家博物馆相继恢复——严氏兄弟开创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天津广智馆甚至三馆合一成为今天天津博物馆的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收藏——但百年天博看天津
却闹出假画风波，再来看天津，仿佛孙悟空偷吃了蟠桃园，倒咂摸出点儿实惠来。”这话让我想起自己最初的观展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解放路上的天津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具体展出的内容早已模糊，但是那座美丽的欧式建筑和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才知道，那里在19世纪初曾经是法租界的所在地。
2005年，作为天津美术学院的学生，我第一次咂摸出那些宝贝的“实惠”来，此时天津艺术博物馆已经更名为“天津博物馆”，搬到了城南河西区俗称“大天鹅”的新馆内。儿时的懵懂不再，我感到了面对原作的窒息——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钱选的《花鸟图》……世人难得一见的古画扑面而来，无论绢制还是纸本，笔触清晰得仿佛可以触摸到前人作画的气息。
夜深了，自然没有孙大圣的蟠桃园，我们去南楼吃煎饼果子，石青又发趣言，他说这煎饼果子就像天津，“朴素有嚼劲”。送友人回了旅店，返家的路上车少人稀，凉风中我又想起法租界的梧桐树和高大的西洋建筑，想起他们对天津和天津博物馆的评论。和外地人聊天津，总要聊起这座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百年风云：三教九流、民国政客、教育先驱、曲艺之都……似乎天津还活在故事里；2018年，天津博物馆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
百年以来，博物馆和城市相生相息，相辅相成，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城市历史上并不多见，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一座（或多座）博物馆对城市的意义何在？100年前，天津博物馆的创立者们可曾想过同样的问题？ 100年后的今天，博物馆的继承者们可曾有了完美的答案？
“天津地处渤海湾，是天然的海港，又在运河边上，得漕运之便，加上属于京畿重地，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晚清时期率先成为南北、中西物流与文化的交汇之地，比其他城市更早得风气之先，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发端的沃土。”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对我说。
自199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她便在天津博物馆一直工作至今，二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让这个云南人无论对这座馆还是这座城都有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今年以来，百年庆典和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让她忙碌不停，难得坐下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津博物馆与天津城的过往。
清末的天津是一座非常西化的城市，在旧城外东南地区，划给俄、英、法、日等九个国家的租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老城。相比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天津拥有更为多元化的人群，南北盐商、前清政客驻扎已久，如今加上外国使官、洋商代表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形成了中西兼有的历史与地理格局。天津在洋务运动的土壤上发展交通和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出现了最早的现代化军队、警察、工厂和学校，成为中国最早接触、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城市之一。多元的文化环境使天津居留了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巨匠，诞生了《大公报》这样的传媒机构，成就了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教育沃土，产生了詹天佑、饶毓泰、姜立夫等一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专家学者，培育了曹禺、焦菊隐等戏剧大师，吸引了梅兰芳等艺术名流??总之，这时的天津，具有和欧美同步的文化输入，当然还有博物馆的雏形。
1902年，由伦敦教会创建并得到袁世凯资助的华北博物院成立，但因隶属于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只有贵族和上层阶级才能参观。稍晚，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建北疆博物馆（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这两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以动植物、矿石、古人类等自然科学标本为主要展品，在承担教育义务的同时，也在研究层面发挥了引导作用。
在新学书院任教12年的涂培元先生写道：“博物院中还有300多个装着泥土的玻璃瓶。这些泥土是赫立德和英国教员从华北各地采来的，经过化验分析土质性质，适应于种植哪种农作物，均有标签说明。”这使得当时励志创办博物馆的中国人体会到了收藏与博物学之间本质的区别。
除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东洋求学，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的选择。这个过去我们眼中的蛮夷近邻，因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引起很多理智者的关注和深思。
当时在日本兼具教育家和展览策划人手岛精一名气很大，多次代表日本参与国际大型博览会，他的教育理论对日本工业教育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江苏南通博物苑的创始人张謇1903年访日时，专门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拜访校长手岛精一，因学校放假未能如愿，还专门在日记中表达了遗憾之情。：“二十三日观高等工业学校，时已休假。校长手岛精一，明治初治工学，留学法国四年，归国后时时往欧美考察练习，一二年即返，充工学校长二十余年。明年美国博览会，日廷复遣之往。惜时促不能从容咨访，不能吾心之所问也。”
就在这一年，21岁的严智怡考入该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近现代工业知识和理论，无疑也颇受手岛精一的影响。归国之后，严智怡同时发展实业与博物馆事业，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实业兴国的道路上来，也是对手岛理论的实践体现。
1912年，严智怡担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的领头羊，陈列所是展现天津工业品和实力的重要机构，早在晚清时期已经成立，名为“天津陈列所”，但宣统之后再无更新。严智怡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整个直隶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物产、风土人情和实业状况进行系统、全方位的调查，搜集全省各地的最新实业物品到天津展览。此时，严智怡已经萌生出“在商品陈列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一想法，他曾在一次会议中说“在天津应该建设博物院，以辅助教育的事情”。
对教育的重视来自家传。严智怡的父亲严修为前清翰林、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不同于一般官吏，严修坚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式教育，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后来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者”张伯苓筹建南开系列学校，两人同赴美国考察大学教育，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为天津乃至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严家的子女均受益于“南开”，是南开系列学校早期的学生。早在1905年，严修的学生陈宝泉就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教育品陈列所，1925年由严修倡办的天津广智馆成立，都意在推广社会教育。严智怡受父亲影响，致力于博物馆在教育层面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开启民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是中国博物馆开创者们的重要目的。1915年，严智怡随团参加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南通博物苑的张謇也在团中，他们的交流可想而知。这本该是民国成立以来扬我国威的一次大动作，但对于严智怡和整个代表团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严智怡组织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同仁精心准备，早在前一年就派陆莘农先生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正大博览会”，进行试水。陆莘农原本就是诗书画全能的艺术家，在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中任第十组负责人，专门调查沿海各县民风兼收集水产标本。他对标本制作和工艺美术设计的天赋出类拔萃，在当时没有任何专业可言的策展领域简直是凤毛麟角的人才。
很明显，严智怡、陆莘农都属于做学问的人，强调实地考察和研究。在出访美国期间，他们抓紧一切时机考察各家博物馆，学习博物馆的理念和布展手法，同时，还放眼世界，搜集印第安人生活用具及风俗影印照片多种，并做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中国人最早开始创办博物馆的目的是教育，等到严智怡等人从巴拿马归来，陈列馆的展品已经跨越了历史与自然两大板块，根据1917年筹备处编辑出版的《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说明书》，在博物院成立前共收藏天然物品1400余件，古器2300余件，分为自然和历史两大类，其研究机构的性质已然成形。
1918年6月1日，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在天津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办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附设茶社，出售三套藏品的明信片，发行日刊小报。这是天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从留存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博物院借用门前的公共空间，将古代石雕尽力展示出原有的状态，并制作展签用于说明，展签清晰可辨“石棺”、“石磨”、“经幢”、“石狮”等字样。这与欧美等国在公园中陈列雕塑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说明，天津博物院自成立起就带有平等思想的公众意识。不论是陈列所所在的天津公园，还是后来搬到不远处的种植园（今北宁公园），都有意识地保有植物环抱的自然环境与氛围，拉近了博物馆和公众的关系。
博物馆何以要面对公众？这要先说到收藏。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收藏都是炫富的“高级形式”：你有一个豪宅不算富有，挂满了奇珍异宝才是富有。物以稀为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收藏和博物还有一段距离，首先，收藏比较个人化，博物更公开；其次，收藏相对专一，博物更为广泛。世界公认的最早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1753年开馆，相当于我们的乾隆时期。乾隆时期中国富有，宫廷制造，历代流传，民间搜集，外域进贡，也算是无奇不有。但皇宫里的收藏是皇帝自己的，与公众无关。英国君主立宪最早，跟着是史无前例的昌盛和强大。1851年伦敦举行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博览会，其时咸丰元年，国力已经衰微，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久席卷了半个中国。
自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得以喘息，致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14年至1991年苏东解体这段历史称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天津博物院自筹备到自成体系，再经历分分合合，正好映照了这个“短20世纪”的种种激变。
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天津博物院的筹备期间，中国局势相对平稳，新文化兴起。1919年6月9日，天津各界人士在天津公园举行大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要求取消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二十一条”。在激情饱满的社会氛围中，大众对知识的渴求空前高涨，成就了中国博物馆创办热度最高的年代：192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1933年，规模甚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民国首府南京成立……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并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美术馆，创始人兼第一任馆长是比严智怡小12岁的弟弟严智开，他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学习西方美术。1926年，正值全国艺术活动兴盛时期，在美术馆不远处的天纬路上，作为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的北洋女示范学堂，开始设立美术科，同时增设西画、国画、图案画三个专用教室。这样历史的契合点使得中山路的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加之位于三岔河口以北的地理优势，与海河以南的老城形成了新旧文化的并置形态。
在天津老城，古玩收藏热由来已久，在这个时期也为天津的博物馆事业带来了机遇。中国不论收藏还是博物馆的建立，都与英国截然不同。除了故宫博物院，中国极少出现将宫廷收藏直接开放给公众，反而是民间收藏的积累形成了局部荟萃。
据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说：“天津的收藏传统开始于清中期，当时大盐商安麓村住在天津和扬州，许多绘画史上的宋元名迹都曾是他的旧藏。还有水西庄的查家，都有大量收藏。”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业兴盛，主要集中在老城三岔河口一带的估衣街、锅店街、北门余件，展室达36间之多。两馆经常互换展品，共同组织展览。
从受西方博览会的影响到借鉴美国、日本博物馆学的经营和策划理念，天津的博物馆逐渐摆脱了展览会的建制和框架，或者说更加向博物馆在地性的探索。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在博物馆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朱启钤先生，在天津建有一处别墅，每年夏天都在天津度过，严氏兄弟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得知他发现了一批关于“歧阳王世家”的珍贵文物。歧阳王是朱元璋的外甥，这批文物无疑是明代皇室南迁和世俗化的重要证据。在朱启钤先生撰写的《歧阳王后裔入清以后世系纪》、《歧阳王世家图像考》两书的基础上，两馆在1933年联合策划了《歧阳世家文物展》，全面展示了这一重大学术成果，这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考古领域都可谓具有前沿意义的展览。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当初严智怡等人去巴拿马并带回印第安文物的行为，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兴趣，使博物馆在运营十年后在学术层面与世界水准看齐。
1935年，严智怡去世。1937年，天津沦陷，博物馆被日军强行占领，馆藏文物遭到大规模破坏，余存不足原有藏品的百分之一二，专迁市立美术馆保存。1942年严智开在亲历了博物馆的灾难之后去世。虽然战后两家博物馆相继恢复——严氏兄弟开创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天津广智馆甚至三馆合一成为今天天津博物馆的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收藏——但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天津的博物馆再未恢复到昔日的蓬勃生机。内忧外患让中国的文化与传承出现了断层，也隔绝了与西方博物馆的交流。在这期间，世界文化却发生了巨大
变化，在展览领域，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以及一大批观念突出的展览，成就了以策展人为核心的展览机制。直到1989年法国蓬皮杜艺术
中心举办名为《大地魔术师》的展览，中国的本土艺术家才以区域文化代表的尴尬身份出现。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的发迹，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开始重新定位并开展工作。
“现在的天津博物馆，经常会与其他博物馆开展合作，我们几年来一直持续引入西方古文明专题展，”副馆长钱玲介绍道。现在的天津博物馆继承了100年前的世界视野，严氏兄弟所期望的让博物馆成为多少种文明的交汇处，如今得以实现。那些民国流散天津的古玩，历经沉浮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个新家，虽然还比不了欧美顶级博物馆对于世界文明的丰厚收藏，但天博立足本土，将中国过去百余年来民族工商业城市所承载的地域文明和城市精神呈现出来。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城市中的奇观，究其建筑也是无需回答的一个标志。今日的中国正进入博物馆爆炸式的发展阶段，拥有博物馆近五千座，几乎占世界博物馆总量的十分之一，但博物馆的内在意义——教育、展览、交流、研究、传承，都还需要历史的一一考量和所有博物馆人的积极努力，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的所言：“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它发出的唯一的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能呈现出来。’”
和这座城市一样，跨越百年的天津博物馆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意外，过去与现在、外在建筑与内核精神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更为统一，是这一代人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2012年，天津博物馆搬离“大天鹅”来到一步之遥的新展馆，与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科技馆一起，形成了一座“博物馆岛”——这是新天津城市规划者们心目中的“天津文化中心”。尽管，这里和柏林的博物馆岛地位还相距甚远，但在下一个100年后，它也许将和这座城市更为密不可分，并成为所有天津市民们心中的文化圣地。百年天博看天津
却闹出假画风波，再来看天津，仿佛孙悟空偷吃了蟠桃园，倒咂摸出点儿实惠来。”这话让我想起自己最初的观展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解放路上的天津艺术博物馆看展览，具体展出的内容早已模糊，但是那座美丽的欧式建筑和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才知道，那里在19世纪初曾经是法租界的所在地。
2005年，作为天津美术学院的学生，我第一次咂摸出那些宝贝的“实惠”来，此时天津艺术博物馆已经更名为“天津博物馆”，搬到了城南河西区俗称“大天鹅”的新馆内。儿时的懵懂不再，我感到了面对原作的窒息——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钱选的《花鸟图》……世人难得一见的古画扑面而来，无论绢制还是纸本，笔触清晰得仿佛可以触摸到前人作画的气息。
夜深了，自然没有孙大圣的蟠桃园，我们去南楼吃煎饼果子，石青又发趣言，他说这煎饼果子就像天津，“朴素有嚼劲”。送友人回了旅店，返家的路上车少人稀，凉风中我又想起法租界的梧桐树和高大的西洋建筑，想起他们对天津和天津博物馆的评论。和外地人聊天津，总要聊起这座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百年风云：三教九流、民国政客、教育先驱、曲艺之都……似乎天津还活在故事里；2018年，天津博物馆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
百年以来，博物馆和城市相生相息，相辅相成，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城市历史上并不多见，无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一座（或多座）博物馆对城市的意义何在？100年前，天津博物馆的创立者们可曾想过同样的问题？ 100年后的今天，博物馆的继承者们可曾有了完美的答案？
“天津地处渤海湾，是天然的海港，又在运河边上，得漕运之便，加上属于京畿重地，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晚清时期率先成为南北、中西物流与文化的交汇之地，比其他城市更早得风气之先，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发端的沃土。”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对我说。
自199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她便在天津博物馆一直工作至今，二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让这个云南人无论对这座馆还是这座城都有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今年以来，百年庆典和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让她忙碌不停，难得坐下来和我们聊一聊天津博物馆与天津城的过往。
清末的天津是一座非常西化的城市，在旧城外东南地区，划给俄、英、法、日等九个国家的租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老城。相比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天津拥有更为多元化的人群，南北盐商、前清政客驻扎已久，如今加上外国使官、洋商代表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形成了中西兼有的历史与地理格局。天津在洋务运动的土壤上发展交通和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出现了最早的现代化军队、警察、工厂和学校，成为中国最早接触、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城市之一。多元的文化环境使天津居留了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巨匠，诞生了《大公报》这样的传媒机构，成就了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教育沃土，产生了詹天佑、饶毓泰、姜立夫等一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专家学者，培育了曹禺、焦菊隐等戏剧大师，吸引了梅兰芳等艺术名流??总之，这时的天津，具有和欧美同步的文化输入，当然还有博物馆的雏形。
1902年，由伦敦教会创建并得到袁世凯资助的华北博物院成立，但因隶属于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只有贵族和上层阶级才能参观。稍晚，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建北疆博物馆（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这两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以动植物、矿石、古人类等自然科学标本为主要展品，在承担教育义务的同时，也在研究层面发挥了引导作用。
在新学书院任教12年的涂培元先生写道：“博物院中还有300多个装着泥土的玻璃瓶。这些泥土是赫立德和英国教员从华北各地采来的，经过化验分析土质性质，适应于种植哪种农作物，均有标签说明。”这使得当时励志创办博物馆的中国人体会到了收藏与博物学之间本质的区别。
除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东洋求学，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的选择。这个过去我们眼中的蛮夷近邻，因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引起很多理智者的关注和深思。
当时在日本兼具教育家和展览策划人手岛精一名气很大，多次代表日本参与国际大型博览会，他的教育理论对日本工业教育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江苏南通博物苑的创始人张謇1903年访日时，专门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拜访校长手岛精一，因学校放假未能如愿，还专门在日记中表达了遗憾之情。：“二十三日观高等工业学校，时已休假。校长手岛精一，明治初治工学，留学法国四年，归国后时时往欧美考察练习，一二年即返，充工学校长二十余年。明年美国博览会，日廷复遣之往。惜时促不能从容咨访，不能吾心之所问也。”
就在这一年，21岁的严智怡考入该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近现代工业知识和理论，无疑也颇受手岛精一的影响。归国之后，严智怡同时发展实业与博物馆事业，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实业兴国的道路上来，也是对手岛理论的实践体现。
1912年，严智怡担任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所长。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的领头羊，陈列所是展现天津工业品和实力的重要机构，早在晚清时期已经成立，名为“天津陈列所”，但宣统之后再无更新。严智怡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整个直隶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物产、风土人情和实业状况进行系统、全方位的调查，搜集全省各地的最新实业物品到天津展览。此时，严智怡已经萌生出“在商品陈列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一想法，他曾在一次会议中说“在天津应该建设博物院，以辅助教育的事情”。
对教育的重视来自家传。严智怡的父亲严修为前清翰林、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不同于一般官吏，严修坚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式教育，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后来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立者”张伯苓筹建南开系列学校，两人同赴美国考察大学教育，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为天津乃至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严家的子女均受益于“南开”，是南开系列学校早期的学生。早在1905年，严修的学生陈宝泉就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教育品陈列所，1925年由严修倡办的天津广智馆成立，都意在推广社会教育。严智怡受父亲影响，致力于博物馆在教育层面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开启民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是中国博物馆开创者们的重要目的。1915年，严智怡随团参加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南通博物苑的张謇也在团中，他们的交流可想而知。这本该是民国成立以来扬我国威的一次大动作，但对于严智怡和整个代表团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严智怡组织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同仁精心准备，早在前一年就派陆莘农先生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正大博览会”，进行试水。陆莘农原本就是诗书画全能的艺术家，在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中任第十组负责人，专门调查沿海各县民风兼收集水产标本。他对标本制作和工艺美术设计的天赋出类拔萃，在当时没有任何专业可言的策展领域简直是凤毛麟角的人才。
很明显，严智怡、陆莘农都属于做学问的人，强调实地考察和研究。在出访美国期间，他们抓紧一切时机考察各家博物馆，学习博物馆的理念和布展手法，同时，还放眼世界，搜集印第安人生活用具及风俗影印照片多种，并做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如果说，中国人最早开始创办博物馆的目的是教育，等到严智怡等人从巴拿马归来，陈列馆的展品已经跨越了历史与自然两大板块，根据1917年筹备处编辑出版的《天津博物院陈列品说明书》，在博物院成立前共收藏天然物品1400余件，古器2300余件，分为自然和历史两大类，其研究机构的性质已然成形。
1918年6月1日，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在天津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办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附设茶社，出售三套藏品的明信片，发行日刊小报。这是天津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从留存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博物院借用门前的公共空间，将古代石雕尽力展示出原有的状态，并制作展签用于说明，展签清晰可辨“石棺”、“石磨”、“经幢”、“石狮”等字样。这与欧美等国在公园中陈列雕塑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说明，天津博物院自成立起就带有平等思想的公众意识。不论是陈列所所在的天津公园，还是后来搬到不远处的种植园（今北宁公园），都有意识地保有植物环抱的自然环境与氛围，拉近了博物馆和公众的关系。
博物馆何以要面对公众？这要先说到收藏。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收藏都是炫富的“高级形式”：你有一个豪宅不算富有，挂满了奇珍异宝才是富有。物以稀为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收藏和博物还有一段距离，首先，收藏比较个人化，博物更公开；其次，收藏相对专一，博物更为广泛。世界公认的最早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1753年开馆，相当于我们的乾隆时期。乾隆时期中国富有，宫廷制造，历代流传，民间搜集，外域进贡，也算是无奇不有。但皇宫里的收藏是皇帝自己的，与公众无关。英国君主立宪最早，跟着是史无前例的昌盛和强大。1851年伦敦举行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博览会，其时咸丰元年，国力已经衰微，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久席卷了半个中国。
自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得以喘息，致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14年至1991年苏东解体这段历史称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天津博物院自筹备到自成体系，再经历分分合合，正好映照了这个“短20世纪”的种种激变。
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天津博物院的筹备期间，中国局势相对平稳，新文化兴起。1919年6月9日，天津各界人士在天津公园举行大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要求取消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二十一条”。在激情饱满的社会氛围中，大众对知识的渴求空前高涨，成就了中国博物馆创办热度最高的年代：192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1933年，规模甚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民国首府南京成立……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并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美术馆，创始人兼第一任馆长是比严智怡小12岁的弟弟严智开，他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学习西方美术。1926年，正值全国艺术活动兴盛时期，在美术馆不远处的天纬路上，作为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的北洋女示范学堂，开始设立美术科，同时增设西画、国画、图案画三个专用教室。这样历史的契合点使得中山路的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加之位于三岔河口以北的地理优势，与海河以南的老城形成了新旧文化的并置形态。
在天津老城，古玩收藏热由来已久，在这个时期也为天津的博物馆事业带来了机遇。中国不论收藏还是博物馆的建立，都与英国截然不同。除了故宫博物院，中国极少出现将宫廷收藏直接开放给公众，反而是民间收藏的积累形成了局部荟萃。
据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说：“天津的收藏传统开始于清中期，当时大盐商安麓村住在天津和扬州，许多绘画史上的宋元名迹都曾是他的旧藏。还有水西庄的查家，都有大量收藏。”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业兴盛，主要集中在老城三岔河口一带的估衣街、锅店街、北门余件，展室达36间之多。两馆经常互换展品，共同组织展览。
从受西方博览会的影响到借鉴美国、日本博物馆学的经营和策划理念，天津的博物馆逐渐摆脱了展览会的建制和框架，或者说更加向博物馆在地性的探索。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在博物馆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朱启钤先生，在天津建有一处别墅，每年夏天都在天津度过，严氏兄弟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得知他发现了一批关于“歧阳王世家”的珍贵文物。歧阳王是朱元璋的外甥，这批文物无疑是明代皇室南迁和世俗化的重要证据。在朱启钤先生撰写的《歧阳王后裔入清以后世系纪》、《歧阳王世家图像考》两书的基础上，两馆在1933年联合策划了《歧阳世家文物展》，全面展示了这一重大学术成果，这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考古领域都可谓具有前沿意义的展览。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当初严智怡等人去巴拿马并带回印第安文物的行为，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兴趣，使博物馆在运营十年后在学术层面与世界水准看齐。
1935年，严智怡去世。1937年，天津沦陷，博物馆被日军强行占领，馆藏文物遭到大规模破坏，余存不足原有藏品的百分之一二，专迁市立美术馆保存。1942年严智开在亲历了博物馆的灾难之后去世。虽然战后两家博物馆相继恢复——严氏兄弟开创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天津广智馆甚至三馆合一成为今天天津博物馆的最基础和最主要的收藏——但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天津的博物馆再未恢复到昔日的蓬勃生机。内忧外患让中国的文化与传承出现了断层，也隔绝了与西方博物馆的交流。在这期间，世界文化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展览领域，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以及一大批观念突出的展览，成就了以策展人为核心的展览机制。直到1989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名为《大地魔术师》的展览，中国的本土艺术家才以区域文化代表的尴尬身份出现。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的发迹，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开始重新定位并开展工作。
“现在的天津博物馆，经常会与其他博物馆开展合作，我们几年来一直持续引入西方古文明专题展，”副馆长钱玲介绍道。现在的天津博物馆继承了100年前的世界视野，严氏兄弟所期望的让博物馆成为多少种文明的交汇处，如今得以实现。那些民国流散天津的古玩，历经沉浮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这个新家，虽然还比不了欧美顶级博物馆对于世界文明的丰厚收藏，但天博立足本土，将中国过去百余年来民族工商业城市所承载的地域文明和城市精神呈现出来。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城市中的奇观，究其建筑也是无需回答的一个标志。今日的中国正进入博物馆爆炸式的发展阶段，拥有博物馆近五千座，几乎占世界博物馆总量的十分之一，但博物馆的内在意义——教育、展览、交流、研究、传承，都还需要历史的一一考量和所有博物馆人的积极努力，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的所言：“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它发出的唯一的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能呈现出来。’”
和这座城市一样，跨越百年的天津博物馆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意外，过去与现在、外在建筑与内核精神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更为统一，是这一代人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2012年，天津博物馆搬离“大天鹅”来到一步之遥的新展馆，与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科技馆一起，形成了一座“博物馆岛”——这是新天津城市规划者们心目中的“天津文化中心”。尽管，这里和柏林的博物馆岛地位还相距甚远，但在下一个100年后，它也许将和这座城市更为密不可分，并成为所有天津市民们心中的文化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