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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石棺葬墓地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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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遗址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距今5500-6000年，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中国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壹 葬式沿用数百年 时代下限延续至东汉
石棺墓，又称石板墓、岩板墓等，因其使用石板构筑葬具而得名。西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是由英国传教士发现的。1910年代，传教士陶然士就在今天的四川西北部理县、汶川县岷江上游两岸的羌族村寨中，搜集到了数十件双耳罐等古代陶器。1929年，美国传教士葛维汉在西南地区搜集了许多石棺葬出土的器物。
中国学者涉足石棺葬领域的开端，要从1938年说起。当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在岷江上游汶川县一带进行调查时，在雁门乡萝葡砦科学清理出了第一座石棺墓葬，并根据该墓葬的特点，将这类带有四面石头作为棺木板材的墓葬命名为石棺葬。冯汉骥的这次发掘，成为了开启整个西南地区石棺葬科学发掘研究的序幕。
1940年代以来，石棺葬的名称逐渐在学者们中流传开来。此后多年，神秘的岷江上游，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关于石棺葬年代的说法，比较早的，郑德坤在《理番石棺葬文化》一文中记述，板岩葬年代应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即战国至西周时期。1973年，冯汉骥、童恩正又更进一步将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年代限定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20世纪，又有一些学者重新分析后认为岷江上游石棺墓的年代应从西周晚期春秋前期至西汉晚东汉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之一。陈剑说，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石棺葬的延续时间很长。主要从西周晚期到西汉，甚至有的地方直到东汉都在沿用这种葬式。
长达数百年的葬式沿用，不仅使得石棺葬的数量众多，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陈剑介绍，根据目前的调查来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数量很多，几乎所有的村寨都有发现石棺墓。其中，茂县城关、撮箕山、营盘山几个点位又最为密集。
沿用时间如此之长，分布面积如此之广，那么，这些墓葬的主人又是谁呢？
贰 叁石棺葬的建造者 可能是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
对汶川县第一座石棺墓进行了发掘清理之后，冯汉骥便开始对其使用者进行研究。在他后来与童恩正一同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并没有当即作出推断。
不过，他认为，似乎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它们（石棺葬）与现居于当地的羌族的祖先似乎无关。”冯汉骥作出这样的推断，主要有几点理由。一是自战国后期以来，文献都记载羌族举行火灾而不行穴葬。并且，现在理、汶一带的羌族也不认为石棺墓的建造者是他们的祖先。他们对于石棺葬的称法有很多，比如“徭人洞”“徭洞子”“矮子坟”等。
他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建造者可能是羌族传说中的戈基人。文中写到，有一种传说似乎与发掘的情况和记载比较吻合。“羌人自远古即居住于此，戈基人迁入后，征服了羌人，对羌人的生产习俗影响很大，后来又与羌人一起击败了其他部族，但不多久，戈基人又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而石棺葬为戈基人所留下来的坟墓。”
此后许多年，随着不断有新的石棺墓葬发掘出土，人们对于石棺葬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推测也越来越多。通过出土器物、葬式等分析，一些学者认为石棺葬可能为居住在黄河上游的氐羌系民族，也有僰人说、多民族说、蜀人说等多种说法。直到目前，学术界对于石棺葬的建造者、使用者究竟是谁，也尚未有定论。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石棺葬的起源，学术界也存在许多探讨。日本学者觉得使用石棺葬是一种信仰崇拜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因取材决定。”陈剑说，石棺葬对应的族属很多，人群也很丰富，虽然目前研究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几千年前，古代先民就对葬俗有了特别的认识。
他们为什么选择石棺葬？陈剑说，这可能与取材、信仰等因素有关。“目前来看，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大都是就地取的板岩，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就是典型。”他说，直到2000年，他们在茂县考古调查时，仍有一些当地的羌民，建造房屋时依然选取这种石板做瓦。
叁 茂县牟托石棺墓主人可能是幸存的蜀国贵族
在岷江上游众多的石棺葬中，最出名的要数茂县牟托石棺墓。这座石棺墓因其规模大、等级高而瞩目。其出土器物中蜀式器众多，加上文献记载，专家推测，这座墓的墓主很可能与蜀文化有关。
牟托村位于茂县南新乡，村寨坐落于岷江西岸的台地上，背倚高山，东临岷江，西傍牟托沟。山脊中部，一座用板岩人工垒砌的，直径20米，高3.5米的积石冢叫做“豹圈梁子”。
资料记载，1992年春天，一位当地村民在村后山脊的“豹圈梁子”开荒时，一锄下去，竟意外挖出了“宝贝”。消息不胫而走。茂县羌族博物馆和阿坝州文管所知晓消息后，于当年3月下旬派出了考古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清理，试图揭开“宝坑”的神秘面纱。
当考古专家们走进这里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曾经发掘出土的石棺葬有太多的不一样。这座墓葬的规模、规格和随葬器物的数量、奢华程度都堪称四川第一。
发掘后，考古学家们十分惊喜，墓坑中，随葬器排列整齐有序，出土随葬器物170余件，有陶、铜、铜铁合制、玉石、流利以及漆器、竹器、玛瑙、绿松石、丝毛织物等。但是，墓中并未发现尸骨或腐朽痕迹。专家猜测，尸骨可能已经完全腐朽失存，也有可能就是一座未葬入尸骨的衣冠墓。
值得一说的，出土青铜器中，绝大多数为蜀式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出土的蜀式青铜器从侧面与该记载相呼应。当时的发掘人员也做了相关考证，他们认为，墓葬的主人，应为有王或者首领身份的人。
在2011年的一次考古论坛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也对此墓墓主身份给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认为，由于这座墓葬中同时出现了象征重要身份的礼乐器青铜罍和甬钟，这象征着蜀人上等身份，墓葬级别不低。结合文献，战国中晚期，秦灭蜀时，也有一些幸存者逃脱，或许，他们就是那时逃到西南夷地区的蜀国贵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