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3年，隋大业九年，《隋书·地理志》记载：京兆郡有308499户。根据《通典·食货七》609年的户口比率系数5.17，得出城内人口大概32.6万。加上宫内人口，与官吏驻军等，大兴人口约49万。
唐长安城外郭东西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约36.7公里，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明清西安城面积之9.7倍，汉长安城之2.2倍、北魏雒阳城之1.2倍，隋唐洛阳城之1.8倍，元大都之1.64倍，明南京城之1.9倍，明清北京城之1.35倍，古罗马城之7倍，5世纪君士坦丁堡城之7倍，公元800年巴格达城之6.2倍。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长安城区人口40万左右。
当时京兆府有户207650，口923320。其中城内120坊得42450户，18.9万人。北衙禁军羽林卫6000人。南衙禁军每月1万人。其他人员成分数据依“王培华对737年的描述”减半。户口比率系数为4.45，按照下一段“742年”相同的算法，18.9+（0.6+1.8863）*4.45+1+7.5+0.5+1=40万人。这与西方历史学家钱德勒《四千年城市发展史》对637年长安人口40万的估计，刚好持平。
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长安城区人口约50万左右。
公元705年，唐神龙元年，长安城区人口约70万左右。
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长安城区人口94万左右。
关于唐长安过百万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日本的史学家。当代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只有70万左右。我个人认为，唐天宝年间的长安，人口应该没过百万，但也不止70万。
《新唐书·地理志一》载：“天宝元年，京兆府京兆郡领县二十，领户362921，口1960188。”《太平寰宇记·关西道》载：“京兆府共分为487个乡和120个坊，其中长安、万年二县占104个乡和全部的坊。”以每乡（坊）平均户数计，二县共应得138500，其中城内120坊得74200户，这也基本符合宋代《长安志》的记载：“长安、万年两县共有11万户，城内8万户。”这么城内人口大概是40万。
根据《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王培华）的描述：“（737年）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禁军及附近驻军15万。”但可以看出，“禁军及附近驻军15万”用此来计算不太合适，毕竟军队不可能都驻扎在长安城内。天宝元年，北衙禁军四卫大约2万人，南衙十二卫计12万，每个月1万轮班。那么驻扎长安的总兵力应该3万左右，南衙家属应该在城外，北衙家属算城内的比较合适。京官和京吏37727，这应该算户，再根据《资治通鉴·卷208》与《新唐书·地理志》的关于京兆的户口比率，大概是1比6。唐朝长安城宗教昌盛，狄仁杰上疏有云：“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唐长安佛寺考》（孙昌武）也认为，长安两百左右所寺院，其兴盛时期，僧侣当有数万之众。我们按最保守的估计，和尚与道士共计2万。那么此时长安最终人口在40+（2+3.7727）*6+1+15+1+2=94万。
公元774年，唐大历九年，长安人口约在70-75万之间，取72万。第二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叛唐，唐朝全面衰弱。
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京兆府户口24万，为天宝元年的2/3，当年户口比为5.76，根据计算，长安人口约在58万到61万之间，取60万。元和中兴，长安最后的辉煌。
唐长安城坊想象图
根据人教出版社的课本《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的说法：“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书列举的三个数据，小女子皆无言以对。莫非教材就能如此不负责任的、不经考证的、想当然的信口开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