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后期王城考兼说黄龙府
张福有 孙仁杰 迟 勇
〔内容提要〕夫余后期王城在何地，向有分歧。根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等综合考鉴，作者认为，搞清辽代“黄龙府”的分期与定位是突破口。与辽代“黄龙府”有关之地，从公元926年到1115年，共历189年，分为三个阶段，位于三个地点。夫余前期王城在吉林龙潭山一带，是由龙潭山、东团山和九站南山城体构成的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其后期王城，也应从吉林市之西有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的地方寻找。辽源龙首山、城子山、工农山山城，构成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且附近具有深厚的夫余文化积淀。据此，可推定龙首山山城一带为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也是渤海夫余府、公元926年黄龙府得名之地，历49年。公元975年，黄龙府废后，城通州，45年。通州，不在昌图四面城。公元1020年，于通州
东北复置黄龙府，即在农安复置黄龙府，历95年。辽塔建于这期间。黄龙府之名沿用到公元1140年，金用25年。
《东北史地》 2011年第2期 2011年3月10日出版
〔关键词〕夫余后期王城 黄龙府 通州 农安 辽源龙首山山城
[中文分类号] K928.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1）02-0011-13
〔作者简介〕
张福有 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 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
孙仁杰 集安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吉林 集安 134200
迟 勇集安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吉林 集安 134200
本文中的夫余城，主要指夫余后期王城。由于诸家对夫余后期王城定位意见不一，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夫余的前期王城、渤海的夫余府、高句丽的夫余城、夫余川等。夫余，又写作扶余、扶馀等。本文除引文外一律写作夫余。
一、夫余前期王城
关于夫余的前期王城，缘于一条史料的记载。《资治通鉴》记载：“初，夫馀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1]同一件事，《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有记载：“皝迁都龙城（即柳城也。皝更营之，号曰龙城），东破高丽（咸康四年，击高句丽，入丸都，毁其城而还），北灭宇文（建元二年，皝击灭宇文部），又兼夫余（永和二年，时夫余西徙近燕，皝使世子隽等袭之，拔夫余，虏其王而还），日以强炽。”[2]《读史方舆纪要》还记载：“晋太康六年，鲜卑慕容廆东击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廆平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明年，依虑子依罗复还旧国。永和二年（346年）时，夫余为百济所侵，西徙近燕。”[3]
从中可知，夫余王城，有前期“居于鹿山”和后期“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之分。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注中：“咸康四年，击高句丽，入丸都，毁其城而还”，[4]校以他书，当为咸康八年（342年）。
对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中夫余“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金毓黼先生认为：日本池内宏氏“又谓通鉴所记为百济所侵一语，应为高句骊之误，则甚的当，盖是时百济之境，北与高句骊接，而夫余又在晋辽东郡及高句骊之北，百济能越高句骊及辽东郡而北侵夫余，斯诚为理所必无之事，当时与夫余接壤者，除辽东郡外，则惟有高句骊，故谓所侵者为高句骊无疑也。”[5]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中也从此说，认为百济应是高句丽之误。[6]对此，张福有曾于2005年10月请教过李健才先生。一是，对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的记载，别无文献证明属误，当慎重对待。二是，公元342年，故国原王被慕容皝打得狼狈不堪，刚刚修葺一新的丸都城被彻底捣毁，父墓美川王陵被掘，父尸被掠，母及王后周氏被虏，高句丽已元气大伤，4年之后的346年百济乘虚跨境而入侵袭夫余，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不宜把话说得过死。从鸭绿江左岸慈城江经鸭绿江右岸的三道沟入松花江，就可直抵吉林市龙潭山城一带。对此，李健才先生虚怀若谷，认真考虑，并在《东北亚史地论集》中将此作了修改，未用被高句丽所侵之说。[7]
（一）鹿山在何地
关于“居于鹿山”，鹿山在何地，有几种说法。日人池内宏认为在黑龙江的阿勒楚喀[8]。金毓黼先生认为，夫余初期王城在吉林农安[9]。李健才先生认为阿城“还没有发现相当于汉魏时代的古城和遗物，也和‘在玄菟北千里’的距离以及‘西徙近燕’的方向不符。”[10]“现在把夫余前期的王城推定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城或东团山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不但和‘初，居于鹿山┅┅西徙近燕’等文献记载相附，而且还和‘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的记载相附。”[11]。魏存成先生认为：“吉林龙潭山山城自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始一直是第二松花江
流域的文化中心。西团山文化之后便是汉代文化，夫余政权前期的王城便在此地。”[12]李健才先生和魏存成先生关于夫余的前期王城在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山城一带的结论，是严谨可信的。其下有南城子遗址，附近有1 万余座夫余墓葬。此说堪称定论。我们从其说。
（二）帽儿山夫余墓地
吉林市帽儿山墓地，位于吉林市东南3.5公里丰满区江南乡裕民村、永安村和龙潭乡天太村的松花江右岸，因山形酷似草帽而得名。帽儿山墓地的墓葬分布在山之西坡及其向下延伸的较为平坦的台地上。分布面积约15平方千米，是汉代夫余国初期都城附近的大型墓地，已知墓葬约4000座，推测墓葬总数应逾万座。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系木椁与青膏泥加封土的汉式墓葬。还有少量岩穴墓和积石墓，后者应为高句丽墓葬。墓地出土的马具等器物，具有草原骑马
民族的特征，可以看到夫余族与鲜卑、高句丽、东胡系民族的文化交流线索。附近有战国、汉代遗迹多处。在墓地西北的临江台地上，以东团山“南城子”为中心，分布着许多古代居住址，其年代多与墓地相近。从1989年到199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林市博物馆的配合下，累计发掘各类墓葬200多座，出土各类遗物2000余件。随葬品中，有玉、石珠饰等装饰品以及铜器、铁器、陶器和金银器。墓中还出土绢、帛一类丝织品残片和典型中原汉代器物，如日光镜、漆耳杯等。而新莽“货泉”币的出土，则说明相当一部分墓葬的年代已到东汉时期。从帽儿山主要的墓葬结构及出土兵器和陶器的种类看，与夫余人的埋葬习俗和常用器物相吻合。夫余王城的居民死后要葬在都城南面的山上，即所谓“尸之国南山”。这里所说的“国南山”，应指夫余国王城的南山。而帽儿山恰在“南城子”和龙潭山麓遗址的西南。[13]帽儿山墓群的发现，为夫余前期王城之所在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佐证。
二、夫余后期王城
夫余的后期王城，是指346年“西徙近燕”的王城所在。其地理坐标，即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南城子一带。由此向近燕处迁徙。燕，当是指慕容燕。
（一）已有的几种主要论说
夫余后期王城在何地，主要有几种说法：
第一，农安说。持此说者主要有：
1、池内宏。西徙新都当在今农安附近。[14]
2、李健才。“我认为夫余西徙后的王城在今农安”。[15]
第二，昌图四面城说。持此说者主要有：金毓黼：“至所谓西徙近燕者，愚谓即后来高句骊之夫余城，即是处也。盖夫余国初都于今吉林农安县附近，正为辽金时代之黄龙府，其后为高句丽所侵，不得已而西南徙，居于今四面城（在今昌图县北四十里）即为后来之夫余城通鉴所谓西徙近燕，即指此也。” [16]
第三，四平一面城说。“案《辽史·地理志二》称，‘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据此则辽之通州应为《通鉴》所记西徙近燕之夫余王城故址所在，其地今为吉林省四平市西侧之一面城古城，参看辽图说明书通州条。”[17]
第四，柳河罗通山城说。持此说者主要有：王绵厚：“罗通山城应是松花江上游通向高句丽集安和北上‘夫余’腹地的重要大型中、晚山城。从其地望和遗物看，可初定为高句丽继承夫余后期王城之‘夫余城’，并可能为后代沿用过。”[18]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因无较大影响，恕不一一列举。
（二）简要结论
关于夫余的后期王城，即公元346年“西徙近燕”的王城所在，应从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南城子一带往西向近燕处迁徙。经过7年间的调查与研究，我们觉得上述几说在某些方面或有一定道理，但综合起来看，均不足取。我们的意见，集中写到本文第五题中，此不赘述。
三、高句丽夫余城
《旧唐书》记载：“仁贵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馀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四十馀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19]这段文献所涉夫余城，便是高句丽的夫余城。
高句丽的夫余城在何地，说法亦很多。
（一）已有主要论说
高句丽的夫余城在何地，主要论说如下：
第一，昌图四面城说。金毓黼：“至所谓西徙近燕者，愚谓即后来高句骊之夫余城，即是处也。” [20]
第二，日本学者的四种说法。
1、在佟佳江（今浑江）下游古卒本夫余之地。
2、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
3、在今农安。
4、在今昌图四面城。
和田清不赞同前两种说法。[21]
第三，柳河罗通山城说。持此说者主要有：王绵厚：罗通山城“可初定为高句丽继承夫余后期王城之‘夫余城’”。[22]
第四，西丰城子山山城说。梁振晶：“高句丽千里长城的东北起点高句丽夫余城是西丰城子山山城。”[23]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确定其始建年代在隋唐之际，并不改变西丰城子山仍为高句丽夫余城的城名考论。”[24]
第五，吉林市龙潭山山城说。李健才：“综合上述，高丽即高句丽的扶余城（即北夫余城），亦即夫余初居鹿山的前期王城，在粟末靺鞨的东南，与粟末靺鞨邻近，是高句丽防御勿吉亦即后来粟末靺鞨南下的北部边防重镇，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而东团山山城和九站南山城则为其卫城。把高丽的夫余城推定在其他各地者，不但没有考古资料的证实，而且也和高丽夫余城在高丽之北、粟末靺鞨东南并与粟末靺鞨相邻的文献记载不符。”[25]魏存成先生援引了李健才先生的考证结论：“据李健才考证，公元668年唐将薛仁贵攻克的高句丽夫余城正是龙潭山山城。”[26]
（二）简要结论
李健才先生此论，将文献记载与文物遗迹调查紧密结合起来，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堪称高句丽夫余城之定论。限于本文篇幅，难以详细列举。我们从李健才先生此说。高句丽的夫余城，是吉林市龙潭山山城。
四、渤海夫余府
（一）文献记载
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记载：“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975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馀党千馀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本渤海扶馀县，并布多县置。”[27]同一书中还记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28]魏存成先生提示，根据《辽史》地理志的注释可知，圣宗更今名，今名指通州，即通州安远军节度司。这里有一点应注意，即圣宗（983－1031）在景宗保宁（969－979）之后。这明显存在矛盾。就此，张福有详查一番，在《奉天通志》中找到：“太祖改龙州，圣宗（应作景宗）更今名。”这当为可能。因为景宗保宁七年（975年）已增置户口，升节度。关于燕颇叛辽之事，又见于《辽史》卷八景宗纪上：“七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抟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29]魏成先生这一提示很重要。这里这个“城”字，当作动词用，乃始建之意。
（二）几种意见
根据以上文献，此前学界几近一致地将农安定为渤海夫余府、夫余城，又据此将其定为夫余“西徙近燕”之后期王城、高句丽夫余城和辽黄龙府。对此，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清光绪年间进士景方昶撰《东北舆地释略》卷二《金史上京路属地释略》中，列出专题《黄龙府》，照引如下：
“辽史太祖本纪：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以扶余为黄龙府。景宗本纪保宁七年，黄龙府卫将燕颇叛，讨之。燕颇走保宂[兀]惹城，以余党千户城通州。地理志：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统和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安远、归仁、渔谷。又，宾州怀化军节度，本渤海城。统和七年，迁冗[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事。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昶按：此指旧黄黄府而言）。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昶按：此指后置之黄龙府而言）。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县三：黄龙、迁民、永年。方昶按：景宗保宁七年以前之黄龙府，在今开原县境，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府，太祖改龙州，景宗保宁七年废，圣宗更名通州者也。圣宗开泰九年复置之黄龙府，在宾州西北。金改为济州，即今农安县治是也。圣宗因复置黄龙府，故改旧府为通州。景宗本纪云城通州者，盖史臣沿用后名，非景宗时即有通州之目。当时，府虽废而龙州之名未改也。黄龙府前废后置，本非一地。观于所领州县，判然不同，广狭亦异。曰迁于东北，其方隅亦可见也。自来地志诸家第，知今开原县境之黄龙府，是知其前而不知其后。近人曹氏廷杰第，知今农安之黄龙府，是知其后而不知其前，皆未为分晓，故详辨之（吉林通志：疑黄龙府前废后置，似属一处，殊误）。
又按：圣宗开泰九年复置之黄龙府，实经始于太平六年，圣宗本纪太平六年二月，黄翩引军城混同江、疏木河之间黄龙府是也。金史地理志语欠分明，遂致后人误认为一地。志云：隆州利涉军节度使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天眷三年改济州，大定二十九年更今名。按，隆州即农安即后置之黄龙府。乃云：太祖时黄龙见，因名。则以前置黄龙府之故，实属之后置之府而不详其名虽沿旧、地实不同，后世沿讹，实由于此。” [30]
上文所见本皆竖排式，标点为张福有所加。这段文献，虽有的史实时间、地点尚需辨析，但在黄龙府本为前后两地这一点上，实属鲜为人知却极为重要。景方昶指出，景宗保宁七年以前之黄龙府在今开原县境，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府，太祖改龙州。景宗保宁七年废，圣宗更名通州者也。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复置之黄龙府，在宾州西北，金改为济州，即今农安县治是也。”“黄龙府前废后置，本非一地”，接着又说：“《金史·地理志》语欠分明，遂致后人误认为一地”。景方昶很不简单，撰写《东北舆地释略》之后，去湖南辰州任知府，可谓学而优则仕。
（三）我们的考证思路――细致疏理审慎剥离
经过调查思考，我们觉得，对于《辽史》等文献记载的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和渤海的夫余府等问题，需要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综合起来作些系统思考，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需要加以仔细甄别，做一些深入细致的疏理剥离工作。前贤景方昶先生率开先河，将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复置之黄龙府，定在宾州（今农安靠山镇广元店）西北（查，农安在靠山镇西南），“即今农安县治是也。” 将保宁七年（975年）以前之黄龙府推定在开原县境，虽地点不对，但时间是对的。明确指出：“黄龙府前废后置，本非一地”，“《金史·地理志》语欠分明，遂致后人误认为一地”，已属先见之明。这就将1020年之前的黄龙府从农安剥离出来了。金毓黼先生在《奉天通志》中把通州从农安剥离出来，置于昌图四面城，虽然时间和具体地点不对，但地点不在农安是对的。指出前人之误在于“以黄龙府之徙置而致误也”，“今考得通州之所在而扶余黄龙府以及肃州、韩州之所在，皆能确指千载之疑，一旦发之，不亦快乎！”[31]李健才先生将高句丽的夫余城从农安剥离出来了。“从考古调查可知，在今农安并未发现高句丽的遗迹、遗物，而且农安还在边岗即高句丽千里长城之外。”[32]这都是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可贵成果。我们也遵循景方昶、金毓黼、李健才先生的思路，将燕颇反辽前的黄龙府从农安剥离出来，再把燕颇反辽前的黄龙府与通州分离开来，坚持文献研究与文物遗迹调查紧密结合，深入系统地综合研究，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深化，揭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五，夫余后期王城
夫余后期王城，现在的通说是农安。但已有王绵厚、周向永等先生提出异议。我们反复到农安调查研究，迄今为止，农安尚未发现夫余、高句丽和渤海的文物遗迹。经过第三次文物普查，这方面依然是空白。这就意味着，夫余后期王城农安说，缺乏考古学依据和支持，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加以系统思考。
（一）夫余故地
《新唐书》记载：“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33]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夫余故地。
另有一段史料，《宋史》记载：“后唐天成初，为契丹阿保机攻扶余城下之，改扶余为东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镇之。阿保机死，渤海王复攻扶余，不能克。历长兴、清泰，遣使朝贡。”[34]此事，未见他载，存疑待考。
第一，何为“夫余故地”。对“夫余故地”的理解很重要。有的先生指出：“《新唐书·渤海传》载：‘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渤海‘扶余府’即夫余故地”。[35]这样理解，就容易将夫余府与夫余城、夫余后期王城等同起来。
《新唐书》此段文中的“扶馀故地为扶馀府”，恐怕不是“夫余府即夫余故地”之意，而是在夫余故地中设夫余府之意。这可从整段文字来进一步理解：“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豸岁>貃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远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郿、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馀，契丹道也。”[36]
这是讲渤海国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设置情况。“夫余故地”的范围较大，是个“面”，在这个较大范围内设夫余府；“夫余府”是个“点”，包含在“夫余故地”中。这就意味着，夫余府、渤海府、黄龙府，夫余国（后期）王城，有可能需要分解，不能简单地等同。这，只是一种怀疑。有文献支持吗？找找看。一找，确实有一段：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引《辽志》中一段记载：“后唐天成初，契丹拔勃海之扶余城，命其长子镇之，曰东丹国。《辽志》：黄龙府本勃海扶余府，又通州安远军本扶余王国城。”[37]从中是否可见，黄龙府可以等同于渤海夫余府；通州可以等同于夫余国王城。如果通州在农安，农安则可以说成是夫余国（后期）王城。如果通州不在农安，农安就不是夫余国（后期）王城。
第二，通州在何地。此前主要有三说，新近又加一说。
1、昌图四面城说。《奉天通志》载，“辽于渤海夫余府之地置黄龙府后改通州……今四面城即辽通州”。这也是金毓黼先生的观点，而且前后略有些
变化。金毓黼先生认为，辽代后来建置的黄龙府在今农安，而最初建置的黄龙府在通州。他先把通州推定在怀德、梨树等地，后来又确指为昌图四面城。[38]这一说，就意味着渤海的夫余城于公元926年，在昌图得名为黄龙府，至975年因燕颇反叛而废。辽开泰九年（1020）于东北重置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直至1115年金灭辽止。后人将辽两地的黄龙府，只当作吉林省农安一地的，还把夫余后期王城也误认在农安了。如是，则四面城的黄龙府得名于926年，975年城通州，存在49年。而农安辽代的黄龙府置于1020年，至1115年金灭辽止，存在95年。《奉天通志·沿革表》中有详细论述。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从975年到1020年这45年的“黄龙府”哪里去了？于是有人提出也可能在开原老城、四平一面城、或是西丰城子山？有人说：“也许曾经存在过吧，只不过是飞鸿踏雪而已。”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时间不会跳跃。
2、开原说。见《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等。有人归纳，关于通州在开原、开原即黄龙府一说，从明朝中期就出现了。明正统年间出版的《全辽志》卷一，在《图考》中记：“开原城本元黄龙府旧城”。[39]
明万历年间出版的《开原图说》也说：“开原城即辽之黄龙府。山阻东南，河抱西北，扣清二水，环绕城面，而背负层峦，起伏重叠，亦边方形胜之区。”[40]这里说的“背负层峦”当指黄龙岗了。
康熙本《开原县志》中记：“古扶余府唐时渤海大氏置，辽废。按：其地在县城西。”又在《县治》的题下记：开原“辽时属龙州黄龙府”。[41]
民国六年《开原县志》也说：开原“辽属黄龙府，隶东京。《辽史·本纪》：‘太祖平渤海，次夫余城，有黄龙见于城上，更名黄龙府。’保宁七年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而分置通州。按府城既迁东北，是未迁之黄龙府，系今开原治城，而迁后之黄龙府，始不在此。”[42]民国十八年等《开原县志》，亦皆称开原旧城辽属黄龙府。
现在看，开原通州说，从方位上分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昌图说不成立时才有可能性。因为开原是辽之咸州、金之咸平。从总体上看，开原通州说文献与考古学证据均不足。可不予考虑。
3、四平一面城说。[43]见《中国历史
地图集释文汇编》。《中国历史地
图集释文汇编》是一部重要学术文献和
工具书，这个意见似应重视。《农安县文物志》写道：“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年），因黄龙府卫将燕颇（渤海人）叛辽，辽遂将黄龙府治所迁至今四平市一面城。辽开泰九年（1020年），圣宗耶律隆绪为加强对东北女真族的统治，又将黄龙府治所迁回原地（今农安），将一面城改名通州。”[44]但从一面城的考古学证据方面看，还是立不住。《四平文物志》载：“据郭毅生先生考证和《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该城为高句丽时期的夫余城，渤海建国后成为渤海的夫余府，辽改为通州。”“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四平市将一马路改造工程及二、三、四、五、六修建工程列为重点工程，破土面几乎囊括了一面城的范围，但没有发现任何高句丽、渤海、辽、金时代的文化遗物和遗迹。因此，关于一面城古城的建城年代尚待考察。”[45]显然，一面城说，也是不成立的。
4、昌图黑城说。2000年，昌图四面城出土金代残碑，证明四面城所在为辽代安州。残碑存字五行64字，其首行云：“辽东之地为州者五十有四，而安州即其一也。”〔明言安州在四面城。……并吞辽宋，一匡天下，封疆万里……取民之所归，惟归有仁之意……”。周向永先生认为辽之通州应为昌图县曲家店乡黑城村大型辽金城址——黑城城址。黑城城址四周城墙长度为迄今铁岭境内发现辽金城址中最长的一座，每面边长达1600米左右。[46]
由上可知，辽之通州在何地，争议较大，学界认识并未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尚需多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考证辨析工作。
经过全面审视可知，辽之通州历史上应确有其地，地处今农安西南。不论将其推定在何处，该地也只能是通州，并非夫余后期西徙近燕之王城和最初之黄龙府。
最先将黄龙府与夫余王城直接联系起来的，可能是《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馀党千馀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本渤海扶馀县，并布多县置。”[47]这段史料，多被学界引用。《金史·地理志》： “上京路，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48]农安是古夫余之地，并非夫余府。因为《辽史》有笼统的记载，金又在农安一战灭辽，农安当时就是辽之黄龙府，便忽视了辽之最初黄龙府。这也是事出有因，并不奇怪。以后，人们便陈陈相因，使误解一再流传。
第三，“黄龙府”之“府废”与“复置”。看来，问题出在把“黄龙府”整齐划一上了。从926年“黄龙府”得名开始到1115年金灭辽，“黄龙府”时间跨度为189年。这189年，历史事实上分为三阶段，即第一阶段，从926年到975年，历49年，“黄龙府”得名。第二阶段，从975年到1020年，历45年，“黄龙府”因燕颇反辽而废迁出初址“城通州”。严格地说，“黄龙府”废后迁往另址，就不应称作“黄龙府”了。因为此后才“复置”黄龙府。第三阶段，从1020年到1115年，“黄龙府”从废后之地通州向东北迁移，即在今农安“复置”黄龙府，历95年。1020年，被废的“黄龙府”迁向东北时，地名被确定为通州。这就清楚了，通州，只能是第二阶段“黄龙府”废后安置“黄龙府叛人燕颇馀党千馀户”之地，或被沿称为“黄龙府”，而不可能是第一阶段之“黄龙府”。
“黄龙府”在空间上本来分为“得名”、“城通州”与“复置”三地、时间上体现为三个阶段。而人们以往在认定“黄龙府”时却只认定为一地、分为两个阶段。这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认定昌图四面城为第一阶段“黄龙府”，就有45年时间无着落。二是，认定“黄龙府”自始至终在农安，第二阶段这45年就要在农安原地安置燕颇余党千余户，出现“黄龙府”不能废置、通州不能建的问题，1020年也就失去“复置”“黄龙府”的必要了。“复置”，应为易地“复置”，并非原地“复置”。
第四，症结所在。至此，可以说基本上清楚了，金毓黼先生所说困扰学界“千载之疑”的“黄龙府”难题，要害在于模糊了与“黄龙府”的有关之地分为三个地点、三个阶段。尤其是将第一地“黄龙府”错置到昌图四面城或农安。农安，仅是第三阶段“复置”的“黄龙府”，从1020年到1115年，历95年。辽塔，当为这期间所建。金之“黄龙府”，从1115年到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25年。这就是说，农安被称作“黄龙府”的时间，辽95年，金25年，共120年。通州，是第二阶段“黄龙府”废后安置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从四面城中出土的“安州”残碑可确知，通州不在四面城，地点待定。其时间，只能是975年到1020年，历45年。此地，不应称作“黄龙府”。
最近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省分册》，仍将昌图四面城定为辽之通州。[49]对此，尚需进一步做工作，确定通州之所在。农安，则是1020年“复置”的“黄龙府”。最重要的是要寻求第一阶段“黄龙府”之所在。这处“黄龙府”，才是渤海国的夫余府、“黄龙府”的得名之处、辽太祖的驾崩之处、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
（二）具备王城条件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
认为农安是西徙近燕的夫余王城，有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辞海》、《东北通史》，综合见于《东北史地考略》。[50]
第一，夫余王城不应是平地城。王绵厚先生认为，说农安是西徙近燕的夫余王城，这一提法不合西迁或者西南迁的方向，因农安不在吉林市西或西南，而是西北。同时也与西迁近燕有矛盾。因为永和二年前接近辽西慕容燕是以辽河东，松花江上游为宜，农安不仅处吉林西北，而且农安考古最早的遗物是渤海以后的辽金时代的，把农安视为晋时的夫余王城缺少考古证明。提出西丰城子山山城是夫余西迁的王城。还有从建置特点上看，不管是夫余初居的鹿山，还是纥升骨城，都是据山扼水的山城，故西徙近燕的王城，也应是有山险的都城。[51]
我们觉得，王绵厚先生的意见颇有道理。除认为西丰城子山山城是夫余后期王城外，我们均有同感。
第二，夫余王城应是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这一条，是确定“西徙近燕”夫余后期王城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这一条，农安是不具备的。农安古城是平地城，应为辽城，金沿用。
西丰城子山山城，基本条件不错，是山城，方位、方向也可以。[52] 所差是石城，而且是典型的高句丽山城。夫余的初期王城是土城或土石混筑，不是楔形石筑山城。如在相同条件、相近区域有更佳土筑山城，且该山城周围有卫星城，则西丰城子山山城就没有竟争优势了。还有一点，就是从发掘情况看，西丰城子山山城中，未见相当于汉代文化层。而这一点着实很重要。城中没有汉代文化层，要想定其为夫余后期王城，是比较困难的。柳河罗通山城，也是楔形石构筑的典型高句丽山城。
第三，具备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夫余的前期王城即吉林龙潭山山城周围，有由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山城（九站南山城）构成的三位一体“山城拱卫”格局。这种格局应是夫余王城的一个定式，其对高句丽都城格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吉林市之西，辽源龙首山城具备这一条件。在龙首山山城周围，也有由工农山山城、城子山山城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
1、辽源龙首山山城。[53]龙首山坐落于辽源市中心地带，山势走向由北向南蜿蜒至东辽河右岸，犹如一条盘踞在辽水之滨的巨龙之首，故名。龙首山山城，位于龙首山山顶。山城下东、南、西三面地势开阔，北面连山。东辽河自东向西绕城流去，山南端为陡壁悬崖，崖下距东辽河约150米。山城东南2千米与工农山山城隔河相望，东北距城子山山城约1.5千米，城西连市区。山城东北、西北和东南三隅地势较高。城内高低错落，南北两端各有一条自然沟。
山城以龙首山自然山势夯土修筑而成，形状略呈椭圆形。山城周长约1200米。东、西两墙边长各约350米，南、北两墙边长各约250米。西墙保存较好，墙顶宽1.50米，基宽7米，高约2米。在西墙断面至今仍可清晰看出层次分明的夯层。每层厚约10厘米。在西墙中段排水沟断壁处，有一小型花岗岩石臼。山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尚能清晰可辨角楼痕迹。西北和西南角楼形制相同，皆呈半圆形，西北角楼高约6米。西南角楼高4米许，直径约为7米。门址发现两处，即北门和西门。北门址在北墙西端接近西北角楼，宽7米，高4.5米。西门址在西墙中段偏南，门宽6米，高4米。西墙南距西南角楼约40米处，有两条贯穿西墙的排水沟，南墙筑于陡石峭壁之上，居高临下，墙垣残迹隐约可辨。东、北两城垣破坏严重，迹象不大明显。
城内所见文物散布广，数量多，文化内涵比较复杂。从城内冲沟断壁观察，其文化堆积分上中下三层。距地表约1.5米深处为黄沙土层。中间为汉代至高句丽文化层，距地表约0.8米。接近地表约0.3米为辽金时代文化层。黄沙土层堆积厚约0.5—0.7厘米，该层中石器，石斧、石球、石环、穿孔石刀、环状器等遗物和部分陶片。陶器残件主要以红褐陶为主。器形计有椭圆形上饰锥刺纹柱状豆把、扁圆形陶纺轮、按压纹陶器残件、夹砂灰黑陶堆塑瘤状纹饰豆盘残件。喇叭形陶器座、圆锥状鼎足、桥状器耳、算盘珠状陶纺轮、扁条形或饰锥刺纹陶器横耳、短舌状器耳、红褐夹砂陶柱状戳印纹饰陶口沿、长柱状黄褐陶网坠、双穿孔陶网坠等。出土的完整陶器有红褐夹砂鼓腹四耳陶罐、黄褐色短颈双耳陶壶、夹砂黄褐色高领鼓腹鸡寇耳陶壶各一件。此外，在东坡探坑试掘中先后出土了很多夹砂陶器残件和少量磨制石器。山城内采集与出土的文物约有七十余件。从这些陶器类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形不多，大部分还是青铜时代遗物。
在汉代和高句丽文化层中，出土少量汉代夹砂陶器残件。其中有圆唇敛口鼓腹夹砂黑陶片、圆唇敛口鼓腹细泥黑陶盅残件和泥质灰陶残片等。在这里出土的夹砂黑陶、部分红褐粗砂陶器残件与吉林省榆树大坡汉代墓群出土的陶器有颇多近似之处。如大坡墓群出土的小型灰黑陶器，以及红褐夹砂陶豆、陶罐等制作精细，器表抹光，陶胎较薄，这些在龙首山发现的陶器物中都有所反映。
山城内地表还散布有大量高句丽时期的文物。在山城东北角和北沟中，发现的两件石臼，从形制上看很可能是高句丽时代遗物。在山城西南角，1983年出土一件灰陶莲瓣纹瓦当，另有三件红褐陶莲瓣变形纹瓦当残件。瓦当直径约13厘米，厚2.5厘米。与瓦当同时出土，还有较多的灰色细泥硬陶器物残件，计有侈口短颈鼓腹灰陶罐口沿、灰陶横桥耳、圆唇鼓腹灰陶口沿、平底器、直口鼓腹罐口沿，灰色夹砂硬陶片、红褐色粗绳纹板瓦、布纹瓦等。1984年12月，在山城南沟北坡上，距地表约30厘米处，出土两件完整的红褐色绳纹大板瓦。山城内出土的大量板瓦中，有不少上有纹饰，除绳纹外，还有方格纹、“王”字刻划纹，按压变形纹等多种。绳纹大板瓦与集安出土的高句丽大板瓦形制相同。从板瓦纹饰以绳纹为主，“王”字刻划纹，网格纹和按压纹比较少见。
在山城内还发现有辽金时期的细泥灰陶残件，以及少量布纹瓦等。瓦片常与灰炭堆积同出。在城内南部土包上还出土过大量的铁炼渣。此外，在城西墙南段和北墙外还发现有辽金铁铧和花岗岩石臼。城内南沟水井附近还采集一件绿釉龙纹瓷盘残片。
从城内出土文物推断，此城当建于汉代，修筑在青铜时期居住址之上。此后，高句丽、渤海、辽金和后金相继沿用。
2、工农山城。[54]工农山城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东北约1.5千米处的工农山上。西北距市区约3.5千米。正北、西隔东辽河与城子山山城、龙首山城相望，山城南面山下为东西流向的渭津河。
山城略呈簸箕形。城墙沿山势以黄砂土和黑褐土夯筑而成，山城西墙长390米，北墙长300米，南墙长487米，东墙长254米，周长1431米。西墙中段断面夯层明显，厚薄不一，黄褐土厚约1 2厘米，黑褐土厚约10厘米左右。西墙较其他几面高，断面为梯形，高约5米，顶宽约2米，底宽8米。南门辟于南墙中段，两侧较高，现见宽24米。西墙正中有一豁口，宽约6米，从所在位置推测，当为西门。门的两侧筑有正方形土台。北墙东段较西段略高1米许。东、南两墙借山势陡坡而筑，城墙现高约1米。西北隅地势较高，由西向东形成斜坡。北墙中段辟有门址宽约3米。南门至北门原是一条大道，现已成壕。在西北大道正中有条西向小路直通西门。南北门址两侧均筑有规整的平台，现已作耕地。北门一平台呈方形，宽约15米。南门东平台为长条形，长约20米，南门西平台比东平台稍高，呈椭圆形直径25米。
城内遗物丰富，有青铜时期遗物、相当于汉代的文物、高句丽时期、渤海、辽金等时期文物。其中有；夹砂陶器横耳、桥状耳、夹砂陶平底器、红褐色陶鼎足、陶器残片等。城内中部还发现有灰陶罐口沿、平底器、细泥弦纹灰陶片，弦纹下饰6排方块形戳印纹。在南北大道旁(现壕沟内)还发现一件花岗岩质石臼。在城内西北部耕地上，发现有很多泥质灰陶器物残件等。
工农山城南依渭津河，北临东辽河，形成一条人字形的天然护城河。从工农山城的位置看，城西北隔东辽河是龙首山城仅2千米，北面隔河与城子山山城遥遥相望。在修筑年代上三城基本一致。工农山古城位于龙首山古城东南，实为守护龙首山古城的前沿城堡。另从工农山古城和城子山山城位置上看，两城扼控龙首山古城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
3、城子山山城。[55]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山湾乡七一村三组的北山顶上，西南距龙首山城约1.5千米。山城四面环山，围绕山脊叠士夯筑，略呈簸箕形。经实测西墙长200米，北墙长约182 米，南墙164米，东墙180米，周长为726米。城垣断面呈梯形，顶宽约2米、基宽6米、高约3米。城墙外约2.5至4米处为护城壕，上宽下窄，上宽3米、下宽1.5米、深1米左右。：壕外有道高l米的土堤。城内地势低洼，山城内西北隅地势最高，当是城内的制高点。北城墙发现一城门，系利用断崖沟谷口修筑而成，现见门宽30米。北门位于北墙东段，门宽4米。由城东南角向北50米处，有一呈半圆形似马面类建筑，直径6米。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有角楼痕迹，亦作半圆形，直径8米。北门外有瓮城，呈环状，城内有南北大道，用以连结南北二门。西、北两墙比东、西两墙稍高。
1980年，在文物普查时，曾在当地采集到几件陶罐口沿、桥状器耳、平底陶器残片等。这几件陶器均已残破，但质地坚硬，夹砂，火候稍高，器壁薄，以灰陶为主，由于火候不匀，器表呈现黄褐和浅褐色。器形多鼓腹，制作较细，轮制痕迹明显。陶器横耳具有扁宽桥状之特点。这些夹砂灰色硬陶器物残件应属高句丽遗物。1982年10月中旬，四平地区文物
管理办公室组织文物调查时，在城内中部采集一批辽金时代的黄白釉瓷片、布纹瓦、粗瓷碗底以及少量的泥质灰陶片等。1984年春季文物普查时，在古城西墙外50米处的坡地上，发现大量青铜时代的夹砂陶器残件。
从古城
规模、位置及其形制分析，它与龙首山、工农山两城在修筑年代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子山山城位于龙首山城的东北部，从古城地理位置上看，这座古城与龙首山城紧密相连。而城子山山城南面的公路，就是当年的古代交通道路。因此在龙首山城东北角设置的城子山山城，具有直接控制和切断这条由东向西的交通运输线以防御外来侵犯的作用。另从山城北面地势来看，城子山山城除能起到防守作用外，瞭嘹望观察及报警之作用。这座山城虽没有龙首山城规模大，城内遗物也不如龙首山城丰富，但从城子山山城与龙首山城所处的距离和位置上分析，城子山山城可能是龙首山城外部的一座防卫山城。
4、夫余川中的土城群。[56]在三位一体“拱卫”格局周围，亦即以辽源为中心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有一个范围不大而分布密集的土城群，共有22座。其中，辽源境内10个：福山城址、马家沟山城、康宁山城、长治山城、周家大山山城、寿山山城、城子山山城、城仁屯城址、北城子城址、城址山山城。辽源附近有12个：吉林梨树2 个:后李家屯城址、孟家岭山城。吉林伊通3个：马家油坊城址、裴家大山城址、五台子山城。辽宁西丰5个：缸窑山城、金星山城、玉振城址、双城城址、周家屯城址。辽宁清源2个：南山城址、土口城址。这一重要迹象，此前无人提及。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夫余王城西徙近燕以前就已存在的汉代古城。西徙近燕时之所以“不设备”，是因为这里已有现成的古城群。这个古城群，恰是《新唐书》中：“扶馀，契丹道也”的考古学注脚，同时也是“夫余川”的中心地段。
（三）与夫余后期王城相关联的墓地及高等级出土器物
城，是由人建的。墓，是筑城人和住城人的归宿。筑城人的墓地，不会远离他们所筑和所住之城。重要城池附近的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器物，是认识墓主人与城主人的指南和向导。
确定夫余王城，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与其相对应的汉代文化遗存。吉林市龙潭山一带，就是夫余境内汉代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这方面，尽人皆知，无需赘言。由吉林市向西，夫余境内汉代文化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就是辽源龙首山城一带。在辽源市、东辽县、东丰县境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文化遗址、西团山文化遗址和汉代文化遗存。类似于吉林市帽儿山一带出土的夫余文化系列陶器和金银器等，在龙首山周围分布密集，在长期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有大量出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高句丽、渤海、辽金的遗存在当地不断得以发现，这与农安从来就未发现夫余、高句丽、渤海遗存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辽县石驿彩岚村出土的铜剑、一批铜镜和金器、马蹬、牌饰、铁器、陶罐、玉石、玛瑙珠饰等汉代器物，与吉林榆树老河深、吉林市帽儿山两地文化面貌十分接近、高度一致，完全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我们认为，这是龙首山山城是西徙近燕后期王城的可靠证据。[57]
彩岚北山墓地，位于石驿乡东南5千米彩岚村北山东坡上。西北距石驿乡政府所在地约1.5千米。东南距彩岚村约1.5千米。墓地座落在一南北向的岗梁上，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在是大片的农田。沿此岗向南300米许至漫岗南端，有一处青铜时代居住遗址，从地理位置推测两者或者有所关联。据当地群众反映，墓地是在1970年前后深翻地过程中偶然发现的，逐渐吸引了远近众多农民来此“挖金子”。一时间挖出铜剑、铜镜、金器、马蹬、牌饰、铁器、陶罐、玉石玛瑙珠饰以及大量人骨、马骨等。1986年文物普查时，在墓地中采集到一些陶豆、陶罐、陶碗等器物碎片。这些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陶胎中含有较粗大的砂粒，质地显得粗糙，素面为主，部分器物表面经过打磨，陶器颜色分为红褐陶、灰褐陶和灰陶三中，焙烧火候高低不均匀。其中灰陶烧造较好，陶土中砂粒较细，而且在岗南端的青铜遗址中很难见到，或者具有标型或年代上的意义。可以辨识的器型有豆、罐、碗等，豆皆为圆柱形直筒式柄，浅盘，口径不很大，罐多为敛口，圆唇、鼓腹、小平底。耳多为扁方形扳耳，有的在耳缘加刻竖线纹，此外还有少量的桥横状耳和环状耳等。
1979年，吉林省博物馆曾调查过彩岚北山墓地，并发表简报。1986年，为编写《东辽县文物志》，吉林省文物考古究所到这里进行文物复查。两次调查得知，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深度多在1米至1.3米左右。俗沿厚葬，随葬品丰富。
另一处为长兴后山墓地，[58]位于石驿乡北部石驿至辽源市公路东侧长兴沟里。长兴沟是一条宽500米余的较大山沟，呈西北—东南走向，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漫岗，山谷中有一条山涧小溪西北出沟汇入大梨树河。墓地东南距夹荒沟屯约2千米，西南距石驿乡政府长江屯约3.5千米。墓地座落在长兴村小学校后面漫岗南坡上，坡势漫缓，墓地面积约近2500平方米。1979年，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省博物馆派文物干部调查彩岚北山墓地的同时，也调查了这处墓地，从群众手中征集若干随葬器物。1983年省文物工作队又派人到这里征集文物。1986年文物普查时，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墓地东段长60米、宽40米的耕地里，采集到相当数量的陶器残片、器耳、器底等。据当地群众介绍，在当年“挖金热”中，这块坡地1米以上的土层几乎都已被挖遍了。墓地中除出土有人骨、马骨之外，还挖到过金银饰、铜剑、铁刀、牌饰、玉石珠以及完整的陶罐。从采集的陶片特征来看，长兴后山墓地和前述彩岚北山墓地颇为一致。可辨识的器型有豆、壶、碗、罐等。豆柄为空芯圆筒状，壶为侈口短颈、鼓腹、小平底，罐为侈口、鼓腹、平底，个别罐底略呈假圈足状，口部直径6.0—14.0厘米不等，陶碗为敞口曲腹平底，亦呈假圈足状。器耳见有扳耳、瘤耳、桥状耳、环状耳等多种，数量以前者为多。
墓室结构为长方形土坑墓，深度与彩岚北山墓地相近似，多在1.0—1.3米左右。排列有序，约计百余座。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特征为看，这处墓地与彩岚北山墓地同属同一时期同一考古文化。
与此相联系的，是辽宁西岔沟墓地。58西岔沟墓地，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位于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小山岗上。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了63座墓葬。墓地面积约为8000平方米，推测共有墓葬500座左右。已发掘的全是长方形土坑墓，为坐西向东、排列有序的单人葬，头向西。位于墓地中心的墓，多随葬长短兵器、马具和较贵重的金银（或鎏金）佩饰；处于墓地东西边缘的墓，大多只有一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从这里可反映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同。
墓中所出的随葬品共13800余件,有兵器、马具、工具、器皿、服饰以及许多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在出土的大量铜铁兵器中，有刀、剑、矛、矢镞和鸣镝等。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多面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透雕铜饰板。这些铜饰板有的表面鎏金，饰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和几何纹图案，有几件铸有骑士出猎和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的场面，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有铁、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佩饰、货币（半两、五铢）等。这些遗物反映了该部族与汉族的密切关系。
这批墓葬，我们认为当是夫余墓地，与辽源石驿彩岚村墓地属同一文化，只是石驿彩岚墓地出土器物的档次要高于西岔沟墓地。石驿彩岚墓地，当有可能是西徙近燕的夫余的贵族墓地。石驿彩岚墓地距辽源龙首山城约20公里，西岔沟墓地距彩岚墓地约30公里，距龙首山城约40公里，应有密切的联系。
（四）渤海夫余府周边的渤海墓地
辽之黄龙府，是在渤海夫余府基础上改称的，时在辽灭渤海之时。《辽史》载：“次扶馀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於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赞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59]《辽史》还载：“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馀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於此，而以扶馀为黄龙府云。”[60]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次扶余城，太祖崩，舒噜后称制，决军国事。未几，奉梓宫还。”[61]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黄龙府是以渤海府改称的。而农安又无渤海遗迹，要定农安为渤海府，是困难的。最初的黄龙府，必须有渤海遗迹作考古学支撑。辽源龙首山山城，则具备这个必要条件，满足这个特定要求。
东辽县“小高丽墓”墓地，[62]位于足民乡北3公里安民村小高力木屯南山上，此山名为“小高丽墓”。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漫岗，墓地在岗东端，东下方是一条通往伊通县的公路（清代就有此道），越过公路约250米是南北流向的杨树河，河两岸是平地，站在墓地处可眺望到东北500米处的安和村、北面300米的小高力木屯和伊通境内的欢喜岭水库。
据宣统元年（1909年）成书的《西安县志略卷四·地形篇》记载，小“高丽墓山上有古冢数十。”[63] 1986年，文物普查队来此调查时，发现墓地因东面不断挖砂取土被破坏掉大部分，从遗物散布范围推测，墓地面积约计2000平方米。地表散布遗物皆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有的陶片有慢轮修整痕迹。可辨识的器型主要是筒形深腹罐，采集以这种陶罐的口沿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外卷沿，另一种是在沿下饰有一圈锯齿附加堆纹。罐底是平底，直径12厘米。此外还在断层中采集到马下颚骨。
因墓地已遭受严重人为破坏和限于地表调查，墓室结构及葬式不详，从遗物特征看，与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三期文化、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的陶罐基本一致，故推断此墓地是唐——渤海时期粟末靺鞨族遗存。这是《东辽县文物志》记载的十分宝贵的资料。[64]
（五）夫余川
夫余川之说，缘于金山大捷之后，唐高宗手敕劳赏薛仁贵。薛仁贵决意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馀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四十馀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仁贵便并海略地，与李勣大会军于平壤城。[65]
此夫余城，指高句丽的夫余城，即今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夫余川何在，则需要研究。
第一，关于夫余川。夫余川在何处？首先，还应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五代唐天成初，契丹东丹王突欲居扶余城，盖在唐高丽扶余川中。”[66]从中可知，契丹东丹王突欲居扶余城，当为渤海或高句丽之夫余城。而这一夫余城，不论是高句丽的还是渤海的，盖在唐高句丽的扶余川中。
关于高句丽之夫余川，王绵厚先生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柳河罗通山城即“西徙近燕”后期夫余王城的主张，并认为，“罗通山城所在的松花江上游辉发河，为‘夫余’源出的东北名川‘夫余川’。而松花江上游古‘夫余川’的谷道，应为古‘夫余道’。”[67]这可作为一说。
还有几种说法，大同小异，基本都属王绵厚先生最先提出的看法。综合分析，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满足不了夫余川中“四十余城”这一必要条件。[68]罗通山周围，无四十余城。因而，难成定论。
第二，关于夫余川四十余城。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载：“总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丽扶余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必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69]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只是二千人与三千人有别。
几经反复考证比较，高句丽的夫余城是吉林市龙潭山山城，渤海的夫余城当是辽源市龙首山山城。从吉林龙潭山到辽源龙首山，这区间，当属夫余川之一段无疑。这区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建筑年代较早的汉代土筑古城很多，十分密集。由此再往西去，一直延伸到辽宁铁岭地区的张楼子山城。这一带的年代较长的土城，约有四、五十座。这是历史文物遗存留给我们的信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有可能昭示，夫余道，必在夫余川中；夫余川，是由夫余道串起来的！
夫余道又在何处？《新唐书》记载：“扶馀，契丹道也。”[70]契丹道，正是夫余川上前后扶余城一带。在地理格局上，则是以四、五十座土城串起来的夫余川中的古道。
（六）结语
夫余后期王城如何定位，涉及面广，难度很大，是正确确定渤海府、高句丽夫余城、黄龙府、通州等年代、地点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经过根据研究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我们的实地调查，综合起来加以系统思考、仔细甄别，审慎疏理、小心剥离，渐渐发现，辽代“黄龙府”和与辽代“黄龙府”有关之地，从公元926年到1115年，共历189年，分为三个阶段，位于三个地点。农安，是第三阶段“复置”之黄龙府，历95年。通州，是第二阶段“黄龙府”废后安置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严格说不应称为“黄龙府”，历45年。《新唐书》中“扶馀故地为扶馀府”，意为在夫余故地中设夫余府。夫余王城应是规格较高的土筑山城，其前期王城在吉林龙潭山一带。其后期王城，应有三位一体的“山城拱卫”格局和相当于汉代所建古城，城中有汉、高句丽、渤海、辽金文化层并出相应器物。重要城池附近年代相当的重要墓葬及重要出土器物，是认识墓主人和城主人的向导。古城附近有夫余墓葬而且并出高档次夫余文化器物，同时还应有不可或缺的渤海墓地。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辽源龙首山山城。据此，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龙首山山城当即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渤海国的夫余府、“黄龙府”的得名之处、辽太祖的驾崩之处。这处“黄龙府”，是夫余川的中心地带，是前后两期夫余王城之间由年代较早土城串起来的契丹道。夫余前期王城、薛仁贵所破扶余城，均为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夫余后期王城、渤海夫余府、夫余城、第一阶段黄龙府，当在辽源龙首山山城。通州、第二阶段安置黄龙府燕颇余党千余户之地，应在农安西南。农安是第三阶段黄龙府和金之济州、隆州。农安、西丰城子山山城、柳河罗通山山城，均不是夫余后期王城。龙首山得名，或与辽太祖见龙说有关。
附记，本文初稿写成后，得到魏存成先生悉心审阅与具体指点，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铁岭市博物馆、辽源市博物馆等给以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注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
5、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生版第167页。
6、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7、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39页。
8、[日]池内宏：《夫余考》，《满鲜地理研究报告》第13册，第80－84页。
9、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8页。
1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1、《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传·夫余》，参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9页。
12、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10页。
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集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25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14、池内宏：《夫余考》，《满鲜地理研究报告》第13册，第80－84页。
15、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页。
16、 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8页。
1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2页。
18、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10页、215页。
19、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20、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第167－168页。
21、[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2－54页。
22、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15页。
23、梁振晶：《高句丽千里长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24、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25、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1页。
26、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11页。
27、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页。
28、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
29、元·脱脱等《辽史》卷八景宗纪上。
30、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1008页。
31、金毓黼：《奉天通志》卷五十四·沿革四·统部四·辽，
32、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1页。
33、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34、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列传第二百五十。
35、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7页。
36、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3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38、金毓黼：《奉天通志》1148页；《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四·地理考夫·夫余府；《东北通史》上编，第168页。
39、《辽海丛书》《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版527页。
40、《开原图说》。
41、《开原县志》题下记。
42、民国六年《开原县志》。
4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32页。
4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农安县文物志》，1987年版。
45、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四平市文物志》，1988年版。
46、周向永：未刊稿《辽通州考》。
47、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
48、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志第五。
4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5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51、参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82至83页。
52、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5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
5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55、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辽源市文物志》，1988年版。
56、。参见辽源、梨树、伊通文物志及《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
57、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58、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59、元·脱脱等《辽史》卷二·二。
60、《辽史》卷二·本纪第二。
61、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
62、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4、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东辽县文物志》，1987年版。
65、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6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
6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10页、215页。
68、后晋·刘句等《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69、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70、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作者联系方式]
yanggenzhai@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