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口述
区划调整，是上世纪90年代杭州城市发展的一件大事，整个过程充满了曲折。1992年2月，我到杭州工作以后，在调查研究当中，听到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财政收入不足，城市建设滞后、发展空间不足，老企业改造升级困难重重。当时面临这三大困难，怎么去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要靠改革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城市建设滞后、发展空间不足，就要进行区划调整。城市要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大规模改造旧城；另一方面还要进行城市扩容，从老城区走出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形势倒逼杭州城市扩容
当时杭州城区，包括山区和水面在内，面积只有400多平方公里，而实际可用于城建开发利用的只有280多平方公里。城区面积太小，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严重制约了杭州城市的扩容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如此狭小之地搞建设，只能是修修补补，被人们喻为是“螺丝壳里做道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全国上下都是大发展的形势，机遇稍纵即逝。杭州必须跟上这趟车，否则就会坐失机遇掉队落伍。区划这个卡脖子问题不解决好，就会严重影响杭州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杭州想要进一步发展，进行区划调整、扩大城区面积势在必行。
杭州市曾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但得不到及时解决，城市发展空间小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直到1995年，市里迫于无奈不得不向萧山、余杭两市借地开发。这样做，随之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不仅办事效率低，更重要的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市、县利益分配上出现了纠结。县一级的财政直接对着省里，杭州市属的企业办在萧山、余杭，税收就要交在当地, 影响了杭州市本级的财力和发展，因而市级部门积极性不高。
科学论证确定城市发展走向
区划调整，还涉及到杭州城市发展的走向问题。过去杭州都是围绕着西湖来发展，然而西湖周围的建筑密度已经很大了，建成区的密度也仅次于上海。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离开西湖走出去。当时对于杭州城市的走向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说向余杭发展，有的说向萧山发展，还有的说要向钱塘江两边发展。对于各种观点，我们都进行了科学论证。当时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同志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地方工作的需要，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就组织了一个专家组来调查研究。后来，我们和杭州大学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结论基本上是吻合的，就是杭州城市的走向要沿江、跨江向东走，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沿江、跨江就是要到钱塘江两岸去，而且要往东边走、发展。人们都会注意到，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城市，大部分都是沿水而建。我们有个西湖，过去城市规模小，城市都围绕着西湖做文章。现在大发展，钱塘江两岸都进行城市布局的话，这座城市的框架就会拉大，而且景观也会锦上添花。从现有中城市发展的模式和人们对环境的要求看，城市在“一江两岸”布局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提出了沿江、跨江向东走，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的思路。现在提出“拥江发展”就更有气魄了，富阳这边也都包括进去了，那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步。
“沿江、跨江向东走”的发展思路确定以后，我们在江干区的原蔬菜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钱江新城，划了四个区段，叫滨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地块，按照城市的整体规划逐步进行了城市开发，当时我提出过要在这一带建设杭州外滩的设想。这样，就必须要把萧山和余杭划进来。
对于划进来的方案，人们也有不同的认识，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从钱塘江两岸的萧山、余杭辖区各划进一部分组建新的城区；二是把余杭全部划进市区；三是萧山、余杭都由县级市成建制转为市属城区。我曾建议过采取第三方案，即余杭划成2个区，萧山划成3个区，加上老城区的5个区，共计10个区。
这样算起来，市区面积扩大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80多万。这样一个规模，经过若干年的逐步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是合适的，这个愿景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过去多次讲过的“133”设想。在这个大范围内谋篇布局，统一规划建设，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杭州长期存在的难题，有利于把杭州市打造成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市，进而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大都市。
坚定不移实施区划调整
1996年，省里拿出一个小方案，即从萧山、余杭沿钱塘江两边各划出三个乡镇，分别依托相连的老城区，即余杭的蒋村乡、三墩镇划归西湖区，九堡镇划到江干区；或组成新区，即萧山的长河、西兴、浦沿三个乡镇，组成滨江区。起初，江南这三个镇由西湖区代管，因为三镇面积太小、人口太少，无法单独成立一个区。后来考虑到西湖区管理这么大的面积也有困难，另外从发展趋势看，江南还是要成立一个新区比较好，所以就把这三个镇拉过来单独成立了滨江区。同时，把文三路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也迁到那里，合在一块儿，更有利于滨江区发展。这个小方案，从表面数字上看，市区面积增加了200多平方公里，但实际上可用于开发的地方并不多。因为这些乡镇都在杭州市郊区附近，建设密度已经不小了，发展空间实际并不多。虽然如此，这样的调整也算暂时缓解了城市发展的压力。小方案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它为后来进一步调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一个出口，指出了一个方向，拉开了杭州市区划调整的序幕。这也预示着杭州城市是要沿江、跨江向东发展的。
当时，萧山、余杭两市有的同志对区划调整比较敏感，还有的借助老同志的威望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当时省里一位老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李金明同志，你们为什么要把萧山、余杭都划到杭州啊？它们都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我说：“我来给你汇报汇报有关区划调整的情况吧。”他说：“我不听汇报，就是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他不听汇报，我就不必去汇报了。除了这些同志对区划调整不了解、不支持、干预过多，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偏见、短视，给当时的区划调整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我想，有的同志有意见我们可以听，对的我们就接受，不适合形势发展要求的还是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都是个人意见，我们是一级党委、一级政府，要对杭州的发展承担历史责任，应该有主心骨，不能受到其他意见的影响。市委、市政府仍要按照既定思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认真负责地向上级汇报，争取尽早实施区划调整方案。
统一思想化解多重阻力
民政部关于六个乡镇划进杭州市城区的文件下来以后，我召集萧山、余杭的领导同志到市里来开会，统一思想，研究如何实施这个方案。会议在省委常委会议室召开，相关部门如省民政部门、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都一同参加。结果开会时，曾一度冷场。上面都批了，我在这里召开会议，你们都不发言，这不太好吧？当然有的同志也有难言之隐，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以打破冷场僵局。我讲的是诸葛亮躬耕南阳还是襄阳的故事。我说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有一副对联可能对我们区划调整工作会有所启发和帮助。诸葛亮躬耕南阳还是襄阳，历史上争论了1000多年也没有定论。南阳的观点呢，诸葛亮在南阳躬耕；襄阳呢，诸葛亮在襄阳躬耕。巧合的是，清朝末期有一个叫顾嘉蘅的湖北人，在南阳做知府。一天，南阳人问知府：“顾大人，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争论1000多年没有结论，知府大人对此有何高见？”顾知府听了这个话以后，感到很棘手，说躬耕南阳吧，得罪家乡人；说躬耕襄阳吧，得罪管辖的人。进退维谷之际，他就说了两句话：“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第一句话是说，你只要忠于朝廷，不要分先主后主。先主指刘备，后主指刘禅，都忠于汉室。不管是先主也好，后主也好，忠于朝廷都一样。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诸葛亮这么有名，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就不要争论了。南阳人听了他的回答以后不满意，说他是耍滑头、和稀泥。有一年，胡耀邦同志去南阳武侯祠拜谒，南阳人也问他对这个历史问题怎么看。耀邦同志思维敏捷，看了山门上的这副对联后，也说了两句话：“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两幅对联的要义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不争论的观点。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他们写的对联都是很有水平的作品。
与会的人听了这段故事，情绪开始松动，我言归正传接着说区划调整的问题。我说联系我们杭州的区划调整，模仿前边的对联，我也想了两句话与大家共勉：“心在杭州原无论江南江北，利归天堂何必争多划少划。”萧山在钱塘江南边，余杭在北边，与天堂、杭州同属一地，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家不要争论了。你们说是不是就用这两句话，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认识，同心协力落实好区划调整这件大事。讲到这个时候，会场上才有几个人陆续表态，说上边都决定了，那就按上级意见办吧！这样会场氛围开始好转，萧山、余杭的主要领导表态后提了一些要求，也算初步统一了认识。我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开始了区划调整的实际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具体落实工作。不料半路又闹出个插曲来:西兴镇的三个村要回归萧山。这三个村靠近城厢镇，是西兴镇比较富裕的村。如果不是成建制地划，这三个镇位于城区，又在萧山市委市政府边上，回归也是可以的。但是，六个乡镇已经成建制地划过了，再划回去，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当时三个村从干部到群众签字画押，提出不同意划到杭州，要留在萧山。萧山的几个领导不断地跑我这里，跑省里，要把这三个村要回去。我的观点是不太同意的，因为这些工作都进行完了，再把三个村划回去，工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另外，西兴镇的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同意，说它是成建制划过来，所以他们不同意。后来他们跑了一个多月，来回说这个事儿，最终省市研究决定，既然这么多群众签字画押，就让这三个村回过去吧。当时有的同志还答应，给它们计划单列村的待遇。倘若如此，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唯一出现的计划单列村。后来有人就编出了一个顺口溜：“抓走三个人，派进三个人，划走三个镇，回扣三个村”。“抓走三个人”就是犯错误的三个干部；“派进三个人”是指市委派进去的三个领导同志。
从这个过程来看，区划调整多么不容易啊！有些事也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当时为了区划调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上面。实际上，区划调整难就难在如何转变旧的思想观念。当然区划调整方面的有些意见，说到底也是局部的、少数的、暂时的。总体上说，萧山、余杭两市也都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区划调整方案的实施，最后还都是一致的嘛！
促进杭州更大更快发展
1998年，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来浙江工作后，听到杭州市区划方面的意见仍然比较多，他主张杭州市要进一步扩大区划，有利于杭州市的更大更快发展，我表示完全拥护。2000年，在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讨论杭州市提交的划余杭的方案。那时，我虽然离开了杭州市，但我在书记会上仍然主张把萧山、余杭两地都划进来，这样一步到位，对市、区两级发展都有利。会上同意让杭州市再进一步征求意见。后来杭州给省里报告说，市里赞成把萧山、余杭全部划进来，同意把两市成建制改区。
2001年，民政部批准萧山、余杭撤市设区。萧山撤市设区挂牌的时候，我参加了挂牌仪式并讲话，他们都知道我在区划调整上比较积极，会场情绪就不怎么高涨，不是办喜事的那种氛围。这一次区划调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不像划六个乡镇时那么艰难。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前面的基础工作，后边的事情也就容易多了。从这两次区划调整工作的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小划大难，大划不难。原来担心区划调整会影响发展的说法，也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区划调整后的滨江区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在全省名列前茅，划进来的其他几个乡镇也都是大踏步前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企业的转型升级之成功更是全省的典型。城市“一江两岸”壮观的建筑群同美丽的西湖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天堂画卷，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发展的美好夙愿。区划调整后的萧山、余杭经济社会发展仍然走在全省前列。实践充分证明，区划调整有利于市、区两级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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