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前前后后（摘要）
原江苏省省长、省委书记陈焕友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以来，14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长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科研教育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成为既出物质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新城区，成为江苏、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艰难历程，我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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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经周折 艰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一行应邀访问苏州。按照原定计划，我拟邀请李光耀资政5月15日左右到访，因为5月10日我将在香港出席江苏省经贸洽谈会开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众多贵宾应邀参加。就在我即将赴港参加经贸洽谈会前夕，突然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将提前于5月10日访问苏州，并建议11日上午在苏州竹辉饭店与我见面，正式会谈合作项目；二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术，必须赶紧调整工作日程。
为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我一方面急电正在马来西亚访问、刚刚当选尚未到任的副省长王荣炳同志赶到香港，代表我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赶到香港，对主要贵宾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为我无法出席经贸洽谈会开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们的谅解。香港朋友们的表现令我十分感动。李嘉诚先生专程到我下榻的宾馆看我，他说：你有急事赶回苏州，不能参加洽谈会开幕式，我也就不参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参加。他还和我探讨了双方在能源和钢铁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请我到他家吃早饭，又主动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线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他说：焕友省长这次来香港招商，不能亲自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你可以免费利用我的电视台，在礼拜天早晨八点至八点半这个黄金时间段，直接向广大香港市民介绍江苏的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我在演播室内接受电视台主持人访谈，86岁高龄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钟。周南同志一定要请我吃了晚饭，才让我离开香港。我也与霍英东先生通了电话，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从香港直飞上海。10日上午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会议期间，我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把李光耀资政要来苏州和我商谈合作的情况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同意我去苏州接待客人，还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资政问好，并要我把会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10日晚，我从上海赶到了苏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资政和夫人、王鼎昌副总理和夫人、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郑东发先生等在竹辉饭店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等候我。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听说我辗转于香港、上海、苏州，风尘仆仆，按时赴约，都非常感动。李光耀资政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我为人讲信誉，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进早餐后，宾主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其目标是：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区。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原则协议书，我和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以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等有关人员出席了协议签字仪式。
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我考虑的是，这200亿美元项目还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一旦过早外传，会给中新双方合作增加不少变数。李光耀资政也担心消息过早外传，会使我国不少地方领导找他争这个项目。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时我对在场记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1988年6月，刚刚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岛上划出40平方公里土地为开发区，由熊谷组（香港）公司独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并负责对外招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公开指责，与被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酿成了著名的“洋浦风波”，开发项目几近流产。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江苏一方面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尽量讲究策略，“多做少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只做不说”，以减少政治上的干扰。这种策略，现在看来是有些多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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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调整区划 着眼长远
中新双方合作都有诚意，同时因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加上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谈判桌上的争论不可避免。
谈判中首先遇到合作项目的名称问题。新加坡有一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办得很成功，新方想和我们合作的就是裕廊工业镇的模式，因此他们开始也想叫“苏州工业镇”。我们中方认为，“镇”在中国是行政单位，中外合作建设一个行政单位不妥，容易造成误解。当时确有一些流言蜚语在极少数群众中传播，说苏州要成为新加坡的殖民地了。这个话后来传到李光耀资政那里，他说：“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呢？”于是我们双方协商，不叫“镇”，叫“园区”，这样就是一个经济地域的概念了，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定名为“苏州工业园区”（英文名为Suzhou Industry Park，简称SIP）。
谈判中对工业园区的具体位置很快形成了共识，因为双方专家事先作了反复调研论证。我和李光耀资政分别听取了各自专家们的意见，并分别进行过实地察看，一致同意按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业园区放在苏州城东金鸡湖周边地区。后来，我们省、市领导同志将苏州城市总体规划概括为“东园（工业园）西区（新区）、古城居中”，就是这么来的。
谈判中还遇到工业园区的开发范围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新方的投资信心和园区的长远发展。一开始，我们和新方商量，将工业园区的规划面积定为70平方公里。但有关方面只同意8平方公里。我们怕影响新方的投资信心，经商定并明确：按70平方公里做规划布局，前期先搞8平方公里，中新两国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里称之为“首期开发8平方公里”。协议中的“70平方公里”，牵涉到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沟沟坎坎，边边角角，很不好规划。如果控制不好，县（区）乡（镇）在苏州工业园区70平方公里周围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群，不利于长远发展。我从新加坡回国后反复考虑，经省委集体研究决定，把这5个乡镇的200多平方公里一次性划归工业园区，统一规划管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园区马上要动用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归工业园区集中管理、统一规划、滚动开发。
这个决策在今天看来比较合理，但在当时从决策到实施都费了很多的心血，主要是大家要统一思想，服从工业园区长远规划的大局。1993年11月，经过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省委几位副书记也一致同意，将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统一管理，由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一个电报给苏州市政府，先把原则定下来，再逐级做工作。1994年春，我带领省里20多位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去苏州现场办公。其中有省级领导许仲林、俞兴德和梁保华同志。我在苏州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是从省、市、县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苏州市的领导同志顾全大局，表示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们终于把园区开发范围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那时候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含糊，对以后工业园区的长远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
市里认识统一了，那吴县（当时已改名为吴县市）领导班子会不会有不同意见呢？于是会议一结束，我就和几位省级负责同志一起赶到吴县。由于时间紧张，我们来不及到吴县东山宾馆去，就约吴县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太湖旅游度假区会面。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长远需要，省委、省政府决定，把苏州郊区的娄葑乡（镇）和吴县市的斜塘镇、跨塘镇、唯亭镇、胜浦镇共5个乡镇成建制划归工业园区统一规划和管理，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两位态度非常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回到南京，我们就用省政府文件把区划调整的决定正式印发下去。
实践证明，行政区划的及时调整，有效地避免了园区发展过程中分散、重复、低水平开发的现象，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确保工业园区持续、健康、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最终成为苏州的现代化新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