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问题（转贴）
咱们周边的几个国家都操心着迁都，这事儿不关心好象不太对头。
最近的事情是缅甸。去年年底，缅甸政府突然宣布要把首都从仰光迁到中部平蛮镇郊外的一个叫彬马那的地方。缅甸新闻部长觉山说：“自缅甸独立以来，仰光一直是政府所在地，但因应环境变迁，缅甸要发展成现代国家，有必要把政府迁到地理位置更中心的地方。为了照顾公务员，政府做了一切必要安排，包括住宅、医疗和社会福利。”这么大个事儿，居然说干就干了，去年11月初，缅甸政府的商务部、外交部、内政部、邮政电信部等机关已经开始搬迁了。
再往前一点是韩国。2004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以压倒多数赞成票通过《新行政首都特别法》，使酝酿已久的行政首都迁移问题法律化，韩国迁都已成定局。新首都将于2007年年底开工，2012年起总统府和中央行政机关将分批迁至忠清道的新首都。
二战结束以后，迁都的国家已经有20多个，在我国周边，还有巴基斯坦和和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定建设新都伊斯兰堡，并迅速从原来的卡拉奇迁移到了位于内陆山区的新都。哈萨克斯坦的迁都决定是在1997年年底，阿斯塔纳取代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永久首都。阿斯塔纳位于哈国家版图的中部，原名切利诺格勒。
大国里重要的迁都要算巴西，1956年，巴西政府在中西部戈亚斯州的一片荒原上选中了新都的地址，决定把首都从南部滨海的繁华城市里约热内卢迁往这里，定名为巴西利亚，并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完成了整个的迁都工作。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1979年10月，尼政府正式决定把首都从南部沿海城市拉各斯迁到中部的阿布贾。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中心，首都的迁徙，关乎国家大政，没有极其重要的原因，不会行此大变。从中国历史看，最近一次涉及“首都”的变更是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定都，此前37年，中国以南京为都城，定都北京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安全环境有直接关系，这在当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有文件为据。再往前2000年，中国的首都从咸阳（西安）到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有从西到东逐步迁移的明显路径；有许多史料证明，这是与国家经济发展中心东移以及防范北部异族侵扰有密切关联的。
看明白中国的这些事，再看外国的迁都，就明白办这件大事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是安全。
先看韩国。大韩民国1948年8月成立，定都汉城(今称首尔)，建国不久便经历朝鲜战争，50年迄今，这场战争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停战”，并未结束，38线两边集结着数以百万计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首尔位处汉江以南，离临时军事分界线只有40公里。不用说别的，苏式130加农榴弹炮的最大射程就可以达到27公里，这还只是常规火炮。近年来驻韩美军调整部署，从首尔周边向南撤至中部省份，令汉城军事保障渐失，于是迁都“避战”就成了韩国政府的必须选择。
巴印分治的时候，首都定在巴基斯坦最繁华的南部沿海城市卡拉奇。但是自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因领土问题与印度长期关系紧张并数次爆发武装冲突。虽然卡拉奇繁荣富庶，但是临海的地理位置，使其易受外来侵略的威胁。所以巴基斯坦在40年前就把首都迁到北部内陆的伊斯兰堡。
缅甸1948年独立以后定都仰光，以前的首都在内地的曼德勒。把首都这么南北拉猴皮筋式的倒腾，还是和安全环境有关。近几十年缅甸多内乱，目前稍微安定些又与西方关系紧张，尽管政府只说了迁都的经济原因，但一般分析都认为其防范入侵的安全因素大于经济因素。
经济原因是导致迁都的第二个重要考虑，而且往往与安全原因相互作用。
单纯从迁都效益上考虑，把首都迁到彬马那不如再往北一点迁到曼德勒，不过缅甸政府出此决策，一定有国家未来经济布局上的观照。而首尔作为首都，集中了韩国一半的人口和70%%的经济力量。在考虑安全因素的同时，通过迁都，使国家经济发展布局相对平衡，更有利于向周边辐射，这也应该是迁都中部忠清道的重要原因。从城市自身条件看，首尔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2000年左右，首都圈面积已近2000平方公里，人口增长至4800万。不均衡的城市发展令首都出现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化恶象，严重阻碍了城市的持续发展。
同样，在阿拉木图和阿布贾的迁都原因中，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利亚政府都提到了“人口过于稠密，城市交通拥挤，环境卫生问题日益增多，缺乏扩建所需要的空间”的几乎一致的问题，阿拉木图市还有一个“处于地震活跃地带”的安全原因。而巴西利亚的迁都，从四十年来的实践看，确实起到了把首都置于国土中部，利于经济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在注意二战以后不少国家的迁都现象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国或发达国家几乎没有进行迁都的。我想，第一，其首都本来就地处国土腹地（比如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第二，尽管首都地处濒海，但是霸权或地区传统强势国家（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印度、日本）。第三，尽管有布局上的偏颇，但其首都在国家经济以及地缘关系中的作用尚无其他城市可以替代（比如埃及、墨西哥）。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未来迁都的可能做一点展望。其实这不算是什么新问题，早在十多年前我参与《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编辑时，就接触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讨论的前提是，北京作为首都，其物理上能够提供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持已经捉襟见肘，光是每年从外地调水就要几千万方。在安全环境上，北京地处国土北部，面对来自北方，海上和关外三个方向的可能威胁。过去150年里北京经历四次侵略和威胁，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八国联军从东面海上来，1937年日本人从关外来，1969年的威胁从北方来，很少有一个大国的首都如此频繁地面对外来军事威胁。因此，从安全以及经济均衡发展计，迁都应是一个有必要进行讨论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中国在本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忽略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若国家目标实现，中国不但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且成为一个世界级强势国家，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安全问题，不必考虑迁都；反之，则应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