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落后主要是精英阶层的落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在
历史上是不断退化的，到近代，已经退化到丧失治国能力的地步，也根本无法独立主导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只能事事依靠外国人。
大清的改革就是依靠外国人“建议”；袁世凯也依靠外国人当“国策顾问”；孙中山蒋介石也是如此。孙中山更加是四姓家奴。
辛亥革命依靠日本英国支持的黑社会势力。
我党是苏共一手养大的就不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美国人帮助下进行的。从最早来华传授“市场
经济”知识的弗里德曼，到最近新闻刚刚去世的麦金农。中国的各项改革措施，均来自美国专家或者美国专家的中国学生的建议和意见。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都是美国培养的；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张五常、郎咸平等，也是美国培养并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理论最大的是美国的科斯，弗里德曼、曼昆等经济学家，特别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专家；媒体上占据版面的经济学公知，基本是美国机构的雇佣人员如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某某跨国公司的经济顾问，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分析员，高盛的战略顾问等等。他们的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企业家，中国股民，中国官员，中国学者。
毛时代，整个国家的运转依赖苏联专家的帮助，苏联派了一万多专家来华，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提供“指导”。而一旦离开这些苏联专家，整个国家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诸事不办，陷入混乱。
改革开放时代，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也有大量的外国专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一旦离开这些外国专家，恐怕也悬。比如上海大众汽车运转，宝钢运转，三峡大坝机组运转，等等。中国的电信、电力、银行、证券等行业，一旦离开外国专家支持，他们内部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就会难以运转。包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华为联想等明星企业，一旦离开外国专家，估计也要出问题。
他影响过中国金融改革 2014-10-03 12:55:17来源：
财新网作者：肖梦责任编辑：王烁2014年10月03日 12:55 来源于
财新网 斯坦福
大学经济系教授麦金农去世。他关于增值税、财政分权的财政税收
体制改革以及汇率并轨的看法，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整体改革
方案；他关于改革顺序的看法，至今仍在影响中国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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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继铭、胡祖六、麦金农、谢国忠四人谈麦金农等建言破除“全球三角债” 【财新网】（肖梦|文）国庆长假第二天一早，接到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的邮件，美国时间2014年10月1日凌晨，金融深化理论的奠基者，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I. McKinnon）去世，享年79岁。
麦金农教授1935年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特，1961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在个人主页上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 “一位应用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在于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此外，对于转轨经济和财政联邦主义也非常关注。” 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麦金农教授强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制度，特别是
货币制度。他对于该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有浓厚兴趣，从贫穷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到全球和地区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等。麦金农教授的学术生涯不仅包括在顶尖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还包括了参与和涉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发展的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麦金农的金融深化、金融压抑理论，以及国际汇率体系等理论，就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的书在中国出版，是当时中国学习、研究金融领域的学生、教师和官员实际意义上的教科书，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者及其影响下的改革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进入1990年代，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在苏东国家接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指导时，麦金农教授是为数不多的提出改革顺序和渐进式转轨的西方学者之一，是当时反对压倒性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的极为重要的领军人物。 90年代初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麦金农教授对
转型国家改革的观点，经年轻同事钱颖一教授介绍进中国，我也是在那时成为麦金农教授在中国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并编辑出版他的中文版论文和书籍。 1992年夏，以吴敬琏为首的《比较》编委—整体改革学派邀请麦金农教授访问中国，在国家体改委、中国
人民银行、财政部、社科院等机构举行了多次小型座谈会。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如何走，提供了许多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财政分权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以及汇率并轨。他的观点和意见被当时就职于人民银行研究局的谢平整理成要报，并形成一组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成为1993-1994年这几项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参考内容。中国经济在此三项重大改革后的发展中受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 1992年夏天这次麦金农教授访问中国，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协调，“整体改革课题组”成员、时任央行研究室主任的吴晓灵陪同麦金农教授，从
北京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上海，一路讲解和讨论改革论题，参观苏南的
乡镇企业。在麦金农看来，那是改革的“正道”，改革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一点恰与东欧休克疗法是最大的不同。抵达上海，市长汪道涵主持晚宴招待麦金农教授，上海几位重要的改革派青年才俊一并出席。当钱颖一陪着麦金农教授访问浦东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地，他对钱颖一说：“非常期待要看中国能试验出什么样的东西。” 1994年8月23-26日，著名的“京伦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邀请了诸多国际经济学家与会，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前沿概念引入中国，麦金农教授是其中一员，该会议针对中国企业－银行－债务等下一步改革方案进行分析和建议，得到朱镕基的接见与支持。其中关于“中国的债务重组”主题就有三套方案进行讨论，麦金农教授认为处理呆坏账问题，必须考虑财政维度，亦即财政成本，必须避免“软预算约束”，他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前瞻性和启发性。 1995年，麦金农教授针对美国加州橙郡政府破产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专为中国写了文章，希望中国要引以为戒，亦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进一步阐述国际间汇率体制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的担忧，此后，他在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元的强势和东亚汇率困境的分析和一些建议。比如他提出“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 从1992年与麦金农教授相识以来有20多年，他与我接触的其他美国教授有点不同。那酷似圣诞老人的外表令人备感亲切。 麦金农曾经到拉丁美洲从事财政部顾问，设计改革的经历也令他更有实践经验。他理解发展中国家常常有许多在发达国家并不显而易见的默认知识和共有信念，因此，整体改革和顺序就十分重要： ——首先，政府要靠增值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才能发挥最基本的角色； ——改革要搞对价格，使市场起作用，放开一般竞争性市场，但此时还应该对金融市场有比较严格的监管； ——然后，才是渐次放开金融市场，实现金融深化。 我至今深深地记得，他生动地形容90年代初的俄罗斯，在没有任何市场的环境下竟然生出5000家“野猫银行”，给民众带来噩梦。 麦金农的学术贡献，也许有时或者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主流”，但他从不趋炎附势，比如，他批评政府以自己出发点好，就去扭曲金融市场，其实却会损害长期增长与发展。 在斯坦福大学，麦金农“为中国培养了好多位年轻的优秀经济学家，他是中国的朋友。”他曾经的同事刘遵义教授如是说。是的，麦金农教授有许多中国同道、学生和经济学界的知音，他在中国出版了好多书籍、文章，对于他的离去，全世界范围来说，可能唯中国最为深切怀念。是以为记。■
本文作者1992年夏在上海证交所顶层阳台上与麦金农教授合影。
作者为比较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王烁 | 版面编辑：曹文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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