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郑风田老师发表了博文《
造城卖地拿走农民30万亿的困局如何破解？》，但是，另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华中科大贺雪峰老师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
征地补偿应防止强化食利阶层》（12年12月27日环球时报），认为：“溢价归公”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设计，“保护农民利益，并非要让失地农民变成依靠土地租金生活的食利阶层”。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
城市的近郊农村（
不仅是沿海和大中城市近郊，笔者注），已经在形成一个特殊利益远高过外来务工人员甚至城市市民的土地食利群体，我们应避免在政策层面继续强化、扩大他们的利益。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应该是那些弱势的、无法分享土地非农增值收益的、占农民总数90%以上的农业型地区的农民。那些只占农民总数大约5%的、实际上相当强势的沿海和大中城市近郊农民，却一直获得巨大的道义支持，这很吊诡。”
“最近10年，征地补偿几乎每年都在提高，而征地引起的冲突却不降反升。如果短时间大幅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则征地拆迁涉及的利益会立刻膨胀，一些人做钉子户就越有利益动力，博弈会更加激烈，在征地拆迁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实际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国家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日趋严格。农村土地市场的自由程度远低于大集体瓦解前后，加之
环保、卫生、劳保等方面的准入条件不断升高，使得类似华西村之类的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几乎已经无法再现。
农民是最现实的，由于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农民本身就没有保护耕地的意识。只要听说政府要拆迁，农民的地里就会长出房来。
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也保证了土地的溢价，否则农户单枪匹马与地产商对阵，更没有讨价还价能力，而且目前的土地一级市场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农业收入。如果农地直接入市，土地的挂牌价格和房价肯定会降下来，小产权房就是生动的例子。
但是，土地溢价，并不是被政府吃了喝了，而是市政建设的主要来源。即使富贵如
北京者，庞大的地面和地下
交通投资都使得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主要依托银行贷款推进，如果没有土地财政，政府的市政投资根本无从弹起，而且既有的银行贷款也会压的政府破产。我们既然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而且市民对环境、对公共服务的要求都越来越高。大伙都不想掏钱，又想要优质服务，什么时候逼的政府撂挑子，那就热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