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玉昆仑在2004-10-17 18:10:26的发言:
谁统计的酒泉、嘉峪关、玉门三地面积有30万平方公里??何况玉门现在的面积还包括在酒泉之内。
就是合并后,面积也不超过20万平方公里,人口才100万左右。呼伦贝尔市的情况是怎么样??
酒泉——嘉峪关——玉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为什么不可以整合到一起呢?
20万平方公里也够大,纵横跨度500余公里,也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的面积。理论上讲综合各方因素,拆分重组为嘉峪关市、敦煌市比较合理,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总会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发生重大转弯。建议了解一下“夹边沟事件”,这个近代比纳粹德国集中营屠杀犹太人还要惨绝人寰、泯灭人性的劳教营大虐杀吧。想一想,为什么俄罗斯与车臣的纷争会永世不绝,为什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定要陆续建立自治区直辖的师市吧。建议加强学习,多了解点基本的史实和地域经济知识。
----------------------------------------------------------------------------
http://www.hf365.com 2004年9月9日 11:17 合肥晚报
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结集出版《夹边沟记事》,翻开了一段尘封了40年的历史。
夹边沟农场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人,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人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夹边沟事件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钻沙包”。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6个月,任务是给1500多名死者“编写”病历,一直到1962年7月,全部死者病历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历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李玉霄/文)
http://www.hfwb.com.cn/epublish/gb/paper31/20040708/class003100006/hwz4955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