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如何获得“计划单列市”资格的呢？对此，记者采访了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韩小寅，了解当年的故事。
“当时要成为计划单列市，一般要具有雄厚工商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特别作用、开放搞活重要地位的大城市，每年地区生产总值150亿元以上，人口100万以上。”韩小寅告诉记者。
多个城市要求计划单列 竞争激烈宁波处于弱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4年5月4日宁波市被国务院批准作为全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宁波的改革发展得到了中央领导关心、支持。
宁波市委一方面客观分析了宁波与大连的情况，感到宁波与大连在发展现状和条件上相差较大，要赶上大连“压力很大”。同时也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要努力赶上。
“正因为如此，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葛洪升就认为，要解决宁波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必须冲上‘华山一条路’，争取计划单列。”韩小寅说，1986年春，宁波市委就提出了计划单列的请求。然而，当时南京等城市也纷纷同时要求计划单列。由于当时宁波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明显逊于南京等城市，一时间申请计划单列变得希望渺茫。
包玉刚进言宁波计划单列 一波三折宁波最终获批
1986年4月17日，包玉刚借着国务院聘请他担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良机，巧妙地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转达了宁波争取成为计划单列市的想法。
1986年9月下旬，在杭州大华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和省、市三方达成了全力申请计划单列市的共识：由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正式报告。同年11月10日，浙江省正式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宁波实行计划单列的报告。
然而，国家有关部委反馈的信息，犹如一瓢冷水，让人顿感希望全无。由于要求计划单列的城市太多，有关部门正在准备规范计划单列城市的做法，宁波的计划单列只能暂缓。
“又是关键时刻，包玉刚再次发挥了特殊作用。”韩小寅告诉记者，1986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当胡耀邦询问宁波发展情况时，包玉刚马上进言道，“宁波要搞上去，需要赋予宁波市省一级的管理权限”。
在座的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随声附和：“就是在国家计划中实行计划单列，现在是九个市（区）”。对此，胡耀邦爽快地表示，“加上宁波，共十个，可以嘛！单列没有问题。”
宁波申请计划单列获得了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首肯，让人觉得这件事似乎已成定局。不料，由于南京市早于宁波向国家提出计划单列的请求,并被国家有关部委否决。同时，国家有关方面还宣称：不再审批新的计划单列市，似乎这扇大门就要合上了。
而此时，实际主持宁波协调小组工作的陈先远在海南岛开会，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987年1月5日，王仲毅决定直接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详细阐述了宁波申请计划单列的缘由、特殊性和中央领导的意见，希望国务院予以支持。
三天后，国务院领导批示：“属非省会沿海重要城市，可按大连、青岛待遇，予以单列。”同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人物追踪】
一艘旧船起家成为世界船王 为祖国和家乡建设立下不朽功勋
包玉刚：中国心与故乡情
如今，在包玉刚外孙苏文骏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个简朴的镜框，框里是外公写给他的一封信。
“那是在外公去世前一年，我还在英国读书，外公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面附着八个字：勤俭建业 持衡健身。”苏文骏说，外公还让他好好学习和理解它们，圣诞回香港的时候，告诉外公是什么意思。
当时，年幼的苏文骏并不能知道它们的深刻含义。“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开始理解当中的精髓。”苏文骏说，这八个字，现在也张贴在了他和母亲（包玉刚长女包陪庆）创办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公共区域里的显著位置上。
“勤俭建业 、持衡健身”，这八个大字到底蕴含了包玉刚怎样的人生感悟？或许，通过了解包玉刚的传奇人生，可以从中找寻到答案。
白手起家，创立海上王国
1918年，包玉刚出生于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新中国诞生前，包玉刚全家远赴香港打拼。一开始他们从事的是简单的进出口生意，在夹缝里求生存。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包玉刚的公司陷入困境。
1954年，在现实的逼迫下，包玉刚想转战航运业。虽然对航运一无所知，1955年，包玉刚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朋友借钱凑足了20多万英镑，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已经使用了27年的旧货船，取名“金安号”，成立了环球公司。
但资金缺口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缺口。这时，他想到了香港最有威望的汇丰银行，向其贷款买船。
当时银行还没有贷款给航运公司的先例，包玉刚在汇丰银行责贷款业务总会计主任桑达士的门口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用执着打动了这个外国人。
终于在一个下午，桑达士请包玉刚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并提出了一个贷款前提：有银行愿意为包玉刚开具信用证。“当时我不认为包玉刚有能力弄到一张银行信用证，所以才敢给他这样的答复。”桑达士后来说。
曾经在上海从事过银行业的包玉刚随即坐飞机赶到日本，利用日本战后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的契机，以在日本订做新船为前提，从日本银行争取到了一张75万美金的信用证。
1976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以海上之王为题，刊登了包玉刚的照片，从此包玉刚正式赢得了船王的美名。而到了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为香港回归“穿针引线”
上世纪80年代，这位叱咤国际的中国人，开始上演他人生中另外一段传奇。
1982年到1984年，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这期间，包玉刚放下工作，奔波于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从中斡旋调解，用行动向世人表明，他是一名有着赤诚爱国之心的中国人。
1982年9月，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一开始，英方想用主权换治权，指出香港的繁荣与中国无关。而中方则逐条进行了批驳，坚决贯彻邓小平制定的立场。为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包玉刚时刻关注中英谈判的最新动向，与英国方面沟通，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立场。在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包玉刚甚至远赴夏威夷，去拜见美国总统里根。因为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希望通过里根总统来影响撒切尔夫人的决定。
包玉刚长女包陪庆曾这样回忆：“当时他在这个中英谈判中，就连当时英国的首相，都称赞他是润滑剂。”
家乡办大学打动小平同志
宁波市镇海区钟包村是包玉刚出生成长、结婚生子的地方。1984年10月28日，阔别40多年后，包玉刚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包玉刚发出了如此感慨。
1984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可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在宁波办一所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1984年8月,邓小平在与谷牧谈话时，提出了:“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帮助宁波人彻底打破了思想的桎梏。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便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还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当时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也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此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大力支援下,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