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小农
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 黄宗智
作者题记：本文是作者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座的讲稿。讲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一注明。感谢当时在座各位先生、同学的反馈。特别感谢人大农发院严瑞珍老师的详细评议。
摘要：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过密型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时期、食物消费转型、
历史性变迁、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美国模式、国家体制、经验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供需）均衡。他们绝对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国家绝对不应干涉市场的运作，更不应该废除土地私有，替之以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在舒尔茨的观点之中，中国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盘错误，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改革时期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其后发展的关键。剩下来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未曾完全建立私有产权和全面市场化。今后中国农村的出路是他设想中的美国模式——以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度。这套认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其赞同者认为其首要条件在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化。
我今天的讨论想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面，把他的误识和他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可能出路。
（一）
人口问题
首先，舒尔茨整套分析的出发点是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它必定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
作为经验证据，他引用了印度 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该流行病当时使印度农村劳动力减少约8%，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显著下降。舒推论说，农业中若真有“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认为这个经验证实了他的理论——即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Schultz 1964:第4章；中文见舒尔茨1999）
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如果有8%的农户因疫症而全家不能耕作，农业生产水平肯定会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都有剩余劳动力。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疫病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亦可称作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对他本人来讲，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的经验论证，因为他对印度所知十分有限，正如他对中国实际所知一样。他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而真正支撑他的观点的乃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论证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他争论说世界上不会有为零报酬而投入劳动的农民，因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实际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并不等于零价值的劳动。如此来论证没有劳动力过剩，只是一种辩论游戏，对了解实际问题没有帮助。
1．明清以来
历史事实是，中国明清以来因为各主要河流
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到19、20世纪，华北平原符合舒尔茨逻辑的只有该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他们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而适当调整劳动力，达到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现存技术条件下的最佳配置，平均是25亩地一个劳动力。但这样的高劳动效率农场只占该地总耕地面积的10%，其余的耕地是由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种植的，而他们的劳均耕地面积只达到10亩。他们一般比经营式农场每亩投入更多的劳动天数，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稍高的亩产。按照每劳动日报酬计算，要比经营式农场差得多。
在那样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相当普遍地从粮食生产转向部分的棉花-纱-布生产。后者每亩地需要12到18倍于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远远不到那样倍数的收入（棉花需要约20天种植、161天纺纱织布，相对于粮食的约10天/亩。江南地区亩产30斤皮棉，可以织23匹布，每匹纺纱4天，织布一天，弹花及上浆等2天，共7天。）（黄宗智2000b：84）。在江南，也有不少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到蚕桑种植，以9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3、4倍的净收入。很明显，无论是花-纱-布还是蚕桑-缫丝生产的每劳动日所得，都和粮食种植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之所谓 “内卷”或“过密”型生产。因为这样的生产也是两地（尤其是江南）农村商品化的主要动力，我也称之为 “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与舒尔茨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乎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1996：第3章）。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性逻辑的不同，华北、江南的小家庭农场，所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经营式农场的，但按照每工作日计算，其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这就是我所谓“内卷”的基本含义。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了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
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原来是由同一家庭农场种花、纺纱、织布，现在则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可能达到40倍），但过密化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我为什么要强调“内卷”或“过密”？因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正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劳动力相对过剩、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短缺，在历代王朝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
说到农民运动，分配不均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在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分配要比在中国长期的地主制度下更加不平均，封建领主和普通小农之间的身份和收入要比中国的地主和小农之间更加悬殊。因此，如果完全从分配不均程度来考虑，似乎欧洲更应该引起频繁的农民造反运动。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生活于糊口边际，而一个在水深没颈的人，对分配不均感受会比一个处于小康状况的人更加迫切。这样，就更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造反动机。
我们也可以就近从中国江南和华北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江南地主占地比例要比华北高得多，达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相对于华北的15%。也就是所，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比华北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农村革命运动在江南应该比在华北更具号召力。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比例是出于其在华北平原获得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在江南则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民众支持（Chang Liu 200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土地肥沃、作物生长期较长，运输和商业比华北发达，也因此总的来讲要比华北更近乎小康生活水平。这是江南农村人民之所以更不容易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原因。而华北则土地贫瘠、人口压力（相对播种面积和产出）严重，而且天灾频繁，因此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说到底，其中道理是人口压力会扩大、加重贫穷问题。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明显是由大规模社会危机所推动的；它之要求均分土地正反映了人口过剩和分配不均的事实。其后的国民党时期，天灾人祸频繁，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死亡，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动因，而革命政权下推行的土地改革同样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后，通过集体化为农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农村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像舒尔茨那样一笔抹杀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源。我们更不能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想象为19、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
2． 集体化时期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集体化也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Schultz 1964: 第8章）他这个观点有它一定的正确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他再次完全忽视了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用日本和中国的农村发展历史的不同来说明。在日本，现代技术的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为
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得以吸收现代投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也就是我们意义中的现代型发展。
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将近70%（从1952年的1.73亿到1980年的2.91亿，《中国统计年鉴》2004：120）。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增加，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的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Perkins and Yusuf 1984；黄宗智2000b：441）。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今天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肯定有其失误之处。对农业经济控制过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是一个因素。相对后来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化
管理制度，集体生产显然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低效率的：上世纪80年代，从集体农业释放出1亿劳动力就业于乡村工业，而农业生产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持续上升，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这是舒尔茨理论所看到的、突出的问题。但是，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3． 改革时期
改革的最初几年之中，即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发展，达到每年5-6%的幅度。舒尔茨等人把那个发展完全归功于去集体化。（黄宗智2000b：250-251）他们的“论证”其实再次主要是出于其基本信条的推理：中国脱离了他们极力反对的计划经济体系，采用了市场经济，解散了集体农业，采用了个别家庭自主的组织体制，当然只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至于其发展不足，他们同样根据从市场经济理念出发的推理，认为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模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但事实是，把农业劳动力从集体组织中释放出来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80年代初期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同样重要。此外，因为石油工业达到成熟发展而大规模提高的化肥供应，也是个重要的因素。按照一般化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比例计算，折吨量乘4.1得出化肥实物量，再乘3得出产量可预期提高量，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产量提高。（见Perkins 1969: 73；参见黄宗智2000b：252-253）[1]正因为如此，80年代上半期所出现的高速农业发展结果只是短暂和一次性的，到了80年代后期，便已再次趋向缓慢。
事实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较高或者较低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其产量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过密的劳动投入会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而反过密的劳动力释放，除非完全就业，只能导致休闲量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亩产量。这个道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以及80年代的松江县已经十分明显（黄宗智2000a：第9章；2000b：251-54）。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像舒尔茨那样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和其后的成绩完全归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事实是，中国农业最最基本的“过密”问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再看80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截至1989年乡镇企业吸收了将近一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0.94亿，《中国统计统鉴》2004：123），再一次带来了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丰富，当时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在十年乡村工业化之后仍然从1980年的2.98亿增加到3.24亿。(乡村人口则从8.1亿增加到8.8亿，乡村总从业人员数从3.18亿增加到4.09亿。)劳均耕地因此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递减（同上：473-74）。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再其后，90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1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次提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只有少量的递减，从1989年的3.24亿到2003年的3.13亿（同上：474）。中国劳动力人数及其自然增长率是如此的庞大，以致改革以来将近30年之中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个播种亩的基本原因。[2]总的结果是，时至今日，农村仍然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务农劳动力仍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收入也因此十分低下。这是今天的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简言之，回顾中国农村经济历史，人口压力问题明显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正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中国不可能像舒尔茨他们提倡的那样突然采用农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赖市场经济来做分配。按照舒尔茨的方案来做，只会再次导致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危机。
（二）土地承包制度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土地承包的均分制度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措施。入城打工的农民面对的是不公平待遇、不稳定的就业，但如果一旦失业，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种口粮地、承包地糊口。在今天的制度下，口粮、承包土地制度所起的作用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中等于是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保障，保证两亿农民工有家可归。这个事实，正如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一样，是舒尔茨等人所不愿正视的事实。其中关键仍然是他们没有正视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承包土地乃是一个理想制度。应该指出，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化了的口粮、承包生产方式极其容易僵化。对从事这样生产的农户来讲，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大家紧紧抓住自己认为是应得的承包地（和自留地）使用权来补助非农业的收入。首先以为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因为全村其他人都处于同样的状况并且也都这么想。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口粮地等于是一种经济保险，因为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起码还有家可归，有地可糊口。另外，哪怕有意在土地上做进一步的投入来种植价值较高的作物或进行多种经营，但是筹资无门，银行不贷款，而私家贷款的利息又普遍起码要求1%/月、12%/年，是农产品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资本回报率。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用这样的劳动力来维持农产品生产是最最廉价、最最“经济”的办法。它也是目前容忍、掩盖农业从业人员中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力的隐性失业的一个方法。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也认可这个制度，因为这样可以在各种消费需要的压力之下维持农产品的较低价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种利益集团所愿意维持的制度，哪怕它是个低报酬的农业生产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状态称为僵化了的过密型农业经营。同时，因为它是个被国家政权制度化了的东西，也许更应该称作“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
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上述是比较明显的制度性因素，但是此外还有一个组织性因素。今天的小农农户，仍然（正如恰亚诺夫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地，会（像过去那样）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在农村打短工或在家纺纱织布（或缫丝）是副业。今天半工半耕的农户则以城市打工为主（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种植为副。今天中国的半无产化了的农户之同时从事（半就业型）种植业和城市（镇）打工既是出于这种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也是出于国家政策性抉择的原因。
说到底，今天的这个制度的起源还是人口过剩问题。正因为人口过剩，才需要国家的干预来均分土地，避免社会动荡。在此，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小结：舒尔茨等人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农业经济的僵化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减少政府控制会提高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完全无视中国人多地少以及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国情，意欲把他们设想中的美国农业模式照搬到中国使用，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从舒尔茨的观点抽出他的正确之处，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三）当前的历史性契机
上面已经突出了当前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的众多问题。中国该怎样来走出这个困境？下面我试图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一个既包含舒尔茨的是处也照顾到中国国情的方案。
上面已经看到，由于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它两大趋势交汇。一是国家在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如果能够建立适当的制度环境，借市场需求来推动农业生产，应该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大多数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见黄宗智2006a， 2006b; 黄宗智 彭玉生 2007）
上面已经提到，舒尔茨则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最近，我和彭玉生教授合作，试图对这三个趋势在今后10到25年中的可能走向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估计。首先是根据近年的人口和就业趋势来看今后的去向。
先要说明为什么许多学者会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陷于人多地少的轮回，无以解脱。19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1980至1996年的平均每年1500万，下降到1997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650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徘徊于3亿线上。这是“三农问题”讨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痛苦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又回升到每年1000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600万左右。同时，现今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缓，从1980到1995年的1.37％下降到今天的0.6％左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将随之减缓。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半。[3]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就业正处于两大趋势的交汇之中。两亿农民的非农就业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导致长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
在此同时，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动物类副食品（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
毋庸赘言，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是从食物结构的转型上看，城乡却是同步的。先看肉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约为21公斤（1981-1983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0公斤，城乡之比为2.1；到近几年，城市人均肉类消费量是31-32公斤（2003-2005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9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1.7。再看水产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7.7公斤，农村人均1.4公斤，城乡之比为5.5；近3年，城市人均12.8公斤，农村人均4.6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2.8。
食物结构的转型也是横跨不同收入群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1995和2005年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也体现在低收入人群。比如，1995年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10%人口的肉类（猪、牛、羊、禽）消费量分别是人均30.2和17.5公斤（中国统计年鉴1996：表9-10）；到2005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长为37.5和23.7公斤（中国统计年鉴2006：表10-13）。所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中国人在食品结构上的要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居民（排除体力和非体力劳动主要是量上的差别），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彭玉生和我根据今天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40%收入组的消费量，来估算全国食品消费量未来的需求和上升空间。城镇中上层40%的人均肉类、水产消费量分别为37公斤和15.6公斤，即每日约3两鱼、肉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已逼近鱼肉消费量的饱和水平。根据这个标准来估计，人均水产消费量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接近翻番（90%）。全国肉类人均消费量，还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目前城镇中上层的消费水平，其中猪肉上升余地较小，牛羊肉和禽肉的上升空间较大。鸡蛋还有55％的上升空间。而奶及奶制品的上升空间最大，为150％。
同时，人均粮食食用量有望减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粮食的总需求会下降，相反，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饲料。根据我们对未来畜牧业发展潜力的估计，饲料粮大概还有1亿吨的增长空间。
蔬菜消费，仅从斤量考虑，上升空间不大。[4]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在于产量或播种面积的扩大，而主要在于改进品种、档次、加工和运销。比如，北方在过去的大、小白菜之外，加上茄子、西红柿、油麦菜、丝瓜、芦笋、韭菜、空心菜、木耳菜、鸡毛菜、苋菜、娃娃菜等等多样品种，甚或有机蔬菜。[5]
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但有上升趋势。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34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70公斤。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100-150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习惯。随着电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有很大上升空间。
总之，食物消费转型是近年来在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的第三个历史性变迁。
我们根据近年变化的趋势对未来的食品消费继续转型作了估计。从1995至2005的10年间，人均水产和肉类（猪、牛、羊、禽）消费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人均蛋消费的增长速度为3.4%，奶及制品为18％。我们如果假定水产和肉类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蛋以3%的速度增长，奶类产品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 10年以后，这些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将达到或接近增长的限值，即今天中上层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变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因为粮-肉-菜兼重的农业多种经营模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2005年每个务农农民平均169天务农，其中136天种田，33天渔牧。若按一年250个工作日来算，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失业的，即一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这与学术界的共识基本一致。但根据我们的预测，10年以后，局面就可能会大为改观：每个务农农民要用176天种田，另外64天从事渔牧业，这就接近比较充分的就业。[6]
从农场规模来看，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估计，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将从今天的7个播种亩[7] 提高到10亩左右，而25年之后将达到15、16亩。在改革初期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下，一个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在江南起码是10亩，华北15亩，但是在今天向多种经营转型的农业结构下，只需要当年约一半的耕地。这里估计的25年之后的劳均15亩将会是超过一个劳动力（凭今天的技术）自己所能耕种的规模。即便假设在未来的25年里，农业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达不到每年600万，而是每年400万，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为2亿，劳均播种面积约12、13亩，那么每个农民仍然需要工作320天左右。所以，无论如何，10年至2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应会明显改善。
收入的估计比劳动时间的估计复杂许多，这里不可能详细重述。我们采用的是非常保守的静态估计，没有考虑到今后的技术更新、市场价格的上升或国家的价格调整（因为这些变化不好量化估计）。虽然如此，我们的估计是，到2015年，劳均农牧渔的净收入可能会增长到五六千元，增长速度为每年4%左右。到2030年可能增长到10000多元。这些数字是根据2003年的不变价格来估算的，必须以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来理解。
即便是在上述最保守估计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农民如果在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下能够单靠务农平均挣10000块钱，应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农业从业不会是像今天那样陷入绝境，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当部分急不可待要脱离农业的农民应会愿意留村，在农业经营中谋取出路。今天农村的青壮年几乎全体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能得到缓解。此外，农业收入一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定也会相应提高（不然农民就不会愿意外出打工）。
有人会认为工资一旦这样提高，中国将会失去其争取全球资本的“比较优势”。我们认为这是个盲点，其一，较高和较稳定的待遇应会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减少今日许多不合理的浪费。其二，即使工资成倍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仍然将是世界上相对低廉的。（现今只是台湾、香港的约10分之1，美国的4/50分之1）。[8]其三，伴随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来资金的依赖度也应会逐步减低。无论如何，今天的“三农问题”应该可能得到缓解。
上面简述的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之中，两个——就业趋势和人口自然增长——直接关联人口过剩问题以及国家控制生育政策，乃是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的因素。第三个——食品消费转型——也完全出于舒尔茨考虑因素之外。但正是这三个因素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性契机。
当然，这一切只是个模拟和契机，去实际还远。它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才可能实现。但当前农业政策在实施中已经把小规模农业的不能发展当作理所当然。地方官员心目中普遍把美国模式当作为中国农业的唯一可能发展方向。他们扶植的是大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型农业，不是小规模的家庭多种经营。即便是反对美国模式、要求维护土地承包制度的官员们，也普遍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发展潜力十分有限，中国农村必得等待更高度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才有可能克服当前农业收入低、农村（相对）贫穷的问题。因此，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农业目前基本是个绝境。而我们提倡的则是要在农业本身里面挖掘走出中国过密困境的道路。
（四）与美国模式的不同
应该说明，我们设想的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和舒尔茨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设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和舒尔茨的完全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中国将来的劳均10到15亩的家庭农场，而他心目中的则归根到底是美国的家庭农场，是今天劳均900亩的家庭农场。我们设想的是小规模的多种经营，而他设想的则多是相对大规模的专业经营。我们设想的是后工业化时期的21世纪的小农场，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后工业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例如，农业部从2003年以来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9]此外是生物能源。一个颇有潜力的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的草原地带种植甜高粱，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能源乙醇燃料以及糖和酒精。（《中国的甜高粱》，2006；朱志刚，2006）上述的只是两个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也可以称作为“后工业化的‘小农经济’”。舒尔茨设想的则完全是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技术的农场。
更多的不同在于配套条件。显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性契机只不过是一个契机，去实际甚远，因为它的实现还需要制度性和其他的因素。我们模拟的小规模农业还不具备充分发达的融资条件，而舒尔茨心目中的则是根据美国现实把银行贷款等认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模拟的农场也尚未具备充分的运输、销售等等必要的进入市场条件，而舒尔茨设想中的则是把这些当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提出的未来估计只不过是需求方面的趋势，尚未具备具体的制度性设施的计划，而他的则是把制度性条件当作为给定前提。这些不同所突出的是市场化中国家的关键角色的必要。
（五）国家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条是把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必须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10]新制度经济学则特别强调唯有在产权完全明确私有化的制度下，才可能接近理想的零“交易成本”状态，提高效率，由此促进经济发展。[11]对许多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来说，这套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削弱国家机器，甚或通过休克治疗消灭现存政治体制。
但实际上，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其实主要来自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12]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13]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袁刚 2007）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黄宗智2000b：第16章）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14]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15]
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请问： 如果30年代的国民党在当时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并号召它们推动经济发展，会能做到什么样的结果？又有进者：当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协助，中国的企业怎能在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竞争？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共产党的党政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问题不是怎样通过休克治疗去消灭现存体制。
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舒尔茨理论的设想，强调要把国家干预最小化。今天需要的是认识中国农业的将来应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体的现实。舒尔茨认为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发农民的自发图利积极性来改造农业，不要把农村经济统、卡死，是正确的。但是，他无视中国人口过多的基本国情，把大规模的美国家庭农场当作中国农业发展的范本，是完全错误的。他更把美国模式构建为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纯市场竞争模式，也是错误的。首先，这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美国事实上长期干预、扶持农业（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200亿美元）。其次，无干预的农业经济完全不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实际和农业的需要。事实是，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器使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其生育控制则使中国农业当前的历史性契机成为可能，而今后农业与农村的可能改造的责任则非国家莫属。
（六）两大国情的相互关联
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情——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庞大的人口造成大规模的贫穷，导致社会危机，而古代的政权，虽然高度集中，同时也高度简约， 对社会基层其实高度放任，由其市场机制自由运作。（黄宗智2007a）正因为如此，无法克服大规模贫穷的问题，造成周期性的农民运动与战争。进入近现代，正是相应这样的社会背景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其后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由此，在原有的古代官僚体制之上，形成了现代革命对社会的“全能”控制“体制”，以及其强烈的官僚主义化倾向。
面对权力如此庞大、如此高度渗透基层的“体制”问题，毛时代采用的主要是两种对策：一是通过 “开门整党”的群众运动来纠正政治制度的官僚化，最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一是由中央的条条放权于地方的块块，赋予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正是改革时期所运用的方法。
现在回顾，80年代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那个基层中的几种重要因素的巧合。先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其后，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了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导致了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相当程度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率、发动“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显然，今天的“体制”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弊端的根源不像舒尔茨设想的那样完全是毛时代革命遗留下来的“极权”体制，而可能更多地是市场化下为一己谋私利的资本主义意识。根据提倡休克治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模式，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乃是极其偶然的，其非市场、非私有、非完整法制化的体制只可能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低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全盘模仿西方理想中的纯粹市场经济以及其必备的民主-选举、自由-私产、法律-宪政配套。唯有如此，方才可能把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变成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中的那种必然会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机制。[16]
当然，事实不会如此简单，也不会是非此即彼。上面论述的历史经验说明的是：（一）纯放任的市场经济，如国民党时期的农村经济那样，不能处理中国的大规模社会危机问题；（二）全能性的计划经济，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会导致官僚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僵化的经济；（三）中央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块块，如改革时期那样，能够触发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四）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能够搞活经济，但也会导致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说明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抓到和建立的“全能”权力，而又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经济潜力连同促进发展？[17]
我们需要的是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种学术思维方式，是从实际经验，也可以说实践历史，而不是理论信条出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18]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十分独特，需要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掌握实际和创新性的理论概念来概括。在此过程中，固然可以，也应该借鉴于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非常丰富、非常慎密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但是，也应该同时认识到，它们主要是得自从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和纯市场经济竞争前提出发，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的长处是逻辑上的严密性；它们的弱点是无视与理论建构不同的经验的理论提炼。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们对话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概念，但决不应局限于他们的理论。
思考中国的农业问题，必须认识到小规模农业将长期延续的现实，而小规模农业的现实则突出了国家扮演关键角色的必要。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农业发展理论，不是模仿美国模式，而是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这里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制度选择：提供以小家庭农产为主要目标的融资渠道（如免息或低息贷款），触发以小家庭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协作，为他们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必要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廉价后工业时代生物技术。这样，才有可能创建舒尔茨所强调的使用新技术的低成本、高收益经济环境，凭此充分发挥小农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为农民提供基本医药保险，解除农民今天在城乡对比下强烈感受的不安全。事实是，唯有在国家的积极领导和扶持下，才可能触发舒尔茨理论中的那种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困难是，当前的这个国家体制既是众多问题的解决出路，也是它们的来源。今天需要的是把国家从一个控制性、汲取性的机器改造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今天需要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下的集权体制，也不是舒尔茨设想中的看不见的手，而是一个扶持性的手的国家。问题是怎样转化这个体制，不仅只转化它的理论构想，更要转化它的实际运作。面对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习性，包括形式化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潜规则和潜意识，这是个艰巨的工程。但是第一步必须要梳理清楚我们对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想法，以及对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想法。那样，才可能认识问题的真实性质，才有可能谈到对策。
（七）理论的局限
最后，要说明我自己和舒尔茨对经济学和其所谓“理论”的态度的基本不同。显然，我自己的所谓“内卷”/“过密”“理论”，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明清以来直到19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农业是“过密”的，但在近年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去过密化”。显然，我的所谓“过密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为获取世界霸权而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理论。它从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我们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对没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质世界那种数学似的科学方法去理解。前者与外因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客观与主观因素互动的，后者才是单向的或客观的。即便是生物科学，也不可能带有今日许多经济学家自我宣称的那种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科学性、精确性、绝对性。其实，物理学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顿物理学那种绝对的时空观。
今天，要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寻找出一条可行出路，我们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思维，不是任何简单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硬套。中国当前的经验和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不可能通过任何学科或学派的议定前提来解决。它需要我们正视经验的严谨研究，而不是迷信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它需要我们在概念上的既大胆而又严谨的创新，而不是盲从任何理论模式。它需要的是多学科视野的灵活使用，而不是任何自命为科学的单一学科的方法或观点，更不是舒尔茨美国模式的盲目照搬。正视中国两大国情的历史性，以及当前的契机，才有可能克服长时期以来农业的过密化困境，走出一条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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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则是品种的作用。譬如，杂交稻。
[2] 当然，近年来地方官员大规模侵夺征占城郊农民承包地，达到1.5亿亩、涉及9000万人，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陆学艺2005b）。
[3] 我们根据目前的趋势，假设未来务农劳动力将每年继续减少600万。这一假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预测不谋而合。后者纳入近年来16-24岁青年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下降（主要因升学），得出比我们更乐观的估计。参见吴要武、李天国（2006）。
[4] 蔬菜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若仅从产量来看，无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中国的蔬菜生产似已领先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总产5.4亿吨，人均415公斤）可能偏高。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用的数字是2.9亿吨。同时，在发达或半发达国家中，中国的农业组织是比较特殊的。时至今日，仍以一家一户的自留地为主，其实是一种自然经济。在总产量中，绝大部分（79%）是不经加工储藏就地消费的，进入市场的只占总产的21%，因此浪费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的实际蔬菜消费量其实只占总产量的26%。
[5] 今后蔬菜的发展空间主要在于从普通的露地生产逐步转向更高比例的高档次、跨(反)季节日光温室和大中棚生产，而这样的发展方向将会同时节省土地和提高收入。每亩日光温室或大中棚所吸收的劳动力是露地菜的四倍，并赋予成比例或更高的收入。据估计，一个劳动力进行日光温室和大中棚生产，只需一亩地，所能挣的纯收益是日光温室6000-8000元，大中棚3000-5000元。种植露地菜则需要四亩地，纯收益1000-3000元（尚庆茂、张志刚2005）。也就是说，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每一亩露地菜改为日光温室或大中棚蔬菜，可以吸收四倍的劳动力并赋予其从业人员成比例或更多的收入。当然，今天大多数农民都习惯自种自吃蔬菜，在近期内，这样的发展很可能主要限于城、镇近郊。
[6] 虽然我们的估算是基于2003年的不变劳动生产率，可以肯定的是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将大大缓解。到2030年，每个农民就需要用300天种田，120天从事渔牧业，形成显著的农业劳动力不足。假如我们以上估计正确，那么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在10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截至2030年至少有约三分之二（≈420/250-1）的增长空间。另外，以上的估计没有考虑到农村手工业的可能作用，因为目前没有比较系统的数据。
[7]今天是人均2.4播种亩、户均9亩、劳均7亩。
[8] “2002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为42.9，中国台湾为25.4，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为27.3，新加坡为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为美国的1.9%左右。”引自蔡昉（2006：222）。
[9]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5亿吨左右，加上毛草等则达到7亿吨（《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2006）。
此外，应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新时代农—牧模式很不同于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后者主要是放牧的、食草型的，得助于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不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1930年代，卜凯曾经论证，用种植粮食供养人口，以单位面积土地效率来计算，足足是放牧菜、奶牛所能供养的六到七倍（Buck 1937: 12）。这也是中国高人口密度农业之所以长时期僵化于“单一小农经济”的根本原因，与西方传统的粮—畜并重模型很不一样。我这里提倡的绝非模仿传统西方的农-牧模式，而是中国式的、小规模的、使用新时代的技术的模式。用粮食舍饲圈养牲畜本来就比放牧食草用地少得多，加上秸秆养殖和甜高粱等方法可能起的作用，当更加如此。在这样的种-养结合模式之下，食物产品和消费的结构虽然类似于传统西方的粮—肉兼重模式，但是其经营规模、技术、逻辑都很不一样，符合今日中国的客观情况，也是后工业时代科技条件下的可行模式。
[10] 另外，例见哈耶克2003。
[11] 这几点基本认识可以见于诺思1992。
[12] 关于80年代中后期的乡（镇）、村政权体制改革，见赵树凯《县乡改革的历史审视》载《中国发展观察》，2007，第7期（
www.drcnet.com.cn）
[13] 例见贺东航2006对闽南某县（改市）的扎实经验研究。
[14] 如此的分析例见David Li 1998的综合、总结性讨论；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0？
[15]这样的事实也说明，改革时期的发展显然起码一部分是在其前的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党政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形成的；两个时期的“制度”其实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经济上的连续性更无庸赘述：没有毛时代的基础建设和重工业发展，便不可能有后毛时期的多元发展。这一切都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和信念。
[16] 萨克斯的理论例见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胡永泰 杨小凯2000。
[17] 关于这一点的初步探讨见黄宗智2007a。
[18] 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07b; 亦见黄宗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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