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其建置沿革与整个贵州的政治形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贵州自古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秦始皇统一
中国以来，贵州即有
行政建置。但是，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就全国来说，边疆落后于中原；就西南地区来说，贵州的发展又不及四川、云南，就贵州境内来说，黔北、黔东、黔西、黔南各地的开发，又有先后快慢之差。秦汉至魏晋，今贵州虽有郡县之设，但边疆的郡县显然与内地的郡县有所不同，不惟治所稀疏，数百里之间仅有一、二据点，其间多有不能治理之地，而且社会进展迟缓，部落林立，酋长当政，中央政府无法掌握当地的
人口、赋税，流官统治很难深入。唐、宋时期，黔北及黔
东北较为进步，设有思、播、费、夷、叙、锦等“经制州”；黔西多是少数
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如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等；而黔南不过羁縻而已。唐、宋的“羁縻州”，与内地的州县建制迥异。据《宋史•南蛮传》记载，“羁縻州”大都“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既无一定治所，又无固定境域，部落组织依然如故，惟其首领被加封为刺史等官，在名义上保持着对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而已。因此，自秦迄宋有关贵阳地区政权建置情况，若明若暗，文献所载多不具体，大抵只能根据后世史家的推测，言其概略，无法一一确指。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在今湘、鄂、川、黔边地置黔中郡，是为今贵州有行政建置之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取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黔南部分地方或属象郡。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当时，今贵州地除黔东而外，大部分属“南夷”范围，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虽云“耕田，有邑聚”，
人民多以农业为生，但因山川梗阻，
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故称“巴、蜀徽外”。“南夷”地区，有君长数十，互不统属，其中夜郎最大，自雄于西南一隅，不与中原交通。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唐蒙奉令晓谕夜郎君长，约为置吏。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年），置犍为郡，以此为据点经营南夷”地区。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地方基本纳入版图。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牂牁郡领十七县，即故且兰、锞封、蹩、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棄、句町、进桑。故且兰、鳘、平夷、谈指、夜郎、毋敛等县一般均论定在今贵州境内。贵阳之地在胖舸郡境内亦无异议，然属何县却有二说。莫与俦、郑珍主夜郎说，莫与俦《贞定先生遗集•汉且兰故地考》云:“《宋志》计夜郎太守治夜郎，去宁州治较牂牁太守治万寿县近五百里，知今安顺一府及贵阳府之贵筑、定番、广顺二州、长寨厅皆夜部县地。”郑珍《巢经巢文集•牂牁十六县问答》从此说。洪亮吉主且竺说，所著《贵州水道考•玩水考》云:“检诸地志，贵筑、贵定、清乎皆注故且兰地”。二说长期并存，至今尚无确论。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平定“南中”，重新划分郡县，以且兰、谈指、夜郎、毋敛、蹩、平夷属牂牁郡，其余各县分属于建宁郡和兴古郡，而统辖于庲降都督。不言而喻，今贵阳地区此时仍属牂牁郡。
西晋，又将牂牁郡分为夜郎、平夷（后改平蛮）、牂牁三郡。以谈指、夜郎两县地属夜郎郡，以鳖、平夷两县地属平夷郡。以且兰、母敛两县地属牂牁郡。西晋时，治所渐密，在牂牁郡内增设万寿县，《晋书《地理志》载牂牁郡有万寿县，洪亮吉《洪北江全集•东晋疆域志》说:“万寿，《沈志》：晋武帝立。”后世学者多以为万寿县治今贵阳，莫与俦《贞定先生遗集•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云：“此县当从且兰分出，据王隐《地道记》云，且兰有沅水，则所分万寿县者，盖县之北境，方国瑜《汉牂牁郡地理考释》认为此说可取，并云.•“万寿应在且兰之西，兹释且兰城在都匀，则可释万寿城在贵阳。万寿即分且兰之西部设县，疑贵筑、贵定、
龙里为万寿县地。”然《贵阳府志》认为“万寿山在今石阡西二十里乐桥，晋万寿县当在其左右，或即今石阡府也。”
东晋时，牂牁郡领六县，曰万寿令、且兰令、故毋敛令、晋乐令、丹南令、新长令。《宋书•州郡志》云:“万寿令，晋武帝立”，“晋乐令，江左立”。语焉不详，后世学者多有推测。《贵阳府志》认为晋乐县治清代贵阳府，其文曰晋乐在今贵筑县北十四里都喇营。贵筑南有镇罗山，盖即晋乐之南界山，晋乐语讹为镇罗也。”王燕玉《贵州省各市县沿革》则谓：“东晋成帝咸和八年，于牂牁郡西部上段置晋乐县，即今市地（按：指贵阳）。后罗罗族谓贵州城曰更糯，乃晋乐之音沩，今市区有进鹿坡，乃晋乐之音转。”
南齐武帝时，分武陵郡中南部置东牂牁郡，将前代牂牁郡加“南”字以区别。《南齐书•州郡志》说:“南牂牁郡：且兰、万寿、毋敛、晋乐、绥宁、丹南。”贵阳之地属万寿抑或晋乐，尚难确定。
入唐以来，今黔北、黔东因地近四川、湖南而大有开发。天宝以后，南诏崛起，“爨部”东移，唐朝的统治被迫向东北收缩，黔南成为唐与南诏对峙的缓冲地带，地方势力乘机抬头，东谢、西赵、南谢、西谢、牂牁诸雄并起，唐乃立五十一羁縻州以为约束，初隶于江南道黔州都督府，后改隶于黔中道黔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曰：”黔州下都督府，隋黔南郡，武德元年改为黔州，……四年置都督府，督婺、施、业、辰、智、胖、充、应、庄等州。……今督思、辰、施、牢费、夷、巫、应、播、充、庄、胖、琰、池、矩十五州。其年置都督府，置庄州都督。龙景四年，以播州为都督，先天二年废，复以黔州为都督。天宝元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督施、夷、播、思、费、珍、溱、商九州，又领充、明、劳、义、福、犍、邦、琰、清、庄、峨、蛮、掸、鼓、儒、琳、鸾、令、那、晖、郝、总、敦、侯、晃、柯、樊、稜、‘添、普宁、功、亮、茂、龙、延、训、卿、双、整、悬、抚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勋、姜、袭等五十州，皆羁縻，寄治山谷。”《新唐书•地理志》称江南道有羁縻州五十一。对上述羁縻州，史书仅胪列其名号，而无注释，明、清方志或以为贵阳之地唐属胖州或矩州，宋代史书未言及此事，《寰宇通志》及《大明一统志》皆含混其辞，但有“历代叛服不常，未有建置”，“本西南夷地”等语云云。（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谓贵州宣慰司“唐为牂牁国，武德三年改牂州”，唐代胖州治今贵阳之说由是而生，（嘉靖)《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皆从其说。
自《贵阳府志》出，始有矩州之说，志云:“矩州治今贵阳府城，贵州为矩州之音转。”又云:“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资阳府志》纂者邹汉勋氏又以四方河“水方如矩，故名矩州”证之。二说虽各有理由，但证据都不确凿，只能存疑待考。
宋朝抱定“北有大敌，不遐远略”的方针，仍于乌江以南立四十九羁縻州隶于夔州路绍庆府。对于宋代在今贵阳地方的建置，更是众说纷纭，或云贵州，或云矩州，或云大万谷落总管府，或云黑羊箐。但贵州之名始自宋代业已无疑，元八番顺宣元慰司副宣慰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云:“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僚种落杂处，叛服不常，我国大军徇其地，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嘉靖）《贵州通志》著录《安氏家传序》中有《宋太祖敕普贵书》，其中有“唯尔贵州，远在要服”之句，又（嘉靖）《思南府志》著录《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碑》有“隆朝辞加贵州防御使”语。据此，（康熙）《贵州通志》云:“宣和元年，祐恭加贵州防御使。嘉定庚午，以宋普贵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见于此。”《贵阳府志》持矩州说，并认为《元丰九域志》所载之短州及《宋史•地理志》所载的知州皆是矩卅之误。《贵阳府志》又有黑羊篝说，其言曰：“唐时，杨立信以征黑羊黑羊箐授官。黑羊箐，今呼为黑羊井。唐末宋初之时，罗、宋二氏互争，宋氏呼矩州为黑羊篑也。《寰宇通志》持大万谷落说，其言曰：“宋开宝间，于大万谷落置总管府.嘉定间，移府治于司治（按：司治指贵州宣慰司治，即今贵阳）。”《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皆从其说。权衡诸说，当以贵州说为是。
以上为秦、汉至唐、宋今贵阳地带建置之概略，诸家之说犹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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