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浙江：省管县的诱惑（转） [复制链接]

图片:钱清.jpg

绍兴县经济最发达的钱清镇，省管县改革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在很多地方还在研究省管县的时候，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开始了第五轮攻坚，并于近期开始收尾。在这里，外界看到了省管县改革的诱惑。
接连两天，浙江省发改委城乡体改处不见一人踪影，办公室主任陶国胜对此却见怪不怪：“又去开会了，他们很忙。”
洪荣喜是城乡体改处的处长，他已记不清自己参加了多少次以“扩权强县”为主题的省级会议了。
这是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当天，浙江省政府召集了一次大型碰头会议，其目的便是确保浙江第五轮改革在4月底前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安徽省政府考察团到达浙江，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在这里与广东省政府的调研队伍“撞了车”。
两支人马远道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向浙江省管县改革取经。
通病
审批麻烦，这是目前中国大多省份面临的一个通病。先前的浙江也不例外。比如，一个地方企业若想申请出口经营权，需要跑遍工商、海关等多个部门，一般到拿到证得6个月之久。
因为这类问题，河北今年初也发起过大讨论。2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曾在干部作风大会上大发雷霆：“办理一个房产项目手续，要用一年多甚至三年时间，盖166枚公章，涉及94项收费，除非我们的地底下是金砖，否则谁还来我们这里搞开发？”
这类“公章围城”问题该如何解决？《河北日报》在讨论时提出：向浙江的省管县学习。
浙江的省管县改革，普通人所知并不多，但浙江人的骄傲却闻名全国：作为全国省域面积倒数第三的省份，多年来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三分之一的席位。
功劳之一就归于浙江从1992年开始的省管县改革。此改革的内核就是放权，也是挂在政府嘴边上的强县扩权。
不过，有放就有收，有扩必有缩。强县扩权，在现实中必然会遇到利益冲突与博弈。浙江的改革开始就招致了市县两级的“不满”。
放权
省管县的改革进展到1999年，浙江已经展开13个试点。这时，随着试点的逐渐推开，阻力也越来越大。
当时，失去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市级政府，因为“官变小了”、“权力没原来大了”，开始出现抵触情绪；而获权的县级部门，虽然尝到了甜头，但因为没有增加相应编制，工作压力陡增，也开始闹意见。
于是，省政府被夹在了中间，将市、县两个“孩子”轮番哄来哄去。
在现实的压力下，省里最终做出了“扩权与削减并行”的决定，大幅削减审批事项。可实际上，当数量纷繁的省级权限摆在面前时，人人都犯了难——多达3251项的权限该减多少才合适呢？
“只要不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先砍一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明确表态。之后，全省连续实施三次革命性减权，省级审批权限锐减到630项。
现在，经过四轮强县扩权后，目前浙江的县级政府拥有了几乎可以与市级政府相当的经济管理权限。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是省管县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我们现在已开始第五轮省管县改革，这次将‘强县扩权’变为‘扩权强县’，欠发达的‘弱县’也是关注的重点。这意味着此次扩权将覆盖全省所有县和县级市。”
据沈建明介绍，第五轮改革将继续下放443项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按照既定的计划表，这轮改革将于4月底结束。
说到此处，沈建明点燃了一支烟，明显地提高了自己的音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接着放权！”
强镇
除了不断“强县”外，浙江的改革已走向更深层面，那就是“强镇”。
全国十强县绍兴，高楼大厦毫不逊色于大都市，但它与义乌一样，曾被形容为“大人穿着小孩子的衣服”。当经济膨胀起来时，商业银行仍不能在县级市设分行，海关、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也没有县级设置机构。
2002年，绍兴被确定为放权对象后，终于换上了合身的“新装”。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其下属的19个镇也为自己穿不上一套合身的“行头”而不停地叫嚷。他们希望扩大后的县权，能将涉及中心镇的社会及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自己手中。
在这19个镇里，财政收入过亿元的便有10个，像钱清镇，2006年上交税收近5个亿，回到镇里只有6000万元。
浙江省城乡体改处处长洪荣喜常到下边调研，他对此深有体会：“镇里挣的钱大多交上去了，自己的公共建设就没钱花了。行政执法权集中在县里，那乡镇管理在某些领域就出现了空白。”
洪荣喜的话正应了当地乡镇领导经常的抱怨：下面是天大的责任，巴掌大的权力。
绍兴县平水镇曾有一位鱼塘承包户，因为附近印染厂排污，他养的鱼都死了。但镇里没有执法权，无权查污。这样的事件只能报告县环保局，但县里往往因为人手不够，顾及不全。“但如果发生严重的污染事件，镇干部却脱不了干系。”平水镇一位负责人抱怨说。
针对这一现状，2007年5月，浙江省在“强县扩权”基础上，开始推进“强镇扩权”。在绍兴，县里的部分职能部门，分别与中心镇签订了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将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等职权全部下放到镇。而且，镇里还享有相对独立的财权。
事权、财权的蛋糕重切之后，钱清镇每年的可用资金由6000万元，大幅提升至现在的3亿元，其中公共建设投入由2000万增加到1.5亿。钱清镇党委书记谢兴长说：“换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立法
现在，针对省管县改革中的问题，浙江又开始了另一个动作：立法规范。
“在改革中我们发现，依靠政府文件对省市县关系进行界定仍比较模糊，需要运用法律对权力进行重新配置，让县级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能。”浙江省法制办立法二处处长童剑锋说。
童剑锋说，草拟的相关规定就是要从法律上厘清省市县三级关系，将建立在行政文件基础上的扩权强县上升到法治高度，避免在改革中互相掐架。
该规定的精髓是，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管理职能外，其他职能原则上交由县级政府行使。网友对此评价称，三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将由“原来的羞涩变成大方姑娘了”。
童剑锋说，新规定已呈交省政府审议。如获通过，它将成为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
低调
这里的改革看起来似乎一帆风顺。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相比全国其他地方，浙江的笑容更多。不少省份深受浙江的诱惑，纷纷前来学习，甚至会出现考察团在这里“撞车”。在介绍浙江经验时，沈建明说：“正是审批事项的削减才给放权提供了可能”，此外，“浙江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不能忽视”。
沈建明提到的特殊条件是：在财政体制上，浙江自1953年以来就一直有省管县的传统，市级财政不与所辖县产生结算关系。这一财权处理的历史传统，为浙江推行包括财权、事权、人权在内的省管县改革奠定了基石。业界人士称之为“浙江的秘密武器”。
4月24日，浙江省城乡体改处处长洪荣喜告诉《中国周刊》，该省第五轮扩权强县改革已进入收尾督察阶段。但面对频繁前来的考察团，他却持有几分谨慎：“改革还在进行中，目前定性浙江省管县改革已经完全成功，尚为时过早。”
谈到这个问题时，沈建明则将手里的香烟掐灭，他提醒说，浙江省管县的改革有其特殊性，其他省份改革，不一定非得照搬浙江模式。”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

建议一方贤弟以后把字号改改，这样有点大，看贴不是很舒服。

沿海地区可以对县级市首先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直管，不要老是停留在事权方面，应该全方位改革。

看来省县直辖的核心还是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权力的再分配，通过减少行政环节、扩大县级行政单位的自找管理权来实现。而且最赞成的就是由“强县扩权”向“扩权强县”的转变!

对头，行政审批制度也应改革，

应该再彻底点！浙江真能改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