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后天津的经济地位受到了北京的巨大冲击
解放初期，天津经济依然保持了快速的发展。据统计，“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 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非常快，“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谷书堂：《天津经济概况》，第19－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然而，195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都强调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天津在北方原有的经济中心地位，遂受到了来自北京等地的巨大冲击。
自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京借助其政治中心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打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旗号，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到 1960年代，北京就“由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已有140个门类，形成了以冶金、化工、汽车、电子、机械、建材、轻工、纺织8大行业为主，各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谈到理由，相关专家似是而非地说，“从国际上看，伦敦、巴黎、东京，包括莫斯科等城市，无不以先进的工业为依托。如果工业上不去，北京断难顺利步入知识经济的发展轨道”（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12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
那么，北京取代天津而成为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后，带来了那些客观结果呢？
从经济效益上看，“当前，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112页）。
从生态效益上看，“据分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大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第68页）。
从理论意义上说，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适当发展一些工业，转变单一消费城市的性质，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如果过多地发展并没有多少合理性的重工业，以至同老化工基地天津、老重工业基地唐山争原料、争水源、争动力、争市场，结果不仅直接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额浪费和环境污染，也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应有职能的正常有效发挥（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68－269页）。
从对华北经济的辐射效果上讲，“京津地区地处要冲，物产丰富，本来是极有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但这么多年下来，京津并未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不仅如此，曾经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天津还更加衰落了，而怀抱京津两大直辖市的河北不仅没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整个华北地区，北京看起来一枝独秀，而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渐式微，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其实，岂止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北京同样也是不堪重负。……北京过分发展工业也让整个华北吞下苦果。放眼华北，我们几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发达的城市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比较一下北京郊区和广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区，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消耗了华北平原大量的资源，不仅没有给华北平原带来富裕，相反，把生态环境恶化留给了他们”（青岛新闻网：《改变自身发展拖累周边省市 北京不做经济中心》，2006-01-17，
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6-01/17/content_5901746.htm）。
显而易见，北京争做经济中心，既不能促进其自身的良性发展，更无助于带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建设。长此以往，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天津为中心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
从现代物流的实际情况来看，海运依然是世界市场上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运输渠道，因此，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也好，发展现代工业也好，无不把目光盯在海上运输比较便利的沿海港口城市。发展临海产业带和临港产业，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做法，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茅伯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港口－腹地关系演变的新趋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未刊稿）。
作为北方经济最具活力的北方地区，实在应当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大力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利于调动北方各城市经济积极性的做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的主导作用，恰当定位各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沿海港口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支点和桥梁作用，积极发展临海型产业，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天津、大连、青岛3个港口城市为龙头，以天津为主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副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中国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 “增长极”。
关于北京的定位，我们非常赞同王岐山市长的说法，那就是，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
事实上，从国际上看，不做经济中心丝毫不会影响首都作用的正常发挥，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它们都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北京争做经济中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
从学术规范上讲，有关北方经济中心问题论述的目的，决不应该局限在某一具体城市的狭隘私利上，而要着眼于北方广大地区经济优势的最大发挥和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上。所以，北方经济的中心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只有交给北方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实践进行检验。从近代以来北方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以天津为中心才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