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六）
——苏南的滑落及其回溯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
化加速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
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
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
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
时昆山还很平庸。沙洲张家港也才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
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风光和
财富最实惠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
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
。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
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甚至还是江苏
的耻辱。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内生的自动。这样，常 ＲＡ煜 镇江地
区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95年风光最无限的
颠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而对这种突变，江苏花
了三年才得以清醒，再经历两年才得以重新焕发。而白白逝去了宝贵五年的苏南一觉醒来猛
然发现先发的资本优势已经不再，自己在很多指标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本来需要俯视甚至不屑
的浙江、福建和广东。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
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
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
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蹬三轮的外地
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
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
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
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
民。长期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
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
肚明地袖手旁观。1990、1991年间，全国小煤矿因使用柳市不过关的电器产品而接连造成瓦
斯爆炸，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巨大激荡。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宋平等在内的中央主
要负责人接二连三地来到温州，来到乐清，来到柳市，来到西园村，或者莫不做声，或者皱
紧眉头，这种压力不可谓小，倘若出现在其他省市，柳市必然彻底衰落，从此一蹶不振。但
浙江省官方的精明难以描述。后来的情况也不言而知了。温州从此开始远离假货，而这政府
的引导显然功不可没。直至今天，到温州、乐清去，一些知情的干部还会在言语中不由自主
地流露出对刘锡荣书记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温州主政者的怀念。虽然江阴也会有干部发自内
心地留恋成强书记和吴新雄书记的时代，但两地的政府发挥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形式显然不
一样。民间与政府关系的差异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优劣互转的关键。这也是理解江苏和浙
江今日经济和发展差异的重要视角。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和省内被迫北上作秀般的扶贫，经济也软
着落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
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
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
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
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理梳。中国大一统的政党治理格局和行政权力结构决定了政府内部虽有
很多想法却只能外露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的声贝未必最高，但在纷纭芜杂的民间声音面前，
它集中而干练，终而形成了一两拨千斤的气势。这里面确有一种神秘的机制。承认便是服从
，却不是束手无策。这是不能无视政府作用的关键。因此，一地官方外露的声音正错与否直
接关涉到地区能否顺利发展。只要政府的行为顺应了区域发展的实际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从
善如流的恢弘场面。反之，万马齐喑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中国历代平民百姓一直期待明
君圣主的机制根源。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巨大破坏能量也就来源于打破这种神话的客观要求。
把整个社会的思想局限于一个声音风险太大，一旦错了方向，到时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着
滑向悬崖和深渊，暗暗的却又无辜地分享和消化衰落的痛苦。
经济上的一个模式的危险同样在此。“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总在不停地摆转，令人眼
花缭乱，失去定力。多种思想的并存是思想自由的内在含义。同样，多种经济模式的并列也
是经济活力持久迸发的导因。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
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
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最主要动力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
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
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
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
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
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
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希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
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压制，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
的路途的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
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
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
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成为会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
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这不仅是苏南而且是江苏
全省的悲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政府始终无法介入。当家
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
当合作企业作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鳍利的一面。无论浙江政府
还是江苏政府皆是如此。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
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
在中央三令五申中的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仍然打而不灭。尽
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
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
尝胆。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
城鞋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和今日已让人“千万不要相信的”河南
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
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
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
，资本之巨却足另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类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
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
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
相反，在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企业规模远
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
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为当地
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
这也是直至如下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
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
起来，温州这种形式中个体需要冒领的风险超出想象。在1980年代，苏南在外的基本都是乡
镇企业的采购营销人员。而温州在外的大多是盲流式的手艺人和投机者。并且后者人数远多
于前者。由于前者是为企业办事，因而，渎职和个体腐化行为相对更多。后者是为自己的未
来打拼，干劲十足，纵有纸醉金迷的自我放纵，但腐化往往是向别人的行贿投机的手段。单
就这些而言，前者即使企业规模在增加，也没有后者不择手段地扩张来得快。
任何模式都逃不过优点和弊端的二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也都如此。当今的江苏和浙江的
经济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者的优缺点。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
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
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
人却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曾经的温州假货漫天
飞，台州骗子遍地走，把建立在损害外地他人利益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今天的由大量外地民
工承担最艰苦的蹬三轮和最脏苦的行为实质是用恶劣的劳动环境客观奴役外地民工和盲流的
资本再殖，也都源于此。可是泛老板化的光环背后，已经没有人会去在意它的秘密和曾经的
丑陋了。
有为的政府勤勉地行为为当地的当下发展带来无限光环的同时却为随后的缓慢发展或相对停
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这在
教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今天，更该值得当下政府的警惕。
（待续）
草于6月11日、16日输入于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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