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从小在汉区读书的彝族人，我从小受到汉族同学和老师的偏见与爱护已经太多，因此向来不喜欢专说凉山彝区的问题——只会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和更多的误解，毕竟清醒的人是少数。我写这类文字最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彝汉网友的两面夹击。不过这次凉山童工的新闻，关注的朋友挺多的，单是微博就有无数友邻@到我。那我就写点吧。
总述：
凉山地区的童工、毒品等问题是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内卷化(involution)所造成社会问题的一种体现。凉山因其“内地边疆”的状态，使得很多现象有放大效应，对内地的影响也相对较明显。
边缘化与随之形成的社会屏障使得凉山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形成了社会问题的温床。内卷化的现状，使得凉山腹地无法自行发展升级，同时单纯的物资支援也效果甚微，反而造成了“逆向选择”。
此外，三线建设等历史工业布局造成的“嵌入式经济”对凉山等民族地区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
政府应当把加强职业教育和双语教育作为扶贫和促进民族团结的手段，同时重新审视并改善民族地区工业布局的“嵌入”性质，使其成为当地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桥梁。
1.凉山在哪儿？童工从哪儿来？
凉山在哪儿？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17县市。没错，不过这是现代的政区概念。凉山这个词至少还有地理、文化和历史政区三个含义。搞清楚这些，对我后面要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
地理上，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可以统称为大小凉山。文化上，凉山在彝族文化里指彝语北部方言区，这也包括云南宁蒗等地。历史政区上来说，1952年成立的西康省下辖凉山彝族自治区，含11县，后改称凉山彝族自治州。1978年，凉山州与西昌专区合并，原凉山州下辖马边县、峨边县划归乐山地区。这样一来，原来老州下有9个县留在了新自治州：昭觉、布拖、金阳、普格、喜德、普雄(后并入越西县)、美姑、雷波、越西(原称越嶲)。这就是凉山的“老九县”。这块地区就是中国汉语方言地图上，西南官话区范围当中那块孤岛般的空白区域。
“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3500米的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汉族人口比例低(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
近古以来没有或较少受到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
交通极为不便
土地肥力及产能极低
工业、商业极不发达
而这五个特征又以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为最。
凉山童工就是来自上述地区，这些地区也凉山毒品最为泛滥的地区，同时也是受教育程度、GDP、人均寿命、新生儿死亡率等等指标最差的地区，自然也是工业化程度及货币化程度最差的地区。
2.凉山都很穷吗？有多穷？
凉山州下辖17县市，几乎是两重天地。安宁河谷地区，特别是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会理县等，工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教育水平基本与内地中等县相当，西昌市的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内地不少中等水平县或县级市。
而老九县地区，特别是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的水平，甚至在西部地区都是极为落后的。民众的主要收入是农牧业生产成果，不仅产量低，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而且货币化程度更低。有些乡村刚好达到温饱甚至温饱都是问题，没有鞋穿、没有裤子穿的小孩不算罕见。服装严重不足，长年没有新衣。很多成年男子的主要御寒服装就是一件长年穿着的羊毛织披毡(彝语称Vála，当地汉族称为擦耳瓦)。民众主要食物是土豆或荞麦，部分地区也出产玉米，很多地区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严重不足。卫生及医疗条件极差，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内地和西昌等地。人畜混居、半混居(同楼不同房)的情况十分普遍。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极低，主要靠转移支付发放公务员薪金。
3.“老九县”那么穷，是如人所说，因为“彝族人很懒”吗？
很多到过老九县的内地朋友，都有一个印象，“彝族男人太懒了”：白天晒太阳、晚上酗酒，最喜欢赶集日到集上喝酒、赌博，不劳动、不学习。
这些说法虽说只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面，并非全景，也有误解，但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不过，这些现象只是当地彝族社会，生产凋零、秩序崩坏的表象，不是贫穷的根源。换句话说，即使这些民众“勤劳”起来，生活水平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说：现实和历史。
现实来讲，解放后，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产能力极低，不论如何劳作，产量已经很难大幅提高。传统上，正因为土地肥力低，凉山地区长期采用“轮耕制”：一块土地耕作数年后肥力已尽，便抛荒另开新田，数年后，等土地肥力恢复后，再复耕这块土地。另外，秋冬季气温很低，冬季休耕时间很长。现在不能轮耕，即使使用了化肥、地膜等产品和技术，产量也不再有大幅提升。相反，因为生产技术提升，而生产规模和产量无法提高，很多传统副业，如采伐、狩猎等，又不能大规模开展，民众的空闲时间反而迅速增加。这个不仅是男人，女性也相应地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只是女性不太抛头露面罢了，更有子女的牵绊，一般外人是看不到了。不然，恐怕就不光是“彝族男人懒”的评价了。
从历史上来讲，彝族大规模进入凉山是在南诏后期和大理时期，元朝时已在凉山地区形成规模，元朝政府因此设立了罗罗斯宣慰司。元明以降，凉山彝族社会分化为土司、贵族、平民、奴隶几个阶层，并形成了相应的种姓制度。直至民主改革(相当于内地的土改)时，土司大概占总人口的1%，贵族大约7%，两者合为统治阶层；奴隶大约5%~10%，完全无人身自由；其余均是平民，属于半自由，需依附于统治阶层。社会生产重大事项由统治阶层规划，各户分别完成(不少贵族虽有高种姓，但实为自耕农)。在统治阶层的规划中，平民中有社会分工，特别是生产及手工业方面的分工。
民主改革之后，一刀切的模式使得所有被解放平民和奴隶必须成为自耕农，各项社会分工全面消弭，但由于生产水平并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虽然有极左的工作人员挑唆原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的问题，但社会秩序和与内地联系两方面，没有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及安宁河谷地区生产力水平骤然提升，社会发展大幅前进。而老九县地区发展依然迟缓，形成了重大差距。特别是90年代前后，基本已经和内地及全国的发展脱节。剩余劳动力增加，面向这些地区的招工减少甚至绝迹，相应地便是各类社会问题丛生，毒品问题正是这个时期最为猖獗。没有工作、没有新型收入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是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
4.既然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四川就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嘛。
老九县地区历史上与中央王朝接触少，汉族人口比例低，因此劳动力的汉语、汉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几乎为零。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雇主明显不会主动雇佣老九县来的不会讲汉语、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相当长的时期内，老九县出去闯荡的年轻人都是失败而归，一定程度上是加深了民族误解和民族隔阂。而凉山其他县市和其他彝区在外打工的人群并不在少数。
同时，因为基础教育程度等原因，这些劳动力在外培训和提升的障碍也是非常大，劳动力人口靠自身能力提高素质的大门也基本关上了。
在这里，语言、文化壁垒就成为了现实的经济屏障，经济屏障最后就是民族隔阂。如果说凉山毒品泛滥是剩余劳动力造成当地社会混乱的表症，那么凉山小偷在外偷盗猖獗，便是经济屏障和民族隔阂倒逼出的社会混乱的输出。我可以举个例子。攀钢不少工厂在彝区，但是攀钢基本不招收彝族工人。周边的彝族青年对攀钢存货进行偷盗，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带有民族情绪：你占我的地，开地下的矿，还有大量汉族移民，我一点收益都没有。相反的攀钢的职工会觉得，彝族人素质低下，以偷盗为生，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隔阂对立，只能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凉山童工的出现，正好说明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新生代彝族劳动力的变化。深圳等地的工厂雇佣凉山童工的背景正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雇主不得不想方设法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这样才有了对边远地区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新一代的彝族青少年接受汉语教育较多，汉语水平大幅提升，也多少达到一些用工要求。如此才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关系，才有凉山童工的舞台。
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童工可以来上工，他们的兄长和父母呢，为什么不能来？谁愿意让未成年的儿女去天涯边的异乡？可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不会汉语、不懂汉族文化、没有现代生活经验的父兄，哪个雇主又会雇佣他们呢？如果说真的是彝族人懒，那这些远走他乡的孩子们又算什么？他们也是懒吗？他们父兄又懒到要剜却心头肉吗？
5.那老九县的彝族人不能到西昌这些近一点的地方打工吗？那里也有彝族人吧。
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西昌以及其他邻近地区工业布局的主体是在当年三线建设的基础上，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追加投资形成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国家布局的产业。这些产业一直延续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弊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是“嵌入式经济”，和当地的联系非常有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攀钢这一类的大型企业，早期的员工基本都是内地的移民(所以攀枝花市区的方言都是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杂音)，后来要解决这些移民子女的就业问题，需要技术升级，这都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不能进入。事实上，移民子女也并不能都安排就业，这些子女当中出现了一批社会青年，对当地社会也造成了重大问题(90年代攀枝花的治安就相当差)。
当然也有一些彝族老板，之所以我称为“老板”而不是企业家，是因为这些人的发迹，不是靠的企业运营，主要是靠开采资源(如矿产、果木、林产等)，其结果是这些企业的用工条件非常差，像开矿还意味着对身体的伤害。同时，所占经济总量比例小，社会影响力有限。
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迹象。现在西昌的不少个体餐馆虽然老板是汉族人，但是服务员不少是邻近地区的彝族青年(女孩居多)。主要原因还是雇佣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工资低。但即便如此，彝族青年还是想尽办法争取这些工作机会。不过，这些用工容量远远无法消化我前面提到的剩余劳动力。
6.可是我们身边也有彝族同学同事，好像不是你说那样啊，不懂汉语汉文化什么的？
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些凉山童工一类的问题，主要出现在老九县地区。中国境内彝族人口拢共有700到800万。北部方言区有大约200~250万，其中老九县地区大约占其中三分之一。而且即便是老九县这几十万人口中，能到内地读书工作的，都是汉语学得比较好，有一定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的青年。所以我们一般能遇到的彝族青年都是各地彝族中的这类人。相反的，90年代在成都，最可能遇到的是彝族小偷，现在在沿海工业区，还很可能遇到彝族童工。
可是时代在变。如果说成都居民对当年彝族小偷依然记忆犹新的话，现在成都年轻人除了在西南民大，最常遇到彝族人的场合恐怕就是小区门口的讲着彝腔汉语的保安了。彝族男生体格好、性格憨直，在很多小区做保安做得十分称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