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陈卫、张凤飞《人口研究》2022 第4期P46 《中国人口的初婚推迟趋势与特征》 中国的初婚年龄自1990年代以来，除1999～2001年出现短暂下降外，其余时间均处于持续推迟之中(见图1)。全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59岁上升到2020年的 29.38 岁；全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1990年为22.15岁，2020年推迟至27.95岁。在这30年里，第一个10年间(1990～200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推迟1.52岁和1.13岁；第二个10年间(2000～201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速度都明显减缓，推迟幅度分别降至0.64岁和0.72岁；第三个10年间(2010～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大大加速，推迟幅度分别提升至3.63岁和3.95岁
30年来，中国各类人群的未婚比例曲线都发生了右移，右移的区间一般发生在20～35岁。1990年，90%以上的女性以及70%的男性会在25岁之前进入婚姻，但到2020年，超过一半的女性在25岁之后才进入婚姻，而男性到30岁依然有近30%还未结婚(见图2)。Jones(2010)曾提出“普婚”的标准，若45～49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不足5%,可视为普婚型社会，因此在研究中，一般将5%作为“普婚”和“不婚”的分界线。纵观中国30年来的婚姻模式，虽然人们进入婚姻的速度减慢，但45～49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一直低于2%,故中国普婚社会的特征并未改变。
未婚比例随年龄提升而下降的速度变化可以帮助理解初婚推迟的过程。若年龄每提高1岁，未婚比例的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可以理解为在该年龄组适婚群体会快速进入婚姻；若未婚比例的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但小于10个百分点，则说明在该年龄组进入初婚的速度已经放缓；若未婚比例的下降不足5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初婚推迟基本停滞。以此为依据来观察中国人口进入初婚的速度能够发现，从1990年到2020年，城市男性快速进入婚姻的年龄从22～26岁后移至27～28岁，缓慢进入婚姻的年龄则从27岁后移至29～31岁；城市女性快速进入婚姻的年龄从21～24岁后推至25～27岁，缓慢进入婚姻的年龄则从25～26岁后移至28～30岁。由此可见，虽然在35岁之前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婚姻，但是快速进入婚姻的迫切感有所削弱。城市男性未婚比例降至5%以下的年龄从1990年的33岁上升到2020年的42岁，而城市女性未婚比例降至5%以下的年龄则从1990年的28岁推迟到2020年的39岁，皆比之前晚了10岁左右(见图3)。
与其他人群相比，乡村男性未婚比例曲线的右移幅度最大。1990年时，乡村男性的未婚比例在21～24岁下降最快，25～26岁则处于缓慢下降之中。但2020年，乡村男性未婚比例快速下降的年龄段不复存在，未婚比例从23岁开始便缓慢下降一直持续到30岁。从城乡对比来看，乡村男性30岁之前的未婚比例低于城市男性，但30岁之后开始出现反转，未婚比例逐渐高于城市男性。2020年乡村男性在45～49岁的各单岁年龄上的未婚比例皆超过5%,率先碰到5%的红线。这意味着城市的初婚推迟往往会导致晚婚，但农村的初婚推迟更容易面临发展为终身不婚的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偏离正常值且不断升高，直接影响20年后婚姻市场的性别结构，男女数量的绝对差距势必会给男性造成婚姻挤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34岁人口的性别比在2000年和2010年基本上都为100,而2020年明显超过100,达到106.8,尤其是乡村的性别比高达116.2。在一个增长型的人口结构中，可以通过增大婚龄差来缓解婚姻挤压，但中国将长期处于缩减型的人口结构，因而婚姻可获得性会进一步恶化。陈友华和米勒·乌尔里希(2002)曾预测中国在2010年后将经历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会有超过10%的适婚男性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2000～2020年，中国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具体到城市、镇、乡村范围内，20～34岁未婚人口的性别比都一直在110以上，且在2010年后进一步提高(见图5),这对于先赋条件本就处于劣势的农村男性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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