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是贵州流入长江的一条有名大河。其上源有二：北源之上源亦有二支，北支出云南镇雄县南，南支出贵州威宁县东北仙海，二支东流至七星关之西相会合，名六冲河，流经毕节、大方，至黔西后，名鸭池河。南源出威宁县东南以且海，名三岔河。东流至黔西化屋乡，与鸭池河汇流为乌江干流，再东经遵义、瓮安、余庆等县境，折西北，过思南、沿河两县城，至龚滩，入四川，至涪陵入长江。三岔河长361公里，六冲河长272公里，自化屋乡至龚滩，长562公里，是贵州省河干最长，流量最大的河流，横贯于贵州中部偏北。
在明、清以前，乌江一直是出入贵州东北境的一条重要通道。明王士性《黔志》说：“思、石之间，则乌江发源播之南境，下合涪江，陆与水相出入，此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也。”清陈鼎《黔游记》说：“黔中诸郡皆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观。”因此，乌江在历代有关著作中都被提到。
乌江在汉时，被称为延江，小别江，又名更始水，不详始于何时。晋以后，称涪陵水，涪水，别江。唐时，称巴江、涪陵江、内江。宋时，称内水、白沙水、涪江、黔江。至元，始有乌江之名。
乌江作为水运通道，至迟在战国之末已经开始。《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王苗裔也，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因还，以其众王滇。”《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水经注·江水注》说：“昔司马错溯舟此水（涪陵水，即延江）取楚黔中地。”由此可见，该路线系先溯乌江而南，然后步道东南越武陵分水岭进入黔中。
总之，在战国末年，乌江从涪陵上溯至川黔接壤一段已有规模较大和比较频繁的船运。
乌江下游川黔相邻的广大地区，古昔为巴人活动之地。武伐王纣，巴人曾出兵协助，受封为巴子。其地东至鱼复（四川奉节），西至僰道（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或曰：“南极牂牁”）可知，巴国南境已达今贵州乌江下游，其后，巴人势衰，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秦则攻据西境，置为巴郡。黔中在巴郡东南，包括今湖北清江、湖南澧水、沅水流域，以及乌江下游。秦统一六国后，始正式置为黔中郡。汉高祖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其中一部分属新置之牂牁郡。三国时，武陵郡初属蜀，其后属吴。西晋统治时间极短，未遑改置。永嘉丧乱之后，历东晋南朝，无力远顾，“地没蛮夷，经二百五十六年”，殆与外界隔绝。到南北朝末年，这种隔绝状态才逐渐被打破。
到隋朝时，对贵州之开发，实自乌江下游川黔两省接壤之地开始，然后及于中游今遵义、湄潭、凤冈等地，为唐朝对贵州之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务州。按置务州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思州下》曰：“武德四年置务州”。于《旧唐书·地理志·务州》，则曰：“武德元年请置。”《御览》卷一百七十引《十道志》曰：“唐武德元年，以务川当牂牁要路，置务州。”盖冉安昌之奏请在武德元年，正式建州则在四年，州治务川。务州之置，是唐代开发贵州的序幕。
总之，唐朝于武德、贞观间，对贵州的开发已由乌江中下游扩及沅江流域，并逐渐及于贵州之其他地区。因此，唐朝时对乌江下游进入贵州的基地黔州极为重视。
唐朝在黔州、务州及费州沿乌江两岸增置州县，首先反映出乌江下游航运的发展。黔州的洪杜县，本治洪杜山，后移治洪杜溪，皆龚滩以下。水流平缓，河漕开阔的敞谷地段，宜灌溉，也宜水运，后来又舍此而南移于龚滩。龚滩地当峡谷河段，两岸石坡高耸，土地瘠薄，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其原因除了更有利于解决乌江水运盘驳过滩，加快船只往来之外，很难有别的解释。务州、费州，亦在河谷狭地设置州县，说明乌江航运已可越龚滩上航至务、费等地。至此，由黔州达费州的航运贯通，从而使乌江下游船程向上游延伸三百余里。同时，务、费两州与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也逐渐开辟。
此外，也反映了土地的开垦和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设置州县、必有州县之治所，修建城池。但如唐代夷州为今绥阳、凤冈、湄潭三县地，而当时夷州所辖之县竟达十三。以当时情况而言，绝不可县县有城池。实际上，当时的州县大都“寄治山谷”，无有城池。《元和郡县图志·珍州》载：贞观十六年开山洞建珍州（今正安、道真境），与州同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隶之，“三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随所畲种田处移转，不常厥所。”据此可知，珍州所辖三县，不过是三个畲种田处，相距不过十里或二十里。则夷州之十三县，思州三十余县，亦当为十多个或数十个畲种田处。畲种田，即火耕田，放火开荒，随即下种。当时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肥料缺乏，只能以火耕开荒垦殖土地。当然，这种方法垦殖出来的土地也易于抛荒，而另畲种于他处，故“不常厥所”。因而，州县的废置也显得频繁。不过，设置州县之地，必是畲田有了基础，形成了居民点，居民相对集中。这就说明，许多地区已得到开拓，其中还有垦辟得较好的。如费州之多田县，高祖武德四年置，“即以土地稍平，垦田盈畛，故以多田为名。”
唐朝时，在这些州县编户籍，收贡赋。如夷州，开元时贡斑布，元和时贡葛粉三十斤；思州，开元时贡朱砂，元和时贡蜡五十斤；费州，元和时贡蜡四十斤；珍州，开元时贡蜡；播州，开元时贡蜡二十斤。数量虽不大，但它却标志着唐政府对这些地区不是羁縻，而是直接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多少反映出这些地区在当时已有某些手工业生产。
从历史看，隋唐时期对贵州的开发仍是十分有限的，但它仍是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作者介绍：
王兴邦，汉族，1923年4月生，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年，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发表了《张居正的改革》《论秦汉的吏制》《吏力制度的产生》《吏役的来源及代役的产生》等多篇论文，参与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参与点校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等。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