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路，上海最著名的马路之一，以格调高雅、人文荟萃、意蕴丰富而饮誉于世。
淮海路似一条长龙，横卧在上海市中心区，东起人民路，西迄凯旋路，蜿蜒十余里。春夏浓荫蔽道，四时鲜花吐艳，店肆栉比多名品珍品，道路宽阔以整洁著称。道路两侧及邻近街弄，经典建筑、名人故居、革命遗迹星罗棋布。
淮海路分东路、中路、西路，分别筑于不同时期。其中最繁华的中路段始筑于1900年，迄今正好一个世纪。
一条路也是一部历史。淮海路从晚清、民国到现在，跨三朝，历百年，有屈辱，有抗争，有迷茫，有辉煌，饱尝忧患，阅尽沧桑。
让我们将这凝重而又多彩的一册从头翻起吧！
淮海路是自东而西相继筑成的。东路先筑，中路次之，西路最后。三段道路的修筑，都与法租界有关。
上海开埠以前，城市重心在县城，今卢湾区及其以北、以西地区，皆为溪涧纵横的农田，三数村落，散布其间。从芦家湾、淡井村（今永嘉路东段）、顾家宅（今复兴公园）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地名中，我们还能依稀想像出当年的田园风光。
1843年，依据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法国人取得在上海等通商五口居住贸易、租地建屋的特权。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商定《上海土地章程》，上海英租界设立。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在与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 1805-1868)磋商后，同意辟设法租界，其四至为：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东至广东潮洲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这是法租界的最初范围，面积986亩。以后，上海县城以北、以西地区逐渐城市化，但到十九世纪末，今淮海路地区仍较冷落。
法租界建立以后，多次扩张。1898年，法租界强占四明公所，激起寓沪宁波人强烈反抗，酿成血案。官司打到北京，经法国驻华公使毕盛（S.J.M.Pichon）与总理衙门交涉，达成协议，其中一条规定法租界当局可以在四明公所地面上开筑交通上所需的道路。四明公所地在小北门外，今淮海东路东端、永寿路以西（今大境中学校址），是寓沪宁波人暂厝灵柩的地方。1900年1月27日，法租界西界推至顾家宅和关帝庙浜，即今重庆南路一线。这年1月30日，上海道余联沅与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达成解决四明公所事件协议，言明法租界可以按照原定线路修筑宁波路。宁波路即今淮海东路。其后，法租界顺宁波路西进，筑西江路、宝昌路，其交接处在今重庆路，东为西江路，西为宝昌路。1906年10月10日，西江路、宝昌路统称宝昌路，是为今淮海中路。法租界有以人名为路名的习惯。宝昌为法租界公董局重要人物，从1881年至1907年连任15届董事，其中任总董5届。
民国初年，法国再次谋求扩大租界。1914年，袁世凯政权以法方允许中国警探在法租界内自由逮捕人犯（实为革命党人）等条件为交易，满足了法方扩界要求。这年4月8日，交涉员杨晟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甘世东（Gaston Khan）签订上海法租界外马路划分警权协定。至此，今重庆路以西、华山路以东淮海中路地区，均被划入法租界管理范围，城市化速度也由此大为加快。1915年6月21日，宝昌路更名霞飞路，以法国名将霞飞命名。1943年10月8日，更名泰山路。1945年10月，更名林森路，以纪念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67～1943），以西藏路为界，分别称林森东路、林森中路。1950年5月25日，更名淮海路，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西藏路以东部分称淮海东路，以西至华山路部分称淮海中路。
淮海西路东起华山路，西迄凯旋路，始筑于1925年，系法公董局越界所筑，原名乔敦路(Jordan Road)，以英国驻华公使名命名，1933年改名庐山路，1945年更名林森西路，1950年更名淮海西路。
淮海路初筑时（西江路、宝昌路）均为泥石路面，后来陆续铺设块石。1902年起，遍栽从法国引进的悬铃木树作为行道树，上海人习称“法国梧桐”。1908年，开始行驶2路有轨电车，这路电车通行整整60年，到1968年才停驶。20年代，淮海路改建为柏油路面。1926、1927年，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相继开通30年代，改建水泥路面。50年代以后，屡加修建，提高路面，加大排水功能。1960年开通26路无轨电车（今126路前身）。1992年，因营建地铁工程，地下管线全面重铺，并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
淮海路地区的开发与发展，适逢上海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机会。
上海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过程。城市重心原在县城，英租界辟设以后，渐次繁荣，特别是经过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英租界地价大增，房地产空前繁盛，贸易、金融、商业全面发展，上海城市重心由县城逐渐北移。在英租界，河南路以东、苏州河以南率先城市化，然后西进至西藏路，再后来推至今泰兴路、静安寺一带，张园在1890年代已是相当繁盛之区。在此北上西进的城市化过程中，相形之下，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自开辟以后，很长时间人气不旺，生意不盛。到1915年，以人口密度而论，公共租界平均每平方公里30261人，法租界平均每平方公里14579人，不到公共租界的一半。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也就是淮海路发展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因素，上海经济进入大发展阶段，来沪办厂、经商、打工、觅食、定居之人日多，市面兴旺，已经城市化的公共租界区域地价狂涨，法租界相对人稀地广，土地开发潜在效益明显。同时，上海城墙拆除、洋泾浜填平，电车通行，法租界与县城、公共租界联系更为便捷。这为淮海路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淮海路地区发展时期，恰巧赶上世界性建筑材料革新时期。作为现代建筑重要材料的水泥，以及由此而来的钢筋混凝土普遍被用于城市建筑，对于城市空间的拓展，城市景观的改变，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189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一些水泥混凝土和砖砌混合结构。1896年建成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采用的便是混凝土浇筑楼板。混凝土被广泛使用于城市建筑，使得淮海路地区的建筑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1929年建筑的华懋公寓，在国际饭店问世以前，是上海最高的建筑。
淮海路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建立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之上。上海海关在1912～1921年的十年报告中便称，“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有优质的马路。上海的外国人的住房不足问题，可望在这个区里得到解决。1920年前的八年里，法租界共有欧洲人住宅423幢，而1920和1921两年里，就造了552幢”。 宝昌路在建设之初，便设计阔60英尺，对于人行道、行道树都有要求。
浓郁的欧洲风情，是淮海路地区一个重要特点。近代上海各大区域中，法租界的欧洲文化特点最为显著。
首先，法租界的欧美侨民比例最高。法租界外侨在1900年为622人，占全上海外侨人口8.4%，到1936年为23398人，已占全上海外侨人口32％。1936年外侨人口所占全体居民比例，公共租界为3.3%（39142：1180969）；法租界4.9％（23398：477639）。以欧美侨民所占外侨人口比例而论，法租界远远高于公共租界。1936年，欧美人所占外侨比例，公共租界为42％（以1935年数字代），法租界为97％。
其次，欧式建筑甚多。1900年建筑的盛宣怀住宅（今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式风格。1910年兴建的登云公寓，是典型的法国城堡式风格，是淮海路上第一幢高层建筑。1924年建筑的武康大楼，是上海最早的古典立面外廊式公寓。1925年建成的法国总会俱乐部（今花园饭店裙楼），为巴洛克式别墅。1929年建筑的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1935年建筑的峻岭公寓（今锦江饭店中楼），为现代式八字公寓。1921年兴建的尚贤坊，为西班牙联排式风格。位于今汾阳路上的海关副税务司住宅，是西班牙式花园住宅。此外，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公董局大楼、上方花园、东正教堂、犹太会堂、霞飞坊、培文公寓、派克公寓、格林顿公寓等，均各具特色。这些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东起重庆路、西迄华山路的淮海路两侧，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带，有30幢法式花园洋房，百余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梧桐掩映，霓虹闪烁，欧语莺啭，琴音抑扬，人行其间，如在欧洲。
再次，外侨文化水准高。近代早期来沪外国人中，英国多商人，法国多传教士和文化人。二三十年代，法租界外侨中，有一半是俄侨。1936年法租界23398名外侨中，俄侨11828，占50.6%。俄国侨民和停留时间不长的犹太侨民，是上海外侨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一部分。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大批俄国贵族流亡上海。由于俄、法历史文化渊源甚深，加上当时法国政府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法租界当局对俄侨多有照顾，俄侨遂相对集中于法租界。这些俄侨有多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有些人来沪以前本是彼得堡歌剧院的指挥、乐手、歌唱家、芭蕾舞演员、舞美人员和合唱演员，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如作曲家齐尔品，钢琴家扎哈罗夫，美术家爱罗先珂，歌唱家苏石林。俄侨散处在上海市民中间，带来了欧洲生活方式，也为上海社会普及了西方的文学、诗歌、绘画、戏剧、歌剧、芭蕾、音乐和通俗歌舞等西方文化艺术。1926年法租界公董局成立一支管乐队，25名队员全部由俄侨音乐家组成。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俄侨音乐家是最重要的骨干师资。1940年，著名钢琴家马克列佐夫在霞飞路915号设立音乐学校，按照伦敦钢琴学校大纲教授学生，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伦敦皇家学院的文凭。卖笑其间的白俄妓女，也增添了淮海路的浪漫情调。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淮海路是上海高档商店非常集中的地方。自20年代起，大批白俄贵族在这里，开办珠宝店、时装、餐饮、百货、西药、酒吧咖啡馆等高档商店。仅1926～1928年，霞飞路上新设的俄侨商店就有一百多家。到1930年代，已形成华洋杂处的居住区和商业街，有“罗宋大马路”之称。其中，欧罗巴皮鞋公司是上海最早的皮鞋店之一，西比利亚皮货行贵妇专卖店，是上海最大俄侨商店，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1927年开张的俄国第一面包房，是上海最正宗的俄国面包点心商店。信谊药房、古今胸罩公司、正章机器洗染商店、人民摄影公司、卡夫卡斯咖啡馆、特卡琴科兄弟咖啡厅、意大利人所办红房子西餐馆、老大昌面包房均名噪一时。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华商名店避乱迁入，诸如新光光学仪器商店、商业更形繁荣。
幽雅的环境，高档的住宅，发达的商业，浓郁的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的社会管理，吸引了众多的军政要人、富商大贾，也吸引了文化巨匠、艺术明星和各种各样著名人物。在淮海路地区居住的军政要人、社会贤达，有辛亥革命领导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辛亥革命领导人、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沪军都督陈其美，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行政院副院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国民政府广西、湖南、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国民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国民政府军装甲兵副司令、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宋庆龄及其父亲宋耀如，社会活动家杨杏佛，鲁迅夫人许广平，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后加入共产党的传奇人物杨度，上海商会主席、海上闻人王晓籁，共产党地下活动家潘汉年，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盛丕华、董竹君。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有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著名画家徐悲鸿、丰子恺、颜文梁，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郑君里、舒绣文、王人美、赵丹、韩兰根、万籁鸣、吴茵，有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俞振飞，作家巴金、郁达夫、王西彦、茹志鹃，史学家吕思勉、周谷成、王伯祥、谭其骧、李平心，经济学家孙冶方、陈翰笙、王孝通，法学家施复亮，哲学家熊十力，戏剧史专家赵景深，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称的潘序伦，钱币史专家马定祥，出版家张元济、夏丏尊、章锡琛，版本学家、书法家顾廷龙。真可谓名流荟萃，鸿儒云集。据统计，1948年，本区花园住宅、武康大楼、淮海坊与宝康里，共住1304户，有1645人就业，其中军政官员、企业主、教授、银行经理、医生、律师等共占49.48%。
淮海路地区如此独特的环境，是国内外进步政治活动家、文化人比较理想的活动场所。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归国下榻在淮海路，他从临时大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很长时间居住、活动在淮海路地区。1915年，反袁的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总部设在这里。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这里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筹备、成立。1929年，中央研究院在这里设立办事处。1930年代，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鲁迅全集》在这里出版。
优越的区位，特殊的道路，独有的传统，丰富的底蕴，使得淮海路地区在上海特色独具，卓尔不凡。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上海市、卢湾区在城市建设改造时，注意保持淮海路传统、特色。50年代建上海市第二百货商店、长春食品商店、上海市妇女用品商店、六一儿童用品商店，均名闻遐迩。锦江饭店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富盛名的国宾馆，70年代更因中美《上海公报》而世界闻名。改革开放以后，淮海路面貌日新月异，大放异彩。上海社会科学院设在这里，上海图书馆迁来这里，其文化气氛更为浓厚。90年代淮海路经过改造以后，建成一批规模大、档次高、装潢洋的商厦商场，或饰以古典式浮雕，或配以时髦模特，店堂宽敞明亮，商品质优价昂。二百永新，太平洋百货，中环广场，时代公司，新华联商厦，雪豹商城，都是国际著名商店。一些店名也充满欧美情调，如巴黎春天、黛丽斯、伊势丹、南希、麦当劳、达芬奇等。毁而复建的汾阳路普希金铜像，诉说着昨天的历史，四季飘香的雁荡路茶坊酒吧咖啡吧，洋溢着今天的追求。
发扬传统，不断创新，淮海路正在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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