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突破“市管县”
对县域发展扩权“松绑”，是管理体制上的突破。
“此次我省进行扩权试点的12个县，大多出自市带县比较多的市。”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除了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淮南、淮北、池州市外，其余9个省辖市这次都有试点县，安庆和宣城市范围内甚至有2个县进入扩权试点。
实际上，这样一种选择别有深意。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主要目的是解决地市分割的弊端，发挥中心城市优势，带动所辖县乡经济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但是，我省一些由地改成的市，综合经济实力不强，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形成“小马拉大车”现象，发挥不出市带县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市挤县”的问题，抑制了县一级的积极性，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市管县体制存在着管理层级过多，行政效率较低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探索改革市管县体制势在必行。”
5月24日，《实施意见》出台的第三天，省政府召开全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电视电话会议，3位省领导同时出席，使会议规格骤然提升。省政府领导在讲话中指出，为加快经济强县建设，今后，将根据发展需要，实行动态管理，继续增加下放权限，扩大试点范围。除了试点县外，对其它各县也要逐步减少省一级的行政审批，“可下放都下放，应取消都取消，减少环节，提高效率。”
“推进管理创新，扩权‘松绑’，赋予县域发展更大的自主权，已成为我省进一步改善县域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突破口。”省发改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强县都是“放”出来的
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全国各兄弟省市都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赋予县级更大的自主权。
浙江是最早实施强县扩权战略的省份，先后实施4轮强县扩权。1992年对13个强县下放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1997年允许萧山、余杭享有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将几乎涉及省市政府经济管理所有方面的12大类313项权限下放给17个县和3个区，2006年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从2007年起，浙江又实行强镇扩权战略，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从2003年开始，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南、河北、吉林、江苏等众多省份学习浙江做法，实施强县扩权。湖北2003年将239项审批权下放给20个试点县，2005年增加12个县为扩权试点县，2006年增加10个县为扩权试点县，2007年赋予所有县市政府行使设区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吉林2005年，分两批向县市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876项。通过强县扩权，这些地方的县域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可以说，好的县域经济都是放出来的。
反观我省，由于改革滞后，多数县仍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去年，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为46.6%，比河南、湖南、江西分别低19、20.5和12.1个百分点；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我省是空白,在中部百强县排名中只有10个,仅居第5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县域经济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也影响到全省整体发展水平。
放权充满“含金量”
扩权松绑，就是给试点县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县域管理权限改革中落后的我省，这一次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与周边其它省份进行的类似改革相比，此次我省在向县一级政府下放管理权限上力度更大，很多下放的权限都颇具含金量。”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说，扩权对试点县有三大好处：一是信息直接获取，有利于试点县更好地把握机遇，以获得省更大的支持。二是项目资金直接下达，有利于提高资金下达效率，计划指标单列，有利于保障试点县获得省相应的项目、资金、土地等支持。三是减少审批环节和管理层次，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他同时强调，试点县获得相应的管理权限后，必须同时承担对等的责任，要确保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主要指标明显高于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到2010年，试点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总收入要比2005年翻一番以上。
与扩权“松绑”齐头并进的是，我省对县域经济加大了投入力度，支持县域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近年来，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各有关部门正在对照这些措施，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并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完善政策体系和内容。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加大三农投入成为安排财政支出重要原则的同时，我省开始把发展农村金融和县域金融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农信社和各涉农银行的主力军作用，拓展县域金融网点和业务，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面向县域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切实解决县域融资难问题。
“坚持把县域经济发展摆在安徽崛起的重要位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扩大县级管理权限，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引导有效信贷投入，我省县域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省发改委负责人充满希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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