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有关郭璞卜筑永嘉郡城的记载较多，曰郭璞于东晋明帝太宁癸未元年（323）登上温州西郭山察看地形，见九山环列，犹如北斗星座一般，依山控海，形势险要，是建造郡城的好地方。其中华盖、松台、海坛、西郭四山像北斗的“斗魁”；积谷、巽吉、仁王三山像“斗构”；黄土，灵官二山则是辅弼。因此他建议跨山筑城。后人为纪念郭璞卜城功绩，把西郭山改名为郭公山，并在山下建郭公祠。
同年，郭璞也就安固县（今瑞安市全部和泰顺、文成等部分）城的迁址提出建议。新编《瑞安市志·大事记》称：“东晋太宁元年（323），县治由鲁岙迁至邵公屿。”但是，该志及其他一些著述鲜有涉及县城迁址的原因和经过，故搞清它的来龙去脉，是研究瑞安古代史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数年前，笔者在编撰《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时，多次查阅了珍藏在温州市图书馆里的王瓒等编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的《温州府志》影写本，这是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温州府志，再结合其他史料，从中可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明弘治《温州府志》指出：“瑞安县治在龙山之右，岘山之左。吴始置罗阳县，治在十二都北湖鲁（岙）。晋太宁间用郭景纯卜，迁于今县治址也。”这是有关瑞安县城迁址的最早记载，它明确叙述了迁址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王殿金等编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瑞安县志》进一步说：“郭景纯卜迁云：‘蔡侯肇创公署私第，已有正偏前后之分，今以署为治，以私第为祠，则善矣。’”
记载中提到的郭景纯即是晋代名士郭璞。郭璞（276—324），字景纯，晋时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父瑷，曾任尚书都令史、建平太守。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词赋为晋时中兴之冠。他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西晋末东渡。晋元帝时，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璞著《江赋》，其辞为伟，为世所称。注释《尔雅》、《山海经》等数十万言，为两晋之际著名学者。晋明帝太宁元年，郭璞客寓永嘉，卜建（迁）永嘉郡（境今温州、丽水两市，闽东的罗江一度并入）城、横阳县（境今平阳、苍南两县全部及泰顺县的部分）城和安固县（境今瑞安市全部和泰顺、文成、瓯海、龙湾的部分）城，为浙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三国孙吴赤鸟二年（239），罗阳县从永宁县中分析出来，境今瑞安市、平阳、苍南、泰顺三县的全部、文成县的大部及瓯海、龙湾两区的部分，县治在今安阳镇锦湖办事处的集云山南麓鲁岙。至东晋太宁元年，采纳了郭景纯的占卜，迁往新址邵公屿原蔡敬则的公署。其时，今瑞安市区尚处于飞云江口的古海湾之中，江口北岸在今小横山、南岙山、赵家山、外陶尖、西岙山、马岙山、第一山、牛伏岭、宋岙山、周岙山、万松山一线，邵公屿、龙山和岘山为海湾中的岛屿。邵公屿面积较大，也较平坦，位于龙山和岘山之间，以今瑞安市人武部、公检法大院旧址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这可由邵公屿及其周边大沙堤、小沙堤等地名得到证实。相传邵公居此故得名。东汉时，会稽郡东部都尉（官职在郡官之下、县官之上）蔡敬则领兵于此，筑城郭，浚河道，建公署私第，使邵公屿得到初步的开发。
为什么新县城选在邵公屿呢？弘治《温州府志》又曰：“晋郭景纯迁县治，盖取傍有邵屿鳌伏，西则岘山龟浮，后则楼隐凤展，左文峰类苍龙之角，鼻水宜流，右秀岘有四七之井，仙石常掩，于以捍风涛，镇火灾，其中一街一河，状若棋枰，纵横贯通。”郭璞从堪舆的角度认为，新县城依靠邵公屿像巨鳖一样蜷伏在海湾之中，西边的岘山似金龟在水中沉浮，其后面的栖隐山好比美丽的凤凰展翅欲飞，左侧的白岩山文峰如苍龙之角，细水长流，右方秀丽的岘山上有28口水井，常有仙石掩盖，因而可以捍御风涛，防范火灾，屿中间有一条街道，道边是条河流，形状如同棋枰，使全屿纵横贯通。所以，新县城选在邵公屿。
依照城市规划的眼光来看，新县城位于邵公屿确实十分科学。日光充足，适合于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生存；隔水的西、南、东三面环山，可以阻挡风雨的袭击；城内星罗棋布的水井，能够满足居民饮水的需要，纵横交错的河网，便于居民洗涤、交通、防火及污水的排泄，而横贯全屿的街道，既为全城陆路交通的主通道，又为商业的主要场所，故新县城的选址比较理想。
从更深层次分析，县城的迁址是当时安固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原县城在集云山南麓鲁岙，岙者即山间平地也，受地理环境的制约，鲁岙的土地有限，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对土地的需求。而邵公屿四周由于长江口外南下海潮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不断淤涨成滩涂，可以为当时缺少土地的安固先民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故先民们纷纷迁居邵公屿垦涂为生。随着时间推移，这里的人口不断集聚，市场不断繁荣，渐渐成为全县的经济中心，而鲁岙则不断地衰败。为了便于对全县经济的管理，将县城由鲁岙迁至邵公屿已是大势所趋。
郭璞敏锐地看到这种趋势，适时提出迁址的建议。此后1600多年的事实证明，郭璞的建议十分明智，他的选址原则也很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