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探讨]再看看什么是民意！ [复制链接]

强烈吁请恢复“徽州”（方利山）

            公元2008年新春伊始,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在即,伟大祖国更好更快发展的美好前景催人奋进。长期困扰全体徽州人和无数有识之士的一个心结必须打开，这就是:必须恢复“徽州”，恢复“徽州”之实,恢复“徽州”之名。
            恢复徽州,首先是一种必须正视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徽州”自秦时设黟、歙二县,开始形成比较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单元,至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自唐大历五年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绩溪、婺源、祁门)格局形成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而自宋宣和三年徽州得名以来,其一府六县基本格局和徽州之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也已有八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样一种长期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区域格局,由于这一地域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历代中原大移民的历史变迁、“程朱阙里”程朱思想的特别影响、徽商现象形成的丰厚经济基础,古徽州之地自宋以来形成了成就卓著、独具特色、商成帮、学成派、名人成群的徽州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弘扬,产生了许多著名学术流派和知名文化品牌,几乎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杰出的成就和创获。徽州文化既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地域个性,又是中原儒学文化的厚实积淀，是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徽州文化是宋代以来中华汉民族民间生活实态的生动反映。古徽州一府六县民间对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历代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从“新安朱熹”到“徽州胡适”,从轰轰烈烈十年之久的婺源“回皖运动”到至今民间越来越强烈的“恢复徽州”之呼声,都说明百姓对徽州文化之根、之魂的固守和执着,都说明百姓对文脉延续的坚执不移。徽州文化,没有“徽州”，哪有“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近几十年来徽州作为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单元屡遭人为肢解,婺源、绩溪分属于不同行政规划,根本不符合广大百姓的意愿。这种人为肢解，对徽州文化的承传和弘扬负面影响太大,近年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群众团体和广大群众,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强烈要求恢复“徽州”之名之实的意愿,这种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自有其正义性。基于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民族认同,云南思茅市已经于2007年4月8日由国务院批准恢复“普洱”之名  (“普洱”,清雍正时得名,共两百多年历史),而“徽州”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有八百多年历史,难道不应该得到应有的珍惜?
            恢复徽州，尤其是实施徽州文化生态空间整体保护的需要。徽州文化生态,是由徽州黄山、白岳、新安江山水绝佳自然生态、徽州丰富的物质文化现存、丰富的非物质活态文化表现形式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立体文化生态空间,保护好这一完整的生态空间,就是为人类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精神家园,就是为了更好地承传中华文化, 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自然和人文相和谐、既有中华文化的标志价值又地域个性彰显、百姓安定祥和、小康幸福的范本。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的正式设立,是国家保护民族地域文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徽州文化保护区实验区的设立,使文化徽州的概念得以完整。但是,要实施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的保护,首先要破解行政分割的难题,只有恢复“徽州”,使徽州文化生态空间真正形成一个无障碍的整体,保护才会有实质的进展,保护才能收显著的成效。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外各方面人士都非常关注徽州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目下保护区实验区已经挂牌,所以，恢复“徽州”之实之名，正当其时!
          恢复徽州,其实是为了发展的一个进步。当年伟人提出“打黄山牌”，人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先山市，试图促成黄山旅游的发展。但当时县级黄山市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经济基础等各方面,都根本无法承担起“打黄山牌”的重任,而且开始了“黄山”名称的混乱，于是又改“徽州”为地级黄山市。三十年来,地级黄山市“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黄山旅游得到迅猛发展,黄山保护举世钦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很快。然而在这一发展中,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将“徽州”改成“黄山市”，有利也有弊。“黄山”和“徽州文化”,是我们徽州实现新世纪腾飞的两个缺一不可的翅膀,黄山市成立后,属于徽州最重要一部分的绩溪又被从徽州本土划离,加上婺源一直游离在徽州本土之外,给徽州文化旅游的开展和徽州文化的保护、弘扬造成了大的障碍,。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样，我们的发展也决不能以牺牲文化为代价。特别让人可惜的是,“徽州”改“黄山市”之后,作为厚重历史文化表征符号的“徽州”之名从此消失,“皇冠(徽州)上的明珠(黄山)”代替了整个皇冠,“众星拱月”只要了一个月亮。而“县级黄山市”、“黄山区”、原乡镇级“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地级黄山市”等等概念,以及“无处不黄山”、“到黄山不是黄山”等等问题,也引起了游客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和不满。造成这一混乱虽说是始料未及,但它对“徽州”和“徽州文化”内在文脉和肌理的重挫是深剧的。改变这一混乱的办法,只能是恢复“徽州”,返归历史本来面貌,该叫什么还叫什么。中国只有一个“徽州”, 中国只有一个“徽之黄山”,就像“杭州的西湖”之称那样。不必颠来倒去,把人搞晕。有人担心,“徽州”改“黄山”是一个历史发展,现在又恢复“徽州”，是不是一种倒退？我认为并非如此。恢复“徽州”恰恰正是在改革过程中对“黄山”、对“徽州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化和升华,在增强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人们共识的今天，徽州人在进一步打好黄山牌的同时,以重视“徽州”文化符号为标志,着力做好徽文章,把对徽州文化的承传、保护和弘扬变成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具体行动,实现陶行知夫子关于“对全徽州进行通盘筹划”的设想,建设新徽州,为全徽人民谋福祉,恢复“徽州”势所必然。
恢复徽州,决不是要将“黄山”和“徽州”分离。近些年太平刘晖等先生到处宣传“徽州和黄山历史上根本没有关系”,他们主张的“恢复徽州”骨子里实际上是主张从“徽州”分离“黄山”。 他们的这一操作,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不顾历史文化渊源的真相,不顾全徽州人民的民心民意，不顾社会安定稳定的大局，严重伤害了全徽州人民的感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有识之士和广大百姓的批驳、抵制和强烈反对。历史上,“徽之黄山”从来是徽州文化生态的重要空间，“黄山白岳”作为“徽州”的代名词，自古以来不容置疑。恢复“徽州”,当然毫无疑问是指包括黄山在内的原徽州地域的本称。不管刘晖等怎样随意创造“论据”,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之鼓噪,但凡是正常的人都决不可能认同“徽州”和“黄山”可以分割。
            我们强烈吁请恢复“徽州”,急切盼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从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大计出发,出以公心,认真体察民心民意,及时反映百姓意愿,建言献策,给徽州文化一块本属于它的安身立命之地，国家欣幸!文化欣幸!徽州百姓欣幸!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分割,分属江西上饶的徽州婺源开车到其地市所在的上饶以前需六七个小时，而到屯溪(徽州中心所在地)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分属宣州的徽州绩溪开车到其地市所在的宣城要两三个小时,而到屯溪只需要半个多小时。这种行政成本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仅仅从节约纳税人钱财的一点上看，“徽州”也非恢复不可.
          为了美丽徽州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来吁请 ：恢复“徽州”!



                                                        二00八年二月二日徽州暴雪之屯溪

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转帖] 作者: 江 平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focusbrand  发表于 08-07-01 09:59    阅读：238  评论：0  文章出处:江淮文史
————纪念婺源“回皖运动”六十周年(1946-2006)

公元740年，唐朝置婺源县，属歙州；766年，置祁门县、归德县；770年，废归德县，歙州领黟、祁、婺、休、歙、绩六县——文史界常说的徽州“一府六县”，其格局实于此时既已奠立，此后就大抵稳定。

  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婺源等六县共属一州府，长达一千多年。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渊源如此悠久，宗族、伦理、方言、习俗、学术、经济等等各方面的联系千丝万缕。作为大儒朱熹故里，婺源尤其被全徽州人引以为荣；作为皖派朴学奠基者江永故里，近代徽州学人对婺源又多一份亲敬。于是，婺源被改隶江西不仅是婺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遗憾；对于婺籍学人，则更是“一页痛史”——笔者作为新生代婺籍学人之一，于此也深深体验。

  在婺源“返徽运动”六十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综述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纪念一份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域情怀，也表达类笔者之晚辈的文化乡愁。

█ 我们的祖辈——民国时期婺源人的“回皖运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蒋介石出于军事需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9月4日将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婺人极不愿脱离徽州！婺源百姓、民间团体与旅外婺侨及团体群起反对，纷纷上书请免改隶。改隶一周年的1935年9月12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上，发表了《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力陈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窳败不堪”。婺人视改隶江西的日子“九四”为“婺民一页痛史也”。1946年，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群情激奋，又发起“回皖运动”，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

  由于“回皖运动”当事人早已作古，现在很难找到详尽的记载，但笔者2003年在《江淮文史》上发表长文《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后，歙县长辈方少求先生特意寄来了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曾任歙县中学校长的耄耋老人程极平先生知晓的信息，并表达了自身对老徽州的情感，去年笔者又亲赴徽州故地走访过江达灼、孙思诚等老人，遂得知某些细节。

  “回皖运动”是在徽州民众、尤其各地婺人普遍要求婺源返徽之情势下展开的，声势浩大。崇尚“理学渊源”、“读朱子之节，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徽州人向来注重文化根基，彼此认同感很强，何况徽州人对朱子故里婺源历来多一层看重，岂可割舍婺源？又何况在六县各有的“属相”中婺源恰恰属龙，怎堪龙脉分离？当时的省立徽州师范首任校长江植棠（90高龄的徽师校友柯敦厚对江植棠推崇备至）、第三任校长查景韩（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等婺源籍名士，是该运动核心领头人，各地婺源同乡会积极配合。作为屯溪茶市主力的婺源茶商更是满怀期望地参与，有的茶商公然在敬客的茶碗上刻印“回皖”，想必是用谐音，耐人寻味。孙思诚父亲孙友樵（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开着“怡新祥”茶号，就是参与者之一。即便政府已经将婺源划入江西，但各地婺籍商人并不认可，他们的名片、信封还坚持印上“徽州”或“安徽”字样。而整个徽州商帮也不承认婺源人是江西人，王振忠先生《徽商的一张身份证》（1999年11月1日《中华读书报》）记有上海“徽宁会馆”1946年为婺源墨商开具的证明书依然认可“同乡詹天骅”，即是一证。“回皖运动”时期，婺源县内一般乡绅与民众也纷纷响应，连笔者家父吃过的江湾月饼上也出现过类似“返徽”的字样，谐“返辉”也欤？一些学校大门口还贴出对联：“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隶赣，死不隶赣，生生死死决不隶赣。”甚至更有急切口号：“头可断，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六十年过去了，追溯这样往事，心情焉得平静？隶属调整乃常见行政举措，而一个县的民众如此强烈要求归属原区的先例，别地实不多见。据说“返皖运动”的宣言甚至拟照《国父遗嘱》云：“我安徽省徽州婺源县，向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程朱之阙里，中华之奥区。今日沦入赣人之手，实我皖人之第一大省耻。为今之计，必当唤起民众，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驱逐老表，恢复河山。”这样的言辞固然伤及赣人，但可想而知婺源人对徽州感情的深挚程度。

  据程极平老人说，最终经江植棠等与婺源“明经胡”后裔、绩溪人胡适先生向蒋介石一再请求，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来婺勘察。台湾出版的胡适秘书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66页，记有胡适在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话：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按：原文如此）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经蒋介石同意，1947年8月16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休宁县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当时海阳、屯溪等地徽州人闻讯后的欢欣庆贺，更不必说婺源人自己心里那个高兴了。

  1949年5月，解放了的婺源再次隶属江西省至今。黄景钧先生云：“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四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当时又把婺源划归江西。”查《徽州地区简志》与《婺源县志》，当时解放婺源的其实是“二野”部队，而屯溪那边，也是“二野”三兵团进驻。8月“二野”留驻婺源的工作人员要开赴大西南，才由“四野”部队派员来接管。这里面，转给“四野”接管的具体原因是个谜。程极平老人有陈述：“到新中国成立时，徽州专署已决定派杨建图（后任徽州专署教育科长）及歙县的吕卿等人前去婺源接收。不料江西方面领导人已经接收了。婺源县的归属问题从此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我们的父辈——新中国第一批婺源学人的“返徽”心愿█

  婺源的归属问题，江植棠、查景韩等笔者祖辈学人为之奔波得愿而终究落空；解放后，作为曾经在旧政府学堂任职、与胡适之类旧文人有染、又多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他们，面临风云变革，显然不再能出头。哪怕受政府重任的，如婺源人、现代中医名家程门雪，身为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即便也深怀徽州情结一直自称“皖南程氏”，但在那样的气候下也不敢如昔日的江植棠那般直言。

  待到我们父辈时，都已在政治挂帅氛围下生存。贫苦出身的一般民众政治上获得了地位，对政府绝对顺从，原本于徽州文化了解就少、加上盲目反封建的思想灌输，更关键是原来与徽州的经济联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完全没有了必要，于是造成他们急着返归徽州的心情相对松缓了。

  制度更替，然而，千百年相沿的崇文尚礼的民风依旧。婺源周边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先动粗的也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并非空穴来风，隐在矛盾至解放后依然是存在。我们父辈的一般民众至少从民风上还是对江西不尽认同、而于徽州每每怀念的。即便在隶赣已经半个世纪的2001年，凤凰卫视在婺源摄制《寻找远去的家园》电视专题片中的记者到婺源采访时，老辈的村民还说：“他们是老俵，他们冬天在房间里烧这么大的柴火取暖；我们用小火炉，手炉。……过去挑担，这里到屯溪每四里路就一个茶亭，徽州都一样的。他们江西就没有，江西卖都不卖给你吃。”或许语气中对江西似有成见，但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实，正可见连不识字的婺源老农民至今仍视江西为“他乡”而对徽州风俗尤其自豪，遑论文化人了。

  义务教育使得我们众多的父辈能上学，但不再是读私塾的经书，而只是识字、诵读革命语录，或者学工农基础知识；只有那些幼年在书香门第中略读过诗书、爱好文史的少数父辈，以及聪慧与机遇兼得、文革前大学毕业或文革刚结束以大龄考入大学终于了解到昔日徽州才俊之星灿、文化之辉煌以及我县与徽州历史文化渊源的少数父辈，才会情不自禁时常在内心深处喟然长叹：“婺源的归属问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这正如曩昔负笈于民国中央大学的程极平老人的叹息，这更是查景韩的儿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查秉枢先生的叹息。也许是因为父亲查景韩是民国年间婺源“回皖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尽管查秉枢先生已经退休，但他一直怀着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婺源返徽”的心愿、至今仍在致力于此。

  有别于旧时的“回皖运动”，“婺源返徽”又多出一层心志。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消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将绩溪划归宣州地区。如果说失去婺源的徽州只是残缺的徽州，则自此日已经不复徽州！——“婺源返徽”的二层心志：其一，恢复地级政区“徽州”； 其二，婺源与绩溪同返徽州、恢复“一府六县”。

  绩溪是婺源的“难弟”。 绩溪的父辈学人类似的返徽心愿同样感人。2005年夏，笔者游访绩溪，与章亚光老先生面晤。章老怀有强烈而深挚的返徽心愿，从绩溪划入宣州之日起，这位坚韧的长辈就一直坚持不懈地为返徽心愿奔走疾呼！他将自己近20年里大量的文稿与信访材料编辑成册印行，笔者读之，感其哀鸣，每掩卷浩叹。章老退休前是法官，他的《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一文（《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社科版第1期）批驳支解、消亡“徽州”之种种不合法与诸多弊端，有理有据、论述得相当充分。

  要求“恢复徽州”的论文、呼吁、提案在安徽省内已经很多，正式向中央一级提交的提案则似未见；2006年——在婺源“返徽运动”60周年之际，终于有了新进展。1月9日、10日《北京晚报》连载黄景钧先生的文章《婺源归属》，该文结尾：“我建议将黄山市改为徽州市，置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归徽州市管辖，这对于发掘、发扬徽文化，振兴皖赣经济乃至振兴我国中部经济都是很有帮助的。”徽州故地学人奔走相告，《新安晚报》迅速就有响应文章。

　　黄景钧先生1937年生于婺源，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央民盟法制委员会主任，至今连续三届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在政协提交提案掀起了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同年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收容遣送办法》。2006年3月，黄景钧、弥松颐正式向全国政协联名提交提案《关于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建议》。

  这个提案重点分析了恢复徽州后的经济或社会意义。在政府眼里，权衡问题的主次顺序一般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学人提案，“政治”当然也可以提几句，但用不着学人多说；如果主要提“文化”情结，刺激政府上层官员作为人之常情的那根心弦，用处也不是丝毫没有，只是政要们往往不会很当一回事；所以，强调“经济”意义，不失为提案的一个好支点。我还认为这个提案的重要作用，在于以正式的形式使中央听到民间（当然主要代表着学人）的呼吁。不要说黄老等老一辈学人，就是我们这样的小书生也心里也明白，中央单独为恢复徽州而特意调整相关区划的可能性极小，除非乘着全国性的区划改革之大风。但如果中央听不到足够的民间呼吁，即使有大风来了，上层也未必会考虑徽州故地这一块的特殊背景而做什么调整。随着民间合理性呼吁的上达，一旦全国性区划调整启动，婺源与徽州别县的团聚就极为可能。基于这一观点，一萍认为该正式提案不管能否在近期落实，均有重要作用。当然，该提案骨子里深浸着的，显然还是文化情结，这才是实际的提案动因。黄老等是长期生活在京城的老一辈学人，有生之年相对有限，他们的某些心情也更急切一些；弥松颐先生不是徽州人，但他理解徽州人的情结并参与呼吁，很值得敬重。

█ 徽州，我们的故乡！——新生代婺源后学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

  昔日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中，习俗、文化、历史三方面的依然存在。婺源至南京、上海、杭州的客车一直就是穿过徽州故地的；高校扩招与民工潮，使得近10年来大量婺源青年沿途目睹到唯有徽州故地的几个县才与我县风物相似，甚至误认某村是故乡。随着婺徽、徽杭高速公路的通车，我县经济上与屯溪一带的联系也将更趋紧密。  2003年秋，笔者以婺源后学身份在《江淮文史》季刊发表长文《徽州,我们的故乡！－－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或许是建国后婺源人第一次系统地梳理我县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公开地表达徽州情结。作为作者，我只是想陈述事实、表达一份真切而特殊的文化情感；这样的“情结”值得学术界研究，对于行政规划来说，也不无劝戒意义。

  后来，笔者才知此文被很多徽州前辈读到，并有若干老先生特意来信“深表同感”并热情鼓励，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本身也至少表明两点：首先，“徽州情结”为六县学人所共有；其次，徽州前辈学人也许曾担忧“代沟”会割断心志的传承、担心时间将使后辈逐渐认可现状，而笔者这类徽州后学的徽文化情结使他们感到了安慰。细细想来，或许还另有隐在的第三点：徽州别县的前辈学人对于被强行割离的朱子故里、徽州师范创始人江植棠故里婺源，原本就多一份追怀、多一份悲情，何况入赣已经半个多世纪、料想新生代婺源后学并不会对老徽州有感情，而笔者的“渊源与情结”文字令他们尤感意外，于是更多一份别样的欣悦。

  徽学、“徽文化热”方兴未艾，直接引发一般婺源青年对“一府六县”认同的,是不断推出的介绍徽州的电视片；文化界的婺籍后学则主要凭着书籍图册与互联网深化了对徽州文化、对家乡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之认识。身在家乡的婺源后学，多在文教系统,均不同程度怀有徽州情结。中学的青年历史教师更利用专业、职业以及互联网优势，积极普及与讨论徽文化。清华中学教历史的吴老师，骑摩托车踏遍徽州，拍摄大批照片，还写下一路的随想。到绩溪时他写着：“特意选择来上庄是因了胡适的缘故。……当年婺源回皖，我们需要感谢胡适。徽州的概念正慢慢地从一般民众脑子里淡薄下去，恢复徽州地理也遥遥无期，一般的年轻人对徽州的认同也在逐渐淡漠。今天还有胡适这样的人吗？”  身在外地的青年学人，怀乡尤切，更亲身感受到徽州这块区域较之别地之诸多可贵。笔者周围的学生、同学、同事们无不是从我口中，才逐步了解徽州。甚至他们也有“染上”徽州情结的，总嚷着要我带路到徽州故地探访。短短数年内，婺源旅外后学自办的网站多达一、二十家，抒发乡情不足为奇，但无不关注“徽州”、甚至特劈专栏极力宣介徽州文化，这就实属罕见，非情结而何？  婺源后学的徽州情结是以严肃的“徽州”概念为前提的。婺源学人盼望返归的是一府六县的“徽州”，而非“黄山”。此外，“徽文化”、“徽商”乃徽州文化、徽州商人的简称，但至今仍普遍被有意无意地误解、泛化作安徽文化、安徽商人（连冯骥才都如此。他责备合肥：“你们是如何体现徽学文化的……徽学之大，也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合肥这个城市的记忆到哪去了？”——见冯骥才的博客《冯骥才：合肥难见徽文化》），婺源与徽州别县后学多人进行批驳。徽州文化重镇的婺源，近些年又不断遭遇“赣文化”的挑戏，偶有江西人有意把婺源说成“赣文化成员”，甚至某学者出版“赣文化”书籍却把婺源村景作为封面。对此我县后学不能容忍，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乡的同学、同事、网友或众多来婺源的游客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们只是徽州文化。一批兼涉文史的我县后学，在各网站与江西网友展开了无数次激烈的论争。甚至去年11月7日在婺源举办的中国乡村文化旅游节上，“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回答听众提问时，称婺源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很深，不是单一的徽文化。”（2005年11月9日《新安晚报》吴永泉文章）话外音或指婺源文化已经兼姓“赣”。这一言论迅即引起亲临现场的童生、小齐、小潘等婺源青年的强烈反应、数小时后就在网上“控诉”，引发徽州与婺源两地数百位网民热烈讨论。尽管表面上冯先生没有全错、只是不该说“很深”，就此批驳显得过火，但这事毕竟体现了我县后学徽州情结浓重的程度。后来，小齐老师还找到冯下榻的酒店，写下一段话：“……婺源，是徽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真诚的希望，对于昨天的讲话，只是您泱泱如大海般学识中尚未探测到的一个盲点而已。”落款：“徽州婺源人即日”托值班小姐交到他手上了。我县还有毕先生、“婺”、“故园徽州”、北风、胡毅、洪鹏等人，均怀有炽烈的徽州情并不失时机地宣传徽州文化。

  凡此种种，是缺乏文化情结或不曾体验文化乡愁的一般旁观者难以理解的,而徽州学人是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婺源的意义就像是曲阜对山东一样：把朱子故里割掉，徽州文化就就没有了根基。更不要说一旦失去考水、失去何震、失去江永、失去砚石等等，徽州明经胡、徽派篆刻、徽州朴学、徽州歙砚也均失去了依托。一方风土养一方人，近几年来“一府六县”的后学们彼此认同已成事实，婺源后学每在网上与徽州故地青年后学交流乡情、共同讨论徽州话题，甚至有过若干次自发的县际互访、联谊活动。即便是在分隶两省时期生长的新生代，彼此认同感依然如此强烈，根本乃在共同的文化传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休宁人吴浩（近年出版《徽州少年歌》、主编《徽州人文读本》），徽州情结十分强烈。他在2005年北大研究生暑假赴徽州支教前夕，来信诚恳征求笔者的意见并又特邀赴休宁开设讲座。笔者在回复中论及如下几点：

  其一，徽文化不仅包括通常所指的徽州故地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现在和将来徽州六县范围的文化、以及旅居外乡的徽籍人士的成就。（至于祖籍徽州人以多久仍算徽州人为宜？难有确数，大约六、七代是可以的，而如果几十代之后其人仍自称徽州人，则完全可以、也应该将之纳入徽州文化范畴。“籍”和“贯”在古时不是一回事——“籍”是当下的落籍，“贯”可以大致理解为宗族原籍。如果有人在说自己是某外地人时仍要特意提起自己是徽州贯，也可以纳入。）

  其二，常人一说徽文化，总是只想到既有的学术思想、建筑物产、语言习俗、徽商等等，这其实不够。文化是发展的，当代徽州人哪怕不事文科而是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他的成就均是当代徽文化之组成部分，至于今人成就是否留得下以成为将来人眼里的徽州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是要看他成就的价值或影响了。其它风俗、经济等等方面当然也是发展的。但变化不等于发展，一些既破坏了好传统又没有新成绩的乱变化，就只是败家子行为。比如住宅的内结构与设施的改进是应该的，而全盘洋化的毫无特色的房子一度泛滥，后果就堪忧了。

  其三，若请人士来徽州讲学，不必限于只宣讲徽州历史文化，讲其它专题，必然有助于徽州青年的成长、有助于将来的徽州出更多人才，所以依然也是在间接、潜在地助益徽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却往往被忽视。譬如“浙东风骨”就是有意义的讲题，能借以反思徽州地域人群某种程度的“精神缺钙”。尽管人们对浙东人的“犟执”褒贬不一，但在笔者看来总体还是很好：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开始，一直到蔡元培、秋瑾、鲁迅、马一浮、马寅初、潘天寿……一直到我亲身接触到的不少绍兴与宁波籍教授，其坚毅之精神尽展无余，那是一块有“风骨”的土地！“秋风秋雨愁煞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真切情彩之外，更可贵的是他们执着的理性光辉，浙东成为令全中国的有识之士普遍尊敬的方域。—— 近代史上浙东所出的卓越人物很多很多(当代的四川也颇出了些“风骨书生”，如吴丈蜀、魏明伦、卢跃刚等)，相比之下，近代徽州出的实在不多。固然有社会经济与偏居内地等因素，但与徽州“忠孝”“仁礼”等理念较之科学、民主等新观念已经相对落后，难道没有关系吗？“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徽州先贤陶行知如此强调“真”，可惜徽州人并没有普遍弘扬这一可贵精神。对照众多浙东英杰依于真理的“犟执”，徽州人在俗议与乡愿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更易于为维护“和气”而背离是非原则。绝不可自欺欺人地将此归在所谓“仁”“胸襟”“博爱”里而自以为高尚。我们徽州人最缺的绝不是情、不是善、不是仁、不是恕，而是缺乏对何时向怎样的人事才应该投之以情、以善、以仁、以恕—— 缺的是“真”、是“理”，是风骨中的“钙”！比美更高的是善,比善更高的是真,比对真的认识更高的是犟执于真的行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非（也即求真）是第一位的。什么“气度”“宽容”“和为贵”……之类，如果要顾及，那也应该在是非对错判明之后、到考虑如何处罚时，再看有无认错或道歉情节而适当斟酌的；如果一开始就搬出“气度”“宽容”之类俗理，则极大干扰了求“真”。如果维护明知故犯、犯错不改的行为，片面浑谈“气度”“宽容”“和为贵”，那国人还恨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干什么？那些动不动就断章取义地搬出古人“气度”“宽容”“仁和”之类来破坏正常论辩的浑谈者，为什么偏偏忘记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当代徽州青年，在忠孝仁礼之外，实在应该把目光更多投向科学、民主等理性精神。少一些乡愿，多一点风骨。  其四，网上论坛中有徽州后学表达过普遍性的迷惑：“我们怎样才算是在为徽州文化做贡献？”笔者以为，就当今的徽州青年个人而言，充分发挥自己的具体能力与便利，尽可能为家乡公益出力（比方网上徽州论坛的建立，比方随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宣传徽州文化），或各自既注重精神操守有所不为、又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精益求精有所作为，一旦越来越多的徽州人都作出突出贡献，外乡人自然会象我们称赏犹太人智慧那样情不自禁地称叹：“徽州人真厉害，人品、才干都不错！”则徽州的形象也就光大了——这就是我们徽州青年的目标，在此目标上人人可以做贡献，你我的成功就是对徽州的贡献。树立徽州的形象要靠一批人，而不是个体，因为一个人是形成不了“场”的。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各方面都出些人，那样才支撑得出新徽州形象。这方面，浙东也是范例，如今的浙东俊杰也已经形成了“场”。

  笔者以上认识，体现着部分怀有徽州情结的婺源后学对徽州本邦文化精神之自觉反思，每一时代都将有类似的徽州青年有志于赋予她新的光华——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徽州，已经支离；作为一个官方地名的徽州，亦已“作古”；作为一方独特文化的徽州，她是美人永不迟暮！

█ 结语█

  徽州籍知识分子，普遍追怀徽州入骨入髓，普遍不愿它的光辉被消解，普遍盼望恢复昔日一府六县的徽州。由于被割入文化差异明显的江西，婺籍学人对家乡与徽州文化的怀念又较徽州别县来得复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在新一代婺籍学人心底悠悠长存。新华社湖北分社的余先生叹曰：“我是流浪在他乡的徽州婺源人，最愿和徽州人为友。今日我们只能在文化上、精神上把婺源归于徽州，何人何力才能让婺源重返徽州版图？”近日又听一位婺北山乡的“秀才”说：“虽和徽州割离了五十多年，我们仍然是徽州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般江西人反感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不难理解，作为一种争鸣观点，是可以的。江西文化也并非都尚悍，远的不说，光宋以来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胡铨、文天祥……方志敏（笔者认为他是儒帅）、陈寅恪等也可谓文人辈出；况且，即使婺源返徽、徽州恢复了，也未必就会更加富强。政府早已兼顾学历任命官员，有的江西官员在某些具体事情上带有学人风范。婺源县委宣传部长汪女士在婺源网首期在线访谈时，对一位网名就是“故园徽州”的朋友提及婺源与徽州话题作回复说：“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希望我们大家进一步探讨、研究，不是简单的回归不回归的问题。”（引自县政府网2006年1月23日发布稿）这样的回答，是合乎官方语境的，但也是开明与睿智的。

  当然，婺源学人自有观点，至少笔者认为：

  一、文化情结属于“信仰体系”，不是人人必尊的科学体系，更不是功利体系。情感之事，不必勉强。你若信仰则重要，你若不信仰，则什么也不是。略如一个特色家庭的兄弟姐妹因故失散多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再聚，则聚；如果你心底已经没有亲情了，不仅可以不聚，甚至可以不去怀想曾经的家庭。如果没有情感、仅仅从功利上考虑聚与不聚，这样的事也很符合当今“时务”，尽管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学人往往有所不为。文化情结，相对而言“书生气”重一些。

  二、徽州情结是一种新出现的、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它本身就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徽州从婺源被两度划出开始，又经历了文革摧残、绩溪被划出、更名黄山等一场场凄风苦雨……在“徽州”政区早已消亡、婺源更是长期离散的今天，徽州故地的众多百姓尤其是大小文人，还怀着如此深切的“徽州”情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南宋时期被金人占据的江北人的故国情结，那是另一性质）。这样的情结，其实也是折射出我们徽州人灵魂深层的某些东西。因为我们是这一现象的承载者，所以我们自己未必尽、识庐山真面目，敏感的徽学家们迟早会关注并可作深入的研究。

  三、婺源归属问题是政府行为，中央决策一般会从大局着眼考虑更多。即便恢复徽州，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新问题。如果有人觉得现状更好，固然也可以各抒己见。然而，学人表达文化情感总是可以的。“徽州”虽然与行政有关系，但我们今天说徽州情结时，“徽州”其实已非一般的行政区域概念，而更是“文化区域”概念了。

  一方故土，三代学人，一个情结。1946－2006，整整六十周年啊……（完）

说明与回复:

１、是因为有漫长60年里三代婺源学人徽州情结的事实存在，才有本文，内容的实际作者是三代婺源学人。读者在本网或别处阅读此文后回复表达的敬意，那是因为三代婺源学人这个整体！本人只是搜罗、整理、归述，并顺此发表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而已。

２、本文的发表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一家照讲最对口的刊物的主编坦诚回复：“这篇文章很长，但我还是看了两遍。文章本身当然是好的，可是……我干了几十年了，不要因为发这篇文章而惹麻烦……”。　《江淮文史》(原名《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现在实际上是《安徽文史》)也是慎重地经过主编亲自审阅同意后才答复决定刊登（同时配发六、七幅照片），一萍由衷感激！

３、感谢乘涛先生的关注，江西人、上饶人看到也许会反感，但本文是学理性阐述。一萍个人在江西呆了那么久，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 尤其玉山籍的几位风骨书生（多年里职称都只是“助教”）十分可敬，尽管他们因为恪守风骨而很不顺坦、在世俗眼里很失败，但一萍永生不忘！




作者: 江 平    文章来源：《江淮文史》  日期：2006年9月

  本文本身未必学术，但本文归述的这份情结，或可引发徽学家、社会学者们作深入思考而学术；情结本身或许无价值，但若有关部门通过文字而间接体验，在以后的政区调整中能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则本文也就具有劝戒价值。

为谁哀鸣 悲情徽州0
                                        为 谁 哀 鸣  悲 情 徽 州
                                  ——再读章亚光先生《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
                                                                  章 昭 华   

      我和亚光先生是忘年之交。认识亚光先生，是很偶然的，他很看重我写的一篇关于徽州的小文；但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都有着对徽州建制问题赤诚的关注。前几日，在街上遇见亚光先生，他精神矍铄，一如从前，侃侃而谈的主题还是离不开徽州，并嘱我能否再为徽州问题写点什么，我该写点什么呢？
      静坐书斋，又一次捧读亚光先生写于1988年初的《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以下称《哀鸣》），虽时光荏苒，我仍能强烈感到浸透在亚光先生心中浓郁的徽州情结和他的怦然心跳，我的眼前进而闪现出无数像亚光一样虔诚的徽州赤子的身影。为徽州建制的完整统一不懈奔走呼号者，亚光先生当是最早的。198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徽州地区，成立地级黄山市，将历史上一直属于徽州的绩溪县划归宣城地区（现宣城市），1988年始，绩溪莫名地归属宣城。据说，当时连绩溪的最高行政首长见到红头文件后也膛目结舌。亚光先生为此奋笔作《一个徽州赤子的哀鸣》，他赤诚而痛苦地疾呼“愿结束此出当代悲剧，指日可待”。哀鸣者，亡音也。以“哀鸣”表达绩溪民众对家园被划出徽园的悲凉心态，贴切而不过分。虽然心态上“哀鸣”，但亚光先生是个行动者，他千方百计通过关系，将徽州绩溪人的“哀鸣”由时任纺织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的胡明转呈给李鹏总理。其时，亚光先生尚在艾年，精力充沛，思想敏锐。一晃，就快20年过去了，先生已是耄年老人，绩溪回归徽州并未如亚光先生和无数徽州人所盼之“指日可待”，而是愈加渺然。呜呼，为谁哀鸣？悲情徽州！
      一、支离的徽州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徽州是一个迥异于周边地区的非常独特、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民俗单元，历史上的徽州府由歙县、黟县、婺源（现属江西省）、休宁、祁门和绩溪县（现属安徽省宣城市）六县组成，面积1.3万平方公里。徽州的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此后，这一名称和区域始终稳定存在，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徽州能一直保持着行政建制的完整和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千年的历史，演绎出徽州独特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徽文化。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包容整合了中原文化的全部精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地方学。
      1949年5月，婺源“解放”，由于解放江西的部队与解放安徽婺源的部队同属“二野”，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婺源便划入江西，这是解放后徽州首次被行政强制肢解；再次就是1988年绩溪被划入宣城市，同时令人扼腕不禁的更有徽州地区（专署）改名为黄山市，徽州从此从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全然消失！令我们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这次极不科学、极不严肃且违背民意的暗箱操作，竟发生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的和平年代，发生在中国正不断走向科学、民主，政治逐步走向透明的大环境背景下，仅仅由于个别高层领导的无知和个人喜恶，竟然如此漠视民意，在办公桌前，在一张地图前“指点江山”，挥手之间，就又一次将徽州随意肢解了。这次肢解的震荡和负面影响较前更为严重，不仅因为绩溪被荒唐地划出徽州，更因为中国从此不再有“徽州府”的行政建制，从某种意义上是意味着徽州之“形”与“神”整体的倾覆，安徽之“徽”从此荡然无存。
      感谢因特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而又重要的观察民情民意的窗口，在网上随意点击徽州，即时可见恢复完整徽州建制的呼吁不下万千。然而，我们所见最新对恢复徽州完整行政建制呼吁的官方“权威”答复仍然是“牵涉面较大，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广泛征询民意。”总之是“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条件尚不成熟。我们不知官员们心中对“民意”一词的理解和民间的偏差有多大的距离，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征求民意，也不知究竟需要进行怎样的“研究和论证”。
      宣城的历史上诞生过梅尧臣、梅文鼎、梅光迪为代表的宣州梅氏这样的文化大师，宣城是宣纸的故乡，李白有诗赞美敬亭山秀丽的景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但无论如何，宣城却始终在绩溪、徽州民众的心理上陌生，我们不能认同自己是宣城人，我们还将一代代地告诫我们的子孙，我们是徽州人，绩溪永远属于徽州，我们为作为徽州人而自豪！一位婺源网民发帖感叹“徽州情结，令多少徽州人不能释怀；故园徽州，令婺源人与绩溪人魂牵梦绕。”2006年第五期的《江淮文史》发表了婺源人江平《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的文章，更是直述了一位徽州文化人心中的文化乡愁。作为同样被支离的徽州人，我们深昧其中的渴望与悲情，支离的徽州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
      二、从人文角度凝视绩溪与徽州
      拜读过安徽省徽学会副会长张脉贤先生写绩溪与徽州的许多文章，他对徽文化观察和研究的视野很新颖、独特。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专注于研究区域地理环境与文明繁衍的关系，如陶世龙先生专门研究孕育黄河文化的地质环境与黄河文明的关系。张先生似乎也对绩溪、徽州的独特地理环境做过类似研究，在一次演讲中他对绩溪与徽州的人文渊源关系做了3方面的概括，一是从水系与文化的关系看绩溪在徽州文化中的影响；二是从文化内涵比重看绩溪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三是从座标性、领先性和带动性的突出事例看绩溪在徽文化中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绩溪在徽文化中有极其重要、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地位，或者说剥离了绩溪，徽文化的核心将不复完整。
      徽州属内地山区，地理环境迥异于周边地区。许承尧著《歙事闲谭》卷18《越黄门郡志略》有云“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自睦至歙，皆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鄱阳者，亦三百六十滩。……船经危石以止，路向乱山攸行。……以此守固，孰能逾之。”南宋《新安志》也有对徽州“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描述。近人陶行知先生曾说：“徽州，山水灵美，气候温和，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徽州因地理环境而闭塞，因闭塞而保全，历史上的徽州较少遭受战乱等重大社会动荡和自然瘟疫的侵害，乃至演绎出奇特灿烂的徽州文明。探究自然生态环境诸因素与文明演绎的关系，水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水是生命之母，人类文明之母，考察区域文明，就离不开水系。水系和文化发生直接关系，和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的经济发展、人文发展都发生直接关系，因此，水系的形成对地方人文思想、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而绩溪的三条主要河流登源河、扬之河、大源河都是汇入新安江的，是新安江之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谓是徽州文化之源。
      说到绩溪文化对徽州文化的源头性影响，有影响力者当不在少数，亚光先生在《哀鸣》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绩溪的“徽商”、“徽墨”、“徽菜”和“徽州文人”。我以为，绩溪之于“徽”最有分量者乃是被誉为当代孔圣人的胡适。其实，历史对孔子的褒贬尚未有定数，而至少在民间，知识界对胡适的肯定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胡适不仅是绩溪人的骄傲，更是徽文化的骄傲。这位近代文化人物中的巨擘，一生崇尚宪政，追求思想与言论自由，不畏权势，始终保持独立之身，君子不党，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柱；胡适首倡文化革命，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组成文化战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强有力的斗士；他一生重视教育，注重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一批各学科的栋梁如顾颉刚、罗尔纲、俞平伯、吴晗、傅斯年、饶毓泰、吴健雄等都是他的门生。在国家危难的抗战时期，胡适破其“一生不做官”的誓言，以书生出任美国大使，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及美国朝野的普遍尊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先生是一位有着浓郁徽州情结的大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婺源回皖运动”最终得力于胡适向蒋介石的陈情，胡适在晚年回忆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原话如此）……”。胡适先生的暮年是被浓郁的乡愁笼罩的。一个经典的记载是，1960年的一天，当秘书离开胡先生的卧室时，听到身后胡适先生在用绩溪方言背诗，“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实，并非庾信的绝世诗赋“扰动”了胡适先生的“乡关”之思，而是“故园”长系于胡适先生之心。胡适先生对其晚年的助手兼秘书胡颂平常说起“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绩溪土话来念”，“我将来如有功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绩溪——徽州——台北，山长水阔，在胡适先生心中，故园竟这样令他梦绕魂牵。斯人已矣，但我们从中依然能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胡适先生暮年那萦绕于心的复杂乡情和对徽文化的挚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胡适先生力主“婺源回皖”，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最终有一天他的家乡竟也会被踢出徽州。胡适先生神灵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想，他或万万不能理解“我绩溪乡人竟如何肯让故乡划出徽州！”
      在徽商的发展史上，绩溪徽商同样是具有源头性影响的。且不说胡雪岩、胡开文等著名徽商在历史上的影响，单从“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民谣中，我们也不难想见绩溪徽商在历史上是怎样的轰轰烈烈。
      徽墨是物化的徽商精神极贴切的写照。“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她应和着中国的科举制度背景，在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制墨的历史极为久远，历史上，“易墨”、“李墨”都曾名噪一时，但最终都为“徽墨”所同化。这一方面当然有徽商强大影响力的缘故，但同时，“徽墨”在选料和工艺上的极其考究，也极好地映衬了“徽商”做人讲究诚信和做事精益求精的精神。制墨业在清代发展至极至，诞生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四大墨家。其中，汪近圣、胡开文都是绩溪人。2006年9月10日，国家邮政局特意选择在绩溪隆重举行“文房四宝·墨”的特种邮票首发式，以官方形式肯定了绩溪徽墨之于徽墨的历史地位。
      徽菜是我国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虽然徽菜的始创者已无从考究，但绩溪徽厨将徽菜发扬光大，绩溪徽菜是徽菜之集大成者却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11月，绩溪荣膺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国徽菜之乡”，对徽菜、对绩溪这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绩溪的徽州名人，徽商、徽墨、徽菜，还有那一座座散落的宗祠、牌坊和徽派的老房子及由其承载的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和一个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无不闪耀着徽文化熠熠的光芒。
      我同亚光先生探讨过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在地球日益缩小成为地球村的今天，我们仍然热切呼唤并渴望绩溪回归徽州？在这方面，我很赞同江平先生“文化乡愁”的表述，仅仅从经济板块分析绩溪回归徽州的合理性似乎过于牵强，今天，我们倡导社会和谐的理念，昭示着我们已经在向唯GDP崇拜告别，因为经济并不能代表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之全部意义，否则我们怎么去理解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又怎么去理解台湾问题呢！
      三、恢复“一府六县”的徽州建制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绩溪被机械地划出徽州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最大的不幸便是绩溪历史形成的文脉几被掐断，每一个徽州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徽文化被一点点从她身上剥落。”诚然，“文革”对绩溪徽文化的破坏是无以复加的，但“文革”后，绩溪珍贵的徽文化遗存在数量上仍然可观，位于绩溪县城东隅的天王寺、城区下三里村东绩溪最古的石桥“徽溪桥”、县城西门岭天主堂等众多历史文物，还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宗祠、古民居遗存，都是绩溪划出徽州后在很短时间里被毁灭的。尤令人痛心的是绩溪粉墙黛瓦的徽派古城风貌和马头墙世界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消逝得几近荡然无存，她们留存在了年长者的记忆中，散落在民间零星的照片上，最终将消逝在静静流淌的时间的长河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火柴盒结构的高楼大厦和开发区里成片的与徽州自然环境极不和谐的色彩斑斓的小洋房，这是无可挽回的硬伤。如最遭受指责的绩溪县城南街田小区的建设规划风格问题，那本是绩溪县城最适宜徽派建筑规划的地方。今天，当我们冷静回首检讨，除去体制性的原因外，问题背后所呈现的难道就没有文化冲突的因素吗？据传，南街田小区建设前，绩溪还是有人就小区的规划风格向当时的分管行政首长提过建议的，但这位行政大员一句冷冰冰的“徽派有什么好，我就不喜欢徽派（大意如此）！”让汇报就此戛然而止。我们是否可以假设绩溪如果是处在徽州的环境背景下，至少还有一些探讨的空间呢？然而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我们惟有发出几声望“洋”兴叹的感怀尔。
      今年10月，绩溪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通过国家历史名城专家考察评审组的评审，绩溪步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已指日可待。欣慰之余，我们是否也感到一丝苦涩和羞愧？其实，每个绩溪人都应该心知肚明，这种荣誉委实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使然。
      最新的《绩溪县城市总体规划》对绩溪城市总体规划风格的表述是“徽文化地区新型工业和旅游城市”。我对这种表述的理解是，既别出心裁，又用心良苦。这里表达的“徽文化地区”是一个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是不是晦涩地隐含有受辐射的意思？“徽文化地区”中的“徽文化”是属于精神意义上的概念，徽文化固然是徽州本质和灵魂的东西，但“地区”则是一个物化的概念，对国家而言它指疆界，而对一个国家的内域而言则是指行政区域或行政建制。准确地说，“徽文化地区”应当是文化徽州和物化徽州的完美结合。那么绩溪到底是属于何种意义上的“徽文化地区”？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理解“徽文化地区”的确切内涵，我们又怎么期望能准确把握这样的规划并用它来指导绩溪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我们可以在中国选择一个最恰当、最接近徽州的区域探索打造“徽文化地区”，但它最终必然和真正意义上的徽州貌合神离，因为历史不可以假设和选择。徽文化可以辐射，但徽州却是不可以辐射和裁减的，绩溪不是徽文化的辐射地，绩溪就属于徽州，并且是徽州重要的核心区。
      在绩溪回徽问题上，我不主张过多地从经济学角度阐述理由，但我们也确实没有看到绩溪划出徽州对绩溪经济发展的正面经济学意义。不容回避的事实倒是，绩溪划归宣城后，行政管理成本成倍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绩溪距屯溪仅57公里，而距宣城市142公里，路途陡增一倍半，公差上费用和时间的开支都成倍增加；同时，绩溪划出徽州也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绩溪与老徽州的联系，对绩溪的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无论从感性、从理性，无论是从人文、历史、地域、情感认同抑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解读徽州的行政建制问题，答案都是唯一的，那就是——中国只有一个徽州，她历史地由歙县、黟县、婺源、休宁、祁门和绩溪县六县组成！
      陶行知先生曾满怀激情地呼吁：“我以至诚之意敬告我们最敬爱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然而，徽州已经失去了婺源，失去了绩溪，失去了作为地域名称的存在，日暮乡关何处是，难道徽州真的会与我们渐行渐远，并最终演化为一个精神图腾吗？有人说，魂牵梦绕的故园，是我们生命里另一条永远也剪不断的“脐带”。是啊，为什么连朱熹那样的大家，还感伤“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呢？
      医学界有一句戏言，再高明的外科医生也很难给自己动一次小手术。难道纠正错误真就这么难吗？！我们期盼着能早日重新走进徽州——走进完整意义上的徽州！我们呼唤所有徽州儿女共同肩负起这份责任，为之不懈努力。“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谨以此文作为章亚光老先生布置的作业兼和江平先生《徽州，我们的故乡——三代婺源学人的徽州情结》。 
                                     


                                                                            2006年12月16日作于绩溪县城西关文承堂
                 
                                                                            联系地址：安徽省绩溪县城内西山22号
                                                                          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26787775

徽州，我们的故乡！

——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婺源学人的返徽情结

                                                                  █江湖一萍

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有着偶然或必然的历史原因。由于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加之大量离乡徽商与仕宦的归里，使中原文化在徽州（前称新安郡）这块土地上相互渗透、整合，逐渐成了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南宋以降，这里被誉为“东南邹鲁” 、“礼义之邦”，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婺源，长期以来徽州“一府六县”（唐宋时，歙州辖安徽休宁、歙县、绩溪、黟县、祁门和现属江西的婺源六县，州府设在歙县。）的重要成员，与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作为大儒朱熹故里，婺源尤其被全徽州居民引以为荣，而婺源被改隶江西，不仅是婺源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遗憾；对于婺源籍学人，则更是“一页痛史”！——笔者作为婺籍学人之一，于此深深体验。而类笔者之人，为数又岂少耶！

█ 婺源置县与隶属关系变迁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洪真谋叛”，朝廷发兵三年讨平。为便于统治，析休宁县回玉乡和乐平县怀金乡，于二十八年（740）置婺源县，隶歙州。天宝元年（742），歙州改为新安郡；唐代歙州曾经历多次行政划分调整，婺源均随歙州而从之。五代十国时，吴武义元年（919）歙州隶吴，婺源属之。937年吴亡，婺源又随歙州隶南唐。宋开宝八年（975）南唐灭，婺源随歙州入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歙州隶江南道东路，后江南道东、西路并为江南路；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为徽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州改路，婺源随徽州路属江东建康道；二十一年徽州路改隶江浙行中书省，二十三年徽州路又改隶江南行台；元贞元年（1295），婺源县改为婺源州，仍隶徽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徽州路改为江南行中书省兴安府，二十四年复改兴安府为江浙行省徽州府，二十六年徽州府直隶中书省，婺源州均隶属。明洪武二年（1369），婺源州复为婺源县，隶属徽州府。洪武十三年中书省撤，徽州府直隶六部；嘉靖三十三年（1554）徽州府隶广德道，四十五年隶徽饶道，隆庆六年（1572）隶徽宁道，婺源县均随徽州府属之。清顺治二年（1645），徽州府属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属安徽省，十三年属徽宁道，雍正十一年（1733）属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四年（1854）属皖南道，同治四年（1865）复属安徽省。其间婺源县均隶徽州府。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府留县，婺源县直隶安微省。三年六月，婺源改属安徽省芜湖道，十七年八月，废道，复直隶安徽省；二十一年十月，隶安徽省第十行政区；二十三年九月，划属江西省隶属第五行政区；三十六年八月，划回安徽省隶属第七行政区。

1949年5月1日婺源解放，属华东区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9月，改属江西省乐平专区；11月，属江西省浮梁专区。1950年6月，婺源定为丙等县。1952年10月，属江西省上饶专（地）区（现为上饶市）至今。
               


█ 民国时期婺源人为何不愿被划入江西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九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为何如此？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阐述如下（参见《婺源县志》，下同。）：

婺源必须改隶之意旨，其最要者约有三端：

甲、政治方面。查婺源设治，始自唐玄宗时代，隶属于江南之歙州，宋代以该县山南诸水皆流入江西，曾议改隶赣省，依茅岭、新岭为界。今察其地势，大部分突入江西境内，为浮梁、乐平、德兴三县所环抱，于皖省甚觉畸零，一切政务设施均感不便 ，如不予以改隶，则格于现状，不能扩张政治力量。

乙、军事方面。现值剿匪（指围剿红军）工作特别紧张之际，肃清零匪之一切必要 措施，如团队之防堵以及围剿计划等等，甚形隔阂，实予赤匪以窜扰苟延之机会。一经改隶，则事权属于一省，责任既专，指挥尤便，扑灭残匪计日可期。

丙、公路方面。婺白、婺德两路，一由婺源经德兴之九都至白沙关，一由婺源至德兴香潭，此两路关系剿匪军事及地方交通至为密切，若不将婺源划归赣辖，则两路分属两省，运输管理均觉不易统筹。值此匪患未靖之秋，断不容稍涉松懈，致误时机。

凡此三者，理极显明。本行营饬将该县改隶，实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道，审慎周详，确能适相符合。

婺源被划入江西，引起婺源百姓、民间团体及旅外婺侨及团体的强烈反对。各团体纷纷上书请免改隶。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归纳如下：



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多牵强。日分别予以驳覆，兹择要并述之：

（甲）习俗悬殊。大要谓婺源虽毗连于赣之乐平、德兴，然皆尚迥异，倘行改隶，行政设施殊多凿柄等语。查民国交通，未臻发达，自不免有“百理不通风”之现象，婺源突入于赣之德、乐、浮三县，其边境接近地方，民俗风情当然大异之处。（驳语略，下同）

（乙）经济简况。关于政治团体组织与经济基础，大要谓婺源旧隶徽州，徽民多商于外，婺源尤众，各埠徽商皆有会馆之组织与公债资金最难分析，骤行分裂，损失固钜，纠纷亦多，而数万婺侨无团体保障，势必孤立，甚或失业，酿成地方极大恐慌；又婺源人民经济基础筑于商业之上，与徽州各县相同，较之土地平衍、土壤肥沃的赣东各县人民经济基础建筑于农业之上者，迥不相同，今一日使相结合，婺民生活恐将摇动等。

(丙)文化问题。大要谓安徽文化精神及侨外团体组织，胥以朱子为表率，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徽州之视婺源，犹东鲁之于曲阜，南粤之于中山，近年频于匪区，而未沦于匪化亦赖于是，一旦改隶，不特消失安徽全省历史上之文化殊誉，且使国内外整个安徽团体精神物质根本动摇；且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等。

（丁）历史关系。大要谓政治设施必重历史关系，婺源设治，自唐至于五代隶属歙州，宋属徽州新安郡，元属徽州路，明属徽州府，迄于清代婺源始终属之徽州区域，隶属安徽管辖，未加变更，年代既深，施政日便，遽行更易，隔阂更多等。

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极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蒋介石归纳的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上述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很实在，并非“牵强”。改隶一周年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十二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第二版，有题《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极言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均较隶皖时“窳败不堪”。“九四”是婺源改隶江西的日于，婺源人认为，“九四”纪念，实“婺民一页痛史也”。三十五年（1946）一月，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又发起“回皖运动”，群情激奋，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由胡适转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内政部长张厉生，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六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

█婺源与徽州千丝万缕的文化渊缘

自唐置县隶歙州后，漫长年月里，婺源与该州其它各县的联系频繁、密切，文化彼此渗透、交融，共同形成徽州文化。且不说方言、日常习俗、民居宅院、宗祠、戏台、路亭、桥梁、石井、巷道以及村镇格局之种种外在共通，光从下面几点就可见婺源与徽州的鱼水亲情非同一般。

一、婺源明经胡、萧江、济阳江、朱、汪、洪等姓与徽州

明经胡本世纪初，从徽州绩溪上庄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学者胡适（1891—1962）。其始祖是婺源县考水村的明经公胡昌翼。婺源旧志亦载：考川（今考水）人胡昌翼，系唐末后帝之子。因唐被后梁朱温所灭，后子流亡，被在长安（今西安）为官的的婺源人胡三遇见，将其掩带回籍，更名改姓为胡昌翼。后唐同光三年（925）胡昌翼考中明经科进士，但不做官，仍隐居乡里。尝捐资在膛源建有一桥，其地故改名为“太子桥”。——“太子桥” 地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但笔者老母亲少时常去那里砍柴，所以记得很清楚。在黟县西递的胡氏《族谱序》中也明确写着：“明经胡氏本唐裔，避难婺源考水之胡村，遂从胡姓。其子孙以十干为派宗，元丰间，壬派孙李臣迁黟县之西递铺，是为西递始祖。” 据《绩溪文史资料（第二揖）》中《胡适之父胡铁花年谱述略》一文记载：“胡适的父系最初姓李，是唐朝的皇族。《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始祖昌翼公，本昭宗之子......为避朱温乱，赖臣胡三公庇匿婺源之考川，遂冒胡姓。’后唐时，昌翼公以明经发进士科，故称明经胡氏。”明经胡为绩溪大姓氏，分布聚居县内上庄、宅坦、湖里、上胡家等大村镇。笔者曾听一位绩溪朋友说“徽州之中休宁、祁门、黟县的方言我听不懂，但不知怎么就能懂一点婺源话？！”这也许与绩溪明经胡姓、江姓、洪姓等出自婺源有关。

萧江、济阳江婺源出城往东20公里，有一水湾环村而过，村名江湾；从江湾进五头源，登五条小岭，就到了安徽休宁县。江湾历史上出过江一遴、江永、江谦等名人。但，江湾萧江源出歙县——唐代的萧祯（萧江人一直传说他是兰陵相国萧何的后裔）做了江南节度使后，定居在现在的歙县，易姓为江。至八世祖江敌任进贤县尉，才迁居婺源云湾，江姓人在此发达起来，成为婺源望族，云湾遂改名“江湾”。隶属江湾的晓起村也有江姓聚居，是清代两淮盐务使江人镜故里，为国家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村，但系婺源段莘乡江村迁入，而段莘江氏来自歙县篁墩济阳江。明代，又有婺源人江思礼从婺源松关迁入绩溪，今绩溪十里岩、茭塘、坑上等村皆其后裔。

朱、汪、洪姓 不仅江湾萧江、段莘济阳江均源出歙县，婺源朱熹这一支朱姓始祖原来也是从歙县篁墩（今属屯溪）迁来的，这在徽州已经广为人知。而据婺源晓川《汪氏宗谱》载：唐乾年间(公元877-879年)歙县篁墩汪万武逃乱，至此天刚破晓，只见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地沃草肥，花香四野，便搭草棚、起炊烟，而将此取名“晓起”，亦称晓川。在与休宁接壤的婺源段莘乡，汪姓更是大姓，该乡史料记载：中村,南宋末休宁县岭背汪上觉建村；裔村,叶姓始居，唐末休宁县回岭汪姓迁入；水末村,附近裔村汪姓建村；河村,休宁县回岭汪姓建村，已35代；槎口村,休宁县山后汪姓建村，已34代。另记：洋边村 ,歙县方姓建村，已40代。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洪氏宗谱》中也记载：唐代，洪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官至长史），自安徽歙县篁墩迁婺源黄荆墩（后为浙源乡轮溪村，今之鄣山乡车田村）定居。广明间（880-881），洪氏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官至大司农）的次子洪玉，因黄巢起义避居乐平枫木桥；再经十四或十六世，其后裔洪贵生又迁潮州（今广东）丰顺县汤田布心定居。洪秀全是潮州洪氏世系的第十六世。洪秀全祖先洪氏二十六世祖洪师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二十八世祖洪汉宗、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墓葬均在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居民均属洪延寿后裔。《婺源县志》也载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其祖居地是婺源。相传，在洪秀全越来越荒淫、太平天国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洪秀全曾私访祖地——婺源轮溪村，并题诗一首祭祖（较长，略）；历史学家陈周堂先生，在南京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曾专程到婺源县车田村实地考证，并即景赋诗抒怀：“龙池灵秀锦山川，孕育英雄洪秀全。可惜龙池半边月，太平江山十五年。”

其实，在婺北的各乡，休宁、歙县迁来建村或落户的情况都较常见（若干代后，这些姓氏因为人多地少，又逐渐向地势相对开阔的婺源南部分流）。当然婺源与徽州各县之间这种姓氏渗透是双向的，且不说就近的休宁、黟县，即便徽州北头的绩溪，都有婺源人迁去，如绩溪史料载：南唐时，一位叫洪钦的婺源人迁入绩溪，居横城(今瀛洲乡横形村)，后裔分布于石kua、坦头、岭下、大岭脚、潭村等26处村庄。然而，尽管婺源与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在地理上更少阻隔，但这样的相互渗透却很少。

二、婺源朱熹与“新安理学”

徽州是理学的崛起之地 ，徽州人深受理学的影响和滋润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是今婺源紫阳镇人（“紫阳”是朱熹别号），父朱松，宋政和八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十四岁丧父，随母祝氏定居福建崇安。绍兴十七年秋朱熹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朱熹对婺源感情深笃，一直自署“新安朱熹”，曾于绍兴二十年春和淳熙三年二月，两次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后一次亲手植杉二十四棵（尚存十六棵）。婺源人为纪念游子，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而婺源灵岩古洞群洞壁上也留下了朱熹的题墨。

朱熹致志于理学，重视文化教育，热心创办学校和书院，并在白鹿书院、紫阳学堂、考亭书院和岳麓书院等处讲学。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朱熹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朱熹学派在成为官方儒学之后，影响长达七百年之久。朱熹一生学术著作甚丰，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日本曾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统治了整整两百年；韩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退溪，乃是朱熹忠实的信徒。因此，朱熹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

朱熹死后，谥“文公”、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诏立“徽国文公之庙”。崇祯十五年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为于汉唐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庙春秋祭祀。

他回徽州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 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普遍信奉不移。元代婺源人胡炳文（1250—1333）、胡一桂（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教育家休宁县人陈栎，元末明初祁门县人汪克宽，明休宁县人程瞳……无不致力于程朱理学，且均有理学著作传世。

三、婺源江永与“皖派朴学”

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皖派朴学奠基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又字慎斋，婺源江湾人。少年读书过目成诵。生员出身，晚年入贡。生平致力经学、音韵学和理学。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精思博考，发前人未及之处。乾隆初，儒臣篡修《三礼疏》，礼部取江永所著《礼经纲目》考订，并请江永赴京答解疑义。他精通中西历算，尤精音律音韵，所著《古韵标准》，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更服承朱熹之学，取阳儒阴释各家之说辨析校正，深究力行，以“孝、悌、仁、让”为先。著有《礼经纲目》、《四声初韵表》、《律吕阐微》、《音韵辨微》等。被收入《四库全书》著作二十七部。终年八十二岁。

清乾隆年间，歙县“不疏园”成为皖派朴学的发祥地和习研交流中心。“不疏 园”位于郑村西溪，是儒商汪梧凤住宅的一部分。园内有丰富的藏书，是文人、学 者读书、游息的好地方。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 皖派朴学集大成者休宁隆阜人戴震（1724—1777）和歙县学者朴学家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当年都在这里拜他为师。江永遂为皖派朴学奠基人，对皖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中戴震最杰出，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江永墓在婺源江湾湖山村后山。墓碑面刻金榜题“皇清岁进士从祀紫阳名儒江慎斋先生偕元配汪氏孺人之墓”等字。今婺源萧江宗祠有一幅对联这样评价江永（晚号弄丸主人）和朱熹（号晦庵）：

江氏自节度易姓以来，叠分于婺于歙于衢，代有挺人，粲乎溯兰陵八萧，到昭明太子；

云湾当有清重儒而著，其他若胡若程若戴，并称世哲，翕然推弄丸一老，继晦庵先生。

四、婺源何震与“徽派篆刻”

徽派篆刻创始人为明代徽州府婺源县人何震 (约1530-1541年生，1604年卒)，字主臣，号雪渔，又字长卿。迫于生计，何震离乡来到留都南京从学文征明之子文彭，谊在师友之间。何震的印路较之文彭可谓宽广得多。大多数何氏印作以猛利立格，又有工致圆润一路，流转生趣却不失硬健，可以窥见汉玉印的遗韵。他还首创以单切刀刻边款，对后世印人影响极大。在印谱史上，何震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印谱。何震在篆刻理论上亦有建树。明初，印坛庸俗怪异，杜撰擅改篆字形义成风。何震与之针锋相对，明确地提倡六书、要求印人有高深的文字学和书法修养，更可贵的是他扎扎实实地验之于实践。何震不仅在他的《续学古篇》中，总结了篆法的“三害”和刀法的“六害”，认为作篆治印的关键在于用笔运刀，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一致。清初周亮工称其印“无一讹笔”，这也影响到清代的书刻相融、极有成就的邓石如诸家。

在何震的影响下，徽派篆刻名家迭起，高手辈出。休宁人朱简，歙县人程原程朴父子、程基、江皓臣（一说婺源人）、汪关等，形成最早的文人印派——“皖派”。周亮工《印人传》道：“自何主臣继问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亦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 何震，作为皖派的宗师，“一剑抉云开”(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评及何震)，自此，我国篆刻艺术在荒寂了一千来年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文人流派印得以蓬勃发展。清初，歙县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师承何震又有创新，人称“歙中四子”；到了晚清，黟县黄士陵崛起，人称“黟山派”。近代歙县人黄宾虹治印师承巴慰祖，对徽派篆刻有所发扬。其它的浙派、邓派及其传派皆从皖派导源而长流。

五、婺源医家与“新安医学”

医学上有久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历史上新安医家的典籍仍作为人们学中医的教科书和必读书；一些医方仍用于临床。婺源籍医家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力量，著作甚夥——《中国分省（按解放后政区）医籍考》统计：“婺源医家甚多，医家著作竟达120余部，占江西总数的四分之一(按：以前婺源才十几万人口。即便现在婺源人口32 万，也只占江西 4700 多万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列举作者88人——其中王国瑞是元代针灸名医；而程门雪为我国现代中医学名家、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又名振辉，号壶公、九如。程为丁氏医学的继承人之一，擅长中医内科，对《伤寒论》和温热病学说颇有研究。毕生自学不厌，诲人不倦，桃李满园。生平还爱好金石、书画、诗词，精于书法和古体诗。遗著颇多，除散失者外，有伤寒三种，女科三种，评注古人医案三种，温热三种、方剂一种、杂论一种。其著作已出版八部。

六、婺源砚石与“歙砚”、婺源虹关与“徽墨”

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它以石质坚韧，纹理缜密，发墨益毫，贮水不涸，雕刻精湛，造型独特，美观适用而著称，深得历代名人的高度赞誉，素为徽州人的一项骄傲。歙砚始于唐代，砚石产于婺源龙尾山，婺源隶歙州，遂以州名。但又以山名，称“龙尾砚”。相传是唐代开元年间一位姓叶的猎人追捕野兽时发现的，当时龙尾山脚的武溪上有一缕白云宛转浮游，状如行龙。那位叶猎户随其指引处挖掘出一块石料，将石料带回家中经技艺高超的匠人雕琢，辗转献给了歙州令，才引起官府重视。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对歙砚赞赏备至，擢砚誉满天下。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专程到婺源察看龙尾砚山，写下《砚山行》长诗一篇。

名贵歙砚的坯料，大多采自地下水位以下的深坑；纹理均自然天成，有金星、金晕、银星、眉纹、罗纹、鱼子、水浪、玉带等数十种；雕刻运用精良之徽派技法，美观大方；构思巧妙，往往将自然纹理、砚坯外形、雕刻技法有机组合，琢成各种妙趣横生、巧夺天工的奇状；多配以红木、梨木、红椿木、银杏木胎深漆制成的砚盒，尤显典雅。

徽墨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生产历史。唐未河北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圭渡江至歙，他们见到黄山脚下遍地是高大而茂密的古松，便留居造墨。他俩苦心钻研，改进了炼松烟和胶等技艺，造成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好墨，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圭为墨务官，并赐以李姓，从此，李墨誉满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宗下旨改歙州为徽州，李墨遂称徽墨，并历经发展。徽墨的制作工艺精湛，两面均由镌刻木模压制出名家书画图案，成为集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独树一帜的综合性艺术珍品，不仅用料考究，且生产技术难度大。高档徽墨有超鼎漆烟、桐油烟、特级松烟等，色泽黑润、磬香浓郁，为历代书画家所推赏。著名的胡开文（婺源明经胡后裔）墨曾经获得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而婺源浙源乡虹关村也是明清时代享誉全国的“徽墨”产地，至今许多著名墨师的宅第保存完好。《清代名墨谈丛》一书记载：“婺源墨铺（指婺源人开的，并非指婺源境内）大约在百家以上，仅虹关詹氏一姓就在80多家，……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歙县或休宁造墨家，在徽墨之中是一大派别”。婺墨见赏艺林，具有“入纸不晕、浓墨而光，防腐防蛀、耐久不变”的特点。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美誉。婺墨中还有一种药墨“八宝灵丹”，对消炎、除毒、止血、去瘀等症状有一定疗效。


七、婺源徽剧—— 徽剧的支派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是我国富有特色的古老剧种。徽州乡民对戏剧特别嗜好，不仅迎神赛会、婚丧喜庆时要演戏，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一些较大的村庄，都建有砖木结构的戏台。婺源徽剧属“石牌”流派，以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为主，也有别具风味的西皮、高腔和昆腔。

道光年间，婺源浙源的李茂才、俞灶喜、吴根焕等艺人在安徽安庆、石牌搭班习艺，将“老石牌”即老吹腔、高拨子等徽调传入婺源。此后，婺源徽剧又吸收了目连戏的高腔、下江调，并吸纳了赣剧的南词和婺源民间小调，逐渐形成既有皖南特色又有浓郁地方韵味的“婺源徽剧”，在清末民初一度盛行。“洪福林徽昆戏班”等一批婺源徽班曾煊赫一时，涌现了“小旦红”、“武旦宜”、耿金榜、汪进、汪仙保、汪灶喜等深受观众喜爱的名角。

徽剧和徽商的兴衰紧密相连。抗战时期百业凋零，徽商日趋衰落，婺源徽剧濒临绝境。解放后成立的婺源县徽剧团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徽剧团之一，挖掘、收集、整理了传统剧目400余本，整理曲牌800多首，脸谱52个。婺源镇头乡的阳春戏台，至今完好。

八、婺源人崇文、重礼——徽州人的共性

徽州尊重文教，认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婺源晓起村楹联），于是“山间茅屋书声响”（康熙《祁门县志·卷一》），或耕读“学而优则仕”、或经商行医、或习文学画学厨艺…… 总之，特定的育人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好学精神，提高了徽州村民的整体素质，为徽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基质，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可以说徽州在“仕途”与“经济”上的成功实为“以文教育人”、“以文化立村”的成功。在这方面，被誉作“江南曲阜，山里书乡"的婺源堪称典范。

婺源山多地少，“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人之口……农之苦孰有如婺者。”（光绪《婺源县志》）但婺源作为朱熹故里，“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乡土志》）。县城内的唯一一座山，因为旧时山下曾设学馆，所以至今婺源人都不约而同地唤之为“儒学山”；县城原名蚺城，后由于全国惯例改称城关镇，1980年前后，当时婺源人主持的县政府正式将它更名为“紫阳镇”（紫阳是朱熹的别号）。婺源一直是偏僻小县，着眼旅游业是这两年才有的事，故当年这些举措丝毫不同于如今为招徕游客各地挖空心思以名人冠名的俗举，其实质与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定村名为“太白”（唐朝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曾乘舟漫游至婺，在今太白村的湖山处停泊逗留。旧县志有“李白曾涉此”的记载。后该处聚落定名“太白”。）一样，都是出于真诚的纪念前贤、尊崇文化之乡风。至今家家户户的春联中“书声震屋”、“苦读勤耕”等字样极为常见。而长辈每每要求子孙首先要把作为文才外征的毛笔字写好。很多年前，笔者曾在婺源首届“龙尾砚奖”全县学生书法大赛中获第一名、笔者弟弟也连获两届（三年一届）“全省少儿艺术节书法大赛”第一名，这与自己不识字、一生劳苦却力勉我们用心于学的家母之教诲息息相关。外地任教的汪荣时女士在《婺源——我的根》一文中写道：“我的父亲生于普通百姓之家，九岁丧父，寡母为人帮佣，却不忘族规：每家须有一男儿读书，家贫的由本祠堂族人资助学费。故而父亲的两个哥哥外出打工谋生，父亲却依靠族人捐助、寡母的辛勤汗水、以及变卖田产维持着学业，并于五十年代末期考入江西师大数学系。”

浙源乡虹关村中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樟至今苍郁屹立，胸径3.4米，高约26.1米，冠幅3亩许，被誉为“江南第一樟”。 古樟旁的古驿亭有一副字迹斑驳的楹联：“试问几何年曰宋曰唐古樟自晓，溯回多少事论荣论辱浙水长流。”意味深远。古樟树底，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蜿蜒远去。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曾为古樟吟诗作赋，民国年间，村人詹佩弦将这些诗文五十余篇，编印成《古樟吟集》一书。中有一诗曰：“树荫虹关数百年，休黟祁歙盛名传；几多词客增诗意，仰视云霞俯听泉。”——为吟记一树而专门去编一本诗文集子的雅事，恐怕古今中外都罕见！这个詹姓墨乡，曾孕育了众多名人。詹同、詹徽父子，明洪武年间先后出任吏部尚书，詹应甲，清嘉庆间任直隶州知州。还有10余名饱读经书，能文善诗的文人，留下了传世著作30多部。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故里庐坑村，与虹关相距只有5公里。这种浓厚的崇文乡风，又岂止在一村？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历代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据载，从宋代至晚清，全县考取进士550人，婺源历朝出仕的文武官员有2665人之多（婺源至今仍存不少“尚书第”、“大夫第”、“司马第”、“进士第”，而桃溪村潘氏有联曰“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著作2180 部（又有统计为3100多部），其中被选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72部，计1487卷。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天文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中医学家、科学家、翻译家、企业家，犹如群星灿烂。除前已述者外，婺源为世人景仰的著名人物还有南宋名臣、文学家朱弁（bian,四声），被称为"江南二宝"的文学家胡伸、汪藻，擅文章之誉者张敦颐（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３９部）、汪澈、王炎，明代曾任户、吏、工、兵四部尚书者潘潢， "同胞尚书"余懋学、余懋衡，被誉为"理学真儒，经济实用"的兵部尚书汪应蛟，生不逢时、死后33部著作为《四库全书》收藏的清代学者汪绂，清代创制天文钏中星仪（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天文学家齐彦槐，以及近代著名"四大买办"之一吴懋鼎，教育家、佛学家江谦，"江南茶叶大王"郑鉴源……等，不胜枚举。——当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的祖籍，也在婺源县浙源乡。1995年2月，金庸在给浙源人查传宦的信中称其为“传宦族侄”，并对他说：“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北方大族南迁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迁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后，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区简志》）如婺源的江湾、王村、叶村、李坑、祝家庄等。为强调敬宗，无不修谱联宗、建祠而祀。聚族而居，千载相沿，使徽州村落更具凝聚力。徽州村落中人际关系以礼制为前提，以宗族为基础。虽然解放已经半个世纪，世风变化，但与一般地区相比，徽州人仍更恪守“合乎礼仪”和传统道德。 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书乡”人知“书”达礼，加之位置较徽州别县更偏塞，所以总体而言，婺源人尤显忠厚、孝悌。宗祠甚至住屋门联上都会出现教诲子孙的对联，中央往往高悬着醒世的“三省堂”、“诚致堂”、“敬序堂”、“敦伦堂”、“敦德堂”等匾额，随时勉励族人和子孙，历代恪遵。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婺源是最显而易见的。“婺”这个字，本来是天上的星宿名称，系28 星宿之一，但又指女性，形容女性的美德（参见《辞海》“婺”字条及2002/06/19 《民生报》特派记者吴学铭关于婺源的文章）——可见婺源连名字都浸透着伦理。在宗族邻里之间，徽州村落也以“礼”相处，“礼”中融“理”与“和”。婺源人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讲究礼让，“作退一步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便宜多自吃亏来”、“和善人家有子必贤”（婺源村落楹联）。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以“理”服人，分家、买卖、典当、租赁转让等均由当事人及中人协议立契约为凭据，而且世代相传。当发生民事纠纷时，即使在宗族村落之间，婺源人也往往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尊长谈判协商解决。此举一例：旧时婺源东部诸乡的祠堂，没有哪座有江湾祠堂那么大。现年76岁的退休教师江中秋解放后在祠堂住过五、六年。江中秋说江湾祠堂出资人是江湾富商江知源，由于祠堂大，难找到很粗的樟树做主梁。村里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二十几里外的李坑村访到一棵大树。江知源授意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但江湾李坑两村商量不通。没办法，江湾人夜潜至李坑将树斫倒，先“斩”后奏。李坑人气坏了。江知源赔罪说，树死不能复活，我们在李坑建一个戏堂，再立一块碑，以记李坑村的功德。李坑绅士最终成全江湾，在樟树上铺上大红布，让江湾人把樟树从水路运到江湾。

现在，婺源人即便相斗，也重“文斗”不尚“武斗”，到官府诉讼，形成法治与礼仪并重的文明风气。婺源的犯罪率，远远低于周边江西的德兴、乐平、浮梁，而这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笔者曾去婺源太白、珍珠山、古坦等乡镇调查），先动武的却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徽州，我们的故乡！”：婺籍学人至今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

唐德刚教授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头即“我是安徽徽州人。”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徽州一直在他心中魂牵梦萦。黄宾虹，虽然生于金华，晚年反反复复叨念的却是故乡徽州歙县潭渡村。婺源人的乡土意识丝毫不亚于此。晓起村江二保老人出生于上海，祖上已经离开婺源若干代，但他仍凭着一部《家谱》知道自己的根在婺源晓起村，并于1946年迁来该村“归根”，真可谓佳话。一位旅外婺源人士说：“我不只是一个喜爱家乡的人，而且是喜爱得如痴如醉，外人常不理解。每当有人反问：婺源就那么好吗？我就觉得这是玷辱婺源。”且不说朱夫子生长于外省仍念念不忘婺源老家，也不提这么多年来少小离家乃至是数代先祖少小离婺的婺籍后人回故里寻根者不绝如缕，即便今天类笔者这样高考后才离乡的新一代婺源后学，平素所作诗文也以怀乡主题居多。笔者住的楼里，全非本地人，我每每奇怪他们为何很少提及家乡。而短短二年内，旅外的婺源学子自办的乡情网站多达八、九家，这就更属罕见。

一位同乡曾在网上设专栏调查婺源人对“是否该返徽”的态度，结果虽有个别认为“婺源归哪都一样。归安徽？对婺源经济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吗？”但绝大多数明确表示应该返徽：“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讲婺源应该返徽，历史上有很多地方、很多民族的文化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原因而消失的，我不想徽州文化在婺源消失”，“国家的决策往往是和经济挂钩的，返徽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婺源重返徽州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认为婺源还是回徽州的好——对徽州的了解虽然不是很多，但感情是很深的啊！”“如果有人倡议或举办返徽的活动，那我是非要算上一个的哦！”……双方的意见均朴素而真切，大致代表了一般文化程度的婺源人之心声。

二年前，凤凰卫视在婺源摄制《寻找远去的家园》电视专题片中的记者到婺源采访，婺源村民说：“他们是老俵，他们冬天在房间里烧这么大的柴火取暖；我们用小火炉，手炉。……过去挑担，这里到屯溪每四里路就一个茶亭，徽州都一样的。他们江西就没有，江西卖都不卖给你吃。”或许语气中对江西似有成见，但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实，正可见连不识字的婺源老农民至今仍视江西为“他乡”，而对徽州风俗尤其自豪，遑论文化人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婺源人办的乡情网站，经常有不少徽州其它几县的新客光顾，几乎每来一位，婺源网友总要发出专帖表示欢迎。婺源网友与他们结下温馨的情谊并有往访、会面——正是胡适那句“我是安徽徽州人”使我们在类似的乡情中走到一起了。说类似，是指同受徽州文化熏染，一方风土养一方人，徽州文化的独特使“一府六县”人彼此认同，尤其是身在外地的学人。

由于种种原因，婺籍学人对家乡与徽州文化的怀念又较徽州其它县为甚。其一，“一府六县”中唯婺源被割出安徽。虽然笔者多次听现属宣州的绩溪人也在说“真的希望恢复以前的‘徽州’，把我们划入宣城是谁出的主意？！徽州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分割她也就是撕开了徽州文化啊！”但，宣城总归是在安徽，文化与徽州差别相对小些；而婺源划入江西，使婺源人不得不硬着头皮经常要与一直关系不太和顺的周边江西的德兴、乐平、浮梁人打交道，崇文尚德的婺源人无法驱除自身心底对彼方悍武民风的反感。徽州文化入骨入髓，婺源孤零零挤在赣文化的最东北角上，象一个书香门第的闺秀被强行嫁到山野，倍感失落！或许“不该”如此比喻，但婺源学人心底这种亘久的感受并不会因为“不该”而消失。其二，由于行政归属改易，近二十年今黄山市为推进旅游业，但又防止游客进入婺源造成财源流入江西，故而极力宣介徽州文化时总是有意撇开婺源；另一方面，江西也为推进旅游业，在努力宣讲“赣文化”时显然又不可能说到实属徽州文化的婺源——婺源似乎成了文化的孤儿！其三，解放后中国忙于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问题，文化建设一度未能顾全，而一系列极左运动又史无前例地摧残了传统文化，婺源孔庙、文公庙与众多宗祠、古迹被毁，更致命的是失去了教育机会的整整一代婺源人对历史陌生，甚至不少青年已经不知道婺源在文化上的血统；改革开放唤回了教育的新春，但经济建设中心决定了人文学科重视度相对减弱——这完全正确，然而对于婺源民众在历史文化上的补课毕竟是不利。现在网络时代极大促进了沿海文化渗入内地，对尚未找回“本根”的婺源文化建设又是一大挑战：婺源后人也许纷纷“洋”味十足而于本土“书香”了无，乡土民俗虽大致犹在，但文化（狭义）上已出现脱节，“书乡”之名以当代视之，多少显得虚空……如此种种，使得现在的婺籍学人追省婺源昔日文化的辉煌与归属，一些人深深怀着文化薪传之使命感、并高度重视宣扬婺源在文化上的血统。前述旅外婺源学子自费办那些网站，也无不特劈《徽州文化》的专栏极力宣介。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在婺籍学人心底悠悠长存。如前文提到的现、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婺源下溪头人程门雪，自称“皖南程氏”。笔者所在学院也有一位教授，我以前只知她是安徽人，后来偶然见到一份档案才吃惊：原来她是婺源人，自署“安徽婺源”！另外，公安大学有一位婺源籍老教授，更一直在致力于“婺源返徽”事业。

新华社湖北分社老乡余先生叹曰：“我是流浪在他乡的徽州婺源人，最愿和徽州人为友。背井离乡，东奔西走，何曾一刻忘了我们的婺源，徽州的婺源，美丽而伟大的婺源。今日我们只能在文化上、精神上把婺源归于徽州，何人何力才能让婺源重返徽州版图？自我介绍时，声称自己是安徽婺源人，然后解释一番，在徽一千数百年，在赣数十年。解释真是何其别扭？徽州，我们的故乡！”一家日报记者婺源籍吴先生深有同感：“ 在江西我一再强调我们婺源历史上属于安徽，我声明我不愿做个江西人，遭致的当然是一片嘘声；在外，更要解释一番，但终究让人无法理解。” 婺源思溪籍一人士也对老乡们说：“希望重新统一徽州的理想早日实现！”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另有一点笔者顺带说明：古区名“徽州”被改作以旅游胜地命名的“黄山市”，这或许是打经济算盘的决策；可是中国的秀美名山众多，而类徽州这样极具人文内蕴的的古州府却能有几个？这一块土地最最独特的是人文而非自然！据说不少有识之士已经颇为反感，兹表婺源籍学人于此的鲜明态度——婺源人盼望返归的是“徽州”，而非“黄山”！

█今天的徽州学人也希望婺源返徽

胡适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66页中记有胡适在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话：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可见当年婺源被划出之际，“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胡适这类学人更反对、以至主动请缨。另，在该书的大量详尽日记中，胡适几乎三句不离“我们徽州……”、“我们徽州人……”、“我们徽州话……”，却不曾说成“我们绩溪……”，显示出在徽州学人意识里十分明确：徽州一府六县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徽州人。” 徽州人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民俗传承的区域人群，整体性相当强。

现在的黄山市从经济着眼在宣介徽州文化时总是撇开婺源（但，在为旅游、出版业考虑而发生的福建、江西、安徽三省对朱熹的争夺战中，安徽方面一再坚持朱熹本人只承认婺源是其故里自称“新安朱熹”，所以他是安徽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代表当地民众的态度。相反，今天的徽州人尤其学人，无不希望婺源返徽。朱子故里婺源与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对于徽州学人来说，它的意义就像是曲阜对山东一样：如果把婺源割掉，徽州文化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甚至整个文化精神就没有根基了。更不要说一旦失去考川、失去何震、失去江永、失去砚石等等，徽州明经胡、徽州篆刻、徽州朴学、徽州歙砚也均失去了依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婺源与徽州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竹山书院所在地歙县雄村一学人对婺源朋友说：“只可惜今日的徽州已经支离破碎，一切都要仰人鼻息，而今的徽州人已不再拥有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和自信心了。唉，徽州啊徽州！”北京印刷学院一歙县籍女生在长文《二十年一觉徽州梦》中也叹息：“我如今的徽州、满目疮痍的徽州，你曾经的繁华去哪了呢？……古徽州,一个繁华的梦。”安徽大学一位祁门籍人士写给笔者某同乡的信中道：

“故乡徽州，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重要……我以古徽州为自豪……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今天徽州的确衰落了，这是我们徽州人不情愿看到的，我们迫切地想恢复徽州历史上的荣光。徽州是一个整体，各个县都认为自己是徽州，可是哪一个县都不能代表徽州，这正如中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谁都不能代表中国一样。历史上的短视，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苦果，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让子孙接着去品尝吗？前代人的失误，应该在我们手中得到纠正。我们希望聚集全球徽州人中杰出之士，组成促进徽州统一、发展协会。全球徽州人将不会允许你就这样沦落下去，振奋起来吧！我们的徽州！”

现属宣州的绩溪人在希望返归“徽州”这点上对婺源人的心愿有更多的体认。绩溪一先生告诉笔者：“小时候我不怎么知道，但到高中我就觉得徽州是我们的骄傲。”另一女士也说：“缺少婺源，徽州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我徽州真面目’是我们每一个徽州人发自内心的呐喊！无论婺源人还是绩溪人，都是徽州人、都应该返归‘徽州’！”

……如果不是亲历，很难相信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这么多希望徽州统一的徽州人、还有这么多的徽州别县学人和婺源学人怀着同一个情结。这些徽州朋友也在“中国行政区划”等网上论坛发表着希望徽州统一的心声。

更难以预料的是，一位现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就读的徽州休宁人（吴浩）去年暑期在“婺源茶吧”网上发帖《寻为徽州统一而奋斗的婺源朋友》，他说：“我的毕生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徽州的统一。我8月26日去婺源看一看，欲寻为徽州统一而志同道合的婺源朋友，见面一谈。如不嫌弃，愿与有志于实现徽州统一大业的婺源兄弟姐妹为友。”并且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手机号码。类似举动在婺源籍人士之间并不少见，但徽州别县学人也如此热切，令笔者再次感受到：“徽州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承的区域人群，彼此认同感相当强，尤其是知识界的徽州人——徽州不能没有婺源，婺源也不能离开徽州。

█结语

徽州文化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它在清末以后虽然衰退了，然而由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习俗、社会结构及文化发展本身等因素，使得它在今天还得以大量留存。对于徽州知识分子来说，则更是入骨入髓、普遍追怀，普遍不愿它的光辉被消解，普遍盼望昔日六县尽快共处一区。

当然，我们同时也明白：

其一，婺源返徽与否属政府行为，婺源现有官员由江西任命，故从下而上去“争取返徽”不可能成功；中央政府一般来说也不太会特意动此举措，所以婺源返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其二，虽然江西文化并非都尚悍，远的不说，光宋以来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胡铨、文天祥……方志敏（笔者认为他是儒帅）、陈寅恪等也可谓文人辈出；况且，即使婺源返徽、徽州统一了，也未必就会更加富强。

但是，文化之崇尚属“信仰体系”——只要现状依旧，那么，在婺源人、尤其婺籍学人乃至全体徽州学人的心中，“婺源返徽、徽州统一”就将永远是一个撇不去的情结。


                                                                                婺源后学 江湖一萍

    2003年2-5月于读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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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徽州吧

坚决支持，徽州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县都无法代表整个徽州。
恢复徽州是包括婺源、绩溪在内的广大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