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9日（阴历十二月初一），对于上海市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它是上海人终于抖落一身精神枷锁，剥离满眼思想云翳，挺身，抬眼，上下审视左右环顾登高俯瞰的结果。漫漫历史，须臾一瞬，闪转腾挪之间，上海已纵身一跃，跳出了它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站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其意义，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环绕上海县城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城墙，在这一天，被一向优柔的上海人嘁哩咔嚓地给拆了，拆得干脆利落，拆得荡气回肠。
在满大街都在鼓噪文物中国、懊悔孔丘早逝、抱怨京都不古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海却在上一个世纪的初叶，已经自觉地砸碎了那一堵环绕于它的精神禁锢。
如果与文物一起遗存的，只是专制、禁锢与蒙昧，那样的城墙，毁之何惜？那样的文化，存之何益？
一个“拆”字，使上海人真正站上了现代文明的潮头，一个“拆”字，也标志着东西方文化杂交终于结成了正果。
这是自开埠以来，上海人第一次对命运作出的自主选择；如果说中华文明史上，真有一个“海派文化”存在，那么，此时此地，它正从垮塌的城墙根破土而出。
上海城墙沿革
相比许多铸造于唐宋、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上海城墙只能算是小弟弟，直到1553年才出现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其中的原因或许只能归结于上海始终很小、很不起眼，历经千年也刺激不出他人攻击欲望的缘故吧。
上海设镇于南宋，建县于元，期间不能说风平浪静，但“素无草动之虞”，没有掀起过太大的波澜倒是事实。作为城墙的两大功能：外御和内守，即对外抵御军事进攻，对内镇遏民生畸变，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发挥余地。所以就激发不出上海人建设围城的冲动，毕竟那是需要成本的。
进入明嘉靖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政府日趋腐败，军队战力下降，海疆防卫能力空虚，沿海盗匪出没，治安恶化。其中，最大的匪患来自一衣带水的小日本。
嘉靖三十一（1552）年夏，倭寇从宝山登陆，横冲直撞，劫掠数日，最后攫得多艘渔舟而去。
自是而后，如同肥肉，尽可饕餮，防卫菲薄的上海再无宁日也。
嘉靖三十二（1553）年三月，寇首萧显率海匪在内线的接应下，再度登陆宝山，脆弱不堪的明军防线竟然一触即溃。四月，双方再战，明军又大败。海匪继续向上海县城进攻，因无城墙可作屏障，明军不战而溃，知县喻显科闻风而逃，混如丧家之犬。海匪长驱直入，占领县城，肆意焚掠，捞足而去。
创剧痛深，逼得松江知府方廉不得不痛下决心，广募捐资，排除一切干扰，下令即刻筑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九月，城墙筑造破土动工。深受海匪之苦的上海市民，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地的献地，有房的供房，人心之齐，人力之聚，亘古罕见。
如此这般，前后拢共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座环城而立的高墙已然平地拔起，以拱卫之势，将万千民众揽入怀抱，让人看了从心底里感到踏实。“落成之日，四民欣喜”。
第二年，萧显果然又来侵犯，城内军民依托城墙，坚守不战。区区草寇一向只知速战，哪懂什么后勤补给，不能持久，只得退兵，上海人终于在海匪面前保住了尊严，也保住了家业。嘉靖三十五（1556）年，倭匪带足了粮草，有备而来，围城长达十七日之久，也没能将县城拿下。相反，倒被蓄势固守、以逸待劳的县市军民反扑成功，打得丢盔弃甲、精锐尽失，不得不悻悻退兵。
从此，倭患虽未彻底平息，流窜作案仍层出不穷，但大规模的掳掠不复再现，上海终于保得一方安宁。此固为军民戮力、众志成城的结果，但城高墙厚，屏立如峰，令觊觎者无从逾越，也是居功奇伟。
对于城墙而言，抵御外侮还仅是其功能之一，在某些时候，它还是遏制内乱的重要工具。其中最典型的恐怕莫过于镇压小刀会起义。
1853年9月，小刀会内外夹攻，占领上海县城。表面看来，此时的义军已取得了以夺城为标志的重大胜利。然而福兮祸之所倚。转瞬之间，城墙就变成了义军难以摆脱的包袱。在清军和英法联军的围攻下，小刀会被死死钳制在有限的县域之内，出路俱遭封堵，根本动弹不得。在外无救兵、内乏兵源粮草的绝境中，作困兽之斗。城墙既帮助义军打退了敌方的一次次进攻，也捆绑了他们意欲突围的手脚。在苦捱了长达十七个月之久的艰苦抵抗之后，终于全军覆没。
保城派初战告捷
据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拆城案报告》记载，经精确测量，得出数据：上海城墙北半城“自西门起至小东门共长八百五十丈”，南半城“自小东门起迤南至西门长八百九十丈”，二者相加，总长一千七百四十丈，约合五千七百多米，达到十一华里以上。时人竹枝词唱云：上海城周九里围，箭台廿座插军麾。墙高二丈余四尺，堞共三千六百奇。还有对护城河的吟咏：一千五百丈壕长，六丈宽今半可航。方薛肇嘉分灌入，周泾西达北开浜。
所谓“六丈宽今半可航”，指的是最初的护城河曾经宽达六丈，到清末就只剩下三丈了，可见河道淤塞严重；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有方浜、薛家浜、肇嘉浜三道河流入注县城，其中小东门跨方浜，小南门跨薛家浜，西门跨肇嘉浜；租界开辟以后，洋人又在方浜以北新开一浜，通过城西沟通周泾浜。
建成后的城墙原设陆门四座、水门三座，小刀会起义期间，与北城毗邻的法租界应清军之邀助剿，用大炮在北门东南轰出一个大缺口；战后，法方为便利与城内交通，干脆于1861年4月，将此缺口扩建为一道新的城门，并以法军司令之名，命名为“孟斗班”门。对法国人这一喧宾夺主的做法，清廷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毕竟刚刚靠人家把内讧剿平，哪有资格出来说三道四！
关于拆除城墙的议论最早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而见诸于文字的，则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乡绅姚文枬领衔起草，向上海县署递交的呈文。其拆城的理由是：城垣阻碍，商埠难兴，集议公决，拆去城垣，修筑马路，使城厢内外荡平坦直，为振兴商埠之基础。
不料，呈文一经提出，立刻爆出大片反对之声。其中最强劲的声音就是祖宗成法不可违，痛斥姚文枬数典忘祖。须知，当初这城墙可是为“保全地方，以弭匪患”立下大功的。为表达坚决捍卫之决心，一些乡绅甚至成立了“城垣保存会”，通电江苏督抚，强烈要求禁止拆城。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广州举人蔡乃煌刚刚出任上海道，就遇到了“保城派”与“拆城派”的激烈对掐，弄得他不知该听谁的好。好在蔡大人蛮有些民主新思想，搞了一次听证会，让两派充分表达意愿，各抒己见，以便他这个父母官择善而从。
不料，“保城派”来势汹汹，扬言如果有谁敢在会上公开鼓动拆城，将对之“飨以城砖”。当时的城砖体量特大，长度可达四五十厘米，一块可抵现在的四块，厚度也抵现在的两块。这样的大家伙拍过去，还不得闹出人命！
“保城派”的亟言吓坏了“拆城派”，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吭声。
就在或拆或保相持不下之际，“作调停之策”的中庸派出现了。这些人提出的意见是，既然拆亦不是，不拆亦不是，不如折衷，可以新辟城门呀，在城墙上多凿几个窟窿，多铺几条马路，不就既可保住城墙，又可照顾“地方公益，便利交通”？
蔡乃煌对此建议欣然采纳。
1909年，上海西城新辟尚文门（小西门），北城新辟拱辰门（小北门），东城新辟福佑门（新东门），加上原来的七门和法国人的“孟斗班”门（障川门），上海一共有了十一座城门。
拆城派的质疑和理由
时隔一百多年，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认识姚文枬这个人啦，但我对这位上海前辈却充满了尊重和敬仰。尽管非议和挫折不断，他却甘冒被守旧派“飨以城砖”的风险，对拆城一事死死咬住，决不轻言放弃。为什么？我注意到了他对“保城派”的一大质疑，特别敏锐，特别聪慧，也特别逻辑。
“保城派”不是反复强调，城墙可以“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吗？可是，姚士绅问道：当时反对拆城之意，岂不以城垣之设赖以限戎马而卫民居？乃何以此次光复（指上海辛亥光复——作者注），九月十三日以前，城内居民负笈担囊纷纷迁出，以城中为险地而争集于无城之所？此又文枬等所大惑不解者也？
姚士绅真的大惑且不解吗？显然非耶！他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姚士绅所揭示的，也的确是晚清以来上海民众对付兵灾人祸的一大绝招：越是有城墙拱卫的地方越是不能去，越是要往城外以北的那片开阔地跑。小刀会起义如此，太平军东进如此，辛亥举义亦如此。这一点和明代倭寇来犯的情况截然相反。这些人所投奔的，当然不是有高墙厚堞拱卫的老城厢，而是标榜中立的、相对“安全”的租界新“沪城”。
面对这样的事实，所谓“限戎马而卫民居”，岂非胡扯！在不同的前提与环境条件下，租界既是上海人的耻地，但又何尝不是上海人的福祉？
考量姚士绅力推的另一条拆城理由——交通乃“振兴商埠之基础”——其实也是耳濡目染，得自城北邻居。
上海租界自开辟以来，道路码头的建设或说是交通建设，历来就是租界当局最为关注的重心。早在1846年12月，租界最早成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中，道路码头委员会就赫然在列。嗣后，不管这些机构的名称怎么变，交通建设始终都是租界不易的重心。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上海，租界，的确是发达起来了，后来居上，独步中华。
例如，长期以来租界执意在干的一件事——越界筑路——极其霸道，一意孤行。表面看来就是为了扩张地盘，但驱使其这样干的内在动力，还是与发展交通、舒张血脉、发达经济有关。
据《上海租界志》统计，早在1861年，英租界就开始越出法定的租地界线修建道路。始作俑者，为外侨汉璧礼。此人自掏腰包，修建了一条从威尔斯桥（今外白渡桥）通往虹口乡村的越界道路。到1890年，英美租界已经开辟界外道路二十公里。此后，益发而不可收。从1900年到192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所筑越界道路达三十九条，总长度约七十五公里。与此同时，法租界也修筑越界道路二十余条。
我猜想，洋人如此起劲地修筑道路，一定给近在咫尺的姚文枬先生造成了深刻刺激，而快速发展的交通建设带动着租界突飞猛进，转瞬之间已经把历史悠久的上海老城厢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恐怕对姚士绅的刺激更大更强烈，迫使他视城垣(障碍)，如同仇寇，非拆之而后快。
对于非常爱国的姚士绅来说，除了“欲使商埠兴盛，非亟拆城垣不可”外，还有另一层深意：“将上海城垣拆除，改筑宽阔马路，竭力整顿，俾全市街冲，一律修治，非特内地商务可以振兴，即租界人民亦必乐归吾土。”姚士绅骨子里还是不甘落后呀，师夷长技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乐土，归顺租界民心。
全面认同
辛亥举义，上海光复，给心犹不甘的姚文枬带来了新的希望。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姚士绅再度挥毫，书就《公民姚文枬等呈县署文》，重弹拆城填壕筑路之老调。呈文上递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效果居然奇佳。当月14日，新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平书即批复：“所见极真，即应照准”，除可使交通便利外，“即以地方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此次诸君提议拆城，诚为当务之急……”
李平书祖籍宝山，正宗的上海土著。辛亥举义前，身兼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商团公会暨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等职，手中掌握着至少一千余人的商团武装。武昌起义后，开始倾向革命，并且参与了辛亥上海起义。
有此等人物支撑，排除了最大也是最顽劣的行政阻力，自此往后，拆城诸事一路顺风。城壕事务所当即成立，各项事务逐一开展。
1912年1月19日，为“使行政上早得交通之便”，拆城工程首先选择了“两处城基即行拆卸”。
其实，如果把城墙留下来，或部分地留下来，给今天的上海人增加一道古色古香的旅游大菜，一定味道很好。我看过上海古城墙的照片，好高大，好魁伟。
正值严冬时节，寒风瘦硬，沐面如割，随着主事者气冲丹田的一声令下，令姚文枬们期盼已久的工程终于启动了。
锤舞镐落之际，砖石坍塌，尘土飞扬。众人肩扛手拽脚蹬，清理残垣，剔除垃圾，平整场地，使这两处变为通道，先期与城外租界道路勾连衔接。拆城人众“再将西北城垣迤逦拆除”，而有关方面则“一面规画填壕筑路事宜”，一面指挥落实一应具体事项。
绕城而流的护城河，由于长期得不到疏浚，许多地方淤泥堆积、河道阻塞，成了上海人倾倒垃圾的堆场，一俟天气转暖，到处臭气熏天。贴近城北法租界的一侧，已经屡屡因“卫生问题”，引来法国人的强烈抗议。所以李平书会有“尤当及早拆除”之迫切。
城壕中事先已经预埋了瓦筒，拆下的砖石瓦砾、建筑垃圾，顺势被填进壕沟，掩埋其下的瓦筒，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隐（阴）沟，然后借助窨井，就可以将雨水废水生活污水，统统引向黄浦江。这是从城北洋人那里学来的招数。对一个城市来说，“阴沟”的确要比明沟或无沟更体面，更实用，也更科学。
与拆城同步，顺着原先的城壕位置，一条环城马路也在铺建之中。拆城填壕筑路，三位一体，堪称百年前的系统工程。
到1913年6月，城北铺路工程完成，因与法租界相挨，新路被叫作法华民国路（今人民路）。城南铺路工程至1914年冬天竣工，取名中华路（与今同名）。
从此，上海老城厢与租界，至少在地理上，联为了一体。
西风东渐，一刮就是几十个年头，上海人对这股来势强劲的风潮，终于全面认同。
摘自《上海租界百年》 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