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沉寂数年的中国的行政区划突然开始频繁变动，先有5月上海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此后，七月间南通通州市改建通州区，随州市曾都区划出部分地区成立随县，年末又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新置红寺堡区和天津市设立滨海新区，短期内较多的行政区划变动，引来不少关注。
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是行政区划变动的频繁期，除了重庆市的设立和两个特别行政区成立，这一期间是撤地建市，县升县级市、郊县升区的高峰期。撤地建市，等同于对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肯定，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末两拨撤地建市的热潮以及冲淡了建市的价值，而更多成为了地方官员加官进爵和追求更多地方利益诉求的砝码。随着2003——2004云南（临沧、普洱）、山西（吕梁）、宁夏（中卫）、甘肃（定西、陇南）等省区最后一批地级市的建立，有21个省区实现了全部市管县或市州并存，地区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单位只在5个省区保留，而且所余的17个地区确实是无可建市，这样近年来撤地建市的风潮逐渐消停。县改县级市也被视为从城镇一步迈进城市行列的标准，所以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也架不住一个个县领导牵头的高级请愿团进京情愿，县府大门依然一个接一个挂上市府的大牌，不过最近几年也逐渐减少。至于郊县升区，情况复杂一些，即使在本地区也不一定皆大欢喜，大快人心。一方面某些大市周边的小县穷县争着闹着要成为市区，因为这样不仅跳过农门进了城，而且还一步到位傍上一个大城市，必然有人对此乐此不疲，比如京郊昌平、顺义、平谷、怀柔等县的建区，比较极端的如武汉市、厦门市、深圳市，其辖境范围内已经没有县的存在了，全部成为了城市的市区（对于副省级城市而言，由县而区还有另外一层意味，副省级城市所辖的县行政级别为县级，而所辖的区行政级别为副厅局级，因此改区同时意味着行政级别的升格），另外一方面一些强县（市）又不希望因建区而被强拉到中心城市的车上，而失去地方资源和财政的支配权力，这种教训也是有例在先的，佛山的顺德和南海改区之后经济一直差强人意，丧失了当年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就是例证。反观苏州无锡的强县纷纷与中心城市保持距离，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县域经济的奇迹。
自2004年之后，与网上坊间热议新设直辖市和重划省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始终保持稳定，甚至地县级的行政区划也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虽然今年出现了一连三个行政区划变更，而且变化的形式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但基本走的还是往常的老路。行政区划的变革，更主要是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通州的建区，应该属于水到渠成之势（虽然出现了与北京通州区通名专名都撞衫的情况）。上海浦东新区的扩展，呼应了长江三角洲新一轮开发的热潮。浦东新区人口285万，不仅经济实力，连人口上也超过广东省普宁市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区。滨海新区的设立性质与浦东新区的扩展相似，一南一北两次变动重要性不相上下。至于随州市随县的重新建立，多少是为了弥补当年撤地建市热潮盲目引发的问题——随州市曾都区原来就是老随县的全境改建，面积6700平方公里，人口165万，城市化水平才24%，这样的区虽曰区，实在无异于一个庞大的县，从曾都区中切出一块重新建随县，倒不是为一个结局方案。红寺堡作为一个移民的安置基地已经非常巩固了，划为一区也是实至名归。
关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改革的争论，长期以来保持着很高的热度，比如说网上流传的无数个版本的50各省划分的方案，以及西安、武汉、南京、深圳、广州、沈阳、青岛、大连等等城市升级为直辖市的讨论。中国行政区划该不该改，几乎没有异议，显然应该。关键是应该怎么改，是如网上诸公所言的大卸八块，还是像现在一样循序渐进，不疼不痒。县级行政区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稳定的行政区，将来也必将保持稳定。所以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省级行政区和夹在省县之间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地级市上。更多的划分省区，建立更多的直辖市，都是希望减小省的范围，解决省区权势过大的问题，一并取消省市之间的层级，从而精简机构。这样的方案可谓大刀阔斧，但是过于急功近利。
予意以为行政区划改革，固然刻不容缓，但也要从长计议，如果仓促剧变，反而贻害不浅。
行政区划变革，首要尊重历史文化，次要考虑长远发展，更应该尊重所牵涉地区的广大群众的意愿。尊重历史文化是因为行政区划本身不仅有管理职能，更承载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是一城一地乡土认同的寄托，明清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省界就不应再调整了，否则该处会出现认同危机和管理错乱，如果要调整也应该从界限始终往复调整、对本省认同尚且模糊的地区着手。现在很多人提出的划小省区的方案，虽然能够使以新兴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地区迅速发展，但却使国家的整体格局更加散漫，失去了全局的竞争力，这样的思路多少是从局部地区发展着眼的。然而今后的发展趋势，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以中心城市为工业龙头，整个地区的资源向中心集中，也不再是改革开放后以优惠政策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巨无霸城市。未来的10年将是中国城市化最快速的十年，新崛起的，将不再是几个超级城市，而是无数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众多中型城市，小城市，卫星城市梯次配置，多种产业有机分工的城市群，这样的城市群不仅仅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心城市
，也需要一组小而精的城市相互配合形成集团优势，还需要有相对广阔的腹地来提供资源和初级产品，在这样快速城市化的阶段，行政区划的发展应该围绕城市群来进行。还有地级市的存留，我支持强县扩权，向县里下放财政管辖权，但是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格局下，如果取消地级市，无疑会造成县城大平均的现象，这就制约了整体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民族自治地区的区划切不可变动，如果有必要还应该增加民族自治地方的数量，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划变动，即使有很好的出发点，也容易影响稳定或造成CNN、BBC的关注。
按照我的标准，需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也就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之间了，这一带的省界由于黄河的改道和泛滥历来纠缠不清，反复进行过调整，有进行调整的基础。首先是河北、山东、河南之间的边缘地带，历来是网上讨论最多的需要建立新省的地区，最为人诟病的是由于当年明朝军事征伐而造成的河南省的河北部分，显得名不副实。其实不仅如此，现在河南省的濮阳一带，明清民国一直是河北（直隶、京师）大名府的辖境，河北与山东之间的省界，建国以来也经历了反复的来回调整，到1965年才算基本稳定。这一地区新设立省区的最大基础是1949年8月至1952年11月间在黄河以北、运河以东、漳河以南的地区存在过新乡为省会的平原省，至今始终有人坚持平原省存在的合理性。其实这一地区单独划分省区有很牢固的基础，农业上是著名的冀中南鲁西北豫北粮食产区，工业上围绕中原油田为核心，经济上早就有中原协作区在运作，交通上以京广、京九铁路为枢纽，方言上也相对一致，这一地区城市密度非常大，是非常有潜力的城市群，至少缺少中心城市，而且由于位于各自省的边缘地带，所以政策上受到省内的逆向倾斜。新设立省区的更大的现实因素是冀鲁豫三省都是面积、人口众多且经济总量很大的地区，尤其是山东、河南，人口接近一亿，某个省区人口占全国比重过高，经济、政治、教育利益的地方诉求必然与国家统筹产生冲突，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河南的安阳、鹤壁、濮阳三个城市，山东的聊城、菏泽两个城市，以及河北的邯郸市划为一省（当然应该适当把周边邢台、新乡、德州的一些县划入），新省的面积将达到36080平方公里，人口将达到3447万，从人口上来说已经是一个中等省份。同时山东河南的人口各减少一千余万，这样山东可以更专注于半岛、河南可以更专注于中原城市群、河北可以围绕京津提升整体实力。而新设立的省区内部，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江苏安徽之间，同样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明朝两省同属南京师，直到清初还是同属于江南省，直到康熙六年才划分为两省。东半，取江宁、苏州首字合为江苏，西半取安庆、徽州首字合为安徽，而这四个城市都在两省南方，显然两省的设立都是以南部为重的，打破了传统上以江淮分治的习惯，从而降低地方割据的可能，并以江南来带动两省江北发展。苏皖两省自从分治之后一直质疑不断，清末张謇曾经上折《徐州应建行省议》，指出在徐州周边地区建省市“变散地为要害”之举，晚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 年 1 月 - 1905 年 4 月) ,江苏的江北地区就曾被划为一个新省——江淮省。建国后1949年至1952年11月，两省以长江为界，分别划分为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四个省级行署区，可见历来在行政区划上有把苏皖的南北分治的尝试。皖北苏北，身在北方，治在南方，夹在南北之间地位尴尬。皖北是安徽永远的痛，苏北的发展虽然还不错，可是比之苏南高下立见，现今苏北、苏南，皖北、皖南之间几百年来难以弥合的差距，给两省人民制造了无数的矛盾与对立，是两省内耗的主要来源。既然求和不成，不妨分而治之，本来整个地区在地势、文化、经济上都有诸多一致之处。本区域新设立省的最大优势是徐州已经是整个淮海地区众望所归的中心城市，以徐州为中心的城市圈逐渐显形，如果能够成为实至名归的中心，再加上足够广阔的腹地，以其陇海铁路东端的优势交通地位和整个地区的丰富能源储备，很有可能整个地区打一个翻身仗，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的增长极。而安徽省和江苏省也是中国的两大人口经济大省，苏北、皖北划出之后，江苏可以更轻便的实施沿江战略，江浙沪的协调也更加得心应手，安徽也可以轻装上阵，全神投入长三角之中。如果把江苏省徐州、连云港、宿迁，以及安徽省宿州、淮北、亳州、蚌埠划为一省人口将达到3676万，面积为53688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水平。
行政区划调整是国之大事，不可等而视之，亦不可轻率从事。欢迎大家拍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