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韩光辉
介于很多人认为有清一代，两京县大兴县和宛平县管有北京城区，特此以论。
清代北京城市的城属即城市郊区行政界线划定于雍正中(1723年～1735年)。按照城市郊区是在行政上隶属于城市的城市外围地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这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划定京师城市郊区行政界线的重要实践。事实上，早在元代中期和明代即已逐渐形成了直属于京师城市的郊区，只是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以及土地私有形成的行政管辖区域的参差和大量“飞地”，使当时属于京师城市的郊区界线尚不甚明确。我国古代行政建制和区划虽然出现很早，但至隋唐时期才出现了以“四至八到”记录各类行政区域范围的形式，并逐渐形成了行政区域间的习惯性边界线。直到清代大多数行政区划间的边界线依然不是明确法定的界线。这种状况给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及经济开发带来了不良影响乃至障碍。为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雍正中清朝政府曾派员查勘某些省区的边界、建立界牌(碑)，以期永远遵守；其中包括勘定京师城属与周边州县间的行政界线。但北京地方志对这条边界的记录与其他相关的记录却不尽一致，实有必要予以考索以确定其正确的边界走向及清代北京城市郊区的大致范围。
1 清代地方志书有关北京城属的行政范围记录
清代文献对京师城属的直接记录很难找到，但有关的间接记录却时有所见。如光绪《顺天府志》所附大兴县图和宛平县图及《顺天府志.地理志》关于大兴县和宛平县政区“四至八到”的记录，光绪《畿辅通志.舆地略.疆域图说》大兴县图和宛平县图(图1)及两县政区“四至八到”的记录均涉及了京师城属，且记述颇为详尽。
按《顺天府志.地理志》，“大兴县：东除城属八里外，至通州界十二里；西无管辖，系宛平属；南除城属二十四里外，至东安县界七十一里；北除城属一十二里外，至昌平州界二十三里；东南除城属三十七里外，至东安县界五十里；西南除城属二十四里外，至固安县界七十四里；东北除城属十里外，至顺义县界三十五里；西北除城属十二里外，至昌平州界十三里”。“宛平县：东无管辖，系大兴县属；西除城属十五里外，至宣化府保安县界一百七十五里；南除城属二十里，又除大兴属二十七里外，至固安县界五十五里；北除城属十八里外，至昌平州界五里；东南无管辖，系大兴属；西南除城属十五里外，至良乡县界三十里；东北无管辖，系大兴属；西北除城属十五里外，至宣化府怀来县界二百十五里”。
《畿辅通志》在关于大兴县和宛平县政区“四至八到”的记录中，仅宛平县“北除城属二十里外，至昌平州界八里”与《顺天府志》的上述记录有所不同，其余基本一致。按《畿辅通志.疆域图说》所附宛平县地图测算，京师城属北面界线距城二十里当更切合实际。
综合《畿辅通志》和《顺天府志》的有关记录，清代京师城属就是环绕北京内外城的周边地区，即城市的郊区。在与大兴县接壤的地区，城属的大致范围是：东8里，南24里，北12里，东南最远37里，西南最远24里，东北10里，西北12里；在与宛平县接壤的地区，城属大致范围是：西15里，南最远20里，北最远20里，西南15里，西北15里。
按照《畿辅通志》和《顺天府志》附图所绘城属与宛平、大兴两县间的边界分析，清代北京城属的范围大体上就是城门或城墙至城属外部边界之间的空间。如果这个推论不错的话，上述有关城属的文字记录及所附地图表示的边界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两部志书记录的两部分内容并未发生明显的矛盾。因此，《北京历史地图集》在“清北京地区”图幅中，关于京师城属的范围和外部界线就是根据上述图文资料编绘的(图2)。
由图2，清代京师城属北起清河、来广营以南，南达南苑东、西红门以北，东自豆各庄以西，西至东冉村与看丹村以东地区。显而易见，京师城属这一范围相当狭小。但事实上，清代至迟到清中期京师城属的范围并不止于此，京师城属的外部边界显然也不止于此。
2 清北京城属界线的确定及原则
清王朝定都北京，满族统治者圈占京师内城，驱赶汉官、汉民及商人等居于外城，形成清代旗人与汉民分别聚居内外城的基本格局。同时，于京师内外布列巡捕营汛，以“稽察奸宄”、“肃清辇毂”，即卫戍与巡警京师，维护京师安全。首先是顺治元年(1644年)，在北京设置了巡捕南、北二营；十四年(1657年)又增置了巡捕中营。故康熙《大清会典》称，京营巡捕分南、北、中三营，各置参将一员，游击一员，把总五员。所属巡捕官兵分汛驻扎京师内外十五汛。康熙十三年(1674年)始以步军统领提督内城九门事务；三十年(1691年)，命步军统领兼管巡捕三营，并设南营畅春园守备、把总各一人，设中营海子墙守备、千总各一人，把总二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增设畅春园守备、把总各一人，增设静明园把总一人。雍正中又先后设南营圆明园守备二人，增设千总七人、把总六人。至此形成了步军统领所辖各营汛守备、千总、把总管辖的大致范围：“大城外三营分管地界：东三汛，北营外西一守备汛内所辖至大王庄观音堂止，中营外正东守备汛内所辖至双桥止，外东南守备汛内所辖至北鹿司村止，均接通州界；南三汛，中营外正南守备汛内所辖至南苑北墙止，南营外南二守备汛内所辖至西红门三官庙止，均接旧州营界；西二汛，南营外南三守备汛内所辖至大井村止，外南一守备汛内所辖至田村府君庙止，均接拱极营界；北二汛，北营外正北守备汛内所辖至清河利(立)水桥河沿止，接巩华营界，又外东北守备汛内所辖至羊房村止，接沙河汛界，以上各汛统以南、北、中三营参将各一人。”而圆明园三汛界址，“东自刘村五道庙起，西至京山(按即金山)口与宛平县接界，南自黄庄马兵汛路北起，北至树村中营后街，与昌平州接界。”③因此，康熙至雍正中，清政府在京师近郊所设营汛的管辖范围南至海子墙迤北、北至立水桥，东达双桥、西到玉泉山静明园一带③。
据明嘉靖中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隶属北京城市的城外关厢与城市一例编设牌铺,其中朝阳、东直两关厢共设五牌三十七铺,共领属附近40余个街巷村庄；郑村坝四牌,领属驹子房等处15个村庄；阜成、西直关外七铺,所属村庄及西北郊外村庄共计80余个；安定、德胜关外六铺领属以及城市所属近郊村庄则达60余个；外城白纸坊、崇南坊、崇北坊所属郊外村庄亦在20个以上；明代中期北京所属近郊街巷村庄计达220余个.其地域范围大致与清初京师巡捕三营所辖城属地面相当.随着清代定都北京及西郊皇家园林的兴起与发展,京师巡捕三营管辖的郊区范围便迅速地扩展到昆明湖乃至玉泉山静明园一带.康熙中至雍正中于京师城属西北部畅春园、静明园和圆明园等处增设巡捕南营所属各守备、千总、把总均与当时京师城属范围扩大有关.
雍正五年(1727年)，为划定京师五城之间的界限及城属与周边州县之间的界限，曾谕令：“京城内旧有基址界限之处，著五城御史查勘，建立界牌；其城外与州县接壤之处，著巡视直隶三路御史，于该管处查明厘定，建立界牌。”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始议准：“京师东西南北四城，与大兴、宛平及外州县地方，犬牙相错，彼此溷淆，皆由城属不随京营汛地管辖，州县不随外营汛地管辖之故。嗣后悉照京营旧制，凡城属地方，有越出京营界外者，就近各归大、宛二县管辖，大、宛二县地方，有夹杂(京)营界内者，就近各归四城管辖，各按界址竖立石碑，永远遵守”。这两条重要史料均涉及了京师城属与周边州县接壤划界的问题；尤其这后一条史料，不仅揭示了清代初期北京郊区与毗邻州县之间存在的土地“犬牙相错、彼此溷淆”的基本事实及其根源，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则——以京师巡捕营汛所管地面为准划定京师城属外部边界。京师巡捕营汛分管地面即归京师五城中的东西南北四城属地；这里就是清代京师所辖之城属，使京师卫戍巡警区与京师五城的行政管辖区在郊外统一起来。按《清高宗实录》关于京师巡捕“旧设南、北、中三营，共十九汛”的记载，康熙中后期至雍正中随西郊皇家园林的开发和兴起，京郊巡捕营汛较康熙初年增加的四个，多数设在京师城属西北部。按照这十九个营汛管辖范围具体划定的京师城属与大、宛二县间的界线显然就是当时北京城市郊区的行政界线。这条行政界线以内、内外城城区以外的地区就是清代康雍年间北京城属范围。
至乾隆九年(1744年)，静明园附近三营步兵汛增设为十二个；静宜园附近增设三营马兵汛一、步兵汛十，西山小屯村及冷泉附近各增设三营马兵汛一、步兵汛四。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因“京师辇毂重地，向来步军统领所管营务，止分中、南、北三营，地方本属广阔，又西北昆明湖一带，离城较远，稽查巡缉，更觉耳目难周；所有从前额设官兵，不敷派拨，且营制亦有参差未协之处，”故有“添设兵丁，酌安营汛”的谕令。按此谕令，除于原设马步兵五千一百名，再添设马步兵四千九百名，定额一万名外，将旧设南、北、中三营，共十九汛，按南、北、左、右分设四营，以合方位；圆明园向称南营，改为中营，列各营之首，共为五营，二十三汛。”其中，“中营五汛，南营六汛，余三营各辖四汛。③”除中营设副将一人外，余四营均各设参将一人，五营又各设游击一人；每营添都司一人，与守备一体分汛管辖，汛设守备一人。可见，经乾隆中的巡捕营制调整，京师巡捕营不仅增加了兵额，且将原来三营增设为五营，将十九汛增加到二十三汛，从而增加了京师巡捕营在静明园及以西地区的驻汛点，完善了巡捕营制，加强了对京师西北郊的军事与治安管理。
这一过程与八旗健锐营在香山地区的出现及八旗军营式聚落的兴起直接相关。健锐营是清代禁卫军之一，创置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设云梯兵二千名。这些选拔自京师八旗的满蒙军人一般携眷驻扎于此。清政府按八旗驻扎方位给他们建造了营房，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军营聚落。这就是香山东麓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正黄、正红、镶红、镶兰旗营房。当今香山东麓以旗为通名的地名就是从清代健锐营驻扎营房演变而来的。为稽查巡缉，确保旗人安全，遂增设了驻守香山的静宜园汛及四王府游击署等。这大概就是“添设兵丁，酌安营汛”的含义。因此，香山地区属京师巡捕营驻汛地无疑。
据《畿辅通志.京师》：中营副将署在海甸(淀)新庄，游击署在香山四王府村；所辖五汛：圆明园汛都司署在桂甲屯，畅春园汛守备署在海淀新庄，树村汛守备署在树村，以上三汛，每汛兵五百名；静宜园汛守备署在香山，乐善园汛守备署在西直门外，以上二汛每汛兵五百八十名。南营参将署在崇文门外抽分厂，游击署在菜市口；所辖六汛：西珠市口汛都司署在绵花头条胡同，东珠市口汛守备署在东珠市口，以上二汛，每汛兵四百三十三名；东河沿汛守备署在东河沿，西河沿汛守备署在铁厂，以上二汛，每汛兵四百二十三名；花儿市讯守备署在崇文门外上三条胡同，菜市口汛守备署在牛街口，以上二汛，每汛兵四百二十四名。左营参将署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游击署在东便门外三虫祠；所辖四汛：左安汛都司署在左安门外关厢，汛兵四百四十四名；河阳汛守备署在朝阳门外南中街，东便汛守备署在东便门外三虫祠，以上二汛每汛兵三百九十名；广渠汛守备署在广渠门外关厢，汛兵三百七十六名。北营参将署在德胜门外大关，游击署在安定门外大关；所辖四汛：德胜汛都司署在德胜门外大关，安定汛守备署在安定门外大关，东直汛守备署在东直门外大关，朝阳汛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以上四汛，每汛兵四百名。右营参将署在阜成门外关厢，游击署在广宁门外关厢；所辖四汛：永定都司署在永定门外刁桥，阜成汛守备署在阜成门驴市口，西便汛守备署在西便门外角楼，广宁汛守备署在广宁门外车市，以上四汛每汛兵三百七十名(图3)。 从乾隆四十六年的谕令及康熙雍正中京师巡捕营汛在郊外驻扎形势分析，乾隆四十六年谕令的实质在于“添设兵丁，酌安营汛”，以解决京师城属地方广阔、西北昆明湖一带，离城较远，稽查巡缉难周，原额官兵不敷派拨及营制参差未尽协调的问题，而不是扩大营汛管辖的地域范围。事实上，所采取的有关措施也的确获得了预想效果。因此，京师西北郊外的海淀、昆明湖乃至香山一带地方在清代中期以前乃至康熙雍正时期即已属京师城属管辖、而不属宛平县管辖范围。按《日下旧闻考*官署》关于原南营巡捕官兵在西北郊外分别驻扎海淀、挂甲屯、水磨地方、树村南、瓮山东北、香山买卖街、四王府及小屯村，以及南营改为中营后“其畅春园、树村、香山三汛仍旧”的记载，均亦证明了这一点。据此大概可以推定，雍正中乃至清初北京城属范围在西北郊已扩展到香山地区，并于雍正中最终划定了城属在这里的行政界线。这一界线恰与步军统领所属京师巡捕营汛管辖的范围相一致(图3)。
嘉庆以降除设左右翼总兵各一员佐理步军统领、并随事添设官佐之外，直至清末乃至民国初年，步军统领所属营汛在京师四郊管辖范围亦未发生变动。在这个稳定的郊区内，至嘉庆中仅城属东郊、东南郊、南郊和西南郊村落即已发展到四百余处。因此，有理由认为，民国初年的京师四郊就是清代形成的城属，其地域范围前后相承，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按照“划界分治，大、宛两县与五城兵马司接壤之地，五城以京营所辖为界，两县以在外营汛所辖为界，各治境内，以重官守”原则，光绪《畿辅通志》和《顺天府志》有关地图对京师城属及大、宛两县范围的画法存在明显不妥；质言之，将京师城属与宛平县在西北部的行政界线划定于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以东南北一线是错误的。归纳以上所述，原因在于：①这条界线与清代京师巡捕营汛在城属西北部的实际分布明显不一致；②这条界线与雍正中确定的城属和大兴、宛平二县根据京营汛地划界分治原则相抵牾；③这条界线与民国初年京师四郊对清代北京城属承继关系相矛盾。
3 勘定北京城属行政界线的意义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郡县行政建制的出现和确立，便于对不同等级规模的地域实行分区管理的行政区划便产生了，从而也就形成了各类行政区划之间的边界即行政边界。行政区划的变动导致行政边界的变更。但古代行政边界因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尚不明显，行政边界地区的利益分配和资源争议也未被重视，因而在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划之间历史地形成了并非法定的传统习惯性控制边界。随着中国社会总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资源开发强度的加大，至康雍之际划定行政区域的边界、维护社会治安、减少对边界地区资源占有和开发的纠纷便自然地提到政府行政工作的日程上来。
雍正初清政府要求北京城属与周边州县接壤之处，查明勘定，建立界牌(碑)，即确定京师城属与周边州县之间的行政界划，原因就在于城属与外围州县地方，犬牙相错，彼此混淆，没有严格的行政界线，不利于“稽察奸宄”、“肃清辇毂”，即不利于维护社会治安。因此防止推诿命盗案件，争竞边界利益，维护京师及近郊的社会安宁，净化社会环境成为雍正皇帝勘定京师城属外部边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历史地考察，这次勘界之后便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确定的京师城市郊区的行政界线。尽管当时京城至这条行政界线之间的区域被称作城属也没有独立的行政机构，但其做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实质上已是具备了近现代含义的城市郊区。
在西方，以研究西方城市发展史著称的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名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虽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城市郊区问题，并认为“郊区的兴起对城市的社会内容和空间安排上都带来了显著的改变，但奇怪的是至今大多数解释城市的人都不提郊区；即使少数提到郊区规划的人，特别是克里斯托弗.滕纳德教授(Christopher Tunnard)也认为郊区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这至少说明，具近现代意义的城市郊区在西方出现甚晚，甚至是本世纪以来才出现的。尽管芒福德还认为，“郊区几乎与城市本身一样出现得很早，而且，也许因为有了郊区，古代城市，尽管城墙内各处很不卫生，却仍得以生存下来”。但从芒福德的整个论述过程来看，他所说的郊区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古代在行政上与城市同时隶属于州县的城郊，并不存在行政上隶属城市的郊区，也就不存在勘定的郊区界线。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清雍正中勘定的北京城属行政界线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郊区界线，清代北京城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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