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转]再论汧渭之会及相关问题 [复制链接]

    

       汧渭之会是秦国早期都邑中争议最大的一个。不但正史语焉不详，注释歧异，而且今人聚讼不休。我们认为，作为秦早期都邑尽管十分简单，但它在地理位置上应是确定的，不是推测的，最终是需考古发现来定论的。我们只所以来讨论此问题，是因为秦早期的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对其遗址没有发现前，研究其定位不但对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及陵墓之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在考古上，对寻找其具体城址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以前曾撰文提出汧渭之会就是古陈仓城的问题后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祝中熹②、陈平③和徐卫民④先生著文著书发表看法。其中有的问题我们认为值得进一步商榷。

　　古陈仓城有两个，有上下两城之分。上城是秦文公筑，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都无异议。关于古陈仓上城的遗址所在按《水经注》所载和杨守敬的《水经注图》，约在汧河与金陵河入渭处的中间地带，包括陈宝祠在古陈仓城北的陈仓山（当指今日贾村原）上，注图与今戴家湾位置殆相当，大体与《元和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宝鸡县志》记载相符。根据宝鸡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马俭先生调查结果，文公所筑陈仓城当在长乐塬上。这个塬在戴家湾西的贾村原下，抗日战争期间被荣氏家族西迁的工厂占领了。这个位置与1982年铁路扩建时文物部门在戴家湾发掘的陈仓下城的位置相对应，符合上下城的概念。虽然城址没有找到，但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我们提出汧渭之会都邑就是古陈仓上城，不仅仅是因为古陈仓上城所处的位置在汧渭之会历史地理范围内最合适的位置上，并且这个位置还与《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宝鸡县志》相吻合，而更重要的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和陈仓城在历史上的地位。祝中熹先生在《地域名“秦”说略》一文中说，“《元和志》仅言陈仓城为秦文公所筑，并未说这是他东迁后的初都之邑，正史地志言及秦邑者不可胜数，却无一云非子封于古陈仓者，亦无一云文公东猎卜居之邑即古陈仓者”。我们认为这不是讨论问题的办法。照此思路，试想，如果《元和志》果真再交待一句陈仓城就是文公所邑之都邑（汧渭之会），那么会不会又有人提出《元和志》是唐代地理书，成书时间大大晚于《史记》，正史《史记》都未这样说，《元和志》还能让人置信吗？再进一步，如若正史《史记》明确交待文公东猎卜居之邑就是陈仓城，那还何须我们后人如此费墨费神呢？祝先生另外提出的“文公在长达五十年，为了戌防的需要，他在秦域范围内的某地筑城，当亦合理之举，不必然凡筑城皆为都邑”。我们并不否认文公在属地内筑城的合理性，也无意要把凡城都当作都邑。我们只是说，如果离开文公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实地考古调查，祝先生的考虑不无道理。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如何认识陈仓城的地位？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秦早期文化以及都邑研究中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祝先生在内，把文公筑陈仓城看的过于简单。似乎文公筑城过程轻而易举，举手可得，就连陈仓城的作用都不足挂齿，地位无足轻重。试问，在秦人受封立国的初年，在军事形势，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秦文公在都邑的建设中敢于违周礼不建宗庙而建陈仓城，如果这个陈仓城不是都邑，建它干什么？如果这个陈仓城不是都邑，在秦人早期字字如金的史料堆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字里行间都难以寻觅的情况下，先人会耗费那么大的笔墨去记述陈仓城么吗？如果汧渭之会都邑不是陈仓城而是另一座城邑，其影响肯定超过陈仓城，然而史料中却为什么没有记载？显而易见，文公所筑的陈仓城不是一般性质的城邑。
　　其次，还应该看到，文公在到达汧渭之会后的48年中，有许多重要建树，包括营筑新邑陈仓城，建立鄜畤，作陈宝祠，伐大梓，丰大特，伐西戎，置史立法以及作石鼓（注：石鼓的制作年代有多种说法，我们取文公之说）。这些不但成了构成文公时期历史的主体内容，而且其中的陈仓城，陈宝祠成了都邑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公僭越周礼，不建宗庙，用作祭祀祖先白帝（少昊）的场所，因此，其功能是明确的。陈宝祠是文公（秦人）原始的宗教、崇神思想在畤文化基础上的升华和延续，其影响和功能不泛见于史载。而这些建筑组合中的陈仓城，很难让人能看出它有别的什么功能，所以不是都邑功能是很难讲通的。《秦本纪》虽然未明确交待文公到达汧渭之会后“即营邑之”的城就是陈仓城，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一概否认陈仓城的始建年代和都邑的性质。《秦本纪》载文公十年初为鄜畤，十九年作陈宝祠。依据秦人早期都邑的规律来看，其一，都邑是与畤的建筑相对应。在西垂有西畤，在汧渭之会有鄜畤，由此看来，陈仓城作为都邑的建筑必然在鄜畤之前，《秦本纪》中“即营邑之”的时间当为陈仓城建筑的时间。其二，在鄜畤祭祀白帝活动和在陈宝祠祭祀陈宝活动是紧密围绕陈仓城展开的。如若陈仓城不是都邑，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第三，我们前文曾反复强调，文公居汧渭之会48年中，这里还没有一个城邑的影响能超过陈仓城的。实际上，不仅文公期间就根本不可能再存在一座城，就是在文公以后至近代，除汉郝昭在文公筑陈仓城下方再筑一座陈仓下城外，亦再不存在一座有影响的历史名城。有学者称文公经营的汧渭之会地方为弹丸之地，我们说这个描述并不过分。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紧紧抓住“汧渭之间”这个核心不放，是因为《秦本纪》中的这个“汧渭之间”非常符合这个区域里的地形。渭河基本上呈东西向自西向东流经宝鸡，而汧河虽有许多支流，但均源于陇山大阪东麓，在山脚下汇合后是西北东南走向流入渭河，使渭河和汧河之间从陇县到宝鸡在地图上成为一个约50度的夹角，这就是正史上所说的“汧渭之间”。这个夹角从陇县到汧阳是汧河河谷。汧河北岸从汧阳至凤翔塬是崇山峻岭，“汧渭之间”有汧阳岭（亦称箭括岭、冯家山）和吴山相隔的陵塬和贾村塬，这两个塬又有金陵河相隔，使“汧渭之间”形成汧河河谷、陵塬和贾村塬三个富足的地理板块。而这三个板块中唯贾村塬及其南坡下的渭河以北二级台地最符“汧渭之会”的本意。这个台地高出渭河河床十多米，东西狭长，南北较窄，唯戴家湾东西较宽，还有古陈仓水从山坡下流出，是古代先民十分理想的居住地。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汧渭之会当是这个地方。而以汧河相望，与贾村塬对峙的凤翔塬（即凤翔长青乡、陈仓区汧河乡）无论从军事态势，历史背景以及文公属地的地理板块上，都无法和汧渭之会混为一谈（下详述）。在这个有效的范围内，别说文公不可能再建一个与都邑无关的城邑，就是在这弹丸之地，允许文公再建一个独立于陈仓城以外的都邑，那么这个城邑的影响肯定大于陈仓城，史料不可能对这个城邑不涉及，也不可能不留下任何文化遗存，包括民间传说。但实际情况却怡怡相反，起码目前还没有发现。因此说，汧渭之会都邑不可能和陈仓城分开看待。二者当为一城两名。

　　非子邑秦的地方有几种说法。我们经过对史料的反复研究和在陇山东西的多次实地踏查，认定非子邑秦不在陇山以西，而在陇山以东的宝鸡。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拟作专题论述。但文公营邑与非子邑秦的紧密联系却是《秦本纪》中明确肯定的，也是需要强调的。
　　文公四年到达汧渭之会后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这段记载与前段“孝王召使（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的记载是上下对应的。这里，我们认为有几个基本概念不能任意解释。一是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不能任意扩大范围，更不能把汧渭之间理解为包括陇山以西的渭水地区。二是孝王赐给非子的封土和非子邑秦的地方必然和非子养马的地方相一致。不能养马于汧渭之间，封地和邑秦却在另一处。三是文公四年到达“汧渭之会”的地方必然是周孝王赐给非子居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必然在“汧渭之间”。凤翔塬充其量只能叫汧渭之会，但却不在“汧渭之间”。离开这几个基本事实和前提的任何解释，都是违背太史公写《史记》的本意，使“汧渭之会”都邑地点的确定将会失去史料依据。《秦本纪》中的这段话，把非子邑秦和文公营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确定“汧渭之会”都邑最重要的依据，从这点出发来观察，汧渭之间的贾村塬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东有汧河，西有金陵河，南有渭河，北有冯家山，四周隔离界线清楚，是最理想的天然草场。不仅如此，贾村塬上保存至今的马迹山、马冢村、歇马塬的地名和故事，都和非子养马有关就是最好的证明。

　汧渭之会与祭祀

　　　应该看到，在秦襄公、秦文公身上有着秦人非凡的才能、胆量和雄才大略。他们一方面既和周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敢于僭越周礼，在营建都邑的布局中不设宗庙。但这并不意味着秦人不作祭祀活动，相反，他们在祭祀方面比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便是与都邑陈仓城互为设置的鄜畤和陈宝祠。
　　襄公在西垂设置了西畤，文公在汧渭之会附近设置了鄜畤。西畤和鄜畤都是祭祀白帝（即秦人先祖少昊）的，这在当时秦人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影响中，起到了不设宗庙却胜似宗庙的作用。祭祀是当时秦公贵族阶层施行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统治的重要手段。自秦文公置鄜畤后至德公徙都雍，在鄜畤祭祀白帝的活动非常盛行，这种活动必然在都邑及其附近进行。虽然鄜畤的遗址至今很难找到，但从文公梦见黄蛇自天而降至鄜地，遂置鄜畤的历史背景观之，必在汧渭之会附近。这些我们以前曾撰文作过论述⑤，大体划定过范围。这里需要重提的是，我们对前曾提到过的金陵河西岸后稷桥故址旁的太白庙再次进行考察，觉得清代重修太白庙的碑文中“文公作鄜畤祠白帝……太白之神意即所谓白帝”的内容当与鄜畤有关。加之金陵河流域古代又叫长蛇川，这个长蛇的名称也可能与文公梦见黄蛇的故事有关，因此我们更倾向于鄜畤的遗址在距古陈仓城不远的金陵河沿岸。以前曾设想也可能在汧河以东的长青附近应当排除。
　　不仅如此，文公时期这种畤文化延伸的祭祀活动达到空前的当属文公十九年在陈仓城北边的山坡上建立的陈宝祠的祭祀活动。对此，苏秉琦先生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他说：“第一，此祠在我国古代的神抵祀典中，恐为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一个。第二，此祠在海内古神抵中，除天、地、龙王之类，似建立最早。第三，此祠自秦文公初建至现在，虽史料残缺，不尽可考，然其间存续之迹，大半可辨，享祀之久，海内无二。”⑥接着苏先生引用了《汉书·郊祀志》上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至今令人很难理解的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祭祀是与战争同样重要的第一等大事，何以秦人把它（陈宝）看得如此重要，竟与祀天之典不相上下？及秦兼并天下后，尚唯雍四畤上帝为尊，而光景动人民唯陈宝。”⑦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在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汧渭之会都邑中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也不难看出，秦文公敢为天下先，竟能使一个祭祀陈宝的活动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能使之持续700多年，以致到了西汉年间，仍能列于国家祀典中，这样的祭祀自然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史料中早已交待这个陈宝祠就在陈仓城北边的山坡上。

　　秦早期都邑，特别是象汧渭之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意义的城堡。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军事形势所确定的。徐卫民先生在《秦都城研究》一书中谈及汧渭之会时，有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认为古陈仓的地理位置不如汧河以东的魏家崖优越。这从理论上忽视了军事态势受辖区范围制约的这个先决条件。从军事地理上，他的观点恰恰和我们相反。因此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都城的选择不是无限的，它不但受当时军事态势的制约，同时还受当时文公所领疆土的限制。文公继位时，岐以西之地至汧河（即凤翔塬），秦人是否控制？我们的意见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其一，襄公享国后第四年开始东进伐戎，战死在岐以西。军中无主，岂能胜敌，说明这次出师是失败的。秦文公在西垂宫继位后，并未继续东进，说明秦人并未取得这块地方。如果按《秦都城研究》书中所说，在襄公时已伐戎至岐，汧河以东已被秦人占领。如是，雍城距魏家崖不到二十公里，如果从汧河谷出口入凤翔塬计算则更近，从那里上凤翔塬，一马平川，毫无阻挡，文公东猎何不直接定都雍？那里地理环境不是更优越吗？何不径达却要南绕魏家崖？其二，如果那时秦人“已伐戎至岐，汧河以东已被占领”，何以解释“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的重大军事行动？显然《秦都城研究》一书中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说，从古至今，军事态势和军事地理密不可分。汧河在汧阳县南寨乡以上属河谷。以下进入冯家山峡谷，出峡谷后泻入平塬，河西岸是贾村塬，河东岸是凤翔塬。贾村塬西北端有汧阳岭（也叫陈家山、冯家山）将汧河河谷和贾村塬分开，但这岭既不深，又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峁塬，这就使汧河河谷和贾村塬连成一体。而凤翔塬接近汧河以北是北山，戎人在由汧河北岸接近凤翔塬的申家河附近设防，就会使秦人完全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说，从军事地理上观察，汧河是秦人和戎人之间一道天然的分界线。汧河东岸的凤翔塬广阔无垠，直至漆水河是一个地理板块，秦人在军事上没有给戎狄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凤翔塬西沿不会让秦人轻易占领的。因此说，文公十六年以前，秦人势力范围没有超过汧河。既然如此，文公岂能定都汧河以东的魏家岸？
　　第二，《秦都城研究》一书中说，“只有在此（魏家崖）建都，秦人才进可攻，退可守”。实质上，这个问题恰恰是给说反了。
我们认为，文公时，秦人的战略后方在汧河以西的“汧渭之间”，这里形成了良好的战略腹地和纵深，先前有非子经营的基础，可以和陇山以西的秦地，犬丘连成一片。文公三年从西垂宫出发，四年至汧渭之会，一路似乎十分顺利，未遇什么阻力，说明这个纵深腹地没有戎人势力穿插分割。这个军事地形，就决定秦文公必然定都在贾村塬下的台地上。因为这里往东十多里，有汧河作天然屏障，可以御戎狄以侵扰；往西有良好的战略纵深作后方，是十分理想的战略要地。历史上看，不仅秦文公看上了这块地方，就是三国名将郝昭也是如此，他在这里“守陈仓，治其城（修陈仓下城）”，使诸葛亮“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仓战役和“明修浅道，暗渡陈仓”故事产生的地理背景。足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
　　而魏家崖对秦人来说，完全是背水一战的态势。秦文公既是再无战术才能，也不会把自已致于面对敌人，后无退路的境地，况且秦人尚武精神是著称于世的。因此上，我们丝毫看不出魏家崖“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
先说“退可以守”。秦人的进攻方向是由西向东，魏家崖西面汧河，东是戎人前沿，戎人把汧河河谷入凤翔塬的峡谷卡死，身后是滔滔汧河，南边是滚滚渭水，秦人往那里退，只有往水里跳，守土何在？何谈退可以守？因此，对秦人而言，选魏家崖作都城是典型的背水态势，实在是兵家大讳。
　　再说“进可以攻”。秦人的后方基地在西，如果说要对戎人发动进攻，前进方向是汧河以东的凤翔塬，魏家崖地形地貌并不对秦人有利。因为战争一开始，后方补给就被汧河阻挡。汧河进入凤翔塬的隘口是唯一的一条补给线，但戎人绝非等闲视之。因此，的都邑定在魏家崖并非对秦人有利。没有畅通的后方通道，秦人如何“进可以攻”。
　　显然，从军事上考虑，秦人由西向东，魏家崖无论如何都不是文公建都之地。相比之下，建都古陈仓，戎人打来了，还有汧河作防线，既是汧河防线被戎人突破，也不至于一下子就能断掉秦人退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战略纵深。
　　第三，《秦都城研究》把文公建都之处选在魏家崖的前提是汧河以东已被秦人占领（文公十六年以前）。既然如此，有三个问题不好解释。其一，汧河至雍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既是步行，也就是二、三个小时，文公何不定都雍？其二，既是定都魏家崖，那里地势自然优于平阳，48年后，宪公为何不径直迁都雍，而又东南下塬迁都平阳呢？其三，平王东迁后，小虢势力尚在凤翔塬，塬边上下东至宁王，西至汧河一带为虢国地盘，这一点已被我们1995年发掘的高庙西周虢国墓地所证明⑨。说明虢国势力当时还相当强大。小虢完全被灭是武公十一年的事，这之前魏家崖当属小虢势力范围，文公何以将都邑建在小虢的地盘上？
　　另外，祝中熹先生认为“文公在位50年，为了戍防，他在秦地范围内的某些要地筑城，亦为合理之举”。从军事上讲，这点我们并不反对。我们认为当时的政治就是军事，军事是一个部落、一个方国的头等大事。因此，重要的军事城堡实际上就是都邑。都邑的功能首先得从军事上考虑，都邑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军事戍防功能的陈仓城，不可能和都邑分开而论。

　汧渭之会与文化遗存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都邑，本应有确切的地点，是不容臆测的。但这个问题的难点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苦苦寻觅了几十年，至今未发现都邑遗址。客观上，这一地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基本建设工程不断，先是抗日战争时期荣氏工厂的迁入和铁路建设，后有五十年代的宝鸡峡水利工程又从遗址腹地通过，限于当时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跟不上，加上二、三十年代军阀党玉琨纠集军民数千人在此持续三个月之久的盗掘文物，城址遭破坏和掩埋的可能性很大。但对此，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放弃努力，目前，发现的间接资料亦不多。相比之下，这里远远没有汧邑和平阳附近的考古发现能说明问题。但仅此而言，戴家湾附近的资料远远多于魏家崖⑩。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我们细读《秦都城研究》一书中所用蒋五保先生的引文，发现多数资料属道听途说，没有一个是经科学发掘和严格意义上的考古调查所得，致使书中的结论能否成立令人疑窦洞生。
　　引文中除金虎饰和铺首外，所渭的魏家崖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我们以前参观宝鸡县文物库房时不曾见到。看到《秦都城研究》一书中的引文后，我们2001年4月又与宝鸡县博物馆闫馆长联系，请管文物的同志将魏家崖及其附近历年入馆的资料核实了一遍，希望能得到确切的一手资料，如出土地、名称、尺寸等，结果未发现有引文中所说的任何资料。为了慎重，我们又调阅了《宝鸡县文物志》（初稿，1985年审定），亦未见到有魏家崖出土青铜器之记录。
　　《秦都城研究》一书中的引文中关于考古资料的断代和属性分析，更是经不起推敲。如“在推土机推开的沟道里，到处都是被砸烂的陶器和绳纹瓦片，有的瓦片很大，立起来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陶器以侈沿联档绳纹鬲为主，但与盆、豆、罐为基本组合”一段，使人很难弄清这是遗址还是墓葬？推土机推后的扰乱程度可想而知，不知道引文中的组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紧接着引文又似乎十分肯定的说这与毛家坪遗址发现的秦国早期陶器极为相近。未经科学发掘，又未经对资料整理和分类分型分式的排队，仅凭一些残片，怎么结论与毛家坪相似？毛家坪遗址时间跨度较长，不是一个墓葬，一个时期，与毛家坪那一类相似，是器物造型相近还是组合风格相近？如此等等，难免使人感到有故弄玄虚之嫌。更为让人纳闷的是，“在推开的一个墓穴里，发现的屈肢特甚的屈肢葬人骨架，其身下只铺了四片长约1米的大瓦，身边就有秦国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标准器——大口缸”的记述。已见到的宝鸡地区的秦人早期墓葬几乎都是竖穴土坑，相当一部分既是正式发掘中，由于骨胳粉化，很难保存并弄清葬式。一部分保存完好的骨胳，必须细心清理，才能分清葬式。很难想像经过推土机扰动，还能判明葬式和器物存放位置，确实难以令人置信。葬者身下只铺四片大瓦的葬俗在考古发掘中不曾见到。“其身边就有秦国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标准器——大口缸”，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是错的。“大口缸”在秦人器物中不曾见到，更谈不上是秦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标准器。如果引文属笔下错，“大口缸”应为“大喇叭口罐”，这种器物不是秦国早期标准器，应属战国以后在秦墓中出现的典型器物。另外，引文中“壶、盘、罐等青铜器”的组合也令人啼笑皆非，考古中还不曾见到过。
　　需要说明的是，蒋先生提出上述问题后，我们二次会同市博物馆和考古队的几位同志去魏家崖作实地考察，一次是由蒋先生带路，他所指出的陶片经我们辨认，无任何典型特征，与秦文化无关。所指出的断崖上的残墓，可辨者是典型的汉墓。由此使我们认为蒋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可信的。
最后，我们再次强调，秦早期都邑不是任意推测的，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为了使这个时期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基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有把握的缩小范围，减少浪费，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使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因此，考古资料的科学性、准确性，将对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虚构的考古资料导致的错误结论不同于不同观点的争鸣，只能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混乱。

注释：
①高次若、刘明科《关于汧渭之会都邑及其相关问题》《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高次若《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秦文化论丛》第三集
②祝中熹《地域名“秦”说略》《秦文化论丛》第七集
③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④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⑤刘明科《雍地——秦人畤文化中心论》《人文杂志》1998年增刊号
⑥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⑧《三国志·魏志》卷三
⑨刘明科《宝鸡县高庙西周墓群》《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
⑩刘明科《秦国早期墓葬中周文化因素的观察》《秦文化论丛》第八集


（刊载于《秦都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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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断句是错误的

“昔，周 邑 我先秦赢 于此，后卒获为诸侯，......。”
邑，在这里是动词，意为“安置”。
该句意为“当年，周朝廷安置我们的先祖 秦赢 于此地，后终于获得诸侯的地位。”

秦赢：非子姓赢，被安置的地方叫做“秦”，故名“秦赢”。

上面这句话是秦文公说的，后人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为进关中而故意那么说的。所以后世史家多以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县为非子的封地。

千渭之会 是不是位于 底店村的 千河 与渭河交汇之处

应该是。但现在都还没开发出来。类江渝（重庆）、江汉（武汉）等这样两河、两江交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