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喜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的一大“优良”传统,当年的隋炀帝为了夸富以“绥万邦”甚至让长安城的行道树都“遍身罗绮”。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下的举国
体制又为这一“优良”传统提供了发扬光大的大舞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彰显政绩,除了拼凑GDP指标,做大做强政府所在地的
城市规模和档次就成了当务之急:省集中财力建省城、地级市集中财力建市区、县集中财力建县城,而这种”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辖下的其他
区划单位的”刮“之上的。而泛政区化的广域市建制又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这就要首先从我国特殊的市制上分析。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建制市都是最基层的区划单位甚至是自治体,即俗称的"狭域市“。而我国的城市建制则已经等同与广域的政区单位,如果仅仅这样还无可厚非。”市“被贴上了政治标签:直辖市之于省、地级市之于地区、县级市之于县,虽然在法律地位上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主要是与官员地位与待遇高度关联的
行政级别不平等,如果把更为特殊化的副省级市和副地级市(直管市)也考虑进去,那么这种不平等就更加突出。这就直接刺激了各级区划单位改”市“升格的欲望,同时也加剧了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重要指标的”
城市化“水平的”大跃进“。
而根据相关法规,一旦改为”市“,就不仅仅意味着”翻牌“,同时还意味着政府行政
管理功能上的转换,也就是说”建市“有了更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而行政管辖区域的广大又为”建市“提供了更多的财源。N年前”城市“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的湖北省政府曾作过一个相关调查,结果发现,全省除了省会武汉,各地级市普遍存在严重的”刮“县现象。武汉不”刮“县,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而这是基本属实的,因为作为省城的武汉,除了享受到其他地级市所没有的来自于省的财政扶持、自身经济实力充足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所辖农村区划单位的数量和比例在全省最少,最接近于”狭域市“体制,杯水车薪式的”刮“就显得毫无意义。不但如此,武汉所辖的几个农村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北省也是最好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京津沪等三个
行政区划最小的直辖市上,而类同于省的重庆市之所以至今被人诟病,原因也在于此。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泛政区化的广域市制弊大于利。
现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许多县在”大城建“方面的热情甚至比县级市还高,也可以这样说,”刮“
乡镇的程度甚于县级市,而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行的区划体制所造成的:因为目前在所有的区划单位中,县”升格“的空间与机会最大,虽然国家在十几年前叫停了”县改市",但只要曾经由县改制的"市“依然普遍存在,"县改市“的开禁也必然是迟早的事,现在尽量创造条件,开禁之日,也就是它们”大显身手“之日。
虽然,不可讳言的是,中国目前包括区划体制在内的大部分社会问题是制度所造成的,要想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从制度着手。但在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还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废除泛政区化的广域市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治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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