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制]仇保兴: 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复制链接]

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2011-04-29
作者： 仇保兴 （住建部副部长）
来源： 人民日报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避免国外所谓A模式的高耗性和B模式的消极性，实现质量与效益兼得，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正因如此，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沃利·恩道曾经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高耗之A与消极之B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另一种为B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即高油价、高排放和高粮价的主因之一。

　　于是，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了所谓“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农业生产小规模化；减少能源消费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而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一书中预言，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是保护阶段，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减少服务项目，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B模式。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御A模式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他们按照A模式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结果是，仅仅10多年的实践之后，原本繁荣的拉美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

　　“反增长计划”与B模式思路同样不可行。其一，它们并未触及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因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其二，它们要求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其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剥夺和污染物转移，还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其三，它们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不仅不公平，还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并加剧社会危机。

　　也就是说，上述几种模式都将无法扭转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将尽可能地占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地掠夺这些生态资源直至其枯竭。其次，它会全力以赴地扩大生产规模。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便是最好的注解。再次，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占有率，并自由流向那些获利更多或资本更丰富的区域。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社会必然会加剧“适者生存”式的恶性竞争。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当今发达国家，必然会以地球资源和能源短缺为借口，试图踢开那张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即发达繁荣）的“梯子”。即以A模式为样板来推行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即B模式），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以资本运动主导的全球化促使了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飞涨，这比B模式更为有效地踢开了这张“梯子”，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以为是由于能源与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而导致“梯子”自己断裂。

　　显而易见，地球上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按照A模式发展，无论是粮食、能源、生态环境还是交通状况，都将是不可持续的。而B模式或“反增长计划”的根本点在于，采取消极的城镇化、机动化和工业化来取消对资本运动的一切限制，以资本选择来替代民主运动。简言之，即让发展中国家减缓发展速度来补偿A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枯竭和大气污染，为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作陪衬；让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处境“安贫乐道”，为支撑富裕阶层的奢华生活而作出牺牲，最终达到使“资本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的目的。

　　C模式思维体现统筹兼顾

　　虽然C模式并无先例可援，但通过总结A模式的历史教训和判断B模式的现实缺陷，可为我们提供初步的思维框架。

　　首先，C模式必须立足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资本的逐利，使其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倾向于以人为本与代际公平的新策略。各种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过度消费被适度消费所取代，充斥于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被传统的节俭适用美德所导引制约。“消而不竭”的资源利用新社会契约将逐步均衡“买断卖断”的传统市场交易模式的缺陷。贯穿于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消费、回收、翻新、提倡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单一的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充分保护物种多样性、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风貌、历史社区特色、文化遗产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模式。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第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传统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内需为主和对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资为主。只有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含能量”与“含资源量”持续下降，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绿色竞争力”，才有可能战胜和超越A、B两种模式。

　　第四，土地作为生态环境的“底板”，需要在人类的自身需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类社会而言，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占有，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间的公平。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也必然应该是“公平之母”。

　　第五，可再生能源应用与建筑一体化将引发建筑革命。随着社会的进化，建筑将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温室气体的50%以上。从家庭的载体——住宅，到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一切建筑都应遵循与自然共生、社会和谐、对生态环境最小干扰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和更新。建筑与它们所组成的城市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短缺的资源。能源消费主体与生产场所“合二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供给系统展开竞争。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会将蔚然成风。

　　第六，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消费和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方式。基于日新月异信息革命的“全球服务”应当比“世界工厂”更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农业和柔性生产体系的勃兴，倡导农产品、农副产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关系的就近均衡，从而有效节约运输能耗。

　　由此可见，C模式是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摒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是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其一，“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国外研究表明，东方民族的人文背景与西方人有明确区别。西方人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上，而东方人则更注重背景和环境。这种视野的综合性自然会导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中国主动提出“生态文明”，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文化成因。

　　其二，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有西方政治家认为，如果世界上真正发生新能源革命的话，发起国很可能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因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无论是掌握决策权的议会还是拥有执行权的政府，都很难摆脱利益财团的控制。而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种“超然”地位，因而有能力真正肩负起发动和推进新能源革命和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

　　其三，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使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中国尚未形成坚实的基础。

　　不过，C模式必须是动态、开放的发展模式，必须善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生态文明的成果形式，并不断地自我更新与优化。

　　让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和谐发展

　　今后15至20年是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时期。正确选择通向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是C模式最终能否实践的关键。

　　首先，坚持与完善现有城乡土地公有制，强化城乡规划调控，为有序城镇化铺设轨道。我国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来支撑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绝对不能低估资本对土地资源掠夺的强大能力，必须十分注重耕地的保护与节约，一以贯之地落实“紧凑”和“多样性”的城镇建设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保存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态的耕作模式、洁净水与土壤、优美的自然景观等资源，为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再次，规避经济全球化之弊，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被国家边缘化之虞。我们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构成城镇化的新动力。具体而言，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并给予优厚待遇和良好生活工作环境，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功能，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在社区层次上，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推进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在城市（镇）层次上，实践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倡导生态城（镇）；在区域层次上，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最终促进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发展。

　　第五，保护和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的秀丽山川、城市与村镇存在着大量历史文化遗存，这些不仅是造就城镇和区域特色的主要载体，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产。在城镇化大潮中，应提高全民意识，修复和保护好此类不断增值的高等资源，将使我们的子孙永续利用这些绿色资源。

　　第六，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都是“双刃剑”。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继续发挥“自行车王国”的优势，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

　　第七，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成为健康城镇化的一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减少对“大截、大排、大调”工程治理的依赖，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从单项治理转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从简单对洪水截排转向与洪水和谐相处，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转向就地循环再利用。

　　第八，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有序城镇化必须立足于区域整体来统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其基本手段是将原先囿于城市内部的规划调控，扩展覆盖到城市群涉及的区域，应进行对环境资源影响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和城镇群，才能以最小的生态环境影响来获取最大的城镇化收益。

可惜石油即将枯竭，时间不多了。

引用第2楼lockon于2011-05-15 21:06发表的  :
可惜石油即将枯竭，时间不多了。

石油时代在我们老去之前不会结束。目前每年新发现的石油资源还是要大于每年的开采量的

引用第1楼燕山雪于2011-05-15 20:50发表的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其二，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
.......

     这句话就揭示了C模式在天朝不可能畅通无阻。

想起了汪洋推荐的那本书“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

2014年世界石油开采达到峰值。

引用第6楼lockon于2011-05-16 10:01发表的 回 3楼(燕山雪) 的帖子 :
2014年世界石油开采达到峰值。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may be useful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对全球800多家油田的调查显示，许多大型油田已经过了产能最为旺盛的黄金时期，产量正在以超出之前预期一倍的速度迅速下降。此外，全球有大约66个国家的石油产量已经跨越了峰值。

引用第8楼lockon于2011-05-16 18:36发表的 回 7楼(燕山雪) 的帖子 :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对全球800多家油田的调查显示，许多大型油田已经过了产能最为旺盛的黄金时期，产量正在以超出之前预期一倍的速度迅速下降。此外，全球有大约66个国家的石油产量已经跨越了峰值。  

至少按照现有的开采速度，海湾国家的油气资源都可以维持到22世纪。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美洲安第斯山麓，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以及亚马孙雨林，在中亚和中国西部的荒原，在世界上一切荒野和大陆架又有多少大型油气田等待我们去发现
至少，石油拐点离中国还是很遥远，中国重新成为油气输出国也许并非痴人说梦

　　绿色能源开发进度慢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11月10日报道，在8日新出版的《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民用和环保工程教授黛比·尼迈尔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称，可再生能源和新型环保燃料要到2140年才能在全世界广泛应用，但碳氢化合物燃料可能在2050年就会枯竭。这之间相差了90年。

　　这个预测结果是那些拥有长期投资经验的人通过对新能源技术能否普及，以及何时实现普及等问题进行市场预测而得出的。在对能源市场进行数学分析后，他们认为，绿色能源的研发速度赶不上石油储量的消耗速度。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再生替代燃料很久后才能自立，至少市场的看法是这样。”尼迈尔说，这一研究结果提醒人们，目前制定的再生能源目标过于保守，无法防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她说：“需要更强的政策动力来推进替代技术发展。”

　　该校另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纳塔利娅·米雷什金娜在文章中指出：“石油开采的高峰期从今年开始。并将在2030年结束，到那时，企业将强烈地感受到油气资源的匮乏。”英国石油储量消耗分析中心称，石油开采量下降l0%—15%就足以令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完全瘫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开采量仅下降5%就导致全球物价上涨了5倍。

　　美国误导石油数据

　　国际能源署(IEA)一年一度的《国际能源展望》报告在11月10日正式出炉。报告称，预计石油价格在2015年超过每桶100美元,2035年超过200美元。IEA预计全球原油日产出在2020年达至6800万-6900万桶。IEA首席经济学家、本报告的主编称，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措施抑制原油消费量，估计油价还将继续走高，“讯息已经非常明了，如果消费国不改变石油的消费方式，特别是在运输部门，油价还将走高”。然而近年来，IEA年度报告的精确性却屡屡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

　　英国《卫报》11月9日报道，据国际能源署的两名高级官员透露，为了避免引发外界对石油短缺问题的恐慌，美国正发挥其巨大影响力，鼓励能源监控机构对石油供应量下降、面临短缺的问题视而不见，并夸大找到新油田的几率。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国际能源署2005年曾预测，到203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达到顶峰，日产量高达1.2亿桶。但是他们随后将产量降低到1.16亿桶，2008年又降到1.05亿桶。在这位内部人士看来，“1.2亿桶的日产量纯属胡说，即便是维持石油产量每天9000到9500万桶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担心一旦这些数据公布，很可能会引发石油恐慌，进而影响到金融市场。美国担心石油顶峰期结束，因为那将威胁到他们使用石油资源的权力”。

　　另一名国际能源署官员则披露，在他们组织内部，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不要惹怒美国。“石油储量根本没有美国宣扬的那么多。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石油顶峰期，我认为情况将变得越来越糟糕”。

　　根据英国能源调查委员会10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全世界常规石油产量可能已经达到顶峰，2020年之前将达到终结点，只是政府没有勇气面对这个危险。报告首席作者史蒂夫·索瑞尔说，“石油产量不会在2030年前达到顶峰”的预测过于乐观了。英国自由党议员约翰·海明说:“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不能完全相信。英国政府需要加快发展更稳定的低碳经济，以避免石油波动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

仇和和仇保兴有关系没？？

引用第11楼yaoper2于2011-05-16 22:45发表的  :
仇和和仇保兴有关系没？？

任仲平和任仲夷有关系吗？

第二次城市化转型就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如果说改革开发前三十年我们成功地实行了GDP挂帅，大部分‘胡萝卜’(指考核与激励)给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们大量的‘胡萝卜’应该围绕着节能减排、围绕着生态文明。”

　　在仇保兴看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从目的上来说，就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从规划建设模式上则要求对自然生态干扰最小，他为这种路径取了个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镇化。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住建部副部长，对于城市化转型的现实困境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但他同时也充满期待：“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在中国正当时。”

　　《瞭望》：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仇保兴：我国的城镇化前一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是机动化的挑战。城市内部将会更加拥挤，而郊区则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居住组团。这与英国上世纪初出现的城市郊区大型居住区类似。但这种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的布局会造成大量问题，包括交通能耗将会很高：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到了晚上工业区则变成了“鬼城”。这些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国有些专家居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的观点。实际上，我国绝对没有“本钱”走美国式的郊区化之路，郊区化对于中国而言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也面临很大约束，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温室气体排放减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煤，而产生同样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缺气少油富煤。所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是水资源危机。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四是耕地问题。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另外，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特别危险的倾向。

　　《瞭望》：特别危险的倾向指什么？

　　仇保兴：设立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护耕地，促进地方节约用地，开发建设少占或不占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但在某些地方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虚假的占补平衡。

　　现在的原则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多少，但补的耕地基本都是通过山上开荒来实现。而开荒就把山上的树都砍了，来改造成补偿用的耕地，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许多山区的浅薄的土层一旦失去植被保护造成流失，几百年都难以恢复，而且这样补充的耕地与被占用的耕地在质量上有本质的差别。但很多地方为了多用地，拼凑占补平衡仍在这样做，这样既欺骗了大自然又欺骗自己，是很荒唐的行为，是双重的犯罪。

　　另一个危险倾向是盲目把小村庄合并成大村庄。这种模式在欧洲有过教训。二战以后，欧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农庄，但是效果都不好。欧洲在总结这种做法后，指出村庄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庄都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村庄的布局与农村的经济循环紧密相扣，农民的生产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边的土地上循环利用。一旦把小村庄集中起来，就阻断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循环，而一旦不循环之后生态环境的代价就会很高，农民务农的成本也会随之升高，就会出现“骑着摩托车挑粪便”的现象。

　　城市现在在推行循环经济，但是作为循环经济典型的农村却在“开倒车”。某国家部委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补平衡，搞来搞去就是看中了农民的地，把农民的地换出来增加地方收入，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们国家怕的就是数字大跃进，许多人喜欢玩数字游戏。占补平衡怎么来的？耕地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造林的数字怎么来的？还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数字怎么来的？都难以经得起刨根问底。

　　我曾当过农民，较了解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中生产的空间、生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三者是重合的，这是与城市本质的区别。这种重合是低成本的、循环的、合理的、可持续的。

　　浙江省的新农村建设没有陷入这类陷阱，那里的新农村改造尊重村庄原来的布局，没有搞大拆大建大合并。政府通过以奖代补来补贴农民自身做不了的事情，为老百姓做好事。比如有的村子要修路，有的要完善电网，有的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这些事情做好了财政就给予奖励。这种做法没有对原有村庄布局大并大撤，完全是遵循自然的，同时又改善了农村环境。这样的新农村农民的“农家乐”对城里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年年翻番。城里人周末携家带口去农村，认识农村、感受农村，周日回城时顺便从农民那里购买一周的新鲜蔬菜。这种模式国外早有预言，“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存在一个乡村的旅游化过程。”

　　上述错误倾向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领导受改造山河、大兴土木的封建糟粕文化的影响不遵循农村生产生活的客观规律。有几位建设系统的干部写了本书让我写序，书名叫做《再造乡村面貌》，副标题叫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红卫兵思维：好大喜功，想毕其功于一役，想改天换地，想人定胜天、挑战自然。农村与城市都反映出来这样的问题，但是城里的土地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难以征用了，征地拆迁成本太高，一些地方就开始打农村土地的主意。事实证明：城市与农村应协调互补发展，不能用城市的眼光、工业的办法来改造农村。

　　《瞭望》：那么，在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应当遵循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仇保兴：就是一条，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路径。城市是人类最大的构筑物。人类所有的想象力都通过城市表达出来了，人类的雄心壮志、构思、梦想都在城市中得以实现，同时城市又是对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产物。城市消耗了全球85%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同等数量的废气废渣废料废水。所以城市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2000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吴良镛先生起草了作为人类城市化过程中“三大宪章”之一的《北京宪章》(另两个为1933年的《雅典宪章》与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文稿中有幅漫画：城市像一个魔鬼，张着鲨鱼般的利齿，吞食着田野风光、森林，拉出黑烟滚滚的工厂与贫民窟。

　　既然城市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转变为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生态城市。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有许多定义，但其最核心的就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避免美国式的城市发展错误还为时不晚，城市与建筑还能够采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如果将已建成的城市改造成生态城市会有困难的话，在新城或卫星城建设之初按照生态城市的标准去做，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生态城市是系统地降低城市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通过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共同构建成生态城市。所以说生态城市发展在中国正当其时。

　　从时机上来看，我国采取生态城市的发展模式还来得及，但在中国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我国地形非常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不同地方的生态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像绿色建筑一样应具有当地气候适应性，需要立足于当地实际，这就要求生态城市的模式是多样化的。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一窝蜂上，不能搞一刀切的标准。

　　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的探索，需要从上到下，自下而上地互动。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可以说走了一条经济高效化的道路，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的改革开放竞争促进了经济的高效化，深圳就是这一阶段的典范。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对了，经济就上去了。

　　当前，我国需要促进生态城市建设、低碳经济方面的竞争。现在有些地方为了完成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的简单做法。但节能减排长期目标的实现，不能靠拉闸限电，而是要真正实现产业的低能耗、经济的循环化、城市的生态化，需要推动在这些方面的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能提高我国的经济质量，而且会成倍地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利用低碳技术，使生产力和内需潜力更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绿色是金”，低碳技术将会促使传统制造业继续向前发展。据统计，日本在上世纪环境革命之中伴随着技术革命，日本新增的GDP中60%是由于环境革命带来的技术革命所产生，所以低碳本身就是促进生产力持续增长的一种良性动力来源。

　　《瞭望》：我国生态城建设的总体情况如何？

　　仇保兴：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绿色建筑。我国的绿色建筑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我国对生态城市评选的要求非常严格，对申报的生态城示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派专家去全面了解情况，如果地形生态条件、地方领导对生态城建设的把握能力、城市规划等方面都较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会与地方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授予生态城示范称号，指导和支持地方建设生态城。从生态城规划入手，再建立综合的监测机制来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套生态城市的评价标准。按此标准对全国数十个生态城示范点进行评比，既有客观评价，也有相互比较。在客观评价方面，不论示范城市所在区域都要分级，按级别实施不同的标准。比如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方面，一开始可以是10%，再增加到20%，再到30%，这样就可以让这些城市朝着更高、更生态的目标一步步前进。这个评价和建设过程是完全可计量、可检测、可控的。

　　现在我国的生态城市有几种：一种是新建的卫星城，把它列为生态城市，比如天津生态城、曹妃甸生态城、无锡生态城、株洲生态城、上海奉贤生态城、以及深圳的光明新区、坪山新区等都作为第一批的生态城示范点。这一类生态城全国目前有十几个。

　　第二类是既有城市改造成生态城。这方面我国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说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水的循环利用，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低碳产业，可再生能源应用等，逐步改造进化成为生态城。

　　第三类是灾后重建的生态城。比如北川、玉树的灾后重建规划强调这些城市要建设成生态城市。

　　对于上述三类模式，我国建立三个标准体系来指导规划建设。生态城规划建设在我国开局良好，没有出现混乱。

　　我国已经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的鼓励政策。对每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中央财政给予5000万元到8000万元的补助。这个“胡萝卜”对促进生态城市建设很管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评选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还会有严格评审，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扣分，不达标者要取消其称号。这是一个综合的标准体系，不是仅单项达标就可。

　　《瞭望》：你曾提到，城市发展要人性化，要有清晰的文脉，怎样理解其具体内涵？

　　仇保兴：这就是第二次城市转型追求的目标。第一次城市转型是建立促进工业化的城市体系。第二次转型就是由为经济发展的城市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来建设城市，即建设人性化的城市。

　　历史经常给我们很奇妙的感觉。以美国为例，在城市化的中期，从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博会开始，美国发起了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化转向注重生态与城市环境的城市美化运动。芝加哥抓住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机遇，把自己从一个高污染重工业城市转变成一个“梦幻”之城，以第三产业发展优先，漂亮地完成了城市转型。在此之后，城市美化运动在整个美国推行。

　　中国在城市化中期也正好遇上世博会，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恰恰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在低碳实践区得到体现。历史虽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却有着惊人的巧合。这次世博会就是一个机遇，给我们带来了城市化发展阶段中新的启示。如果不抓紧行动或者思路混乱，都可能使我们错失这次城市第二次转型的良机。所以第二次转型就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我为之取了个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镇化”。

　　《瞭望》：你对天津国际生态城市论坛有什么样的期待？

　　仇保兴：如果说上海的世博会是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向世人展示一个低碳实践区，集中展示了目前世界上最佳的低碳建筑群及生活方式，那么我国的生态城就是一个永久性的低碳生态实践区。新型城镇化需要有一些先锋样板，可供专家定期来学习和实践。我们希望在上海世博会结束之后能有一个永久性的、能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生态城样板，这个样板就是天津生态城。

　　天津生态城的选址体现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高瞻远瞩。对当时新加坡提出在中国合作建设生态城的选址问题，中央领导有几点考虑：一是要在北方，因为南方已经有了苏州工业区；二是要在缺水的地方，新加坡的一大亮点就是水循环利用，面对水危机的中国要充分借鉴新加坡的水技术；第三是不能占用耕地，要在非耕地、盐碱地或荒漠上建设生态城。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如果能够成功建设生态城，对其他中国城市应对能源危机、耕地危机与水危机，走生态化发展之路，都具有借鉴和推广的意义。

　　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造就了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这种在沙漠中不占耕地的建城方式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我国应该建设50个凤凰城。这将为我国城市人口的合理疏导、生产布局的调整、耕地的保护找到一条纾解的渠道。在一片肥沃的耕地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并不稀奇，但是在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在缺水的地方建设生态城就非常有借鉴意义，因为这样的生态城是可移植、可推广和可复制的。虽然天津生态城的建设条件差一些、建设难度大一些，但是具有极大的学习借鉴和示范意义。所以，天津生态城是一个永不落幕的低碳实践区。这将是后三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记者王仁贵 杨士龙 实习生孙玍)（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