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地域。至今,在贵州,除了省会贵阳,再没有一个在全国稍具规模的城市。虽然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得贵州并不适合于行政省直管县市,但也不见得适合以“中心”城市为绝对核心的市管县体制。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以前的遵义、安顺还是现在的毕节、铜仁的地区改市都不过是随全国政区城市化的“大流”而已,仅仅是换个“马甲”,没有实际上的区划变动。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即便是简单的地区改市,也意味着机构的扩编,机构的扩编则意味着预算支出的增加,或许,这对于相对而言“不差钱”的其他省区来说还不是一个大问题,而对于至今仍然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之一的贵州来说,就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了。
尽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像诸于美国靠近“阳光地带”的密西西比州这样的相对贫困地区,即便是在台湾,也有像云林县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至少不用和贵州人一样“供养”市管县体制下过度臃肿的行政机构。
毕节和铜仁这两个中国“本部”最后仅存的“地区”的“陷落”,是否意味着市管县体制的“巅峰时刻”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