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 2022,(07),144-148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22.07.40
李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唐代关内道地区大体以今陕西省的中部和北部为主体，包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东部地区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其南部为渭河平原，中部和北部为高原地区。始设于贞观元年（627），至唐朝灭亡（907），在280年内，关内道所辖区域发生较大
变化。开元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1，从关内道划出京畿道，下辖京兆府、凤翔府、华州、同州、商州、邠州六府州，在此前后，又有宥州、麟州等州的
调整变迁。现以敦博58号文书所载州为主，通过对比传世文献，对《新唐书·
地理志》行渭州、武州与威州以及新旧《唐书·地理志》、《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宥州作一简单梳理，并探析其新置原因过程。
一、唐蕃之争——渭州与行渭州
渭州置于北魏永安三年（530），治所在陇西郡襄武县（今甘肃陇西县），因渭水而得名。原属唐陇右道。天宝元年（742）改为陇西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渭州。元和四年（809），在关内道所属原州平凉县置行渭州。翻阅史料，不难得知，渭州的变迁与唐与吐蕃的战争有密切的关系。
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以河西九曲之地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而占领之，并设置城池，以此作为东进的根据地，开始对唐王朝的蚕食[1]5228。此后，九曲之地战火绵绵，时战时和，唐朝设置陇右节度使，以经营河湟地区的军事。714年，吐蕃以十万兵众侵略兰、渭之地，此时的渭州，仍属唐陇右道。739年，作为唐蕃友好纽带的金城公主去世，吐蕃即“四十万众入寇，至安仁军”[2]6844。唐朝以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收复九曲之地，并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帝国不得不调西北兵力入中原平叛，这就使得唐西北驻防空虚，吐蕃伺机而动。天宝十五年（756），吐蕃使者入唐，明为协助唐王朝平叛，实则暗探唐朝内部虚实。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克陇右诸州，陇右道所属渭州没于吐蕃，并在其占领区设置军事机构
管理。自此，吐蕃一路东进，直至长安。根据P.T.1287号卷子《赞普传记》记载：“韦·赞热咄陆等，引军攻小城以上各部，连克一十八城，守城官员均收归编氓，国威远震，陇山山脉以上各部，均入于掌握矣！设置五道节度使，新置一管辖区域广宽之安抚大使。”[3]167
吐蕃在其占领地设置“五道节度使”2，渭州属于五道节度之鄯州节度使治下。其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吐蕃大臣尚结赞与唐陇右节度使张镒盟于清水，并明确规定各自疆界：“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4]6094
此后45年，渭州于唐为化外之地。直至宪宗元和三年（808），泾原节度使朱忠亮奏请，在原州平凉县置行渭州[5]2918，而《新唐书》载“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凉县置行渭州”[4]968，当为元和三年为朱忠亮奏请，元和四年行渭州正式置于原州平凉县。行渭州的设置，与同年于临泾所置行原州相呼应，一方面作为唐廷向吐蕃政治宣示的一种手段，表明唐廷有意收复失地的决心；另一方面，唐廷将行原州、行渭州作为战略防御的壁垒，进一步表明，双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3，均无力再发生大
规模战争。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使得唐西北边防又陷空虚，吐蕃再次攻破原州，行渭州亦陷吐蕃。但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整个吐蕃境内王室分裂，军阀、贵族混战，奴隶平民造反，社会充满了战乱和暴力，社会生产、文化各方面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6]231。仅四年，唐廷再次置行渭州于原州之平凉县。
二、“七关要害”———武州与萧关
武州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以原州之萧关所置。《资治通鉴》记载：“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甲戌，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胡三省注：“长乐”当作“安乐”）[2]8039《旧唐书》又载：“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邠宁张君绪奏，今月十三日收复萧关。……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1]622长乐州、原州均属关内道，而原州境内七关地处关内道“西抵陇坂”之处，陇坂即陇山，《读史方舆纪要》言：“陇坻即陇山，亦曰陇坂，亦曰陇首。……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7]2465原州七关凭借其险峻成为唐廷经营西北的战略要地，而七关到底指哪七关？查阅史料，不难发现，七关分歧主要在萧关和木崝关。
记载七关为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萧关的传世典籍为《旧唐书·宣宗本纪》《唐会要·关市》《资治通鉴》。《唐会要·关市》言：“大中三年七月，泾州节度使康季荣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原州城及诸关、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其月，邠宁监军小使张文锐奏，当兵道兵马。今月十三日收萧关。”[8]1580《旧唐书·宣宗本纪》与《资治通鉴》之言，见于上文。
记载七关为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木崝关的传世典籍为《新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胡注条。《新唐书·地理志》原州平凉郡条言：“州境又有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崝等关，并木峡、六盘为七关。”[4]968《资治通鉴》胡注言：“原州界有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靖”当为“崝”）、木峡、六盘七关。”[2]8038
关于萧关与木崝关之说，严耕望认为：“胡注于大中三年二月条取新志为说，与通鉴下文六月七月条本文亦抵触，何耶？木崝关别无可考，似当列萧关为七关之一。”[9]405本文不赞同严氏观点，原州七关应为为：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木崝关。
为何萧关并非原州七关之一呢？那么有唐一代萧关位置到底位于何处？汉唐典籍中均有萧关、萧关县、萧关故城之称。
秦汉典籍中只有“萧关”之称。《史记·项羽本纪》言：“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集解》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地肥饶，可都以霸。”[10]315《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又言：“《索隐》曰：咸阳也。东函谷，南峣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用刘敬张良之计故也。”[10]1120显示了萧关作为关内的北部关隘，占据保卫关中腹地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文献通考》引《中兴四朝地理志》曰：“凤州之散关，陇西之陇关，商州之武关，原州之萧关，蓝田之峣关，其名皆已先秦而出，秦又自命其国以关中。”[11]2529指出萧关之名自先秦就有，笔者推测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前后，秦国抵御义渠戎时所修筑保卫关中的重要屏障，当时义渠戎吞并北地诸戎，力量空前壮大，开始将矛头指向东南的秦国，此时萧关可能还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关隘。薛正昌通过考察，得出秦汉萧关是从三关口到瓦亭峡的一整段险要地带，此地段统称为萧关，而其北边的防御应该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青石嘴附近[12]45。
关于“萧关故城”“萧关县”，《元和郡县图志》原州条均有载，“萧关故城”见平高县条：“萧关故城，在（平高）县东南三十里。汉书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萧关，杀北地都尉，是也。”[13]58萧关县条载：“本隋他楼县，大业元年置，神龙三年废。别立萧关县，以去州阔远，御史中丞侯全德奏于故白草城置，因取萧关为名。”[13]60
据上两条可知，萧关故城是指秦汉萧关旧址，也就是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青石嘴附近的萧关地段。而萧关县是另立它县，并非关隘，仅以秦汉“萧关”典故为名，大中五年置武州于萧关，并非以“关隘”对待。故唐代的原州七关并无萧关一说。
三、吐谷浑与威州（安乐州）
安乐州是咸亨三年（672），唐廷于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易钵部所置州，属灵州都督府，至德年间没于吐蕃，大中三年（849）收复后，改安乐州为威州，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
东北下马关镇北红城水古城。
《旧唐书》言：“（吐谷浑）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数千里。”[1]52974世纪至7世纪在青海等周边地区建立政权，唐末至五代时期也称退浑或吐浑。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东部吐谷浑为吐蕃所灭，《册府元龟》记载诺曷钵奔凉州，后又徙于鄯州，由于唐蕃战争的影响，唐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14]11740，对其进行羁縻统治。位于宁夏同心县发掘的《慕容神威墓志》，在关内道威州（安乐州）地区附近，现取部分志文如下：君讳威，字神威，其先昌□□也，即前燕□□武宣皇帝廆□□君以瑰才□生，奕荒济美，盛德不坠，荣勋惟贤，曾祖钵，尚太宗文武圣皇□女弘化公主，拜驸马都尉，封河源郡王，食邑三千户，寻进封青海国王，食邑一万户，□赐实封三百户，赠□国□王，食邑二万户。姻连戚里，宠锡桐珪，燕□□于子孙，衣冠盛于门阀。祖忠特，袭封青海国王，拜右武卫大将军，封成王。降金城县主，即陇西郡王之长女也。承家赫奕，继业□高，时秀有闻，国华诞宝。父宣彻，封辅国王，圣历初，拜右领军卫大将军；匡赞社稷，翌载圣明，着定业之功，当建候之会。夫人博陵崔氏，特承恩制，封博陵郡太夫人，家传典则，天锡荣号，庆流胤嗣，义阐闺庭。
由上可知，慕容威，字神威，其曾祖父为吐谷浑汗国末代统治者诺曷钵，祖父为青海国王慕容忠，父亲为辅国王慕容宣彻，罗列如下：慕容诺曷钵（夫人弘化公主）→慕容忠（夫人金城公主李季英）→慕容宣彻（夫人博陵崔氏）→慕容威（夫人为武承嗣之孙）
自诺曷钵迁徙安乐州以来，唐廷就以宗室之女妻之，并加以封号。《旧唐书》载：“诺曷钵既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太宗遣兵援之，封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阳王道明持节册拜，赐以鼓纛。诺曷钵因入朝请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资送甚厚。”[1]5300与志文记载一致，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其妻为弘化公主，《弘化公主墓志》[15]944亦有所证。慕容忠在传世典籍中的记载寥寥，《旧唐书》言：“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子忠嗣。”[1]5300《新唐书》言：“十一月，及诺曷钵至京师，帝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拜左领军卫大将军。”[4]6227（注：苏度摸末为慕容忠族名）记载当时诺曷钵入朝后，其长子慕容忠被册封的史实，这一点与1927年威武出土的《慕容忠墓志》可相印证：“（慕容忠）年十八，授左威卫将军。戚承银榜，弱岁求郎；宠溢金貂，童年入侍。后加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袭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15]945
关于慕容威其父慕容宣彻的记载，仅见于《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宣彻墓志》和《慕容神威墓志》，《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仅有“宣超”记载，那么“宣超”和“宣彻”是否为同一人？若不是，则其关系又如何？关于《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宣彻墓志》，最早张维在其《陇右金石录》中收录了此墓志，认为宣彻即宣超，而“神威”疑为宣彻的字，但慕容神威墓志出土后，即印证了“神威”为慕容威的字，与“宣彻”无关。夏鼐根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载“岁遣镇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护之”[4]6228，认为“宣超原有昆弟，且掌兵权，宣彻当其兄弟辈也”[16]464。其后，钟侃根据以上两志相印证，进一步确认，慕容宣超与慕容宣彻为兄弟辈，而慕容威其父为慕容宣彻。从《慕容宣彻》墓志“左领军大将军慕容讳宣彻”可知，慕容宣彻在唐担任兵权要职。
从龙朔三年（663）诺曷钵归唐到景龙三年（709）慕容宣彻逝世，吐谷浑诺曷钵家族四代居于唐朝要职，与唐朝皇室联姻，直至慕容宣超之子慕容曦皓，吐谷浑诺曷钵家族最终实现汉化，见《慕容曦光墓志》[16]446对外敌已有“摧破凶胡”“胡贼”字眼，表明吐谷浑诺曷钵家族已经归于华夏自居，显示了唐对吐谷浑诺曷钵家族羁縻统治的成功。
四、内乱与外敌———新旧宥州的置废
1. 旧宥州的置废。
旧宥州的兴置于唐调露元年（679）所设“六胡州”密切相关。唐与突厥的战争最早于贞观年间，贞观四年（630），唐平定东突厥，长期受突厥统治的粟特昭武九姓牧民归唐，唐廷安置之，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条言：“贞观四年，于回乐县置回、环二州，并属灵武都督府……燕然州，寄在回乐县，突厥九姓部落所处。……鸡鹿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1]1416
可知，其安置区大体在灵州境回、环二州。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廷于十一月以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率兵三十余万讨之，并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州，总为“六胡州”，关于“六胡州”的始设问题，张广达根据洛阳出土的《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及传世文献推断：调露元年设置六胡州，并非始置年，而是唐人代替昭武九姓为首领之年，而六胡州早在调露之前，大约贞观四年之后始置，但当时是以昭武九姓首领作为长官的羁縻统治[17]74。那么为何要在调露元年用唐人长官代替昭武九姓首领为长官呢？张广达引用了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的观点：其所以有此变革，显然是唐廷鉴于同年突厥阿史那温博、奉职二部发动叛乱，二十四羁縻州纷纷响应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18]226,990。但周伟洲不同意此说，并给出三点反对意见并解释其原因：（1）墓志所见其“陆胡州大首领”名号，并非唐朝所封，而是和内迁的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样，带有本部落的封号皆为其子孙所加。（2）“陆胡州”并非调露元年所置“六胡州”，而是“河曲六州”，见于《旧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等记载。（3）《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所记安胐汗和其子安附国所任刺史之地维州在且仅在剑南道，安附国死于调露元年，永隆二年（681）改葬时，碑文写于此时，就是次子安思恭所任鲁州刺史之时。故周伟洲认为“六胡州”所置时间为唐代典籍中的调露元年。而其主要原因是加强对河南地区4突厥降户的统治，直接原因则是镇压温傅、奉职二部的反叛，便于运输军队和给养之意[19]395-398。
永隆二年唐廷平息了反叛，此后的“六胡州”建制亦有变动，其主要原因与上同。“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复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13]106开元四年，后突厥内乱，康待宾率部归唐，唐安置其众于“六胡州”处，仅仅几年，康待宾率众反唐。康待宾的反叛，表明唐在其北方的羁縻统治又一次崩溃。平定康待宾之乱后，唐廷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也是无奈之举：“迁其人于河南、江淮之地”[1]1418，其目的是想从根本上断绝叛乱的再起。
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廷“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宾散隶诸州者，听还故土，于盐、夏之间，置宥州以处之”[2]6832。关于旧宥州建制，穆渭生从军事角度考察了其原因。穆认为，开元二十六年之时，唐在全国边疆地区的节度使体制已完成，东、中、西三受降城控扼穿越阴山的
交通要道，朔方、河东、河西三镇节度使北御突厥，南屏关中。此时漠北后突厥势力大为衰退，故而敕令还坐康待宾之乱而散落河南、江淮的六州胡人，于灵、夏置宥州，意为“宽宥”之名，实则将其置于更严密的军事控制之下[20]33。
此后旧宥州的变动，多与军事有关。“天宝中，王忠嗣奏置经略军，在宥州故城东北三百里。”[2]7704宥州寄理在于经略军。后来明代的李贽在考察这段史实时，从军事角度认为“寓治经略军，居中以制戎虏。北援天德，南接夏州”，旧宥州寄置经略军，北可以驰援天德军，南可以据守夏州，以防北部戎狄。但当时，后突厥已经灭亡，回纥汗国建立后，一直与唐关系和善，故寄置经略军也有作为别地战乱的军事后盾的原因。直至宝应后，安史之乱的暴发，唐王朝废置旧宥州，调兵以驰援关内。
之后的几十年间，旧宥州再无出现，可以说旧宥州的兴置一方面是作为北御外敌的军事重镇，一方面是安抚归唐胡人的羁縻之所，主要的目的是“对外”而置。而其废置，是内乱的爆发，唐廷不得已调整北部军事以向关内靠拢的行为，主要的目的是“对内”而废。
2. 新宥州的置废。
新宥州的兴置是在元和九年（814），李吉甫亲历了新宥州的兴置并在其《元和郡县图志》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元和八年（813），回鹘讨伐吐蕃，取唐西城、柳谷路，唐廷以为回鹘明为讨伐吐蕃，实为侵略唐朝，于是李吉甫便提出“断绝和事”“请置宥州，理经略军”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至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城新置宥州[13]106，并更改建制：“仍为上州，于州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取鄜城神策行营兵马使郑杲下兵士并家九千人，以实经略军。”[13]107
随后，李吉甫言其原因为以防北部回鹘的侵扰所置，以缩短军事情报到京师的日程[13]107。但《唐会要》言：“由是昆夷屡扰，党项靡依，蕃部之人，抚怀莫及。朕方宏远略，思复旧规，宜于经略军置宥州。”[8]1247这里的“党项”应指党项六部（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宰）。永泰、大历后其六部徙居石州，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元和九年五月，复置宥州以护党项”[1]5293。党项不堪阿史那思昧的侵扰，就置宥州保护并安抚之，这也是唐廷置宥州的另一个原因。
但自从田缙出任夏州节度使后，“以贪狠侵扰，党项苦之，屡引西戎犯塞”[1]5263，党项不堪田缙等人的侵扰，便引吐蕃进犯唐朝边境，于是灵、夏之地，包括宥州便成为防范吐蕃的军镇，“盖田缙始生国患，而赖光颜、郝玭之驱戮也”[1]5263，在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之前便由唐边将李光颜和郝玭驱戮至尽，是时，唐廷派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以安抚党项众部，党项众部“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1]5293。一片繁荣景象，似乎羁縻政策初见成效。
好景不长，至大和、开成年间，唐藩镇统领“恣其贪惏，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1]5293。使得党项众叛，再加上吐蕃的不断侵扰，唐廷置宥州的初衷“北御昆夷，安抚党项”之意已荡然无存，新宥州从此消失在唐代北方军镇的视野里。
余论
通过对行渭州、武州、威州、新旧宥州的考察，发现唐廷于关内道置新州不外乎原因有二：一是作为对抗外敌的必要手段也是无奈之举。如行渭州之置，主要是吐蕃陷陇西之地，原为陇右道的渭州被置于关内道原州境内，作为对吐蕃的政治宣誓，更深层次的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于萧关之地置武州，借秦汉萧关之风骨，其意与行渭州之置相同，如晚唐诗人司空图《河湟有感》中的“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和陶翰《出萧关怀古》中的“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尽显故地不在无奈与对抗外敌的决心。二是作为对“靡依”唐朝胡人的羁縻之所，以体现“绥之以德”的怀柔政策。唐廷置羁縻州威州以安置吐谷浑诺曷钵部，到慕容曦皓一代的最终汉化，是唐朝羁縻的怀柔政策成功实现的典型例子，但唐置宥州虽有实行羁縻政策之初衷，但仍肩负北御外敌之责任，故此政策实施过程中仍是有一定阻力。
注释
1新旧《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通典》为开元二十一年，《通典·职官典》、《旧唐书·玄宗纪》为开元二十二年.
2金滢坤先生认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早在广德元年就已设置。后文“鄯州节度使”亦由金滢坤先生所考。参见《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99页.
3关于唐蕃战争“相持阶段”参见李宗俊《唐代中后期唐蕃和陇之争与疆域变迁》，《唐史论丛》，2012年，第129-136页.
4河南地区：指黄河河曲之南，关内道北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