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北大演讲全文 ：可怜的天下农民 － 全
作者：jiony
孙大午于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个神圣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农民。我今天感到非常激动，我为北大这种思想学术学风的开放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能让一个农民或者一个私营企业主坐下来讲一讲心里的感受，不管我讲得好不好，这本身就有特殊的意义，就是一种象征，因此我为北大感到骄傲。我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对我也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毕竟是一个农民。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解读三农问题，主要是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第一，我要谈谈目前流行的一些主流提法。
首先说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好多年了，一开始是"两高一优"农业，高产高效优质。实际结果呢？是高产没有高效，优质没有优价。国家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好像就是种菜种果树，农民大量地种，种菜据说现在全国种到了2。5亿亩，人均达到二分菜地，今年的统计数字说是4。4亿吨，占全世界蔬菜产量的76%。果树呢？大家都知道好多水果不再摘果了，比如我的1500亩葡萄，是美国提子，还有一些市场。而我隔壁的葡萄园就不摘了，每斤三两毛钱，雇工钱都不够。历史上杨贵妃吃的荔枝现在运到北方来，贱的时候才八九毛钱。这样下去，产业结构调整还能走多远？哪里出了问题？我和一个同学探讨的时候认为：问题就出在一百个厨师给一个人做饭。我到黄土高原陕西山西去，有意识地看了一下，那地方的官员们还在鼓励农民“优质高效”，要瞄准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去生产蔬菜和水果。这样的事情是很荒唐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一百个人给一个人做饭，这一个人也只能吃一两个厨师的饭，做饭的怎么会有出息呢？事实上这个路是行不通的。生产容易消费难，十亿农民瞄准城市人的菜篮子、米袋子，供大于求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第一点。
其次是“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镇有，但是廖廖无几，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内地、西部地区，就算产生了小城镇，也都是政府投资的政绩工程，无非是修花园，拓公路，建房子。我就想小城镇的投资主体是谁，如果不是农民自己自愿地去建小城镇的话，政绩工程建成了以后，政府再去搜刮民财还账，这个路能行得通吗？就算你不用老百姓还账，让农民白住到那个小城镇里面，他去不去？我认为他是不去的。他去那儿干什么？去那儿享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是享受不起的。这个“小城镇建设”是不宜提倡的。1998年在中南海有个座谈会上，我去了，四川绵阳介绍经验，当时领导还夸他们。什么经验呢？卖户口。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现在又提出来‘农民要向城市转移，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行不通的。先说咱们现在国家的城市是个什么状态。咱们就以北京为例。北京城是一圈一圈往外扩，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中间是中南海，也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后才是商业中心。我们国家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是城市却是以政治为中心建设的，那么农民进城能够干什么？搞政治？搞文化？搞经济？搞商业？只有个别的人或者少数的人能做点小买卖，当然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咱们说的是大多数人。农民进城就得是打工卖苦力，同时带来非常危险的因素。农民在农村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但是农村问题一旦成为城市问题的时候，国家就要乱了。再者说，20年后，我们人口将达到16亿，城市能有多大的容量？我昨天从网上看到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14亿，农村人口是9。3亿，生活在县以下的还有1。5到1。8个亿，也就是说有11亿左右生活在县以下，城市仅仅有2亿多人口，如果让农民进城，城市有多大的容量？农民进城以后又干什么？我觉得这招也行不通。那么农民自己能够城市化吗？谁来投资？我觉得国家不投资建小城镇都难，国家也没钱，就是国家有钱也不可能给农民去建城市。我觉得让农民进城、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梦，是农民一个遥远的梦，不符合现实。
再次，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那就是给城里人待遇。城里人享受的社保也就是最低保障、医疗教育，能够给农民？国家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拿什么给？给得起吗？这些提法好是好，但行不通。不要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义务教育法出台十年了，在农村有这个“义务”教育吗？农村的教育附加、教育集资能够去掉吗？去掉以后教师的工资谁来发？国家拨款拨得非常少。义务教育法都行不通，咱们还奢谈什么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望，一个理想，不合国情。
最后一点，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大约全国减去了40%。我来以前调查了三个村的农民，现在每一亩负担轻的是37，重的是68，中间的是51。现在农民人均土地大约是一亩半，也就是说人均负担在70到80之间。减负是减去了，但是减去的是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农业税很轻，重的是"三提五统"，就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这是"三提"；"五统"包括教育费、民兵统筹、计生统筹、交通统筹、卫生防疫、治安联防等，这些加在一起，一个农民负担现在大约是70。这些东西能够减下去，那么不能减下去的还有多少呢？生猪屠宰、粮食流通、河道工程、水费，这能减吗？部门下来收费的非常多，尤其是对一些中小型企业。一个农民仅仅减去四五十块钱，我不是说不好，但是能使农民富起来吗？我想就把这点税费全砍掉，能够富吗？一个农民少交这100，是不是就有出路了呢？
咱们的官方统计数字，是收农业税大约400个亿，收"三提五统"800个亿，朱总理说一共1200个亿，李昌平先生说远远不只这一点，大约在三四千个亿，但我要说的数字还大，得六七千个亿。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朱总理在中央，1200个亿是统计局上去的。李昌平说得也没有错，比如县里，水利局编制30个，实际开支是330个人。大家想一想，30个人的编制报到朱总理，330个人是李昌平看到的，那我孙大午感受的是660个人。他们在下边吃喝拿、索贿，这部分钱是见不着的。中央看到的是1200个亿，乡干部知道没有三四千个亿养不了那么庞大的官僚队伍，我们搞企业的感受还得翻上一番。如果大家不相信，应该去分析一下银行的存款怎么增长这么快，看一下各个县里、城市里那些豪华的住宅，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有一个大数字我非常怀疑，就是这个GDP增长到10万个亿。但是有两个数字我是非常相信的：去年国家的税收增长了20%，收了1。6万个亿，银行的存款增长了1。5万个亿。第一个数字为什么不相信？
先说农民这一块，人均纯收入说是2400元。我也搞了个调查，走访了很多农民。比如一个农民跟我说：种小麦（每亩）用底肥70、耕地20、种子20、播种费8元、浇水20、锄草灭虫5元、追肥38、收割费35、人工（一亩地两个工）30、防灾保险8毛；种玉米（每亩），秸秆粉碎25、种子11。5、底肥42、追肥30、锄草灭虫5块、浇水水电费20、收获费30、费改税58，一亩地下来成本近500元，每亩产小麦700-800斤，玉米700-800斤，一共1600斤，卖五毛钱一斤，一共是800元，减去500元的成本，剩300元，没有算他个人的成本和劳动，要是一亩半只剩450元钱，我就纳闷这纯收入2400元钱怎么出来的。1998年那次我在中南海汇报，就讲到这个数字水份太大，领导问我水份有多大？我说咱们今年年增长8%这个数，拦腰砍一刀还有水份。他说你有什么根据呢？我就从养鸡这一块说起。我说我是河北省的养鸡状元，在河北省我养鸡是最多的。咱们统计局和报纸公布河北省养蛋鸡5亿只，全国人均鸡蛋是17。5公斤，我去年卖了小鸡400万只，有200万只是小公鸡，200万只小母鸡如果长到产蛋期就按90%算（国标是85%），到下蛋的时候就剩下180万只。河北省是107个县，就算每个县都有个大午集团，才2亿只产蛋鸡，事实上五个县也没有一个大午集团，这5亿只产蛋鸡从何而来？中央说今年要增长8%，河北省定的是9%，要高于西部各省，保定市要争取做贡献，定的是保16%争17%，我们徐水县是给保定市做贡献的县，定的年增长23%，大午集团所在镇这个数字我就没办法填了，我给他们盖章让他们自己填去。这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对这个数字非常怀疑。税收1。6万个亿我相信，而且我觉得收了有2。6万个亿。1998年，有个中兴集团，董事长和我同龄，我问他"今年地税拿了多少"，他说拿了100万，我说"你真挣了不少钱"，可他说他赔了600万，我问他“那怎么可能拿了100万的企业所得税？”他说人家税务局要征这么多，我说“要征得有账啊”，他说人家不按账，按销售额征，认定每销售100元的产品至少有10%的利润，所以就有国家的税收3。3%，他说他去年的销售额是6000多万，所以得拿180万的所得税。这个数字就是这么征上来的。我为什么说远远不只1。6万个亿？我曾在一个贫困县建过一个加油站，从1997年1月21号建站，到2001年8月22日总共的费用（吃喝花费、税收）是298200，其中国税收的有138800，以收税为名收了地税39000，其中没有收税凭证的一个7222，一个24800，这是31000，也就是说地税入库只入了7000块钱。加在一起真正入国库才145000。我这个企业一共花了290000多，入库入了145000。所以说正税只占了一半，那一半就是吃喝花，送礼。有人说：你愿意送。这就太委屈我们了，谁愿意出这钱？若有人说：你为了少纳税，那更冤枉。我们的帐目齐全，有据可查，从没有少申报，更没有偷漏税。
银行存款猛增，企业却纷纷倒闭。腐败都摆到大街上去了，豪华的住宅一套接一套。我大胆地估计一下，现在九万亿的存款，有80%的存款在5%的人手里，而不是像他们说的20%的人占有80%的资金，5%在咱们国家是6500万人，一个人十万就是七万个亿。如果真要是20%的人占有80%的款，这个社会还是能够前进的，能够拉动经济的，但现在走不下去了。
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说，现在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功利主义者，不关心政治和国家了，我说不能那么想，北大的学生平民家庭甚至穷学生居多，人们首先要求得到温饱，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咱们要求北大的学生还像五四的时候那么热血沸腾为国家，就要求太高了，那时候上学的人都是有钱的人，*说是个富农出身（可能是个地主也差不多），他来到北大图书馆还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人呢。
再说回来，减税费确确实实也行不通，因为减一时还得出现反弹。家饭碗的吃喝怎么办？你说中央怕农民闹事，我看是更怕当官的闹事，中央还得依赖他们。再者说，也不能说农民负担重，70元钱怎么算重呢？相对于他的收入来说重了，但相对于这个时代，相对于国家的发展建设来说，目前农民给国家贡献太少了，农民的产值按现在的统计占全国GDP的15%，十亿人只占15%，这是多么的少啊。农民并不是不想贡献，也不是不能贡献，农民很勤奋愿意劳动，只是太穷了，给国家贡献不了。真要是有出路的话，农民为了这70元钱敲锣打鼓的抗税，可能吗？怎么会出现刁民？没有刁官哪来的刁民？没有政府的压制，农民怎么会出现反抗？说农民穷农民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不苦？农民推着小车把胜利推出来了，你给了农民以希望，农民就拥护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是农民看不到希望，农村成了绝望的田野。因此我说现在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第二，农民为什么穷。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有钱花，没有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干，农村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敢干能干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官僚体制伤了农村的元气。我刚才说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他挺到1999年就死了，死的时候欠下了大约五千万的债务，其中有三千万是银行的债务。四大银行的账大约烂了有四万个亿，剥离了1。6万个亿，现在还没剥离的大约有两万多个亿，就是这么形成的。中兴集团的董事长人死了，他个人也没有发财，我相信他的孩子上学都困难，现在我养着好几个搞过乡镇企业人的孩子，我在救济他们。你要说乡镇企业垮了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素质不高，都不是实话。如果同学们真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例子，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即使有几个敢干能干的能人，也得让官僚部门给同化了。剩下像我这样的，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叹的，我也是九死一生。我是下海的，当过十年兵，在政府又工作了十年，而且我学过四年语言文学，学过三年法律，打了十几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税务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请律师。死里逃生，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