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专栏] 李清博客杂文时评作品集 [复制链接]

（中国青年报2004年06月17日 ）

停招“网络大学生”是理性回归

李清



　 近日，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试点网络教育学院立即停止对全日制高中起点普通本专科学生的招生，对本年度已经招收的要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据6月14日《北京晚报》等）

　 我国高等学校的网络教育从无到有，至今已有五六个年头。目前全国网络教育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各高校研制开发了大量网络教学资源，摸索出了不少网络教学与管理经验。然而，在网络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网络教育的整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网络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在有着种种优势的同时也有着诸多不足。“网络大学生”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获得与在校生一样真实的学习氛围，而这一点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网络教育并不是很适合举办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一些片面理解网络教育“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优势的高校，在硬件建设滞后和教学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盲目招收全日制高中起点的“网络大学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

　 开展网络教育试点的高校大多是名牌高校，其毕业文凭对考生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学校来说，招收再多的“网络大学生”都不是难事。然而，如果不能提供与在校本专科生同样的教学条件和育人环境，必然会造成校内外学生教育质量的强烈反差，给“网络大学生”们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也必然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在一些名牌高校的带动下，不少不具备条件的普通高校也热衷于举办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网络教育，更是将高校网络教育的发展引向歧途。因此，停招“网络大学生”，是一次对网络教育的拨乱反正，其所带来的将是网络教育真正意义的回归。

　 笔者认为，停招“网络大学生”并不意味着要缩减网络教育。相反，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方式，网络教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大力发展。随着近年来普通高校的不断扩招，考生的升学压力已经大大缓解，而众多高校的办学条件却亟待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用网络教育的形式来为高校进一步扩招推波助澜，而应当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用它来为全国众多的在职人员更新知识和增强技能提供服务。这样，既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也与“终生学习”的理念相吻合。

（2004年6月18日厦门《海峡导报》）
★首席发言
“客居他乡”如何守土有责
□ 詹家荣（职员）
据报道，三明永安市上坪乡在背负巨债的前提下，以建造乡文教大楼为名，在距离乡政府驻地20多公里外的市区燕东街道（非本乡所管辖）的地盘上盖起了一座十分气派的“办事处”大楼，并将乡长室及各大部分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迁入楼内办公，使得真正的乡政府人去楼空，名存实亡，群众办事成了难事一桩。据当地有关领导表示，上坪乡设立“办事处”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服务。

在通常情况下，出于方便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目的，一个地方的政府机构在辖区之外设立办事机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像上坪乡这样，名为建办事处却将乡政府变相搬迁的情况，就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笔者从报道中了解到，上坪乡是一个海拔较高的山区乡镇，自然环境和交通设施等都相对较差，实事求是讲，这样的一个山区乡镇在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利条件，因此该乡在城区设立办事处进行招商引资无可厚非。

然而，上坪乡主要领导作为基层政权的负责人，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忽略了服务群众的职能，随意地让政府机构“客居他乡”，导致本辖区群众办事十分不便，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笔者认为，上坪乡的做法是极为不妥的，是对群众的漠视，说严重点，这是一种另类的腐败。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的负责人，上坪乡的主要领导应当清楚自己“守土有责”。本乡各方面条件相对薄弱，更要立足当地加快发展以迅速改变落后面貌才是。此外，上坪乡的主要领导还需要增强法制观念。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这也就是说，退一步讲，如果上坪乡政府实在有从原先的驻地迁移出去的必要，也应当在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

上面这篇是与行政区划有关的

期待李清大哥写一些情感方面的文章。
如果写不出来，那么。。

（法制日报6月23日）

文明社会拒绝野蛮标语

　　詹家荣

　　云南省日前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标语清理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全省各地计有三万多条(幅)命令式、强制性及胁迫性的标语被撤除。
　　公共场合随处可见宣传标语，在城市街道、乡镇村场、车站码头和交通要道沿线，几乎都有宣传标语的“阵地”。而在广播电视、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当中，也能很容易地见到各种宣传标语的“倩影”。
　　平心而论，很多宣传标语在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和提高群众素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为数不少的标语口号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生吞活剥”，言辞中充满对群众的强制和命令口吻，是地地道道的“野蛮标语”。
　　“野蛮标语”现象的大量存在，反映出相当多的地方、特别是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在对国家政策法规的理解上还比较片面和狭隘，在工作方式上还存在着较多的简单与粗暴之处。例如，对盗窃和计划外超生应当依法进行处罚，可让群众整天看着“抓住窃贼当场打死”、“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之类触目惊心的宣传标语，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宣传标语，不但起不到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作用，相反会严重伤害群众的感情，也会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诚然，一些基层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还有待提高，然而这绝不能成为政府部门张挂“野蛮标语”的正当理由。前不久，湖南省嘉禾县在强制拆迁中打出的“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就是一条极为典型的“野蛮标语”。和嘉禾县类似的一些地方，某些领导为了快出“政绩”，制造表面繁荣，对治下的百姓全无关爱之心，威胁恐吓的宣传标语也时有所见。
　　其实，类似的“野蛮标语”在各地并不鲜见，只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已。有一句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叫“珍爱水源从点滴做起，碧水蓝天靠爱心呵护”，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也应当从标语这样的“点滴小事”做起。笔者期望能有更多的地方像云南省那样，尽快撤除掉那些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令广大百姓反感排斥的“野蛮标语”，而以文明规范、贴近群众心灵的温馨内容来取而代之。

如果写不出来情感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

谁把它丢在风里（常州晚报）

我时常暗自寻思，那些在岁月里慢慢陈旧的信，是不是已经被梅一封一封地投进了火里。我甚至可以想见梅被火光映得通红的面庞，那么恬静的表情，真美——就在这时候，眼泪从我的面颊上滑落下来，打湿了面前台上铺着的白色信笺。

　　那些信其实都能算得上最纯粹的情书。尽管梅曾经用最理智的语气告诉我“几乎每个女孩子在收到哪怕是所谓的情书时都会被虚荣心左右”——她的智慧无疑被发挥到了极至，可她仍然不能不被我的一片真情所打动。那些小说中才有的滚烫字眼从来没有在我的信中出现过，我只是把浓浓的情意藏在字里行间。没有谁能想象得出每一回梅从收发员手中接过它们时的心跳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的每一个信封上都没有“内详”一类的字样，有的只是我写得端端正正的姓名和地址——这种缺乏浪漫的作法或许会让梅的每一位女伴都忌妒得要死。

　　只是我自己一直不敢称它们为情书，哪怕心里暗暗地这么想也不敢——我生怕一不小心亵渎了梅最纯真的情感。在那些被爱的大海的潮水淹没的日子里，无论是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还是雪花纷飞的冬天早晨，展读梅的来信都能感受到无限的关切和温情。梅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给我写过十三封信，而我则更是把对梅的万千思念浓缩在方寸白纸上，把一个个绿色的希望投进绿色的邮筒里。当梅给我的信少下来的日子里，她正平静安详地把对我的一腔柔情蜜意编织进一件宽宽大大的毛衣。这是大学里的第三个秋天，在心潮起伏的夜晚，我依稀听见了果子坠地的声音。

　　我已经想不起来一共给梅写过多少封信，如果用红绳子把扎起来的话也该有一大捆吧。与它们比起来，更沉甸甸的是梅的爱。然而也许是因为太年轻的缘故，我竟无法承受那份太过厚重的情感。终于有一天我向梅提出要回我给她的所有信件。听到这样的话，梅只微微一笑，表情仍然是那么恬静，“我挺愿意满足你小孩子天真的愿望，我也并没有把它们丢在风里。”话语里面却不免带着些伤感。接下来的情况是我给梅的信一天天少了，也越发的短了。有一次我竟将梅所有的来信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寄还给了她。这个粗暴的举动无疑极大地伤害了梅，然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被伤得最深的，却是我自己。

　　没有人能够再回到从前，过去的日子只能随风逝去。梅也许早已穿上了美丽的嫁衣。有时侯我怀念那些信，尽管不知道它们现在在哪里。我想象并且喜欢着它们被折成纸飞机在空气中摇曳着的样子——就让它们和我年轻时候的一颗心一起消逝在远处。

樱桃的味道（常州晚报）

有一次他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宴会，有很多朋友在座。

菜肴很丰盛。有一道菜，也不知是拿什么原料做的，摆放在盘子里的造型十分别致，颜色也相当好看，青翠欲滴，让人心动不已，却又觉得不忍心动筷子。

他和她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这盘菜上。他想，真漂亮，太诱人了。最诱人的是，在盘子的正中，有一枚晶莹剔透的小红果。

　　他认出了这种小红果，它叫樱桃。一定是它，没错。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去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去看她，在路边的水果店里为她买的就是这种好看的小红果。

　　她当然也认出了这枚小红果是樱桃。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去年他们刚刚认识不久，他第一次来看她。临分别的时候，他突然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樱桃塞给她。当时她悄悄地瞟了瞟他，发现他腼腆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暗自觉得有些好笑。

　　她注意到了他也在看着这枚樱桃，于是冲他会心地笑了笑，用筷子夹起樱桃递过去说，樱桃，给你。

　　他接过这枚樱桃，刚要放进嘴里，又迟疑了一下，问她，樱桃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酸的呀？

　　看着他一副天真好奇的样子，她不由呵呵地笑了起来。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樱桃是什么味道呢，你不记得曾经给我买过樱桃了吗？在座的朋友们也都笑起来。是呀，他怎么会连樱桃的味道都不知道呢。

　　只见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小声却又是认真地对她说，可是，我从来没有尝过它呀。

　　她一下子沉默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给自己买过樱桃，却从来没有尝过樱桃是什么味道。他居然连樱桃是甜的还是酸的都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孩子啊。这一年来，她给他的是不是太少了一点。一瞬间，她感到有眼泪要夺眶而出，她强忍住，不让它涌出来。

　　他把那枚小小的樱桃放进嘴里，仔仔细细地品味着。他也该知道樱桃的味道了。而她，早就知道了樱桃的味道。她想，她会永远记住樱桃的味道的。樱桃的味道，就是爱的味道。

北京冬夜阅读记

（新京报）

对于识字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书。对于读书的人来说，最好的读书时光莫过于夜晚。

其实，什么时间都能够读书。然而夜间更宜于读书。因为喧嚣嘈杂的白天，大家都要为了谋生去四处奔波，很难静得下心来。只有到了夜里，万籁俱寂，我们才可以暂时抛却功名利禄，淡忘进退荣辱，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中央电视台把《读书时间》节目安排在深夜，看来不无道理。林语堂说过：“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香烟）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叶灵风说：“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前辈文人竟都如此地沉迷于夜读。细想一下可不是，灯下沏上一杯茶，抱上一本喜欢的书，慢慢地翻看，静静地思索，还有什么比这更加令人悠然神往的事呢？

而在冬天的夜晚读书，则别有一番趣味。女作家黄蓓佳告诉我们：“最喜欢的读书时刻是在冬天，夜深人静时，脱去笨重的冬衣，拥被而坐，怀里抱一个热水袋，就着床头台灯的圆圆的光圈，靠着女儿温暖的小身体，无声无息。如果窗外添一点凄厉的风声或者洁白的雪花，便觉得更有诗意。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时刻更让我愉快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靠着床头，从身边随便拿起一本书好了。若是重读之书，如同旧友重逢，分外亲切；若是初读之书，则如同初识新朋，异常兴奋。可以读哲学，倾听圣者先贤们跨越时空的教诲；可以读诗词，感受他们发自心灵的呐喊；可以读小说———即使在屋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我们也可以躲进被窝，让自己的热血随着主人公跌宕起伏的的命运澎湃一回。

北京的冬夜尤其是读书的好时间。郁达夫是这样回忆的：“……（北平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每到了冬天的晚上，小孩们上床去了，佣人们也都去睡觉了，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长谈下去。”“像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像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昙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得像如此的悠长。”夜读是“宝贵的记忆”，有着“深沉的情调”，说得可真好，连我都跟着他沾上些浪漫的感觉了。

我租住的小屋很小，小得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但只要可以读书就足够了。冬天的夜里，不必把盏执酒，也不必红袖添香，只要夜深人静，有一个纯属个人的独立空间，便可物我两忘，神游书海。我的小屋虽小，但地处昆玉河畔，对岸还有一座五百年历史的玲珑古塔，可以说是摇曳于波光塔影之中。书斋里的一盏灯火，澄明而清澈的光，陪伴我在读书的夜晚不再寂寞。更何况，房东大娘为我将小屋的土暖气烧得热热的，我都不用像郁达夫那样需要自己不断地“再加一次煤”。在这样的冬夜，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

消灭盗版教材必须打破发行垄断
2004年06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李清



　 今年广州将重点整顿未成年人出版物市场，加大对教材、教辅类出版物市场的管理力度，决不让盗版教材、教辅读物流入学校，加重学生的负担，或者对他们的学业造成影响。（6月18日《广州日报》）

　 事实上，近年来盗版教材进入中小学校园的现象可谓日渐猖獗。媒体曾报道，广西某中学购买盗版教材供学生使用，一个学期结束了，学生还都蒙在鼓里。而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去年全国共查处各类盗版教材、教辅读物案件3000多起，收缴各类盗版教材、教辅读物高达1500多万册。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盗版教材流入学校，并不一定会“加重学生的负担”。稍有常识者都能知道，盗版教材的价格总比正版教材低，学校低价购买盗版教材，最后也只是以正版的价格卖给学生而已。实际上，与通过正规渠道发行的教材相比，盗版教材在价格上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校园内外的一些不法分子能够互相勾结，制售盗版教材谋取非法利益，也是与正版教材较高的定价分不开。

　 长期以来，中小学教材的发行都由新华书店系统垄断。教育系统将教材需求数报给各省区市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书店再上报出版总社，由出版总社负责统一印制，印好的教材再经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各级学校。而垄断发行环节的部门享有的利益过多，必然会引发其他环节利益均沾的诉求。于是，教材编写人员的报酬等也被相应抬高，造成教材的成本和价格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无法分享利益的终端单位转而购买盗版教材，从发行方那里获得回扣。据媒体报道，有的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将大部分的教材订单都给了盗版书商。

　 事实上，如今学校要进正规教材，也不一定非经过新华书店不可。学校撇开新华书店，直接找出版社要教材，同样有利可图。这对于学校来说，同样能够获利，但风险却更小一些。学校获利，却使学生成为受害者，他们除了必须按正版教材的价格付钱以外，还要饱受盗版教材中众多错漏之害。

　 只要发行渠道依然存在垄断，正版教材的价格就很难降到较低的水平，盗版课本就仍然会有广阔的市场。因此，要解决盗版教材问题，必须打破教材发行因垄断而形成的既有利益格局。当新华书店系统最后一块垄断“蛋糕”不复存在，教材发行所有环节的利益空间也将会大大“缩水”，盗版教材的泛滥才会受到遏制。

看了李清兄的情感文字，真是怎能一个爽字了得啊！
你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哦~~~

当评论部主任的活，你可以来风景美丽的大连啊，大连晚报和半岛晨报办得实在是不敢恭维，好多都是抄的，靠你了。呵呵

有空的话，写一下小说，怎么样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文章哦/。

这几天和女朋友快分手了

请帮忙邮寄两份大连的报纸给我看看
100036北京市阜成路44号院8号楼三层中央电教馆资源中心李清

“实事办”与“办实事”


　　为督促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多办实事、少说空话”，四川省不少县市都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实事办”。（据6月24日新华网）

　　众所周知，为群众办实事，是政府部门凝聚民心、创出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每年只要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好那么几件实事，其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马上就能被树立起来。对于真正给自己办实事的政府，群众决不会视而不见，而只会从内心深处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然而，要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就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群众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知道应该为他们办什么样的实事，以及怎么样才能为他们把这些实事一件件办好。因此，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从“实事办”走出去，走到群众中间去。

　　为群众办实事，要见实际行动，而绝不是靠坐在那里夸夸其谈，或是摆上几个虚招假式就能轻松“搞定”的。群众的心地最实在，他们的眼睛也最亮堂，政府工作人员不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埋头苦干流血流汗，而是随便“唬弄唬弄”，群众又怎么相信你真正为他们办了实事？靠“实事办”把“办实事”的高调唱来唱去，把“办实事”的文件传来传去，这离真正的“办实事”实在差得远着呢。设立“实事办”这么一个花架子机构，只能是劳民伤财。把它的办公费用节省下来，恐怕就不知能为群众多办多少实事！

　　为群众办实事，不能光挂在嘴上，也不能光写在纸上。真要为群众办实事，在哪里都能进行，但唯独有一个地方不能进行，那就是在“实事办”的小屋里。四川省一些地方纷纷设立 “实事办”，恰恰反映了“为群众办实事”的观念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脑子里面。依笔者的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些华而不实的“实事办”还是越早撤消越好。
(稿源：红网)
(作者：李清)

三峡移民为何难见“农转非”？
李清
　　6月22日，重庆万州区送走了该区首批三峡外迁移民，1000多名农村群众将在三四天后到达远在江苏南通的新家，开始他们全新的移民生活。（据6月23日《重庆晨报》）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是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移民工程。按照计划，三峡库区一共要移民110多万人，而10年来才完成60多万人，未来的移民任务仍相当艰巨。而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移民区县的重庆万州区，就得动迁各类移民25万人。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三峡移民工作，各省市也都积极展开了对口支援工作，绝大部分已动迁的移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库区农村移民都被安排到了外地的农村地区进行安置，而库区建设的一些新县城也基本是将旧县城的居民“照单全收”。

　　将农村移民安然安排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农村群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也缺乏足够的就业技能，如果将他们都安排到城市生活，无疑会有很多人将面临生计问题，而国家要付出的移民资金也要高出不少。然而，能不能尝试将一部分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高的移民自愿安排到城镇地区呢？要知道，现行的移民安置办法是十多年前制订的，而“农村移民农业开发立足”的原则，也已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尤其是城市化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不尽相符。

　　将农村移民安置到农村，固然可以节约移民成本。但成本的高低是相对的，对于同是农村地区的移民接收地来说，仍要付出不低的代价。即便是本次安置万州移民的江苏县市，也普遍是地少人多，能给予新移民的农业生产资料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同是农村，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生活习惯却差异悬殊，新移民要完全适应新生活也颇为不易。更重要的，农村地区风俗习惯的势力往往十分强大，新移民要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相当困难。外地移民经过几代人之后仍讲老家方言、仍被视为“外来者”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与农村相比，城市吸纳和同化新移民的能力要大得多。新移民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大多能很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新移民的第二代就能做到与“土著居民”几无二致。笔者了解到，万州区正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将自己建成一座拥有百万城市人口的大城市。而万州城区目前才有四五十万人，为什么不能吸纳一部分库区农村移民成为城市“新鲜人”呢？尝试让部分农村移民“农转非”，无论是对于改善移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建设和城市发展，都会有着积极的“破冰”意义。

　　当然，让农村移民成为城镇人口，也不一定都要由本地城市来消化吸收。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就没有简单地让农村移民换个地方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在加快工业发展的同时，在黄河边上建起了一座移民新城。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不妨将少量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到深圳等经济发达且吸纳能力强的城市去，并在户籍、住房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扶助。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家就在三峡库区，高考时凡是属于“淹没乡镇”的考生可加5分，我们家那个镇最底海拔高了点，没有那个优惠。不过我有两个同学办了假户口，高考移民，5分来了。

那个穷地方最富饶的地区，就这样沉入了水底。

工业，没有资金，也不能发展起来。

几年前，我们县的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丝绸厂和麻纺厂都破产了，下岗工人围了县政府，堵了交通要道。后来在麻纺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酒厂，生产了十几块钱一瓶的“白公酒”（白居易），指定为“政府专用酒”。政府接待如果不是喝的白公酒就不给报销。

这虽然有违规则，可也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的权宜之计啊。

（当代生活报6月29日）

“人流”之后真能“一身轻松”?

据6月28日《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不少医院近日前来妇科做人流手术的病人明显增多，据知情者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高校女大学生。一些女大学生在放假前忙做人流，以能“一身轻松”地回家面对父母，而她们在做人流手术时大多仅仅关心手术时间长短和自己是否能很快恢复，根本不考虑其他方面。

　　事实上，
如今对于一些女大学生来说，做人流手术几乎成了某种“时尚”。据报道，在重庆的一些高校，女大学生甚至流行用做人工流产的方法来减肥，而为了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女孩甚至在刚刚做完手术就马上进行长时间的熬夜或者进行登山等强体力运动。（据2月17日《重庆晨报》）

　　众所周知，女性正常的妊娠和分娩遵循一定的生理规律，如果人为地突然中断怀孕，必然会使机体突然发生一系列变化，给内分泌功能等带来一定的紊乱。进行人流手术之后如果得不到充分休息，不但不利于子宫恢复，而且容易造成出血和炎症等。多次人流则可能造成终身不孕。做次人流手术，绝不像“排除体内毒素”那样简单。笔者以为，如果这些女大学生能对自己的身体真正爱惜的话，恐怕就不会轻易选择人流，乃至在做完手术之后感觉“一身轻松”了。

　　对做人流手术持轻松随意的态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一些女大学生性观念的“开放”。其实，女大学生正处在青春岁月的黄金阶段，未来的职业发展、家庭关系等都还没有定型，应当以学业为重，珍惜美好的大学时光。即使谈恋爱，也应妥善处理个人情感问题，尽量避免发生婚前性行为，以免给自己日后的生活带来伤害。由于历史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当前我国的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某种特殊地位，多次“人流”一旦对心理造成伤害，其影响几乎终身无法弥补。

　　诚然，现在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普遍提前，女大学生也多已步入成年，有权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作出决定。我们也不是要求女大学生们在性方面持完全封闭保守的态度，但倡导健康安全生活的意识仍是应该的。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流减肥”和“人流后一身轻松”都是荒唐无知、对生命和未来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联想到近期媒体关于女大学生的一些相关报道，笔者的一个强烈感觉是，加强对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性道德教育刻不容缓，而广大高校在这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济南日报6月）

谁让车站“黑公话”有恃无恐？
詹家荣（北京，职员）

打一分钟市话被索30元，碰了电话机就得交钱，若不给钱就等着挨打，这是记者在广州火车站、广东省汽车站等地暗访时的“发现”。（据6月9日《新快报》）而在上海，不久前记者在走访火车站附近时发现，很多公用电话亭根本不按明文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有的有计价器却放着不用，更有甚者，还将贴在墙上的收费标准故意遮盖起来。（据《新闻晚报》）

据笔者所知，早在十年之前，群众对一些城市的火车站等地公用电话乱收费的情况就多有反应。如今由于手机等通讯设备的普及，旅客对于公用电话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减少，车站附近保留的人工值守式公用电话的数量也已大不如前，按理说有关部门对这些公用电话应该更容易进行管理，广大旅客再也不用担心打电话时被宰上一刀。然而真切的事实是，广州火车站等地的“黑公话”依然那么猖獗，这能不让人大大的为之震惊！

从报道中记者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地方“黑公话”宰人现象的存在，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慑于“黑公话”经营者的恫吓等，大多数旅客在被宰之后通常都自认倒霉，花钱免灾。然而有关部门绝不能把旅客的妥协忍让当作对“黑公话”不知情的“挡箭牌”。事实上旅客对“黑公话”进行投诉也绝非少数，管理部门却长期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放任自流，任其横行。事实上，上海市早在1995年就由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公用电话管理办法》，而广州市有关部门更是声称，已对重点地区的公用电话实施高科技的“实时话费监控”。然而对于广州火车站等地“黑公话”长盛不衰的现实，不知有关管理部门该作何解释？

火车站、汽车站等都是一个城市的脸面，应当能充分展示出城市的精神风貌。近年来争创“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越来越多，不少地方的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城市的外貌一天比一天“靓丽”。但如果连火车站“黑公话”宰客这样的小事都管不好，甚至没人去管，那再漂亮的城市在旅客的心目中还有什么真正的形象可言！难道公用电话宰客现象真的就那么难以治理吗？恐怕有关部门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去做罢了。对于一些城市窗口地区宰人公话肆虐的严峻现实，笔者忍不住要问上一句，莫非是有谁一直在他们后面撑腰，才使得这些“黑公话”至今有恃无恐？

（半岛都市报6月30日）

“喝尿脱衣”算哪门子企业文化
李清（北京，职员）

沈阳的一家商贸公司为销售员工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培训活动。在培训过程中，一位女员工被要求先把男厕的便池洗刷干净，然后再从便池接一杯水当众喝下，而一位男员工则被要求站在台上，当着200多人的面将全身脱得光光……据该公司董事长表示，这些培训项目都是该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6月28日《时代商报》）

笔者认为，这家商贸公司的“员工培训”或许能反映该公司的“特色”，以及公司老总的“价值观”，但如果要说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话，那实在是玷污了“企业文化”这个词。

企业文化首先要能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和遵守。女员工被逼喝掉便池中的水，喝完后哭着跑下台，而公司董事长竟然对赤裸裸侮辱人格的行为不以为然，还说她“其实并不是委屈才哭的，而是被现场的气氛感动了”，实在令人义愤填膺。如果这位董事长脑子没出毛病的话，我想向他提这么一个建议：今后每当遇到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时，就主动跑到便池去舀一杯水回来当众一饮而尽。不知该董事长先生意下如何？

按照这位董事长的解释，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员工“突破思想障碍的极限”，然而再怎么突破思想障碍，也不能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让员工当着200多人的面大跳“脱衣舞”，已经不光是侮辱人格的问题，这根本就是在从事色情表演，组织者应当受到法律严惩。有如此毫无廉耻之心的公司领导，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推广这样的“企业文化”，不把公司给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才是怪事！

很多人确实读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日本的某位名人早年间在酒店当服务员时，将抽水马桶擦得“光洁照人”，干净得甚至可以喝下里面的水。然而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否真喝了马桶里的水谁也没见着，何况即使人家真的喝了，也不是在大庭光众之下被逼着喝下的。在由国外引进的一些“心理学”“成功学”之类教材中，也的确有着与沈阳这家公司所举办的“培训项目”相类似的内容。但要知道，中国和外国的文化环境相差甚大，有关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将明显与我国《民法通则》精神相违背的所谓国外“特色”生搬硬套地拿过来，无疑是十分荒唐的。

（国际在线、红网）

“实事办”与“办实事”
李清（北京，职员）

为督促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多办实事、少说空话”，四川省不少县市都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实事办”。（据6月24日新华网）

众所周知，为群众办实事，是政府部门凝聚民心、创出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每年只要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好那么几件实事，其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马上就能被树立起来。对于真正给自己办实事的政府，群众决不会视而不见，而只会从内心深处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然而，要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就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群众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知道应该为他们办什么样的实事，以及怎么样才能为他们把这些实事一件件办好。因此，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从“实事办”走出去，走到群众中间去。

为群众办实事，要见实际行动，而绝不是靠坐在那里夸夸其谈，或是摆上几个虚招假式就能轻松“搞定”的。群众的心地最实在，他们的眼睛也最亮堂，政府工作人员不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埋头苦干流血流汗，而是随便“唬弄唬弄”，群众又怎么相信你真正为他们办了实事？靠“实事办”把为“办实事”的高调唱来唱去，把“办实事”的文件传来传去，这离真正的“办实事”实在差得远着呢。设立“实事办”这么一个花架子机构，只能是劳民伤财。把它的办公费用节省下来，恐怕就不知能为群众多办多少实事！

为群众办实事，不能光挂在嘴上，也不能光写在纸上。真要为群众办实事，在哪里都能进行，但唯独有一个地方不能进行，那就是在“实事办”的小屋里。四川省一些地方纷纷设立 “实事办”，恰恰反映了“为群众办实事”的观念还没有真正深入到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脑子里面。依笔者的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些华而不实的“实事办”都是越早撤消越好。

（钱江晚报7月2日）

让农民工沐浴在阳光之中
詹家荣（北京，职员，外来打工者）

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把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解决他们在务工期间的大病医疗保障问题。（6月29日《南京日报》、6月30日《南方都市报》等）

众所周知，城市农民工是当前我国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涉及各行各业，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上的原因，农民工群体却一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们往往享受不到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一些体制性的障碍严重制约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农民工群体是对社会保障有着最迫切需求的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工们对于医疗保障的需求尤其强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工们通常最怕的不是工作累，也不是报酬低，而是生病，尤其是生大病。因为在医疗方面没有任何保障，他们生一次大病就有可能让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沦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而正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少农民工生病后不去正规医院，而是去条件简陋的私人诊所，这就给大量的伪劣医药产品留下了生存空间。

传统的医保制度以城镇职工为主要覆盖对象，而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由于农民工们还有着流动性强、岗位转换频繁的特点，因此要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绝非易事。然而，社会保障权是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农民工们也理应拥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医疗条件，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可以说是政府的一种责任。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确立，旧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会被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代替。因此，农民工们充分享有医疗保障等“市民待遇”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山东、北京等省市率先行动，对医保制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让一部分农民工享受到了医疗保障。这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明确要求将全国的进城务工人员统一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不啻是一大福音。让农民工逐步享受到各项社会保障，必然会对提高城市化水平和深化农村改革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这项工作具体操作起来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笔者衷心的盼望，农民工们能够早日沐浴在温暖和关爱的阳光之中。

（人民网7月3日）

“家长烧香”折射电脑派位困境
李清（北京，教育工作者）

前一阵子，千年古刹南京鸡鸣寺的香火旺了许多，而在纷至沓来的“香客”当中，有不少竟是即将面临“小升初”电脑派位的小学生家长。（6月30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7月1日《燕赵都市报》等）

笔者对家长们“进寺烧香”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却充分理解他们盼望子女能到一所好学校念书的良好心愿。事实上，这些家长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极端渴望之情。

然而，由于历史因素等各种原因，当前城市中各所初中学校的条件相差悬殊。一些地方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就近入学之后，学校间的差距却并没有立即消失，仍然存在“名校”与“差校”的巨大鸿沟。为求孩子的未来，家长们千方百计往好学校挤，由此产生了严重的择校矛盾。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电脑派位“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很多地方推广开来，几乎形成了“燎原之势”。

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其他录取方式比电脑派位更公平合理了。电脑派位由机器生成随机号码，每个学生被录取的机会完全均等。然而，这种分配教育资源的方法既无视学校间差异急需改变的现实，也无视学生个体条件方面的巨大不同，实际上使得事关重大的学生升学变成了“幸运抽奖”、“生死由天”。

其实，电脑派位只是在学校发展不平衡客观存在下缓解矛盾的暂时之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大力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学校的均衡发展。因为义务教育是一项国民福利，每个孩子都应当受到同等教育质量的义务教育。实行电脑派位，小学生升入哪所学校完全靠运气，而学校两极分化的状况却没有实质改观甚至愈演愈烈，这实际上也是对纳税人和教育工作的不负责任。

另一方面的严峻现实是，即使在实行了电脑派位的地方，“关系招生”等暗箱操作行为也未能完全禁绝，而一些所谓“好学校”收取高价“择校费”的行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笔者认为，在短期内让所有的中学都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不大现实，而重新恢复“小升初”考试也殊为不妥，但政府不能就因此用电脑派位来掩盖择校矛盾，回避自己在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方面的责任。事实上，政府应当对那些各方面条件最为薄弱的学校在资金、人力和政策等方面给予最大力的扶持。唯其如此，才能让择校难题得到真正破解，让“小升初”告别电脑派位，而家长为子女升学“进寺烧香”的现象也不再发生。

[央视网评] 让党报从庙堂走入乡野

中央重点党报及省级、副省级党委机关报进报刊亭零售工作，近期在全国众多城市全面铺开，报刊亭零售党报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据新华社7月1日电，全国各大报刊均有报道)

　　众所周知，党报在过去一直都是由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订阅为主，街头几乎见不到零售。这样，无形中将党报与普通读者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使得党报在群众中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印象。

　　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形势的迅速发展和都市类报刊的迅速崛起，党报在发行量和影响力方面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一些党报甚至不得不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发行任务。而由于长期的固步自封，一些党报在内容上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与其他报刊相比明显缺乏吸引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新形势下党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党报绝不能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事实上，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党报，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党报一直没有在报刊亭留下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这次各级党报决心打破长期以来的单一发行模式，实行订阅与零售并重的发行方式，让一部分报纸进入报刊亭零售，对于这些党报来说，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毫无疑问，党报进入报刊亭，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群众能更容易地购买和阅读到党报，也就能更方便地听到党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乃至监督党的活动。而另一方面，从以往单纯依靠订阅到主动走进报亭零售，也必然会在客观上促进党报不断提高办报水平，更好地向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其实，早在这次“党报七一进报亭”集体亮相的两个多月之前，北京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试点，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点党报摆上了市区报刊亭的显著位置，并取得了明显效果。而这次各地更是为切实推动党报零售效果，在政策和舆论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党报进入报亭零售，绝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进入报亭并不代表就能被读者买走。党报要让群众真正接受，就必须要在充分发挥权威报道等固有的优势之外，不断改进新闻报道的方式，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做到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唯其如此，才能为党报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新路。

　　笔者了解到，《人民日报》面对走进全国报亭的新形势，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将指导性、权威性和知识性、可读性结合起来；将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办成让党满意，让群众高兴，让同行敬慕的报纸。”这是《人民日报》的心声，也应当是所有党报的心声。笔者衷心地祝愿，各级党报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不负广大读者厚望，将一张张精彩纷呈的报纸源源不断地送入到报亭，送入到家庭，送到更多读者的手中，送到广大群众的心中。(作者：李清)

政法时评：社区矫正折射文明之光



(2004-07-06 02:18:36)

据6月28日《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赣榆县3名“在家服刑”的犯人，日前被宣告正式解除社区矫正。这是江苏省首批重新回归社会的社区矫正管理对象。
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犯罪服刑总是和“坐大牢”、“蹲监狱”等字眼分不开的。与在监狱服刑的方式相比，社区矫正可以说是一项重大变革。实际上，社区矫正早已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一些国家实行社区矫正的比例甚至超过了70％。而在我国，对某些特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也还只是近年来的事。
依法教育和改造罪犯是全社会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明确规定：教育改造罪犯应采取“狱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社会各界人士及罪犯亲属应当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因此，作为特殊教育改造方式的社区矫正，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实行社区矫正，又能够充分调动起罪犯家人、亲友及全社会共同参与改造工作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现代法制社会要求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社区矫正正是司法人性化的体现。尊重罪犯的基本权利，实际上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敬重。实践证明，对于一些未成年罪犯、初犯以及非攻击性罪犯等，实行社区矫正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惩戒和改造效果。此外，社区矫正还能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而且更容易矫正罪犯的心理，促使其更为顺利地回归社会。因此，社区矫正应当得到推广。
有关媒体披露，北京市将全面展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没有高墙和铁丝网的环境中改造的服刑对象将达3000人。显而易见，社区矫正已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而这也表明，我们国家正在向更全面更完备的现代法制社会迈进。
(詹家荣 大江网-江西日报)

故宫设立“缓冲区”传递的信号


2004年07月08日 05:31深圳商报


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近日通过决议，在故宫周边设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缓冲区”。关于缓冲区的范围及具体保护规定，将于明年2月前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尽管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时间比较早，当时对设立缓冲区还没有明确要求，但故宫作为最杰出的世界遗产和最有价值的国家文物，对其实施全方位的积极有效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在文化遗产周边划定“缓冲区”，以保持其周围原有的历史环境，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报项目的要求。因为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两个要求中，“缓冲区”是其完整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的故宫，其保护范围当然不仅仅限于围墙里面的建筑物，还应当包括其赖以存在的周边环境。试想，如果故宫的周围都是一些与古都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即使围墙里面的建筑物保存得再好，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整体形象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故宫周边设立保护“缓冲区”，也是与我国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精神相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际上就是指文物周边区域内的历史风貌和环境，要设立“缓冲区”的，也正是这些地方。

长期以来，中央和各地都拨出了巨额资金，积极保护和修复了大批文物古建，各地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很多地方由于观念上的误区，往往只注重对文物本身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得一些遗憾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些文物古迹被过度进行旅游开发，某地甚至在世界遗产上修建了“观光天梯”，却不以为是对世界遗产环境的破坏。而要恢复这些地方的原有风貌，往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前一阵子，社会上有我国五处世界遗产被世遗大会“亮黄牌”的传闻，传闻后来虽被证实为不确消息，却也从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国家的部分世界遗产因为保护不力而就被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清除。尽管世界遗产可以为我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但如果对这些世界遗产的经济价值过分进行“挖掘”，只能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在故宫周边设立“缓冲区”的决议给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现在是对世界遗产不遗余力进行保护的时候了。


作者: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