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文革50週年，應該盤點一下文革更改的區劃、地名 [复制链接]

文革50週年，應該盤點一下文革更改的區劃、地名。有些只是暫時改名，有些就留下來了。

我先舉大的，詳細的給諸君彙整
內蒙古自治區，拆分為小內蒙，文革後恢復
北京和許多城市的路名、區名，該詳細整理，多於文革後恢復
前進、東方紅車站，保留至今

青岛市的红岛，原名阴岛，因在胶州湾北岸，北侧水道以南得名。
1966年因名称附会反动意义(阴暗之岛)更名红岛。
1981年，青岛市要将文革地名改回时，崂山县以红岛含义好为由上书要求保留红岛地名，于是红岛一名延续至今，青岛市内位于海洋大学旁边的阴岛路也随之更名为红岛路。

村一级的在原胶南现黄岛区保留不少，仅举一例：
黄岛区镇村公交736路站名：理务关换乘站、新小庄、洼里、黄泥崖、潘庄、卫东、前王、后王、和平、向阳、团结、新建、胜利、红旗、理务关北站、桃理街、理务关换乘站。

卫东、和平、向阳、团结、新建、胜利、红旗等村均为1971年异地立村命名。

杭州的笕桥、彭埠，当年叫东风、大农。

杭州
文一路-学工路
文二路-学农路
文三路-学军路
教工路-学文路

延龄路-延安路（未改回）
武林路、湖墅路-长征路
孩儿巷-枪杆巷
平海路-工人路
机场路-红卫兵路
河坊街-勤俭路
庆春路-青春路
刀茅巷-光芒巷

举一个微小的栗子，谈一点人生经验


本人老家所在的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名叫贺村，文革时改名忠心，文革后恢复原名。

1990年代中期，因人口增多，原村民组一分为二，新设立的村民组便取名忠心，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保留。

轉貼：

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2014年09月09日14:50   新浪历史   作者：陈徒手   我有话说(4人参与)



　　一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二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三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 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四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9-09/145099734.shtml

wiki 文革改名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女生、高幹子女宋彬彬（宋任窮之女）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詢問宋的名字，宋回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後，毛說「要武嘛」。[1]這一情節被新華社以新聞稿方式報導。[2]宋彬彬將名字改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8月24日毛澤東為北京大學新校刊題寫「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報》譽為「破舊立新的動員令，興無滅資的號召書」。

於是在中國興起一股改名風，也就是文革改名風。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為自己改了個更革命的名字，如向東、衛彪、立新、志紅、永革、興無等。單位、街道、商店、公社也爭相改名，北京的長安街改成了「東方紅大街」，外國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蚨祥綢布莊改成了「立新綢布店」，四川飯店改成了「工農食堂」，北京協和醫院改成了「反帝醫院」，榮寶齋改成了「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頤和園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園」，天橋劇場改成了「紅衛兵劇場」。在上海，《新民晚報》改成了《上海晚報》，大世界遊樂場改成了「東方紅劇場」，上海江南雜技團改成了「工農兵文工團」，豫園改成了「紅園」。而天津勸業場改成了「人民商場」，廣州《羊城晚報》改成了《紅衛報》，西藏歷世達賴居住地羅布林卡改成了「人民公園」……

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2007-06-09 16:05:03　 　原创　 　作者：李炳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文试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中，选择乱改地名这一流毒全国的事件的基本过程作简要的叙述，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后果以及应汲取的历史教训给予剖析。

一、起源

在“文革”中更改地名是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紧密相连的。而“破四旧、立四新”在“文革”初期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五•一六通知》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立，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在这里，《通知》割裂了“破”与“立”的辨证关系，混淆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主张以“破”代“立”。继《五•一六通知》之后，在《十六条》的第一条中对破与立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具体阐发。“资产阶级虽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问题，这种界线不清，用词模糊的概念，为后来红卫兵走上街头乱冲、乱砸、乱改地名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作了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声称代表党中央、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二、北京红卫兵率先“大破四旧”，乱改地名

从8月19日起，首先发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张贴出题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而大批红卫兵涌向街头，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这一极端目的为口号，开始了“破四旧”的灾难性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地名。他们极端地认为，地名都是过去命名的，都是旧的，都在“破旧”之列，因而随意地大肆更改地名，以非常“革命”的名词取而代之，提出了“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口号。更改地名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城镇街巷名称、商店名称，以至工厂、学校、医院、科研单位等。这些红卫兵唱着“革命造反歌”，蜂拥各主要街道。长安街上，一张书写着“东方红大街”的字纸贴在了街牌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西路”，越南驻华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街改成“人民路”，景山东路改为“代代红路”，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以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等烈士的英名命名的街路名也被改掉。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给当时街路名称的使用和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红卫兵横扫“四旧”，大改街路名的同时，大肆地横扫了商业服务单位名称，除了按城市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的以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看作“四旧”，牌匾则被统统砸烂，八月十九日一大群中学红卫兵冲进了座落在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把挂在门口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招牌砸烂，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木牌。他们搜遍了各个角落，把原来店里保存多年的名人字画全部摘下，一把火烧毁。8月21日，时值星期天，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人山人海，一大批红卫兵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部分职工，把连夜赶制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王府井”三个字的位置上。座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商场”，位于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被改成“立新绸布店”，徐顺昌服装店改成了“东风服装店”。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一个专门经营艺术珍品的文化商店，国内外驰名。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到后，将事先写好的横幅“中国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遮盖住原来的字号，并在店门两侧贴上一幅革命对联“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砸烂旧”。
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协和医院为全国著名医院，它是由美国洛氏基金会于1921年创立的私立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解放后，于1957年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在医疗水平和设备方面都是第一流的。红卫兵来到这里后，首先在大门上贴上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标语，然后摘下协和医院的牌子，在门框上方贴上了大字横幅，上面书写着“反帝医院”四个大字。几乎同时，著名的“同仁医院”被改成了“工农兵医院”，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许多学校和科研单位也相继改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改称“红卫兵战校”，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修路中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
自8月19日开始的北京红卫兵大规模的乱改地名，到8月29日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在8月21日，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张小洪第一个提出要将该校所在的东城区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原因是这条街上驻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他们错误地认为“扬威”字是为“苏联修正主义者扬威”。如果追溯这条街名的历史，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此街原名羊尾巴路，因街道较为弯曲，形同羊尾巴而得名，后来北京市委经过研究，认为“羊尾巴”三字不雅，因而改名为“扬威路”，这条街名的更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含义好，又与原来的名称谐音，可以在读音上与原来的地名有些联系，有利于新地名的传播，尽快地得到社会的公认。红卫兵们完全歪曲了这条街本来的含义。为了大造“革命”声势，和表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彻底，他们上下左右串联，不惜兴师动众，举行了更改该街名的特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示威活动。8月20日红卫兵们在街头贴出了要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大字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四处串联，要召开一个反修路命名大会，竟有上千个单位报名参加。经过几天的筹备，临时搭起了主席台，还用红油漆在街名牌上写了“反修路”三个字。8月29日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命名大会（红卫兵们自称有一百零一万人参加），后会几十万红卫兵和来自工厂、机关、近郊农村的造反派们列队游行示威。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从“反修路”和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通过。几十万人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全部通过。

三、横扫“四旧”全国遭殃

在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乱改地名的高潮中，被林彪、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人民日报》推波助澜，8月23日以《好得很》为标题发表的社论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而代之以“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文章宣扬说：“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同一版上还有另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当天全国各大报还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这样一来，把“大破四旧”和乱改地名推向了全国。身居要位的林彪多次利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机，对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大加赞扬，如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讲话时说：“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并且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赞扬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9月15日他又说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你们做得好。”身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九月八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代表时则表示：“我很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毛泽东从8月18日至11月25日，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1300多万人。这些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串联“点火”。自此，“文化大革命”做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商业、文化中心，人口密集，街巷纵横。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下，最先遭到横扫的是商店名。8月23日，在商业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上，聚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他们将各店铺的厨窗用大字报封住，纷纷开始了更名活动。除了按地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外，其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当成“四旧”，其牌匾统统砸烂，一律改成“工农兵”、“东方红”、“红旗”等所谓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和新招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被改名，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的招牌拉了下来。据统计，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下属公司的零售商店3700多家，更名和改换招牌的多达3000多家。后来甚至把上海市也改名为上海公社。
天津的“破四旧”、改地名也是于8月23日开始的，中原公司改成了“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具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为“四新纱厂”，宁园改为“二七公园”。几天之间，全市数以千计的商店，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商店名称。
哈尔滨，秋林公司改为“红卫商场”，亚细亚电影院改名为“护东电影院”。外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改成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有几条小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是得名于孔子所推崇的五义：仁、义、礼、智、信，在红卫兵看来，更是封建糟粕，分别改成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光华街。
在杭州，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剧院、路以及苏堤都被改名，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店”更名为“杭州剪刀店”。沈阳市把铁西、和平、皇姑、大东、沈河、苏家屯、新城子、东陵、于洪、辉山、祝家屯等十一个市辖区全部改名，分别为红工、红旗、红卫、卫东、红星、八一、永红、东风、向阳、红山、红峰。
济南市所辖的四个区也全部改名，将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个区分别改成红卫、红旗、向阳、东风。历下区所辖的八个街道办事处全部更名，其中有三个都改称“红卫街道办事处”。街路名称多数被随意更改，“红卫、卫东、东风、向阳、革命、立新”等名称到处都是。全市最大的商场——大观园商场改成“东方红商场”，瑞蚨祥绸布店改成“东方红绸布店”，瑞昌照相馆改成“人民摄影部”山东大学改成“鲁迅大学”，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中苏友好电影院改为“反修电影院”。
在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南京、福州、长春、南宁、贵阳、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无一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改地名的冲击。城市名、市辖区名、街道办事处名、街巷名、商品名、企事业单位名等，都被“革命化”了。
在广大农村也被波及，人民公社名称也有相当一部分改用了“革命化”的名词，如东风、红旗、红星、红卫、东方红、跃进、前进、胜利、四新等。在全国五万多个公社中，改名者最高时达20-30%。大量的自然村也被改为：“红卫”、“革命”、“文革”、“东方红”等，有的直接改生产大队名字为“造反生产大队”。
地名的“大革命”，带来了地名的大混乱。一则地名改动幅度太大；再则重名太多，反来复去，非常革命的名词就只有那么多；三则全部都是随意更改，从未经过哪个部门批准。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更是苦不堪言，在乱改地名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大批邮件无法投寄。辽宁省由于“文革”中乱改地名，一度使邮局30-40%的邮件包裹无法投递，造成十分严重的积压、丢失和失密。据公安部门反映，由于地名混乱，有的找不到案犯作案的准确地点，贻误了破案时间。福建有关部门反映，因地名混乱影响了部队指挥和抢险救灾工作。企事业单位名称的更改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抚顺西露天矿改名为“红卫露天矿”、龙凤矿改成“红旗矿”，老虎台矿改成“红星矿”，山东的羊角沟盐场改成了“东风盐场”。上述企业都承担了大量出口任务，一经改名后，外商拒收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不少传统的商号，素负盛名，历史悠久，一旦改名后，在商品销售方面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重名太多，致使工商业部门的经营活动遭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1966年全国日用品类的社会商品销售额比1965年减少1.2亿元，这与乱改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文革”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只有在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安定的政治形势下，才能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才能避免随心所欲乱改地名，造成地名混乱的现象重新发生。
2．健全法制是加强地名管理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力，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期间的乱改地名，是无视法制，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典型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和健全地名管理体制；制定和颁布有关地名法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从而避免在地名命名、更名方面的随意性和非法性。
3．必须坚持地名命名、更名的科学性。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地名在消亡，有些地名则需更改，但决不能随意地更改，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县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虽然更改较多，但是各代的变动，一般只有1-2%，至多不超过3%。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一次地名命名、更名方面大的失误，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期（公元9-23年）他为了标榜新政而随心所欲地大肆更改地名。郡国改名者75个，占全国郡国总数的73%，县、道、候国改名者730个，占46%甚“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片混乱，以至他任命的地方官都找不到任所，但是如果将王莽与“文化大革命”时改地名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地名的命名、更名要受到地名的特性以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人民群众习惯的制约而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地进行调整。需要命名、更名时，要根据地名命名、更名原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任何不遵循科学规律，肆意乱改地名的作法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和历史的惩罚。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4期）

“文化大革命”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作者：李炳印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本文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改地名这一流毒全国的事件作简要的叙述，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后果以及应汲取的历史教训给予剖析。

一、起源
在“文革”中更改地名是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紧密相连的。而“破四旧、立四新”在“文革”初期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五•一六通知》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立，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在这里，《通知》割裂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混淆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主张以“破”代“立”。继《五•一六通知》之后，在《十六条》的第一条中对破与立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具体阐发。“资产阶级虽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问题，这种界线不清，用词模糊的概念，为后来红卫兵走上街头乱冲、乱砸、乱改地名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作了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声称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二、北京红卫兵率先“大破四旧”，乱改地名
从8月19日起，首先发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张贴出题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而大批红卫兵涌向街头，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这一极端目的为口号，开始了“破四旧”的灾难性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地名。他们极端地认为，地名都是过去命名的，都是旧的，都在“破旧”之列，因而随意地大肆更改地名，以非常“革命”的名词取而代之，提出了“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口号。更改地名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城镇街巷名称、商店名称，以至工厂、学校、医院、科研单位等。这些红卫兵唱着“革命造反歌”，蜂拥至各主要街道。东长安街上，一张书写着“东方红大街”的字纸贴在了街牌上，而西长安街则改称“毛泽东大道”。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西路”，越南驻华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历史悠久的王府井大街改成“人民路”，景山东路改为“代代红路”，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以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等烈士的英名命名的街路名也被改掉。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给当时街路名称的使用和各项工作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红卫兵横扫“四旧”，大改街路名的同时，大肆地横扫了商业服务单位名称，除了按城市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的以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看作“四旧”，牌匾则被统统砸烂，8月19日，一大群中学红卫兵冲进了座落在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把挂在门口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招牌砸烂，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木牌。他们搜遍了各个角落，把原来店里保存多年的名人字画全部摘下，一把火烧毁。8月21日，时值星期天，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人山人海，一大批红卫兵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部分职工，把连夜赶制的“北京市”三个大字固定在原来“王府井”三个字的位置上。座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商场”，位于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被改成“立新绸布店”，徐顺昌服装店改成了“东风服装店”。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一个专门经营艺术珍品的文化商店，国内外驰名。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到后，将事先写好的横幅“中国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遮盖住原来的字号，并在店门两侧贴上一幅革命对联“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砸烂旧”。
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协和医院为全国著名医院，它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创立的私立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解放后，于1957年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在医疗水平和设备方面都是第一流的。红卫兵来到这里后，首先在大门上贴上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标语，然后摘下协和医院的牌子，在门框上方贴上了大字横幅，上面书写着“反帝医院”四个大字。几乎同时，著名的“同仁医院”被改成了“工农兵医院”，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许多学校和科研单位也相继改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改称“红卫兵战校”，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修路中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
自8月19日开始的北京红卫兵大规模的乱改地名，到8月29日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在8月21日，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张小洪第一个提出要将该校所在的东城区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原因是这条街上驻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他们错误地认为“扬威”字是为 “苏联修正主义者扬威”。如果追溯这条街名的历史，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此街原名羊尾巴路，因街道较为弯曲，形同羊尾巴而得名，后来北京市委经过研究，认为“羊尾巴”三字不雅，因而改名为“扬威路”。这条街名的更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含义好，又与原来的名称谐音，可以在读音上与原来的地名有些联系，有利于新地名的传播，尽快地得到社会的公认。红卫兵们完全歪曲了这条街本来的含义。为了大造“革命”声势，和表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彻底，他们上下左右串联，不惜兴师动众，举行了更改该街名的特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示威活动。8月20日红卫兵们在街头贴出了要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大字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四处串联，要召开一个“反修路命名大会”，竟有上千个单位报名参加。经过几天的筹备，临时搭起了主席台，还用红油漆在街名牌上写了“反修路”三个字。8月29日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命名大会（红卫兵们自称有一百零一万人参加），会后几十万红卫兵和来自工厂、机关、近郊农村的造反派们列队游行示威。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从“反修路”和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通过。几十万人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全部通过。
三、横扫“四旧”全国地名遭殃
在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乱改地名的高潮中，被林彪、“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人民日报》推波助澜，8月23日以《好得很》为标题发表的社论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而应代之以“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文章宣扬说：“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同一版上还有另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当天全国各大报还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这样一来，把“大破四旧”和乱改地名推向了全国。身居要位的林彪多次利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机，对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大加赞扬，如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讲话时说：“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并且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赞扬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9月15日他又说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你们做得好”。身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代表时则表示：“我很赞成北京的红卫兵去破四旧。”毛泽东从8月18日至11月25日，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数达1300多万人。这些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串联“点火”。自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商业、文化中心，人口密集，街巷纵横。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下，最先遭到横扫的是商店名。8月23日，在商业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上，聚集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他们将各店铺的橱窗用大字报封住，纷纷开始了更名活动。除了按地名，顺序号和经营专业命名外，其他所有商店名称都被当成“四旧”，其牌匾统统砸烂，一律改成“工农兵”、“东方红”、“红旗”等所谓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和新招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被改名，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的招牌被拉了下来。据统计，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下属公司的零售商店3700多家，更名和改换招牌的多达3000多家。后来甚至把上海市也改名为上海公社，据说是学习巴黎公社的名称。
天津的“破四旧”、改地名也是于8月23日开始的，中原公司被改成了“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具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北洋纱厂改为“四新纱厂”，宁园改为“二七公园”。几天之间，全市数以千计的商店，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商店名称。
哈尔滨，秋林公司改为“红卫商场”，亚细亚电影院改名为“护东电影院”。外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改成革命一道街至十二道街。有几条小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是得名于孔子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在红卫兵看来，更是封建糟粕，分别改成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光华街。
在杭州，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剧院、路以及苏堤都被改名，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店”更名为“杭州剪刀店”。沈阳市把铁西、和平、皇姑、大东、沈河、苏家屯、新城子、东陵、于洪、辉山、祝家屯等十一个市辖区全部改名，分别为红工、红旗、红卫、卫东、红星、八一、永红、东风、向阳、红山、红峰。
济南市所辖的四个区也全部改名，将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四个区分别改成红卫、红旗、向阳、东风。历下区所辖的八个街道办事处全部更名，其中有三个都改称“红卫街道办事处”。街路名称多数被随意更改，“红卫、卫东、东风、向阳、革命、立新”等名称到处都是。全市最大的商场——大观园商场改成“东方红商场”，瑞蚨祥绸布店改成“东方红绸布店”，瑞昌照相馆改成“人民摄影部”，山东大学改成“鲁迅大学”，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中苏友好电影院改为“反修电影院”。
在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南京、福州、长春、南宁、贵阳、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无一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改地名的冲击。城市名、市辖区名、街道办事处名、街巷名、商品名、企事业单位名等，都被“革命化”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殃及山东大学校园，全校机构随之瘫痪。1967年后，校内山头林立，学校的一派组织夺权后，把校名改为“鲁迅大学”，直到1970年才又恢复了山东大学校名。左图为“鲁迅大学”革委会成立及庆祝大会照片；右图为“鲁迅大学”文革互通情报函件。
在广大农村也被波及，人民公社名称也有相当一部分改用了“革命化”的名词，如东风、红旗、红星、红卫、东方红、跃进、前进、胜利、四新等，有的直接改称共产主义公社。在全国五万多个公社中，改名者最高时达20-30%。大量的自然村也被改为“红卫”、“革命”、“文革”、“东方红”等，山东有个地方将所在村庄改为“革命村”，而生产大队则称作“造反生产大队”。
地名的“大革命”，带来了地名的大混乱。一则地名改动幅度太大；再则重名太多，反来复去，“非常革命”的名词就只有那么几个；三则全部都是随意更改，从未经过哪个部门批准。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更是苦不堪言，在乱改地名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大批邮件无法投寄。辽宁省由于“文革”中乱改地名，一度使邮局30-40%的邮件包裹无法投递，造成十分严重的积压、丢失和失密。据公安部门反映，由于地名混乱，有的找不到案犯作案的准确地点，贻误了破案时间。福建有关部门反映，因地名混乱影响了部队指挥和抢险救灾工作。企事业单位名称的更改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抚顺西露天矿改名为“红卫露天矿”、龙凤矿改成“红旗矿”，老虎台矿改成“红星矿”，山东的羊角沟盐场改成了“东风盐场”。上述企业都承担了大量出口任务，一经改名后，外商拒收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我国的声誉。不少传统的商号，素负盛名，历史悠久，一旦改名后，在商品销售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重名太多，致使工商业部门的经营活动遭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1966年全国日用品类的社会商品销售额比1965年减少1.2亿元，这与乱改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四、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文革”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只有在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安定的政治形势下，才能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才能避免随心所欲乱改地名，造成地名混乱的现象重新发生。其实在“文革”前，我国的政治体制经过十七年的运作，仍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尤其在决策方面依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不科学的问题。但是毕竟就全国而论，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安定的。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务院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地名管理方面的法规，对推进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革”到来后，政治动乱的冲击，显现出我们的脆弱的政治体制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从而导致了“地名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2．健全法制是加强地名管理的根本保证，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力，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期间的乱改地名，是无视法制，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典型表现。因此，必须建立和健全地名管理体制；制定和颁布有关地名法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办理。从而避免在地名命名、更名方面的随意性和非法性。
3．必须坚持地名命名、更名的科学性。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地名在消亡，有些地名则需更改，但决不能随意地更改，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县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虽然更改较多，但是各代的变动，一般只有1-2%，至多不超过3%。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一次地名命名、更名方面大的失误，西汉末年王莽篡政时期（公元9-23年）他为了标榜新政而随心所欲地大肆更改地名。郡国改名者75个，占全国郡国总数的73%；县、道、候国改名者730个，占46%，甚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片混乱，以至他任命的地方官都找不到任所，但是如果将王莽与“文化大革命”时改地名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因为王莽所改的地名主要是行政区域名称，其他类别的地名基本没有。而“文革”改地名却是涉及到了各种类别的地名，更改地名种类之多，数量之巨是前所未有，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和损失也是空前的。地名的命名、更名要受到地名的特性以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人民群众习惯的制约而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地进行调整。需要命名、更名时，要根据地名命名、更名原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任何不遵循科学规律，肆意乱改地名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和历史的惩罚。
（责任编辑：王梁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文革时期北京改地名


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

一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二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三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 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四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http://www.weilishi.org/18907.html

《方舆》14期：文革红色地名汇编

文革红色地名汇编
超巨星

1966年文革开始，"左"风大盛，部分地区便出现更改地名以迎合"革命"势头的举动。次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在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交谈时，说她的名字不好，"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当即宣布改名为"宋要武"。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透露了此事，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改名狂潮，许多地名（包括政区名、街路名、厂矿名、单位名、建筑物名等）也纷纷更改，有的是革委会主动更改的，有的是被革命小将强制换牌的。这种自发的、事实上的改名行为，大都没有经过上级机关的批准或备案，几年后，大多数地名相继恢复了原名。文革改名之事在官方的区划志书和地名工具书中很少收录，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文革回忆录发现零星描述。
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前后更改的县（区）以上"红色"地名一览：
•一、             河北省
1. 天津市[1]
1966年8～9月，各区（未经批准）纷纷自行改名：和平区更名为斗争区，河北区更名为卫东区，河东区更名为东风区，河西区更名为红旗区，南开区更名为东方红区，红桥区更名为红卫区。
1968年1月，天津市革委会发文予以纠正。
2.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1955年，石家庄市第一区更名为新华区。同年，撤销新华区，设置桥西区。
1968年，长安区更名为东方红区，1969年，撤销桥西区，分设红卫区、新华区。
1980年，红卫区更名为桥西区（新华区保留），东方红区复名长安区。
•二、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1967年，玉泉区更名为向阳区，新城区更名为东风区，回民区更名为红旗区。
1978年，红旗区复名回民区。
1979年，东风区复名新城区。
1980年，向阳区复名玉泉区。
•三、             辽宁省
1. 沈阳市
1966年9月，各区（未经批准）纷纷改名：皇姑区更名为红卫区，铁西区更名为红工区，和平区更名为红旗区，沈河区更名为红星区，大东区更名为卫东区，东陵区更名为东风区，苏家屯区更名为八一区，新城子区更名为永红区，于洪区更名为向阳区，辉山区更名为红山区，祝家屯区更名为红峰区。
1968年5月，各区恢复原名（同年撤销辉山、祝家屯两个区）。
2. 辽阳市
1966年9月，各区纷纷改名：白塔区更名为红卫区，文圣区更名为文革区，兰家区更名为卫东区，沙岭区更名为向阳区，灯塔区因本身即具红色意味，名称不变。
1969年9月，各区恢复原名。
3. 本溪市
1968年，彩屯区更名为立新区。
1984年，立新区更名为明山区。
4. 丹东市
文革期间，元宝区更名为红卫区。
文革结束后，红卫区复名元宝区。
5. 营口市
1957年，设立建设区、繁荣区、工农区。
1958年，建设区更名为站前区，繁荣区更名为西市区，工农区更名为新华区（1963年撤销）。
•四、             黑龙江省
1. 伊春市
1960年，设立五星区、东风区、红星区等区。1962年，撤销东风区、红星等区，调整五星区。1963年，撤销五星区。1964年，伊春市改设伊春特区(1967年恢复伊春市)，恢复设立东风区、红星区等区。
1983年，东风区更名为汤旺河区。红星区保留至今。
2. 鹤岗市
1966年，西山区更名为向阳区，新街基区更名为工农区，南山区更名为东风区，兴山区更名为红卫区，兴安区更名为红旗区，大陆区更名为跃进区，东山区更名为群力区，新一区更名为反修区。
1980年，撤销东风区、跃进区，合并设立南山区；撤销群力区、反修区，合并设立东山区；红卫区复名兴山区；红旗区复名兴安区；保留向阳区、工农区。
3. 哈尔滨市
1967年，平房区更名为新曙区。
1972年，新曙区复名平房区。
4. 佳木斯市
1968年，长安区更名为向阳区，三合区更名为永红区，和平区更名为前进区，佳东区更名为东风区。
文革结束后，佳木斯市佳木斯市向阳区、前进区、东风区各区区名沿用保留。
2006年，撤销永红区，并入郊区。
5. 牡丹江市
1970年，东安区更名为东风区，西安区更名为先锋区。
1980年，各区恢复原名。
•五、             上海市
1966年8月，各区（未经批准）纷纷改名：静安区更名为延安区（复改红卫区），徐汇区更名为群英区（复改前卫区），长宁区更名为战斗区（复改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更名为普红区（复改工人区），卢湾区、南市区更名为红卫区。
不久，各区恢复原名。
•六、             江苏省
1. 常州市
1966年，天宁区更名为东风区，广化区更名为向阳区，钟楼区更名为胜利区，戚墅堰区更名为卫东区。
1980年，各区恢复原名（1986年撤销广化区）。
2. 南京市
1967年，玄武区更名为要武区，白下区更名为朝阳区，秦淮区更名为遵义区，建邺区更名为红卫区，鼓楼区更名为延安区，下关区更名为东方红区。
1973年，各区恢复原名。
3. 徐州市
1967年，鼓楼区更名为延安区，云龙区更名为红卫区。
1975年，红卫区复名云龙区。
1979年，延安区复名鼓楼区。
4. 苏州市
1967年，平江区更名为东风区，沧浪区更名为红旗区，金阊区更名为延安区。
1980年，各区恢复原名。
5. 无锡市
1968年，崇安区更名为崇武区。
1978年，崇武区复名崇安区。
•七、             安徽省
1. 淮南市
1968年，田家庵区更名为向阳区，大通区更名为东风区，八公山区更名为红旗区，谢家集区更名为红卫区。
1972年，各区恢复原名。
2. 铜陵市
1969年，铜陵特区（1971年底改铜陵市）设立向阳区、红星区。
1980年，向阳区更名为铜官山区，红星区更名为狮子山区。
3. 马鞍山市
1975年，设立四新区。
1979年，四新区更名为金家庄区。
•八、             福建省
1. 厦门市
1966年，开元区更名为东风区，思明区更名为向阳区。
1979年，东风区复名开元区，向阳区复名思明区。
2. 福州市
1968年，鼓楼区更名为红卫区，台江区更名为赤卫区，仓山区更名为朝阳区。
1978年，红卫区复名鼓楼区，赤卫区复名台江区，朝阳区复名仓山区。
•九、             江西省
1. 南昌市
1955年，设立南昌市胜利区。
1980年，撤销胜利区。
2. 永修县
据说一度更名为永红县（待考）。
•十、             山东省
济南市
1966年，各区（未经批准）纷纷改名：市中区更名为红旗区，历下区更名为红卫区，天桥区更名为向阳区，槐荫区更名为东风区。
1973年，各区恢复原名。
•十一、      河南省
1. 新乡市
1955年，第一区更名为新华区，第二区更名为红旗区。
2003年，新华区更名为卫滨区，红旗区保留至今。
2. 焦作市
1958年城区更名为解放区。
解放区保留至今。
3. 博爱县
1966年更名为红卫县。
1967年恢复原名。
4. 郑州市
1955年，第二区更名为二七区，第三区更名为建设区。
1961年，建设区更名为中原区。二七区保留至今。
1968年，管城回族区更名为向阳回族区。
1983年，向阳回族区复名管城回族区。
1、 开封市
1968年，南关区更名为红旗区，鼓楼区更名为红光区，龙亭区更名为红星区，顺河回族区更名为红卫区。
1972年，各区恢复原名。
5. 平顶山市
1969年，平顶山特区（同年改为平顶山市）设立新华区、卫东区。
1970年，两区合并设立中心区。
1977年，撤销中心区，恢复设立文革期间（1969年）命名的新华区、卫东区。
此后，平顶山市各区名沿用未改。
•十二、      湖北省
孝感县
1966年更名为东风县。
1969年恢复原名。
•十三、      湖南省
资兴县
据说一度更名为兴无县（待考）。
•十四、      广东省
汕头市
1967年3月，汕头市同平区更名为红阳区，安平区更名为红旗区，公园区更名为红卫区。
1979年，各区恢复原名。
1991年，同平区并入升平区；2003年，升平区并入金平区。
•十五、      陕西省
西安市
1966年，新城区更名为东风区，莲湖区更名为红卫区，碑林区更名为向阳区，阎良区更名为东红区。
1972年，各区恢复原名。
•十六、      甘肃省
兰州市
1968年，城关区更名为东风区。
1973年，东风区复名城关区。

[1]天津市1966年为河北省省会，1967年1月改为直辖市。

“文革”时济南的“改名”热
作者：路熙栋　　时间：2007-5-12

　　“文革”初期，济南各中学的红卫兵走向街头，横扫“四旧”。他们到处张贴标语、传单、集会演说、发表倡议书，提出要把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老字号及娱乐场所的名称，更换为有革命意义的名字。短短几天，商店的字号、影剧院的匾牌、路巷口上的街名都当“四旧”被砸烂，一场改名热席卷济南大地。现在来看当时被改的名称，真令人哭笑不得，越是哭笑不得，越能显出当年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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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表忠心”大会

　　当时，济南市辖有四区：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区。这些区名有的缘于济南掌故，有的缘于区内的知名建筑物，有的缘于该区所处的位置和特征。应该说，这些区名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但在红卫兵看来，这几个区名全不“革命”！于是他们将市中区定名“红旗区”；历下区在红旗的边沿，理应起保卫的作用，便取名“红卫区”；天桥区在济南的北部，是葵花向阳的地方，取名“向阳区”；槐荫区位于济南西部，在当时“东风压倒西风”流行语的启发下，于是这个区改名叫“东风区”。
　　“大观园商场”中“大观园”3字，仿照了《红楼梦》里的地名，是地地道道的“封资修”黑货，理所当然要坚决取缔，于是被红卫兵改称“东方红商场”；“��字巷商场”的“��”字，与德国法西斯旗帜相似，于是改名“太阳升市场”，两个商场，一南一北，南北呼应，正好形成了“东方红，太阳升”的佳语。“中苏友好电影院”也因与苏联关系破裂而改名叫“反修电影院”；“明星电影院”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太严重，被改名为“红星电影院”；新市场内的“天庆大戏院”改名“红旗剧场”；“青龙桥剧场”改名“解放影剧院”；“大同戏园”中的“大同”二字，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嫌，于是改名“红卫剧场”；“聚丰德饭庄”改“工农兵饭店”；“瑞蚨祥布店”改“工农兵布店”；“奇美理发店”改“永红理发店”；“精益眼镜公司”改名“红星眼镜商店”；“老茂生糖果庄”改名“革新糖果门市部”；“皇宫照像馆”改名“红艺照像馆”；“铭新池澡堂”改名叫“东风池”，甚至连闻名遐尔的千佛山也难逃改名的厄运，取了个“向阳山”的名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红灿灿的一座向阳山，却展出了一个悲戚戚的收租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许多人怕别人说自己不革命，于是将爹妈给起的、本人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旧名改为有“革命色彩”的新名，以示与旧风格旧习惯的决裂。诸如“红卫、向东、向红、英姿、学军、为民、红展、党生（市里还有一位“领导”叫“ｘ造反”）等等新名，一夜之间涌进了各个派出所，使户籍警们为给更名者改动户口而忙个不停。说起这场改名运动，笔者不禁想起一桩往事：昔时单位中有人名“ｘ贵宝”，本人嫌此名太封建，铜臭气太浓，便托人给改名叫“ｘ旭东”。改名后翌日，笔者在上班路上远远看到此君，欲喊其同行，又猛然想到他已改名，便改嘴喊“旭东——”数声，谁知此人听后毫无反应，笔者加快脚步赶将过去，问他听到喊声没有？他说好像听见了，但不知是在喊他，我听后哈哈大笑道：“你不是叫这名吗？”此君一阵脸红，木然说道：“听旧名习惯了！”
　　改名这场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人们忆为一场闹剧。“文革”结束后，那些遭遇改名的老字号、老剧场、老街巷也都纷纷恢复了原名。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改名者，虽然大多改去了红色名讳，却在自己历史上留下一个“曾用名”。也罢，就让这个“曾用名”记录着那段难忘的岁月。

http://ws.jnzx.gov.cn/html/2014/wangshizhuiyi_0124/628.html

“文革”时期更改地名的趣事（重慶）

2011年09月13日 05:26 重庆晚报
1966年“文革”刚兴起时，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所谓的“四旧”。那年夏天，重庆也和全国一样，兴起了改地名的风潮。凡是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凡是有一丁点“旧”的感觉的，都要改。一时间，人们乘车坐船，都不知自己要去哪儿了。因地名改了，乘错车、坐错船的人，几乎天天都有。
那年代，“红”字最吃香，于是叫“红”的地名也最多。朝天门被改为“红港”，鹅岭被改为“红岭”，叫“红卫”、“捍红”之类的街道全市(如今的主城核心区)就有好几个。凯旋路中学是1958年才开办的，当时还没有挤进按顺序号排列的中学中。于是，他们抢先把自己命名为红岩三中。接着，又要将凯旋路改为“红岩路”。
当年改地名似乎相当容易，有人提出，组织一帮人跑到街道办事处去贴上几张大字报，最多由某个群众组织开个会，就可以出台了。于是，全市就有好几个“东风街”、“红卫路”、“大庆路”，让人摸不着头脑。据说，有个地方为了争改什么名，两派甚至还动了武。
不过，那些乱改一气的地名，大多没有坚持几天就烟消云散，再也没有踪影。到文革结束，1980年进行地名普查，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原名。不过，也有少数的坚持下来，直到如今。例如五一路，原名机房街，1937年改名民国路。“民国”这二字，在“文革”中肯定是反动的。那条街上当年有家叫“五一”的专门放映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于是更名为五一路，如今继续保留。还有八一路，原名保安路。“保安”是国民党准军事部队的名称，解放前市警察局就在这条街上，这当然要改。正好那条街上有解放军剧院，还有一家部队单位，于是更名为八一路，也保留到如今。
此外，宏声巷也是“文革”留下的“硕果”，那条巷子本来是两条小街，一名会府街，一名忠烈祠。因为那儿有市聋哑学校，“文革”中据说用针灸可以治愈聋哑，让聋子也能听见声音，于是就更名为“宏声巷”。只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被治好的聋哑人，他们是否真的听到宏声了。不过，这样一个地名，也能体现社会对聋哑人的关心，保留为好。

http://cul.dmmap.com/cul_dmwh_dimh/cul_dmwh_dimh_dmsq/20110913/00000000324d4a310132621b02a9001a.html

比起这些，湖南资兴、江西永修这两个地方文革期间居然没改过名字，才是不可思议

月珥:比起这些，湖南资兴、江西永修这两个地方文革期间居然没改过名字，才是不可思议 (2016-05-17 02:29) 

超巨星
湖南省——
资兴县：据说一度更名为兴无县（待考）

杭州文三路改为学军路，那文三路上的学军中学应该这里来的吧。

辽宁安东改丹东至今未恢复

月珥:比起这些，湖南资兴、江西永修这两个地方文革期间居然没改过名字，才是不可思议(2016-05-17 02:29)嬀/color]

河北赞皇没改名才最神奇

文革时的广州路名 饶原生 发表于 2013-7-30

文革时，广州很多路名都被改得又红又专：永汉改为北京，太平、丰宁、长庚、虎长改为人民，黄埔大道、造币左、德宣、德坭改为东风，龙津、惠福改为向阳，朝天改为朝阳，凤乐改为革新，云桂改为前进，德政改为立新，光复改为光明，长寿改为曙光，白云改为红云，文明改为延安，诗书改为红书，同福改为向群，高第改为群众。

拨乱反正后，有些改回原名，有些沿用至今。也不知不悔改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北京路，现在的知名度是由其所处商业地位而来，与名字被改无半点关系。其实之前除永汉路外，它还有过汉民路、永清街等名字。广州能保留中山路、执信路、仲恺路等民国先驱的记忆，不知何以要遗忘辛亥革命后的首位广东都督？

更令我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若论对广州的城建贡献，为什么不可以有济棠路？若就河南地的发展而言，有一条福林路并不为过。

本文来自羊城网（http://www.gznf.net），转载时请保留以下链接地址：http://www.gznf.net/thread-534248-1-1.html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
朝阳群众啊~~~

我的母校文革时被改名「红卫中学」，我读书时校名早已恢复为原名「市一中」多年了。然而父辈还是喜欢用「红中」这个旧名称，这使得我们这一辈人也都很熟悉「红中」这个别称。市里的另一所高中是「子弟中学」，简称「子中」。小时候还以为两所学校是以颜色命名的：「红中」、「紫中」。

要说中学，长沙的首屈一指，比如：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等等的呢，然后校服弄得很漂漂！再弄上学校的名称多么霸气！

自8月19日开始的北京红卫兵大规模的乱改地名，到8月29日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在8月21日，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红卫兵张小洪第一个提出要将该校所在的东城区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原因是这条街上驻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他们错误地认为“扬威”字是为“苏联修正主义者扬威”。如果追溯这条街名的历史，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此街原名羊尾巴路，因街道较为弯曲，形同羊尾巴而得名，后来北京市委经过研究，认为“羊尾巴”三字不雅，因而改名为“扬威路”，这条街名的更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好的。含义好，又与原来的名称谐音，可以在读音上与原来的地名有些联系，有利于新地名的传播，尽快地得到社会的公认。红卫兵们完全歪曲了这条街本来的含义。为了大造“革命”声势，和表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彻底，他们上下左右串联，不惜兴师动众，举行了更改该街名的特大规模的庆祝和游行示威活动。8月20日红卫兵们在街头贴出了要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大字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四处串联，要召开一个反修路命名大会，竟有上千个单位报名参加。经过几天的筹备，临时搭起了主席台，还用红油漆在街名牌上写了“反修路”三个字。8月29日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命名大会（红卫兵们自称有一百零一万人参加），后会几十万红卫兵和来自工厂、机关、近郊农村的造反派们列队游行示威。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一片吼声中，从“反修路”和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通过。几十万人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全部通过。

原来美帝还是跟小将们学来的这一招

hqq:超巨星
湖南省——
资兴县：据说一度更名为兴无县（待考） (2016-05-17 14:14) 

资兴县改为兴无县是真的，只是县政府的改名现在不容易找到确凿证据，要去当地查找下档案才行
但是资兴矿务局改名为兴无矿务局的证据很多，有徽章、标语、图片、文件等大量证据可以证实
http://fgw.hunan.gov.cn/xxgk_70899/ghjh/201512/t20151219_2026032.html

湖南省四五计划的文件里同样提到了兴无矿务局

成都的人民公园，原名少城公园

很好听的名字，结果，到现在还没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