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吗？
在所有的经济学谬论中，相信机器在总体上导致失业最为阴魂不散。这种谬论曾经被无数次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动心起念摆脱血汗蛮干时，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也不必追溯那么遥远。让我们看一下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饰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饰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饰针，要做20枚，就绝无可能了”。但是使用机器，他一天能做 4 800枚饰针。这样看来，很不幸，在亚当•斯密时代，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饰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饰针制造业的失业率就已经有了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的方方面面。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机器发明者们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最后出动了军队，并把暴动领袖们流放或绞死以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从暴动者们的角度来看，想到他们的明天乃至于更远的将来，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陈述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大多数最终都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暴动者们相信，无疑地他们中大部分持此看法，机器会不断地取代人力，他们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该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 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 400%。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科技恐惧症患者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包括首尾两年，英国商船运量增加，光是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然而，从事于这一巨大装卸工作量的人员人数，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四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不增反降。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先生暂时放下手中的笔，琢磨琢磨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以审慎地悲观态度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群自称技术统治论者的人提出的理论象森林大火一样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这些人罗列的怪诞数字，或是修正其数据而揭示实情来使读者为此疲倦发腻。读者们只需要知道技术统治论者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是老调重弹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无知地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新创的革命性的真知灼见，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论者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它反应在成百上千的工会所设计创造的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定及闲职就业的实践中，此类规定与实践之所以得到容忍乃至于赞同，是因为公众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践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 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它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在戏剧业，工会坚决要求说，即使在用不上布景的剧目中，也必须雇用布景装拆工人。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占位音乐家，或甚至整团的占位管弦乐队。
2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科技恐惧症患者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因为在经济学中，统计的与历史的东西，如果不与一种对事实作出基本推理的理解相结合的话，它们就是毫无疑义的。就本章分析的情况而言，这种结合意味着要去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它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些科技恐惧症患者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 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科技恐惧症患者们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一旦有人相信，就贻害无穷。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而言，具体情况会有不同，但我们应当采用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的范例。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用于制造男式女式大衣，所耗人力只相当于以往的一半。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上去，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就业损失。但是，机器本身需要人工去制造，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是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之一。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便不能假定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量，以工资来计算的话，恰恰等于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即省力机械采用，其带来第一波影响也很有可能是使整体就业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要机器“挣回本钱”也许要等上好几年的时间。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收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它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经济效益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它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裘，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宰割坐以待毙的对手，或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这样，又促使机制制造商增加人工。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获利不可能再如以往丰厚。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不过，由于大衣现在便宜了，更多的人会来购买。这意味着，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虽然雇佣的人工比以往更少，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更大。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针织袜业和其它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新的就业并不取决于对某种具体产品的需求弹性。假设说，即使大衣的价格下跌了几乎一半（比如说从原来的50美元降为3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将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20美元。因此，他将把这20美元用在其它的什么东西上，从而增加了其它行业的就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改进、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3
不消说，并不是一切的发明与发现都是“节省劳动”的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合成橡胶。但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所选取的，正是当代科技恐惧症患者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主张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特定行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4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5万。同样在1940年，有3.5万人受雇于电冰箱制造业，6万人在无线电制造业从业。因此，随着发明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就业增长的情形。
机器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数量的观点还有一种绝对正确性。当今（指1946年）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3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三分之二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把机器的主要功用或是成果看作是创造就业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机器的真正成果是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要让人人都有活儿干，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中，也易如反掌。全面就业（full employment）——真正的全面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全面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而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无论如何，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4
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寻求特定经济政策的续发后果，关心其在长期内对公众整体的影响。 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低估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时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革命最早期的发明之一新织袜机的应用，导致了许多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经济文章作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时后果。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坚决要求社会“关注张三”、“绝不要忘记张三”。他们接下来所做的就是眼睛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赵六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鼓吹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也许不久他就会找到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掉张三。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张三的经历几乎是所有工业和经济进步都必将带来的个人悲剧。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这里要总结的教训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