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芝麻绿豆大县，一年能省几亿元，全国加起来也省不了多少亿，反而负面问题很多。而且人口小县有可能是面积大县，在山区修路难道不费钱。
一个街道20万人管30多个社，一年花的钱难道会和一个2万人或者2000人的乡镇街道一样？即使辅警/联防队员的支出就要是多少倍吧？而且容易出事。
人口密度很高的超大乡镇街道，比如东莞和昆山，按常驻人口平均，财政支出并不低，按户籍人口更高，而且是没有全部覆盖所有民生支出（教育、医疗、养老、劳动保障和救济）的。大平原农业区的小县、小乡只要并不是地广人稀，人均支出并没有多少。您不能净捏烂柿子吧，就是把乡镇都砍掉，实际上也节约不了多少钱。而且没有乡镇一级，县局能直接和村民打交道吗？一个乡镇长能对付100位村主任吗？
比如山西小县扎堆的临汾市， 400万人口、2万平方公里，是一个较为标准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00亿，人均不足1.3万，其实并不多，而且临汾的地势也不是非常平坦。临汾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达到了200亿，实际上地方财政亏缺也没多高，但是及其不均匀，因为煤矿分布不均匀。
临汾煤炭资源实际上在山西仅仅优于运城，是倒数第二。乡宁突破了30亿，尧都区、蒲县达到了20亿，洪洞县达到了10亿，安泽县（9.95亿）和襄汾县（7.72亿）、曲沃县（6.2亿）、霍州市（6.1亿）、侯马市（5.56亿）。在5~10亿之间，翼城（4.8亿）、浮山县、永和县、吉县、隰县、汾西县、大宁县均＜5亿，除了翼城县以外，均没有什么工业，财政收入聊胜于无。
临汾市2020年7人普：尧都区 959198、洪洞县637812、襄汾县425553、霍州市272987、翼城县264181、侯马市25785、曲沃县216595、乡宁县206892、汾西县104627、浮山县98833、蒲县95679、隰县91394、吉县87374、古县79816、安泽县75574、大宁县52166、永和县49946，差异悬殊。
人口小县不一定是财政小县，乡宁是临汾财政第一县，但是人口数居中，在20万以上人口县中最末尾，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5万元。蒲县财政收入全市第三，但是10万以下的人口小县，人均突破2万，全市第一，还有人口小县安泽人均也突破了1万，全市第三。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虽然人多，但人均也很低。
侯马是面积和人口双小县，也是山西较早的县级市，虽然财政收入不到6亿，只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3，但人均支出还没有超过1万元，是否也需要合并。
2021年，临汾市下辖17个区县市仅尧都区和洪洞县2个地区的支出规模高于40亿元，分别为42.0亿元和40.5亿元；乡宁县、襄汾县和翼城县的支出规模分别为33.4亿元、26.6亿元和22.4亿元；其余12个县市支出规模均在10—20亿元。
相邻的县，原本各种条件都差不多，但是有的富得流油，有的穷的揭不开锅，其实这是制度设计不合理。小县穷并不是不能存在的理由，有的大县人均也很穷，难道也能合并吗？把两三个小县合并，把县城变成镇，其实只会更穷。因为大多数农业县，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了县城。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对因为税制原因造成的“税源与税收”相分离的一种及其合理的补救措施。
经济发达地区，税收交的多。但这些税收并不是由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而是由最终的货物消费地形成的。由于我们目前的税制因管理成本和征管手段原因，不可能完全过渡到在货物的消费地纳税，所以就造成“纳税地”并不完全是“税源地”的情况。这就是税源和税收相背离现象。
举个例子：烟厂生产的卷烟，其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也就是税收完全实现在了烟厂所在地。而实质上，这些税收最终是由全国的消费者贡献的，也就是由消费地贡献的。所以，哪里的人口多，哪里应该分得的转移支付就应该高。
山西有煤的地方财政就有钱，也主要是烧煤的企业和个人通过煤炭价格缴纳了增值税与所得所，这些都要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格里面。山西煤税中中央分成部分，又通过转移支付给山西没煤的县和乡村，如果不合理，山西挖煤的县没有意见，您老又要有何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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