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剪貼一些下屆香港特首熱門候選人梁振英有關「港深一體化」的言論和報導。
http://news.stnn.cc/editor/201008/t20100823_1400651.html梁振英谈深圳30年 24岁时给深圳当“先生”2010-08-23
星岛环球网消息：8月26日深圳特区将迎来30岁生日。30年间，深圳由一个“除小村庄和小渔村外就是荒山黄土”的地方，魔法般变成一个现代化
城市，让曾是深圳改革开放最早“思想启蒙者”之一的梁振英赞叹不已，惊呼“完全没有预想到”。
新华网报道，梁振英现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
行政会议召集人。从1979年起，作为一名专业测量师，梁振英与其他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一起，连续多年免费为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们介绍香港及西方
经济法律制度的正反两面经验，讲授专业制度和理念，并直接参与蛇口工业区和深圳的城市规划。
“今天我们这帮人开玩笑说，如果说深圳现在由于一些基本建设不足，出现包括堵车或排水问题，那可能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错。大家完全没有预想到深圳会发展得这么快。”梁振英日前在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时表示。
给深圳当“先生”时，梁振英才24岁。总结深圳3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曾经最年轻、讲课次数最多的“先生”，梁振英认为深圳之所以迅速崛起，在于能冲破各种枷锁和僵化的思想，敢问、敢想、敢学、敢做。
深圳之初体验 梁振英依然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走走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的海关口岸，只提供“朝九晚五”的通关服务。他回忆说，当时过关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
过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点
人民币，然后拿“回乡介绍书”副本到派出所盖个章。之后每天都要去派出所盖章，因为离境时边防人员将核查逗留天数与盖章的数目是否相符。返港时还需要把人民币花掉，换成东西，因为当时人民币不能换回港元，也不能带出境。
从1979年起，当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授业解惑”。
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那时候真是下了蛮大的决心，居住条件困难，而且由于
交通不方便，没法当天来回。”他说。
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华侨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或海外华侨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这种经历让他至今难忘。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的地方。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
但很快，随着蛇口工业区的成立，梁振英就改乘小汽车或面包车去蛇口讲课。不过他对进入蛇口前的那段只有路基没有路面、大雨冲刷而成的“排骨路”记忆犹新。
让梁振英等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头疼的，还有如厕问题。当时在蛇口讲课的地方附近有一间农民搭建的简易茅房，蚊蝇乱舞，几乎无从下脚。男士将就着解决，但女士就麻烦了。
梁振英回忆说，负责协调香港专家到深圳讲课的香港招商局集团情急之中从香港运来一个移动卫生间，总算解决了女士如厕的难题。
24岁的“先生” 30多年前，当中央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启动改革开放时，蛇口是“试验场”和“先行者”。而蛇口的“思想启蒙者”是来自香港的这些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
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他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
或许是这个原因，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学员们在课堂上很少跟梁振英交流，他的绝大多数提问得到的总是沉默。梁振英认为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学员们不愿意公开表态，尤其是在土地这个具有政治敏感度的问题上。
“土地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它不像开工厂、来料加工或做贸易等。很多人不想提自己的意见，也不想通过提问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此外，当时仍有学员对改革开放到底是真是假还有怀疑，并且担心卖地会不会引发政治上的后果。不过梁振英很快发现，绝大部分学员没过两年就排除了这些顾虑和障碍。
1979年初蛇口工业区成立时，梁振英给工业区技术干部讲课的“课堂”，是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工业区技术干部的第一期培训班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因为这里聚集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激荡着解放思想、敢学敢为的潮流。
这些学员特别尊重梁振英这位年轻的“先生”，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深圳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梁振英看来，学员们这种不耻下问、愿意听愿意学的精神，是深圳在30年里崛起成内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的关键因素。
“不管你是一位老先生，还是从香港来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只要你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能有好点子，甚至包括一些在内地的制度和思维范围外的东西，他们都愿意听、愿意学，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他说。
梁振英表示，很多伴着深圳走过改革开放初期一段路的香港人，无论是厂商、贸易商或专业人士，都深深体会到，深圳的改革和发展最重大的成功因素，就是敢问、敢想、敢学、敢做。
梁振英说，虽然由于自己政治理论水平低，没有学员向他问起理论上的问题，不过他能从学员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一种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的精神，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各种“主义”之争，只要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事情就大胆地做。
梁振英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他主持的一个由港深两地官员参加的规划学术会议。由于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政治环境不允许，深圳官员只能以某个学会会员的名义出席。一天半的会议，深圳的官员提问题提想法提具体建议，十分主动，他们发言的时间占了将近90％，香港官员的发言只占10％。此外，深圳的官员还购买了很多与规划有关的书籍和
地图，带回去参考。
有了这股闯劲，深圳的官员和规划者迅速克服了早期巨大的思想包袱和阻力，在内地率先完成一个个思想和政策上的跨越，比如外汇进出
管理、党和企业的关系、工会与企业的关系、土地楼房的属性等。
梁振英说，在8年的讲课时间里，前几年基本上是他介绍香港的正反两面经验，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规划已经有值得香港借鉴参考的地方。
深圳过去30年的发展让梁振英赞不绝口。他说，如果能把记录深圳过去30年从无到有的系列照片，用快镜在5分钟内播放，那一定是个振奋人心的片段。
梁振英回忆说，早期他除了当老师，还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区的
人口指标。一个成熟的特区到底需要多少人口？深圳市的官员给出了30万人的规划。他说：“我们认为，深圳当时就是几个小渔村，哪来30万人？我们有点不相信，不过还是按照30万的人口指标来规划。”然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
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梁振英感慨地说，人类
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
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
港深融合是必然 如今在港口贸易、制造业等一些领域，深圳这个“学生”已经可以与香港这位“老师”展开强有力的竞争。
梁振英认为，香港仍然有很多经验甚至包括教训，值得深圳好好学习，而深圳也有一些值得香港参考借鉴的长处。整体而言，港深之间合作机遇远远大于竞争，港深融合是必然的结果，对双方均有利，对两地的居民、工商界等都有利，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融合。
深圳1000多万人口，香港700余万，而且距离非常近，香港中环金融中心区离深圳金融中心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世界上没有另外两个大城市有这样的关系。
梁振英还表示，港深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再加上工资水平、物价水平、房价水平的差距比较大等，两地需要把这些积极因素调动好，使得这些融合可以给两地的居民和工商界带来更大的好处，未来30年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梁振英不愿意预测再过30年后的深圳，因为深圳发展得太快，这种预测要“非常大胆”。
他更愿意从香港的角度“猜一下”：再过30年，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港深之间应该可以实现持证免签证往来，香港人可能住在香港却到深圳上班，深圳人也可能住在深圳到香港上班。
“两地的人员来往，30年后应该基本能做到内地常用的一个词‘同城化’。”他说。
如今，梁振英仍时常去深圳，往返也就半天时间，不是去讲课，也不是去打理公司生意，而是去购物。因为自己喜欢园艺，他不时去深圳买点种子、肥料以及小工具等，深圳的种类比香港齐全，且价廉物美。
而在30多年前，梁振英也用没花完的人民币买点深圳的糖果带回香港，但由于内地的糖果跟港人习惯吃的糖果不一样，其结果往往是放一段时间后扔掉。
“这些细节，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却是我们的真实经历。”他说。
8年的义务讲课，不仅付出巨大的艰辛和汗水，连路费和影印资料的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要顶着很多“不理解”，甚至冒着政治上的风险，梁振英让很多人感佩不已。
不过他却说，与他的香港朋友冯国光从英国毕业后直接去北京报效祖国相比，他一年牺牲40至50天去讲课没什么大不了。
“当时最大的动力就是眼见着、伴随着深圳不断进步，这个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他说。尽管有时会碰到不合理、不如意的事情，但冷静下来想想，我们国家在不断进步，这次比上次好，今年比去年好，这就为我们完全无偿地、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作下去提供一个很大的动力。
“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自己觉得不负此生。”梁振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