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刺激，我国国民
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的部门汇集。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经济社会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但是随着生产
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资源有限、成本上升，加剧了生产过剩和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大量资金暂时退出生产领域闲置下来。急于求成的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过于扩展的货币、财政政策，也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特别是1998年以来的改革解放了大量被冻结的资金，这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笔巨额的资金却不能顺利的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出现了一种“过剩”的金融资本。这资本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的一大公理，也是市场调节的前提。由于市场有限，过量存在的剩余资本就会进入投机领域，造成房地产、金融市场的过热和泡沫经济。这是
中国房地产繁荣和2005到2007年我国股票市场大牛市的根本原因。
伴随着经济泡沫的加剧，资金使用效率在下降，这可以从近年来单位货币投入带来的GDP增长的变化规律中表现出来，M2的迅速膨胀已经说明出现了大规模的潜在的资金凝结。但是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经济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凝结现象，另一方面
人民币的流动性并没有受到损害，甚至表现了一定的超流动性？
美元无储备国际货币的地位和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具有一定的创造“需求”职能，一定程度使我国经济保持了增长，但贸易和资本“双顺差”的局面给我国增加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每年FDI和净出口合计达到几千亿美圆。外汇储备激增，而美元不能在我国境内流通，这就意味着央行必须发行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
同时，我国的外汇平衡永远叫人看不懂，近年来为赌人民币升值有大量的国际热钱通过无法监控的地下渠道进入中国大陆，这些资金也反映在银行储备上。而且即使是正规渠道进来的资金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的真实目的呢？资本项目事实上的不可兑换是阻碍国际游资炒作人民币的防火墙。为此，国际金融大鳄不得不伪装成“产业资本”通过跨国并购，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优良资产特别是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份“曲线”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和地产市场）。而且跨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其内部结算制度，实现其资本和利润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将美元资产转化为人民币资产，这也是一段时期内，即使人民币不断升值，我国出口仍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国际金融资本狂赌人民币升值这道盛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已经增加了20万亿以上人民币的供应量，而国内市场上却没有相应数量的商品与之对应，如果再乘以一个3-5的系数，结果不敢想象。
为什么市场并没有发生奔马式通货膨胀呢？因为金融市场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使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猛涨。同时带来了能源原材料领域的繁荣，大宗资源性产品乃至油田、煤矿等也统统成为了金融炒作的对象。
金融投机产生的超额利润主要三个流向，一是转化为少数人的奢侈性消费，二是继续在资本市场中炒作，当然也有一部分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的扩大再生产。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林立的高楼、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网络、
城市中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机器轰鸣的工厂和矿山、奔流不息的汽车、火车与船舶，带给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十年奇迹”。
而且只要流动性不断扩大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也会得到保障，并不断增值。近年来银行的呆坏帐比例有显著的降低，但那主要是靠做大贷款盘子取得的，新增加的贷款中主要是抵押贷款。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例：房地产开发的资金可能70%-80%都来自银行贷款，当然这些是以房地产商开发的土地以及在建住房为抵押的，房地产商以房屋销售款偿还银行贷款，而购房者的房款又有70%-80%来自各类借款与贷款，当然这也是以房屋与土地为抵押的，这样的话，一套房子就被房地产公司和购房者两次抵押给了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本质上是银行将钱从左手转移到了右手。
银行贷款或社会资金注入后，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另一部分则形成超额利润又回到银行系统中，成为了新的贷款资金的来源，表面上存贷两旺，金融事业蒸蒸日上，而实际上确实大量资金发生凝结。2005-2007年的大牛市可能透支了未来整整10年的股票市场，中国的不动产产价格已经或正在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天花板，直到被碰得头破血流。
最终将无法避免的进入一个长期下滑的通道。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繁荣的海外与国内的发动机都将关闭，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是后继乏力，不可能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了。因为这个资本市场并不能创造真实利润，只有依靠不断地泡沫化。但是借的钱总要还的，我看不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形成的债务将如何偿还。就是标兵性质的京津城际铁路在经济上也很难说是可行的，因为不算运行费收回投资的静态期限也需要15年，目前高速扩张的高速客运铁路专线网络的财物可行性远远比不上京津城际。
又一个全球经济的寒冬正在降临，但是春天还很遥远，因为我们面临的可能不是一个冬天，而是一个漫长的冰河期。没有任何防护林带可以将全球经济的寒风挡在我们的国境之外。
巨额举债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还能继续下去？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巨额债务后面到底留下了什么，是填补经常性支出的漏洞（如90年代至本世纪处的一些乡镇债务主要是拖欠工资、欠款等），还是凝结在基础设施建设里面？
如果是后者，不论怎样，这些基础设施总可以改善人民福利，而且是提前改善人民福利，如果不大举举债，政府或者10年后甚至20年后才可能有财力搞这些公共服务，我们提前10年20年享受这些公共服务有什么不好？
地方财政虽然直接住宅的投入很少，但是城市公共设施投资的规模非常大。比如北京，从7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之初，才磨磨蹭蹭的修了四环，四环还没有彻底贯通。而最近不到10年，更长的五环、六环就打通了。还有地铁，前30年只修了
一号线、二号线，而最近，差不多没两年就可以修通一条线路。其他城市也是一样。
基础设施建设是近年来新增政府债的主体，而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就可以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可以使用30年、5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不用建设新的工程，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跃进，将来在建的工程会越来越少，政府举债高峰会在5-10年结束。虽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些目前标兵性质的工程比如京津城际铁路目前看来都不是划算的。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低折旧率，即使基础设施总投入达到50亿，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每年的折旧也不会超过2-3亿，在国民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这等于将未来的国民福利尽快实现，当然这可能使政府在财政上破产。粗略估计一下，如果政府债达到30万亿的话，以20年为期，每年需要还本付息大约2-3亿，这已占到当前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这似乎不至于让国家财政破产。
当然在信用本位的货币制度下，国家信用投放没有任何硬性制约，从长期看，任何国家总会破产的，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
历史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死去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国家也是这样。
当然，只要公众对国家信用（纸币，也就是国家对公众的欠条）认可，政府即使存在流动性危机，也可以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来对冲，而不至于破产。即使日本的政府负债规模达到了GDP的200%，国家也没有破产，而且目前也看不到破产的迹象，这样算来当我国gdp达到50万亿的时候（大约2020年），国家负债达到100万亿也不至于出现大的乱子。离2020年目前还有10年时间，也就是国家还有每年接近10万亿的信用透支额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中国的国家债务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断的增加，这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信用本位制的货币制度，货币的发行几乎不需要任何准备金，等于国家对公众的负债（白条），透支的货币最终都转化为国家的负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为了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将未来的储备提前变现。债务的扩张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更大的风险不在债务本身，而在债务问题背后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很容易损害公众对国家信用的信任，从而使潜在的风险在一瞬间爆发。
人的需求不仅有衣食，还有住行，目前，国人衣食的需求已经基本满足，特别是食品需求，由于人的生理机能的限制，是一个消费弹性较低的领域，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与人的收入水平增加而一直增长下去。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城市已经基本普及，农村虽然普及程度低一些，但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低。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名义消费率持续下降、内需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经过8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消费潮，居民（除了少数农村）衣食与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消费意愿逐渐下降，以80-90年代的标准衡量，消费率自然会下降，内需自然也不旺。目前社会消费的重点是住房与公共基础设施，这就必然会伴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与信用膨胀。
不动产既有资本品又有消费品的属性。不动产与公众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投资还是消费，我认为实质上是广义的消费而不是广义的投资。
投资是增加生产资料存量，以创造出更多的新价值，而消费是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一个是价值的创造、一个是价值的实现的问题。不动产和公共基础设施显然不会创造出新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民需求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简单的衣食，而更加关注于住行，即不动产与公众基础设施。但是由于统计的问题，这部分社会需求被计入了投资而不是消费，所以我国国民经济中消费的比例由六四变成了四六，但是如果修正这部分统计消费与投资比例应该仍然为六比四。
关键的是现在的中国，不论国家还是公众，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都想把30年或50年所能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压缩到10-20年内完成，以至于中国基建规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欧美国家经过200年的积累，大规模、狂飙突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现在就是资产的折旧与更新，投资率自然会低，如果中国以欧美的投资率为标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就会大大减缓，向小脚太太走路一样，这显然不能满足国民的需求。既然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大宗资源产品，适当加快一下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何乐而不为呢？何必像小脚老太太一样蹒跚呢？
实际上，我并非非常支持所谓的扩大消费政策。事实是明白的，传统的居民消费已经基本满足（部分农村除外，所以有家电下乡政策），你如何去扩大，只有加速淘汰以旧换新，就是可以用10年、5年的东西，用了2、3年就扔掉，这明显是浪费，把耐用品变成了易耗品，实际上欧美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电器坏了，从来不修，扔掉完事，因为修理的人工投入可以比新买一台都多。
目前这种情况，强行
调整消费率就是削足适履。欧美国家之所以消费率高，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高，有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第三产业规模小，光靠吃吃喝喝是不可能达到他们那种消费率高度的。即使提高消费率提高的也只能是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名烟名酒的消费，这对国民经济是有害无益的，只会造成国民财富的外流，其实还不如把国民财富凝结在基础设施中（至于贷款能否收回是另外的事情）。
历史上，晚清时期为了解决日益庞大的对外贸易盈余问题，也曾经出台了扩大消费的政策，扩大的是什么？是鸦片。现在社会上的这种奢侈品需求，就是精神鸦片，还不如变成钢筋水泥好。
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至少需要15年，根据行业发展，可以把“98年房改”以来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2002年）：“量升价低”阶段这一阶段全国房价涨幅较小，2000-2002年三年间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2.0%。由于房改革之前累积的大量真实需求集中释放，再加上价格涨幅较小，导致该阶段市场成交量大幅增加，年均增幅20%以上。
第二阶段（2003-2007年）：“量价齐升”阶段。从2003年开始，受经济景气周期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国房屋销售持续增加，年均增幅24%左右；与此同时，全国房价也步入快速上升通道，5年期间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年均涨幅超过了7%。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由于政策层面与经济层面正反效应的叠加，这一阶段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为反复震荡，并且地区分化日渐显著。随着市场不断活跃和投机活动的增加，全国房价继续增长，但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将大部分自住改善性购房者挤出市场，加上2008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的抑制和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全国房屋成交量急剧萎缩，较2007年下降近两成，为1998年房改以来的首年下降。根据行业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房地产市场调整周期一般在3年以上，但我国从2008年开始的房市调整持续还不到1年，如果以房价环比负增长为调整标志，上轮调整仅持续了7个月时间（2008年8月到2009年2月）。进入2009年，房地产市场提前结束调整。可见，上一轮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2011至2012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一次不完整的调整。2013年以后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征。除了少部分热点地区外，大部分城市经历了2009-2011年的房价上涨后，已经进入高位盘整阶段，少数城市已经进入房价下行通道，存在着崩盘风险。
“98房改”以来，1999年至2008年的10年间，中国建了80多亿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比历史上所有城镇住宅建设面积的总和还多，2008年末，中国城镇实有住房总量124亿平方米，2008年以来，我国每年的商品房消耗面积在10亿平方米以上，新开工面积接近20亿平方米，目前在建面积达到50亿平方米，包括在建商品住宅，目前我国城镇住房潜在供应量已经接近200亿平方米，这已经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
我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很多家庭已经拥有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房，住房改革、旧城改造带来的刚性需求正在结束，如果房地产企业还习惯于过去的发展模式，大错将不远矣。以前是为全市的市民建房，现在是为少数新增城市
人口建房。
目前，我国每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在10亿平方米以上，约相当于1200-1500万套住宅，大约可以供5000万新增城市人口（按三口之家计算）居住，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根据目前的在建情况，我国商品住宅供应的峰值应该在每年15亿平方米以上），10年内城市人口将新增加5亿，20年内城市人口将新增加10亿，到2030年的时候，城市居民总数会比全国人口的峰值还多，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1995年以后中国每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500万左右，少数谷底年份只有1200万。2015年，最迟2020年，95+的小朋友将开始步入婚育年龄。2008年至2017年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婚育高峰和婴儿潮，每年新婚人数超过1000万对。丈母娘需求也铸就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房地产黄金时代。不迟于2020年我国新婚人数将会历史性的下降到800万对以下，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城里。相当于超过1000万套的市场需求，几百万户婚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历经房改、棚户区改造，中国的老市民一家可能都已经由了几套房。
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回归平淡。中国基建引擎一旦熄火，世界将为之震撼，.......
中国钢铁平衡，在平衡态钢材总保有量约95亿吨，循环周期约21年，年投入量约4.5亿吨。
详细分析见周平《关于中国钢铁总量平衡关系的探讨》（冶金信息导刊，2002年）。当时，我国钢铁年产量仅1.8亿吨（但是除中国以外，历史上国家尺度钢铁最高产量不过1.5亿吨）。周平2002年的分析中，通过系统仿真预测在2002年1.8亿吨的钢铁产量的基础上，用12年（即2014年）钢铁产量达到均衡产量4.5亿吨/a，再经过25年（2037年）达到钢材均衡保有量（95亿吨），也意味着现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而实际上2002年以后由于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规模利用海外原材料，我国钢铁产销量以每一到二年一个亿吨台阶的速度在跃升，创造了人类工业史上恐怕空前绝后的工业奇迹，在2007年我国钢材产量已经接近5亿吨，提前7年达到周平预测的均衡产量，而2007年以后钢铁产量在超均衡的基础上仍在高速发展，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钢铁产量实际上是在萎缩的。
钢铁产量超英赶美是毛泽东主席终其一生所不懈追求的梦想，主席逝世30年后，英国的钢铁产量只有中国的一个零头，河北省一个省的钢铁产量就足以把美俄德日等列强远远的甩在后头。现代工业发展的伟大成就足以告慰主席的在天之灵。目前中国钢铁产能已超过全球的40%，钢铁消费强度已超过美国峰值，接近日本的峰值。
这一切都拜在大规模资本输入情况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赐。刚刚过去的本实际最初10年，虽然问题多多，但其留下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足以使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相比都不会相形见绌。至少在钢铁产量方面，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苏联的20世纪30年代与50年代、美国一战前后与二战后以及日本的70-80年代与其相比都不值得一提。
从进入21世界至今12年里中国生产了大约40亿吨钢铁，（还不包括大量积压的约有几亿吨之巨的铁矿石），约相当于美国社会钢铁总保有量的30%-40%，接近日本的钢铁总保有量。目前我国社会钢铁总保有量已接近60亿吨，约相当于周平估计的中国社会钢铁均衡保有量的40%，按目前的态势，再有4-5年时间，也就是2015年前后中国社会钢铁保有量将达到均衡态。也就意味着，至少在钢铁需求方面，中国将提前20-25年实现现代化。
但是，实现现代化以后呢？钢铁需求将不会无限制的持续增长，而是会突然陷入低迷。因为基本建设、汽车等方面的需求将大大减少。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需求一直是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主要的支撑因素，也是日本钢铁工业在国内需求低迷而仍能居世界榜首近20年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日本钢厂还可以依靠中国需求过日子，中国国内消费一旦下降，谁能容纳如此巨大的市场供应，我们不要指望次大陆也不要指望非洲，虽然他们有25亿人。
作为最重要的金属材料，钢铁是一种长链工业，生产一吨钢材基本需要一吨煤炭。电力、冶金（主要是钢铁）、建材（硅酸盐）一直是我国能源（主要是煤炭）的主要消费部门。我国每年40亿吨的煤炭产销中，约有20亿吨用来发电，钢铁和水泥工业需要10亿吨，三者合计占到我国煤炭总消耗量的80%。而水泥需求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推动的。
因此，一旦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退潮，尤其造成的钢铁和水泥工业衰退将迅速传导到能源产业，未来我国煤炭产能过剩5-10亿吨，将不是一个过分的估计。
21世纪初我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狂飙突进，从本质上说也是加入WTO的成果之一，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充分弥补了自然资本的劣势，也使得中国重工业单兵突进的大跃进持续十年而不衰，也使得世界经济，尤其是BHPB/RT、淡水河谷和袋鼠国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疯狂。如果没有中国需求，世界能源和大宗原材料市场将早已陷入低潮，而不可能在国际金融风暴风云诡谲的局面下，仍然保持着危机前的坚挺。当然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坚挺也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避险需求，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需求。所以，中国不能乱，这不仅是中国的需求，更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要求。一旦中国需求丧失，能源、原材料包括北美大豆的价格都会变得惨不忍睹。即使最反对北京的政治家也不敢看到那种景象。
即使，中国不乱，中国的大规模基建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虽然，我们一直习惯于大干快上，包括袋鼠国也习惯了，习惯了铁矿石只涨不跌的时代。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其变化，距离中国钢铁需求饱和的时间已经没有多久了，大规模投入将会为较低水平的更新折旧所代替。2015年前后，也许就在今年，大宗资源性产品市场就将彻底逆转。我们无法相信：在大宗资源性产品市场崩溃之前，国际金融动荡可以触底反弹，大宗资源性产品泡沫将成为投机资本最后的绞肉机，通货紧缩将重新降临人间。当我们看到经济复苏的曙光的时候，XXG和BY或许也快要上中学了。我们上个十年跑得太快了，停下来歇歇也是必要的。
我也希望我也是危言耸听，正如某人所说，由于在某个煤铁复合型超重工业基地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我一直有浓郁的重工情节。但是数学是不会骗人的，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必须承认，如此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度，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基础设施不是易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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